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六节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1924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大钊著的《史学要论》一书。李大钊开卷就提出了“什么是历史”，“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

　　李大钊“夙研史学”，在史学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他曾经先后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社会学》等课程，《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研究》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中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重要发展，开创我国现代新史学理论建设之先河。此后，李大钊先后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讲授《史学与哲学》、《历史概论》和《史学概论》，进一步丰富了史学理论。当年的讲义和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都是李大钊史学研究的科研成果，确立了李大钊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地位，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什么是“历史”

　　李大钊说：“凡一种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文学、史学都是如此”。“‘历史’二字，乃指一种科学的学科而言”。“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究竟是什么？”

　　“我们研究史学，第一先要研究的就是，什么是史？”

　　在《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史学概论》等关于史学的著述中，李大钊细致地区分了“历史”和“历史学”，“历史”和“史书”，他说：“在中国能找出许多关于史的材料来……这类的书，固然浩如烟海，但这不是史，而是供给吾人研究历史的材料。从前许多的旧历史学家，都认这是历史。其实这是研究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

　　这就区分开了“民族的经历”即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和作为历史学科和史学研究成果历史著作。因为过去理解“历史”有着“民族的经历”、“历史的书籍”、“科学的学问”等多重含义。

　　李大钊指出：“历史不是只记过去事实的记录，亦不是只记过去的政治事实的记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人类的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记过去事实的记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是记述的历史，决不是那生活的历史。”

　　“以上的话归结起来：记录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进步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死的东西。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绝不是历史。发明历史的真正意义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任务的是希罗多德，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找它的进步的真理。”

　　李大钊强调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是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

　　“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

　　“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子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为此。”

　　李大钊的科学历史观

　　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指出：“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

　　其后，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对此也有论说，在1919年的中国史学进展上，这是第一次阐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价值。

　　1923年9月，李大钊发表了《史观》：“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伞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记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

　　李大钊强调“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

　　“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

　　李大钊的历史观的主要观点是：

　　一、思想变动的原因要到经济变动中寻求。

　　1920年1月1日，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

　　二、阐述唯物史观必定重视阶级竞争学说。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写道：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

　　三、生产力非常发达是消灭阶级的手段。

　　1919年7月6日，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中就已指出：“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从来社会的历史都在阶级对立中进行。”“到了生产力非常发达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改造社会、消灭阶级的最后手段。”

　　四、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早在《民彝与政治》中李大钊就指出了“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的观点，1920年以后，李大钊的这种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发表了《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文章，对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结合现实的历史运动进行了阐述。特别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共同事业。

　　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现代历史哲学学者认为：历史哲学可以有两个分支，一个是研究历史演变的动力、过程或规律，即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哲学思考和概括，是思辨性的，可以称为：历史本体论哲学；一个是研究历史认识或历史理解的性质，即对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的哲学探索，是分析性、批判性的，可以称为：历史学的哲学。

　　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意在对唯物史观的宣传，试图说明，唯物史观的产生是西方进步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在对史学思想史的讲述中，在指导思想上对这一点是很明确的。李大钊阐述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演进，试图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由来和形成予以说明，但由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资料占有局限，在研究中必然产生认识上的局限。

　　史学思想史讲义共包括：史观（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今与古（1923年2月）；鲍丹的历史思想（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韦柯及其历史思想（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孔道西的历史思想（1923年11月）；桑西门的历史思想（1923年8月）；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附录：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12月1日）。

　　李大钊以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为专题，评介了鲍丹、鲁雷、孟德斯鸠、孔道西、孔德、圣西门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还论述了对培根、韦柯、理恺尔历史哲学思想，从而展现了近代历史哲学的风貌。李大钊在复旦大学演讲《史学与哲学》，关于历史的定义还引用了菲林特、兰普勒希特、房龙等人的观点；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涉及到培根、恩格斯、弗里曼、兰普勒希特、文德尔斑、李恺尔特、菲林特等人的史学观念。李大钊在论唯物史观时还涉及黑格尔，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

　　在论述历史哲学时，李大钊确定了关于历史哲学的定义：“把立于经济的基础上的政治、法律等社会构造纵以观之，那就是历史；所以横以观之称为社会哲学，纵以观之亦可称为历史哲学。”

