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九节 李大钊的宗教思想

　　宗教作为一种重要而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从经济变动的角度解释了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并指出善恶根源不可解是宗教产生的原因之一。

　　李大钊在1919年12月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指出宗教的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界，或人间现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归之于神；肯定了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在社会发展中有过一定地位和作用。

　　1922年4—6月，李大钊集中地发表了《宗教妨碍进步》、《非宗教者宣言》、《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文章，对宗教进行批判。同时提出应以真理观取代宗教观。李大钊的宗教思想，对认识和理解无神论宗教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有现实意义。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社会也有基址（Basis）与上层（Uberbau）。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

　　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李大钊指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同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相适应而产生并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原始宗教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界，或人间现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归之于神”。

　　李大钊说成是原人在五个方面的消极条件，即五个“缺陷”：一是“强力的缺陷”，社会生产力低下，原人处处受到自然力的支配而不能支配自然，常感自然力的伟大，产生对自然界诸多现象的恐惧和敬畏，对自然现象产生神秘感；二是“身体的缺陷”，人体的健康，常生变动，有时忽罹疾病，原人不了解患病原因，归结于神的降灾，只能祈求神的宽恕；三是“生命的缺陷”，人生的修短无常，病痛之极，乃至于死。原人对死产生恐怖而常忧惧，宗教给死去与来世以说教；四是“品性的缺陷”，罪恶的自觉，原人时代亦既存在，关于性的关系，尤为原人所重视。只有宗教可以阐明并宽恕过错，宗教更重独身生活；五是“运命的缺陷”，人之处世，祸福无端，原人往往怀疑有神主宰，操纵人的运命，赐予人的祸福。

　　宗教产生和存在有着历史必然性。宗教是以物质为基础并随物质变动而变动的。“宗教生活一部分亦由经济生活发生者也。”“宗教、哲学都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一切宗教没有不受生产技术进步的左右的，没有不随着他变迁的。”人类社会何以发生战争？宗教把它归之于神的意旨。“古时宗教，标帜树义，亦有谐于此理者。卓拉士特教理之源，谓有善恶之神，永事战斗，逮有创造，为其结果，以启万物，恒久之局。天竺佛说，亦云三神，合为造化……各以其德，周流六虚，而成宇宙。神州哲理，阴阳蕴于太极。易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其生成创造者，亦莫非战象也。”

　　“宗教仪式，以齐一其群之精神，统驭其群之思想。而此宗教为物，亦与战争有密切之关系。”

　　“犹太教、儒教、回教、佛教、耶教等五大宗教的教义，曾与于人类进步以很深的影响，亦是不可争的事实……”

　　“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后的机械生产时代，人类脱离自然而独立，达到自营自给的经济生活，社会情形为之一变，宗教政治的势力全然扫地，经济势力异军苍头特起支配当时的社会了。”

　　宗教政治势力彻底衰弱。

　　宗教反映经济生活、适应经济生活。“政教相混，原为人类进化必经之一阶级，世界各国莫不循此轨辙，而今尚有存此遗习者也。”

　　“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故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切相依的关系。”

　　李大钊认为“精神界现象，完全是人间社会物质经济情形之反映。认社会生活是整个者，有经济生活而表现宗教种种生活”。

　　所以，他也曾这样写过“中华再造之始。吾人宜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只心”，以此为中华再造的必需。

　　宗教产生与道德说教密切相关。“道德这个东西，既是无论如何由人间现实的生活都不能说明，于是就有些人抛了地上的生活、人间的生活，逃入宗教的灵界，因为宗教是一个无知的隐遁地方。在超自然的地方，在人间现实生活以外的地方，求道德的根源，就是说，善心是神特地给人间的，恶心是由人间的肉欲生的，是由物质界生的，是由罪业生的。本来善恶根源的不可解，就是宗教发生的一个原因。”

　　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人类对于自然界或人间现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归之于神。”

　　宗教教义大多倡导博爱精神，但没有以自由和平等作为基础的博爱不是真正的博爱。诸如基督教教义中所谓“人批我左颊，我更以右颊承之”，“人夺我外衣，我更以内衣与之”，“贫贱的人有福了”，“富者之入天国，难于骆驼之度针孔”等等说教，实质上却是“容许资产阶级在现世享尽他们僭越的掠夺的幸福，而以空幻奇妙的天国慰安无产阶级在现世所受的剥削与苦痛”。

