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十节 李大钊的军事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是一部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历史画卷和长篇史诗，为这部史诗谱写了生动序曲的正是李大钊；其后，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对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和实践。

　　李大钊的军事思想体系，由他对中国革命战争基本原理和原则的论说和实践活动相互有机联系而构成，是中国革命战争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早期军事活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大钊致力于中国革命军事活动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成为中国军队革命政治工作的开创者之一。

　　以暴力革命论为基础的革命战争观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并发表了多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文章，他着重指出了：革命必须经过流血的战争；帝国主义存在是战争根源；人类创造文明之努力是消弭战争的途径；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革命胜利必须经过流血的战争：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和《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根源作了深刻分析。李大钊在多次演讲中号召人们：消灭资产阶级必须起来斗争：“革命的组织，是改造的必经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

　　“惟有枪才能对付枪，惟有暴力才能打到暴力。”

　　《中共北京地委印发双十文告》，1922年10月10日。

　　“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实现社会主义“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

　　帝国主义存在是战争根源：

　　李大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和结束后，发表一系列论述文章和演讲，《战争与人口问题》、《中国的内战和工人阶级》、《中国内战和中国农民》、《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等等。他指出：“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战争与人口问题》（1917年3月）一文中，他列举了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的若干危害性。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1920年8月）中，联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种种事实，他阐述了战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在《平民主义》一文中，他指出：“战争必到资本家阶级停止存在的时候，才能绝迹。”

　　在《工人国际运动略史》一文中，他再次指出：“一切战争到资本家阶级停止存在的时候才能绝迹”。

　　李大钊的《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1926年1月），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与对外侵略扩张的因果关系，提请人们警惕帝国主义战争再次爆发的极端危险性。

　　创造文明之努力是消弭战争的途径：

　　在“二七”惨案后，李大钊发表了《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和《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两篇文章。文中阐述俄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劳工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夺取资本家手中的“工具”，把“武器授予他们（自己）”。劳工阶级“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过头来，拥护劳工的权利，攻击他们的公敌”。

　　战争带来人员伤亡，战争带来人类饥馑，战争消耗社会财富，战争引发社会问题。李大钊指出：“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以自享之物为未足，而欲强夺他人之所有，是谓之贪。不思竭自己之勤奋，求新增之创造，以为自养，徒患自然惠与之不足，是谓之惰。惟贪与惰，实为万恶之原。”

　　李大钊认为“觉醒的人心”和“创造文明的努力”是消弭战争的途径和重要因素。要提高人们对于战争危害性的认识，提高人们的文明建设水平，通过人们“创造文明之努力”，达到“消弭战争之可能”。

　　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李大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

　　李大钊痛斥“巴黎和会”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因此，五四运动是“我们应该依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强权是我们的敌，公理是我们的友”。

　　“以强权压迫公理者”，“吾人均应排斥之！”“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

　　李大钊指出：“中国的军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革命是向前发展的，要发展，首先要把军阀势力铲除干净，这是最主要的。军阀势力铲除不了，革命无法向前推进。”要“靠革命的进步军队，同军阀势力对立、斗争”。“工人阶级和那些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们，更要奋勇万倍的高扬着鲜红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

　　《李大钊对屈武的谈话》，1924年。转录自《李大钊两下开封始末》，载《河南法制报》，2008年1月22日，第15版。

　　客观而具体分析的军事方法论

　　李大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观点来分析认识战争问题的，他所主张的客观而又具体分析的军事方法论，主要内容是：知己知彼而制定取胜方针；必须着眼于发动社会全局；按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办事；一切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按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办事：

　　李大钊可能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使用“与时俱进”表述唯物历史观的第一人，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这条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主线，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李大钊。他特别强调一定要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对待军事活动尤其应该做到把握时机，探索规律，创造前景。“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