　　鲍丹（今译：波丹，1530—1596）的历史思想：

　　李大钊介绍了鲍丹“在法兰西首先倡始历史哲学的研究”，他所著《国家论》、《历史方法论》，企图建立一种新的历史学说，以代替中世纪流行的观念。鲍丹指出人类的历史是有原则的，是人们可以理喻的，这就是历史的规律性及其可认识性。鲍丹的实用倾向中含有科学价值的追求；而且他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实际受益于他的法律研究。鲍丹还反对历史退步的学说，否定古代是“黄金时代”的说法，而把人类历史发展分为三大时期：东方民族占优势时期、地中海民族占优势时期、北方民族推翻罗马而在文化上为领导的时期。人类不是永远退落，而是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的渐次升高。鲍丹的历史观是对伊壁鸠鲁学派的继承和发展。鲍丹对历史过程的思考是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类境遇，避免了宿命主义。李大钊说：鲍丹力图“立一普遍的历史的新学说”，“乃是为的于其中寻求智力的受用与实际的指导、文学的与学问的资料，尤其是道德的与政治的生活的助益而已。换句话说，他们认知历史的智识，不当作科学的积极的本质，但以之为达历史本身以外某种目的的工具而已。”

　　李大钊指出“鲍氏自觉的实认史律的存在，他觉得实为律法所贯彻。”鲍氏的贡献则在于：在历史研究中将“人种的考察，地理与气候亦算在内”，并据此提出了新的历史分期说；历史观有三大特点，影响着后来历史观的发展：一是否认人类退落说；二是主张今优于古；三是地球上的人民都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虽有粗荒之嫌；而其混入占星术的议论，亦足证他没有全脱神学的影响”。因此，“研索唯物史观起源的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

　　鲁雷（LouisLeRoy）的历史思想：

　　鲁雷为古典学者，翻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甚多。著有《宇宙事物的变化》，其对于史学上的贡献，全与鲍丹相同：一、世界未曾退落；二、现代不劣于古典的古代；三、全世界的人种现在形成一个世界共和国。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的历史思想：

　　李大钊认为，“孟氏求所以说明历史者，重要的即由这些物理的影响。文明如何为外界的行动所限制，一个民族的法律和那个民族的社会的与道德的生活的成果，如何与温度、土壤及食物相关联，这于孟氏是根本的问题，他尽其全力以解决此根本问题。”

　　“历史行程，全为普通原因所决定，全为广布而永存的倾向所决定，全为广而深的潜流所决定；而为单独的事变，有限的议论，特殊的制度，任何偶然的、孤立的各个事物，所影响者，实微乎其微，只是次副的附属的程级而已。这是一个开一新纪元的原则，此原则的承认，是历史科学可能的一个根本的条件。驳拒此原则，是无异于宣告那一种科学是诞妄无稽；是认此原则，便是表明用必要的尽力，历史科学将不难兴起；依此以行，用此以行，即是努力于历史科学的组织。孟氏以其透辟的观察，澈悟此原则；以其后来未或能越过的天才与诚实表明之，于历史科学，实为一崇高的贡献。”

　　孟氏“把经济的原素引入历史科学，不论这些卷里的经济论的误谬是怎么样，这已是一个绝大的贡献”，“他的关系于经济学的伟大而特殊的功绩，乃在他首先把经济的与历史的科学牵到一块儿，强他们在社会现象的说明中合作。他如斯以指出一条无尽的搜寻的新径路，陈于二种科学之前”。

　　李大钊指出孟德斯鸠的局限在于：孟“不曾分别或联结文明的阶段”，“未把握住进步的观念”。

　　韦柯（今译：维柯，BattistaVico，1668—1744）的历史思想：

　　李大钊称韦柯“具有哲学的说明历史学的伟大的学力。他不只是历史哲学的先驱者，简直是历史哲学的创造者”。

　　“韦著《新科学论》之所谓新科学，以现代的学名名之，可以看做与社会学的名目及其内容相等的东西。他的著作，是由社会学的见地，论究国民的起源、发达、衰颓、灭亡的东西。国民便是此新科学的对象。他把国民的起源、发达、衰颓、灭亡，从人间历史的经验的事实归纳，以图于此树立人类性之道德的原理、政治的原理、权利的原理、法律的原理。这样子得的原理，实为历史的真要素。”