　　宗教思想与文学作品的关系

　　宗教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就如同一物的内容与形式的表里关系一样，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宗教思想需要以文学作品而实现深刻的表述，文学作品则需要借助宗教思想来丰富自己的内容。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关系表现得极为明显。殷周以来占卜神学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述的，《说文》中就有“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祀与戎是国之大事，祭祀的语词就是祭祀文学。儒家孔、孟以人学为主，没有建立宗教，但是《论语》中也提到了“天道”，而道这个概念就被道家统一抽象为神了。东汉以后，佛教输入中国，使得中国文化发生极大的变化。道教的发展，也吸取了佛教思想作为营养，创造出自己的作品。文学家自我心灵的培养，浸润于宗教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之事。文学家不一定是具有对某种宗教的坚定信仰，而对儒、释、道三教的著述则多所涉猎，自然地对其思想有所渗透，并反映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唐、宋诗人的诗作充满禅悦意味，便是实例；而其他宗教家则常运用已有的文学形式作为宣传手段。

　　蔡元培认为“以美育代宗教”，李大钊认为“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刺激感情”。“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以纯粹之美育。”

　　李大钊进一步论证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合理性，指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自然现象、人类社会都脱去神秘的暗云，赤裸裸的立在科学知识之上，见了光明。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也就发生于现代了。”

　　李大钊说：“艺术不分新旧，反有历史愈久，而愈见其好者”。

　　古人有古人的艺术，今人有今人的艺术。“古时的艺术，固不为坏，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的艺术。古人的艺术，是以古人特有的天才创造的，固有我们不能及的地方，但我们凭我们的天才创造的艺术，古人也不见得能赶上。”

　　“文化是以经济作基础”，“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等的生活。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

　　李大钊指出：“现在大家都讲新文学，都作新文学了。我要问大家：‘什么是新文学？’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造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

　　只有这样，文学与宗教才最终成为相互分离的、各有所本的不同事物。

　　非基督教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

　　宗教曾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李大钊对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起源，教义中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爱人类”的伟大精神，也曾给予了肯定：“立宪国民之仪度，当以自由、博爱、平等为持身接物之信条。此等信条人人既深，则其气质之慈祥恺梯、中正和平，必能相为感召，以成循礼守法之风习。”

　　这与陈独秀主张吸收基督教的伟大精神以塑造新国民性格的观点颇有一致之处。李大钊还指出，东方宗教处处显“寂灭之象征”，而西方宗教“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李大钊的宗教思想受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一度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体现出期待与向往。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民主的大潮，注定要对宗教迷信展开批判，无论是孔教、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均在劫难逃。接受唯物历史观的李大钊，必然站到反对宗教立场，对宗教进行彻底否定，声讨宗教的罪恶，体现了荡涤一切宗教迷信的决心。非基督教运动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现实因素，其实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

　　运动一开始，李大钊等便积极投入其中并成为运动的领导者，通过领导非基督教运动启发广大青年学生的觉悟。通过对基督教的根本教义、教理的批驳，否定宗教与道德的必然联系，批判基督教的“人格救国”论和所办社会事业所标榜的社会福利性质，对基督教的侵略性给予深刻的揭露，指出其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先锋。“在现代社会中，基督教是最发达的，有最多的信徒，最大的势力，因此应首先反对这个最有势力因而流毒最广的基督教，随着必要也要反对佛教，或发动反对儒教和道教的运动”。

　　李大钊参加非宗教大同盟的组织和活动，坚决支持非基督教运动，社会各界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非基督教运动表达态度不同，给以不同程度的默许和支持，是非基督教运动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的历史过程。

　　宗教是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在组织非宗教大同盟时，李大钊指出：“反对阻碍人类进步的所有的宗教”。“我们坚信宗教是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把所有的问题都想依赖宗教去解决，那是一种不承认科学文明的态度……我们只是依赖廉价的宗教幻想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因为宗教不能探求真理，无论什么问题最后都说成是依靠所谓神的力量或佛的力量去解决的原故。”

　　反对宗教的目的，“并不是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单单是反对阻碍人类进步的所有的宗教”，“是因为我们历来认为宗教对探求真理，亦即对人类进化上是非常有害的东西，为此我们曾利用一切机会来讲这个道理。”