　　“要把人事看做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

　　“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

　　一切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产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必须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李大钊指出：军事活动是处于运动状态的、多变动性的过程，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天时、地利，以及武器装备和人员数量的对比，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对立双方的情况，始终坚持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积极开展斗争是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因此，李大钊特别关心和努力做到在一切军事活动中的“知己知彼”，现在收录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中的十八篇文献，全是李大钊关于时局变动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或是写给共产党中央的报告，充分证明了李大钊对把握时局动向、形势发展的重要关注，因为这是能够做到从实际出发的根本前提。

　　政治建军为首要的人民军队思想

　　人民军队思想是李大钊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把军队建设于人民的鱼水关系即政治建军坚持放在首位。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首要条件是掌握军队；军队须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竭尽全力改造国民军联军；革命军队必须建立政治工作。

　　中国革命首要条件是掌握军队：

　　李大钊十分注重发展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创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1925年秋，李大钊同志送李运昌上黄埔军校时，亲自对他说：我们党要建立革命军队，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非常需要懂军事的人。他强调提出：“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

　　李运昌：《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纪念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载《人民日报》，1989年11月2日，第6版。

　　“中国这样的国家，干革命没有军队参加不行，我们党还要建立自己的军队。”

　　李大钊还与孙中山及蒋介石磋商创办黄埔军校。

　　阎稚新：《论李大钊对我党军事思想的早期探索》，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李大钊直接领导的“张兆丰师”：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李大钊派张兆丰到国民军中工作，以便建立一支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军队。临行前，李大钊介绍张兆丰会晤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张兆丰到国民军第三军后，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举办随军干部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并先后任该军第三混成旅参谋长兼该旅第三团团长、国民军第五军第三旅旅长、第五军第三师师长。张兆丰师作为接受共产党人直接指挥的武装力量，在国民军各部队中便显出了模范带头和骨干作用，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支持。当时的汉口《国民日报》赞扬这支部队：“士兵犹能忍苦，恪守军纪风纪，不稍逾越。”“乡间农民，视军队如家人，箪食壶浆，沿途慰劳。该军整肃前进，农民均欢呼腾跃。”张兆丰曾经赠送给李大钊一支小手枪，李大钊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作应急自卫之用。

　　邓小平、史可轩共建的“许权中旅”：

　　国民联军第二军第二师，是党直接掌握的军队。师长史可轩、团长许权中、团政治处主任马济民都是共产党人。全师800人，800支枪，迫击炮12门，战斗力强，纪律好，后该师编为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发展为1000多人。许权中原是陕西靖国军初级军官，后在国民二军任营长、团长。1925年，经旅长史可轩介绍，与李大钊结识，在李大钊培养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掌握着连队官兵的“石谦旅”：

　　陕北镇守使兼陕西陆军第一师井岳秀部的石谦旅中的李象九、谢子长所负责的几个营、连，基本由党掌握。党在石谦部队中，不仅建立了军队支部，还建立了党团，发展100多官兵先后加入党组织，使石谦旅，特别是后来以李象九为营长的第三营，基本成为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后来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骨干作用。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阎揆要也被李大钊派往石谦旅，阎揆要回忆说：“他到石谦部队后，党分配他办了一个干部训练队……后来中山军事学院又派来几个人做政治工作，办俱乐部等，当时连队中都有政治课。”

　　1927年10月，由共产党人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等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

　　竭尽全力改造国民军联军：

　　为领导北方地区军事工作，李大钊把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列为重点。李大钊与冯玉祥南苑会谈。李大钊指出：“孙先生在南方，冯检阅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协力效法苏联，刷新政治，中国就有前途。”为冯玉祥指明了方向。李大钊支持冯、胡、孙德联盟及北京政变。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秘密联盟，深受李大钊的思想影响。1925年11月28日爆发的北京政变，是一次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被迫率部退守察哈尔和绥远，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派宣侠父、黄日葵、刘天章、魏野畴等180多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去帮助工作，通过举办俱乐部、图书馆、训练班、军官学校等形式，采取上课、演讲、散发传单和书报、教唱革命歌曲、表演新剧等方法，振奋官兵的革命精神，并在张家口创办了《察哈尔国民新报》，在包头创办了《西北日报》，向军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李大钊帮助冯玉祥组建国民军联军。李大钊在冯玉祥转向革命的前提下，积极为之疏通国际关系、促进苏联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援助。李大钊促成冯玉祥访问苏联，并以其战略部署推动国民军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李大钊与国民军二军军长胡景翼成功会谈，并派王若飞到国民军二军工作。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为其制订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策略，于1926年9月26日，成功地实现了五原誓师。