　　“他的研究方法，既为经验的归纳法，故其锐利的观察力，往往带唯物的倾向。此点与黑格尔全然相反，颇有马克思派的倾向，以唯物史观的原理或仅由物质的方面解释欲望论的原理为主。”

　　孔道西（今译：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的历史思想：

　　李大钊指出孔氏的“历史地图的排列，是以企图不依政治上的大变动而依智识上的重要步骤标其级段著称的。最初三级——原始社会的形成，继之而牧畜时代，又继之以耕稼时代——以希腊的拼音文字终结；第四期，是希腊思想史，远于亚里士多德时代科学上有限的分类；第五期，智识进步，在罗马统治之下，而遭逢蒙昧的厄难；第六期，是黑暗时代（darkage），一直继续到十字军兴；第七期的意味，是在人类精神上为一革命时代的准备；第八期，以因印刷发明而成就的革命开始，有些书的最良页，发展此种发明的伟大的结果，狄卡儿所影响的科学上的革命，又启发了一个新时代，此时代以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终结。”

　　“智识进步的观念，造成社会进步的观念，而留下他的基础。所以孔氏将以智识上的前进，为人种前进的线索，是逻辑的而不可免的。文化的历史，就是启蒙的历史。”

　　孔氏的文明分期表明他认为：“假如社会现象的普通法则为人所知，预见事变，是可能的。”

　　同上。

　　他幻想“地球上一切人民间的平等——一种遍于全世界的统一的文化，并先进种族与未开种族间差别的消灭。他预言后进的民族，将爬上法、美的地位”。“孔氏认历史的解释为人类进展的键，此种精神在法兰西遂以支配次代关于进步的思辨了。”

　　桑西门（今译：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的历史思想：

　　李大钊认为：“‘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样重要的价值，而且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产儿。”

　　“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点，就在两派对于历史的认识的差异——就是历史观的差异。”

　　同上。

　　空想社会主义“主张依人间理性的力量能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主张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立在这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程途而为开拓唯物史观的道路者，实为桑西门。”

　　“依桑西门的见解，宇宙的一切的现象，形成一个有统一的全体。各种科学的任务，在各于其特有的范围内，发见其统一，即在探究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历史的现象，如以之为一个全体而观察之，则以个个独立象而表现的诸现象间，必有何等统一，必有何等因果关系。关于此类，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无何所择。恰如自然科学以发见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为任务，历史学不能不脱于单纯事实记述的范域，而进到因果关系统一之点。换言之，即是不可不以历史为一科学。这样子历史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弄得明白的时候，历史的法则便能建立。依此法则，凡历史的过程，均能明快以为说明。不宁惟是，被确立的历史法则，不但说明过去及现在，并且说明将来。”

　　桑西门提出的“历史法则”也就是历史规律，这种法则的确立使历史成为科学。

　　李大钊指出：“桑西门有两个历史观：一为知识的历史观，一为经济的历史观。他的知识的历史观，很强烈的表现于他的初期的著作；嗣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经济的历史观，乃以取而代之。”“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本此思想以解释历史，便是知识的历史观，后来承继他的知识的历史观而发扬光大之者厥为孔德。”而在法兰西革命后，桑氏又“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就是他的经济的历史观。后来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者，厥为马克思”。

　　理恺尔（今译：李恺尔特，Rickert，1863—1936）的历史哲学：

　　李大钊很注意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恺尔特提出的与马克思等学派不同的主张，特别是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分歧，“……则谓学问于自然科学外，当有称为历史的科学，或文化科学者，此理，一察自然科学的性质自明。自然科学的对象，便是自然；自然之为物，同一者可使多次反复，换句话说，就是同一者可使从一般的法则反复回演。如斯者以之为学问的对象，不能加以否认，固而自然科学的成立，容易附以基础。然学问的对象，于可使几度反复回演者外，还有只起一回者，这不是一般的东西，乃是特殊的东西，不是从法则者，乃是持个性者，即是历史”。