　　同上。

　　非宗教大同盟的诞生是针对基督教而来的，因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延伸到了一切阻碍人类进步的宗教，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孔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任凭宗教发展，必将影响青年。“一个人生在思想感情都锢桎于古代神学的习惯的时代，要想思得个生活的新了解，那是万万不可能；青年男女，在这种教训之下，全麻痹了他们的意志，万不能发育实成。”

　　宗教如此妨碍人类进步，则非反对不可。

　　批判基督教一并批判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基督教最发达，最有势力，因而流毒最广。它的说教使人安于贫穷，它的说教维护着自能主义社会的等级制度，对待劳动人民是要使他们卑躬屈从，甘于忍受贫穷，“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看看资本主义是从何处发达起来的就可以完全明白了，资本家听了基督的‘富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还难’的说教，就真有舍弃自己钱财的吗？”

　　基督教的说教只是让人们妥协退让，安于现状，对社会进步毫无用处。“富人决不会无缘无故来施舍他人的”。因此，只有“人人都从真实的知识，揭破宗教的迷蔽，看宗教为无足轻重的时候，才有思想自由之可言”。

　　宗教使人的思想接受神的束缚。“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而自然变迁，断非神秘主宰之惠与物，亦非古昔圣哲之遗留品也。”

　　“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大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

　　何以人们不接受自然界真实本体的演化，不承认人类自己的创造，反而相信神秘的宗教呢？李大钊指出世界如此、亚洲更是如此，就是因为宗教与政治的结合，使得政教合一成为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力量。“世界一切之宗教，除多路伊德教外，罔不起源于亚洲，故在亚洲实无政治之可言，有之皆基于宗教之精神而为专制主义之神权政治也。”

　　当人的思想接受了神的束缚，便“断无思想自由存在的余地”，“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宗教影响之下，断乎不能存在。”而欲“求得真知而确信，非先从脱离宗教的范围做起不可”。“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而没有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博爱，也达不到博爱的目的。自由、平等、博爱与宗教根本是不相容的。而历史上发生过的宗教纷争，却白白地让信徒为之丧命，“婆罗门与佛教相争，则流血夷族。麻謌末二派互抗，则革命绝祀。回耶相犯，则十字军兴，劳师远伐，祸结兵连……厥后欧洲教难，棼若乱丝，分东西，分新旧，政教混淆，云翻雨覆。”

　　所有宗教都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而总是让普通的劳苦大众信徒充当牺牲者。

　　反对宗教才能思想自由坚信真理。批判宗教迷信可能一度引发信仰缺失，李大钊提出反对宗教才能实现思想自由坚信真理，为此必须号召广大青年坚信科学，反对宗教迷信。“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

　　宗教传说中“所含之真理，偏而不全，驳而不确”。“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秘的迷信的。故吾人与其信孔子，信释边，信耶稣，不如信真理。”

　　号召人们坚信真理，反对宗教迷信，李大钊指出：“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而自信者，又人生达于真理之途径也。以真理取代宗教信仰。”“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

　　李大钊的真理观，激励了同时代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反对宗教才能思想自由坚信真理的论说，即使在今天，依然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禁止信仰宗教不必要、不可能

　　尽管李大钊反对宗教的态度是如此的坚决，论说是如此具有说服力，李大钊还是清醒和理智地认识到，禁止信仰宗教不必要，也不可能，宗教信仰的历史性、广泛性、民族性、国际性，决定了它还将长期存在。

　　禁止自由信仰宗教是不必要的。任何一种学说是否与“情理”相符合，都没有禁止的必要。如果它是符合“情理”，“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它是与“情理”相违背的，就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最好的方法是“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相，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

　　李大钊指出：“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因此，禁止宗教信仰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禁止自由信仰宗教是不可能的。宗教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尚未消失，决定了宗教的存在还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企图禁止思想自由，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李大钊认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世界历史上凭借政治权力，强迫人民信仰一种宗教，或对其他教派强行施加压制，没有不失败的。人们“信仰一种宗教，乃在求一安心立命之所，出于人类精神上之自然的要求，非可以人为之力施以干涉也”。

　　禁止宗教信仰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

　　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之关系。从唯物史观应用观察社会，以为人非神造者，神是人造者。精神界现象，完全是人间社会物质经济情形之反映。由是言之，宗教生活亦是。“社会主义者反对立在旧的经济组织所建之宗教。将来新的经济组织亦许发生新宗教。但此宗教是适用于新的经济组织。”

　　李大钊从经济变动角度指出了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还是会存在的，但它必须与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宗教如果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物质经济情形相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与宗教就不是根本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