　　李大钊介绍干部到国民军工作。从北方派去的有方仲如、贾宗周、李世乐等15人；从莫斯科抽调的有邓希贤（小平）、李林、肖明、王炳南、潘自力、李大亲等15人；从黄埔军校抽调的有刘志丹、阎揆要、唐澍等12人；还有从上海抽调的10人。

　　李大钊派共产党人宣侠父、陶梁等人前往国民军，分头主办十个政治俱乐部。

　　刘志坚国民军联军政治部主任

　　魏野畴国民军第二、三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新国民军报》主编

　　宣侠父孙良路第三路军政治部主任

　　刘志丹马鸿逵第四路军政治部主任

　　方仲如石有三第五路军政治部主任

　　贾宗周刘郁芬部政治部主任

　　李世乐韩复榘部政治部主任

　　卢绍亭方振虎部政治部主任

　　曹力如杨虎城第十路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代理主任

　　张兆丰国民军第五军第三师师长

　　史可轩国民军中山军事学校校长

　　李林国民军中山军事学校副校长

　　邓小平国民军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

　　许权中国民军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

　　薄一波曾经指出：“冯玉祥等人的国民军，所以能从北洋军阀里分化出来，是我们党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李大钊和他领导的北方区委起了很大作用。”

　　革命军队必须建立政治工作：

　　李大钊对冯玉祥说：“你的部队要真正革命，就必须重视政治工作”。

　　赵志峰：《李大钊帮助冯玉祥西北建军》，载《团结报》，2008年11月29日。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我党在国民军工作的同志为之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这是中国革命队伍的第一份完整的军事政治工作文献。

　　李大钊开创了国民军早期的政治工作，1925年5月上旬，李大钊专程前往张家口，与冯玉祥和苏联顾问会晤，并亲自为国民军拟订了详细的政治工作计划：“预定成立十个政治俱乐部，俱乐部应该成为国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要在俱乐部周围建立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组织，在俱乐部里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小组和研究孙文主义”。

　　以军事统一战线为保证的战争路线

　　李大钊的以军事统一战线为指导的革命战争路线，主要内容是：人民解放要由人民自己完成；动员一切力量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党要抓军队更要抓军事人才；领导北方民众运动新高潮。

　　人民解放要由人民自己完成：

　　1922年11月，李大钊在《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世界的影响》演说中，强调指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壮大红军、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

　　“在南昌起义前，由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就已多次进行了组建革命武装的尝试，曾以热河为中心组建起具有3个团兵力的内蒙古特别民军，之后曾开创过300平方里的小片游击根据地。”

　　李大钊团结各种反奉军事力量，组建北方反奉军事统一战线。分别争取晋系阎锡山、河南的靳云鹗、魏益三、田维勤加入统一战线，争取英、日、法、美等国外交团对国民革命政府的支持，团结少数民族革命武装力量，从而组建起北方反奉军事统一战线。李大钊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联阎抗奉”，“合陕甘晋绥四省打成一片（不侵犯阎的地盘），自能形成一种伟大的力量。”后来阎锡山于1927年4月5日以十八个师的兵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为北伐军增加了力量。

　　动员一切力量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5年间，李大钊先后五次来到张家口，从事争取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活动、成立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主持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被选为农工兵大同盟的书记，团结西北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李大钊发动直系许权中部起义；争取四川军阀杨森响应北伐；推动豫境军人、民众联合反吴；帮助杨虎城等将领固守西安。