　　李大钊认为“这是史学在科学系统中发展的径路”。李恺尔特“认历史学为一种事实学，于详明史学的特性上，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然依此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完全推翻者。不过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在普遍的科学原则之下，史学的特殊性质愈益明了，其结果又把历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学上，亦算是可以追踪马氏的一大功绩罢了”。

　　马克思（Kar Marx，1818—1883）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先后写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首先，他就是为唯物史观正名：“‘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利赫·恩格斯1848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即“历史之唯物的概念”、“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经济的决定论”。他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

　　“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做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

　　因为历史研究就是要探究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

　　唯物史观因此不是命定论、决定论。“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所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乃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进而，李大钊分析了史观与人生观的关系。唯物史观能够使人们“看出他所生存的境遇，是基于能时时变动而且时时变动的原因；斯时人才看出那些变动，都是新知识施于实用的结果，就是由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见的结果，这种观念给了很多的希望与勇气在他的身上；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的因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他只是一个忍耐的试验品，于什么人亦没有用处。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什么是生活事实的意义，这些生活事实给进步以什么机会，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这个观念，可以把他造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他才起首在生活中得了满足而能于社会有用。”

　　李大钊在这里特别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生产程序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联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

　　李大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涉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观代表人物让·鲍丹、培根；反笛卡儿主义的“新科学”代表人物维柯；启蒙运动历史哲学代表人物孔多塞、孟德斯鸠；实证主义历史哲学代表人物孔德、圣西门；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代表人物李恺尔特；直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是把研究重点集中于法国实证主义史学思潮，这种选择影响到了他对于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整体认识和系统把握。论说实证主义如何把历史学上升为科学的过程，实际上把历史哲学发展过程单一化和简单化了。强调唯物史观是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产物没有错，但研究对象显示了单一和狭窄，例如，略掉了对伏尔泰、爱尔维修、卢梭、莱辛、赫德尔、斯宾格勒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的论说，对于黑格尔、康德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也只说他们的“历史精神观”，“于一般领会上究嫌过于暧昧，过于空虚。”显然，反映了当时李大钊对西方近代思想史的讲述只是自己认定的唯物史观的历史演变为前提，而不是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嬗变的全过程的阐述，这是我们今天应予明确的。

　　史学的要义

　　李大钊说：“史家之责任，一方宜勤求关于现在发生之史实，载之记录，勿使散佚，为后世存留较为准确之史料；一方宜就过去之史实，依新史料、新史观，以为改正修补，匡其谬而足其阙。”

　　“积累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见足以解释一切史象之法则，而与人生进路以预见之导星，此史学之所以有大效用于人生也。”

　　“我们研究学问，不是以学问去赚钱，去维持生活的，乃是为人生修养有所受用。”

　　李大钊认为：“史学的要义有三：（1）社会随时代的经过发达进化，人事的变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发达进化的状态，即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以为考察，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2）就实际发生的事件，一一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3）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做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做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有时亦许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

　　“史学原以历史的事实即是组成人类经历的诸般事实为研究的对象。故调查特殊的历史的事实而确定之，整理之，记述之，实为史学的重要职分。”

　　“吾人所谓史学，与其他诸科学同其性质、一其步调者，亦只是就其大体而言。各种科学，随着他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况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是，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谓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不能概括推论，就一般史实为的理论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为不可。”

　　李大钊认为历史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按这许多例，可以断定往日记录有许多错误，是可以改作重作的，是必须改作重作的。但我们所改作的重作的，就敢断定是真实的、一成不变的吗？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

　　“所以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

　　李大钊十分重视史学思想史研究。从1920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史学系讲授史学思想史课程，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怎样克服以前史观的缺陷而具有科学意义。李大钊认为历史研究整理正确的事实固然重要，在理解事实的基础上寻找真理更为重要。因为史学研究直接和人们发生关系，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用新的历史观看待历史，可以给人生活一种激励：“我们试一登临那位时先生在过去世代的无止境中，为我们建筑的一座经验的高楼绝顶，可以遍历环绕我们的光荣的过去的大研究观，凭着这些阶梯，我们不但可以认识现在，并且可以眺望将来。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新鲜的勇气；在那里，人们可以得到乐天迈进的人生观。”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必须遵从科学规律。历史是一门独特的人文科学，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自己特有的知识形式。忽略史学的个性，必然使得史学陷入公式化、概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