　　由于有了北方革命力量的大力配合，仅十余万人的国民革命军，1926年5月至9月，分别攻占通城、长沙、公安，向湖北挺进；10月，分别攻占武昌、广水、黄石港，转向河南、江西；11月，在江西战场上攻占南昌，进军福建。北伐进展顺利。

　　李大钊十分关注农民的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红枪会是一种重要的农民武装力量；无产阶级必须主动积极地加强对红枪会运动的领导。

　　党要抓军队更要抓军事人才：

　　1926年，李大钊在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军事运动工作小组。选送干部到军校学习、创办多所军事学校。李大钊多次选派人才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列宁格勒军事学院，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刘志丹、程子华、张宗逊、王一飞、周益三、李运昌等都是李大钊送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的。据统计，李大钊派去学习军事的共产党员，在1925—1926年间至少有40多人。他们包括邓小平、陈毅、徐向前、王若飞、刘志丹、王炳南、屈武、刘伯坚等。

　　以军政并用为手段的斗争策略

　　李大钊在党的建设初期，在建立北方军事统一战线工作中，提供了指导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主要内容是：军事和政治要做到两者兼施；原则坚定与策略灵活相结合；军事策动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武器援助与技术相配合。

　　军事和政治要做到两者兼施：

　　李大钊策应北伐的战略思想：“使直奉鲁张南伐不成，使北伐进展阻力减少。”组织北方反直军事统一战线，策应北伐军两湖作战。

　　1926年4月15日空前规模的南口固守战打响，8月15日结束。从而真正达到了拖住奉、直、鲁、晋军无力南下的目的，使得只有10万人的国民革命军在湖南、湖北、江西战场进展顺利。

　　南口固守战交战双方投入兵力占全国总兵力80%，双方兵力、兵器对比：

　　军别总人数（万人）师（个）旅（个）

　　机枪（挺）大炮（门）

　　奉直晋军594247946890

　　国民军221825625400

　　合计81607215711290

　　李大钊从北伐全局出发，拟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策应北伐军江西作战。认为“对孙对奉不宜同时宣战”，利用奉系内部矛盾，怂恿张宗昌“驱孙而拒杨”，使奉系内部形成了互相抗衡与制约的态势。李大钊曾请杨度做张宗昌的工作。

　　原则坚定与策略灵活相结合：

　　为策应北伐军在河南作战。1927年1月，李大钊秘密致函冯玉祥，说明奉系兵力分布，建议国民军出长安会师郑州；同时敦促阎锡山作好出兵河南的准备。阎锡山发布动员令后，即有大军出娘子关。组织河南的靳云鹗、魏益三、田维勤参加河南会战。他还发动河南工人农民武装组织响应作战。

　　军事策动与政治斗争相结合：

　　为策动郭松龄倒戈反奉，李大钊派任国祯到郭松龄部做工作。1925年吴佩孚、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张作霖请冯玉祥与之联合攻孙传芳，遭冯玉祥拒绝。张作霖反过来就派郭松龄、李景林进攻冯玉祥。在此情况下，李大钊立即派出任国桢去做郭松龄的工作。策动郭松龄“倒戈反奉”。11月22日郭松龄将所部改为“东北国民军”，通电全国声讨张作霖，直逼沈阳。

　　武器援助与技术相配合：

　　李大钊亲自来往于北京、张家口之间，积极从事会谈与联络，并安排双方在北京会谈，商定了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具体内容和措施。苏联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经费约1000万卢布。苏联提供援助情况为：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步枪38828支，日本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及药品等。1926年10月底，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10支火焰喷射器等。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掌握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共产党人之—，他在战争观、建军思想、战略战术原则等方面，超越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军事观点，他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构想、实行战略和战役的相互配合的思路等，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在军事领域的积极探索和正确的发展方向，昭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必然出现，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思想萌芽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