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五节 李大钊的教育思想

　　李大钊于1920年7月8日，经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得以先后在历史、经济、政治、法律等系开设《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学教育讲台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驱，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李大钊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理论，论述了教育的本质，阶级社会里教育的阶级性，指出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受制于经济基础也受政治制约。强调指出了我国加强劳工补助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李大钊非常重视青年一代，关注着青年的健康成长，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决批判封建和奴化教育，在家庭教育方面，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份极其珍贵的思想遗产，李大钊的成功实践，也很值得我们总结和深切的思考。

　　教育受经济、政治的制约

　　李大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阐明：发展人们的道德智慧和各方面的分析能力，为追求更幸福的生活作准备，是教育的本质。进一步要求人们正确认识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受制于经济基础也受政治制约。1919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指出：经济现象是社会现象中最基本的现象，“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促使“基础构造”发生变化的动因是生产力，“基础构造”处在经常的变动中，“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作为“表面构造”的教育不仅受制于经济基础，且也受政治制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治，教育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须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谈的。”

　　凡脱离政治的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

　　教育也不是亘古不变的，教育会随着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变化，又会受到政治的制约。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把教育作为维护自己统治地位、麻痹人民思想的工具。统治阶级在教育的目的、制度、方针、内容以至方法上都要体现出其阶级利益和要求，及其思想、观点、心理和习惯。当社会已分化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阶级对立时，教育就具有了阶级性，历代剥削统治阶级都会牢牢地掌握着教育权，把它变为阶级支配的工具，统治阶级独占了教育，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仅在物质上遭受剥夺，更在教育权利上受到残酷剥夺；人们已知道资本家掠夺劳工物质生产的成果是莫大的暴虐与罪恶，“哪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上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

　　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和后代争取获得教育权而斗争，并通过教育传播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因此，在改造社会时，单单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人类精神，是不能得到成功的，应该进行“灵肉一致”、“物心两面”的改造。而“灵肉一致”、“物心两面”的改造，最有力的手段就是进行教育。

　　李大钊强调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教育的作用是“培根固本”，提高人民觉悟，振奋民族精神。教育可以改造国民性，提高人民道德智慧和各方面的分析能力，这样的教育不是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要大力开展社会教育，把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全国人民，特别是劳工大众，使之“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这是教育对社会改造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民众教育要使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组织和动员群众，为社会革命服务；学校教育要多多地培养有进取心、勇于创新、博闻强记、好学求知的青少年和具有专业造诣的学者、专家；还要把工农教育开展好，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和文化水平。

　　坚决批判封建和奴化教育

　　李大钊指出，辛亥革命后，教育领域内“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甚嚣尘上，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教育旧势力依然顽固。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两千多年，并非它是永久不变的真理，而是由于它适应了两千年不变的“农业经济组织”。但如今“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

　　孔子学说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教育，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中国农业经济发生了变化，孔子的学说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孔子学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把劳动者放在被统治者地位，作为统治者牺牲品的，应提倡新的伦理道德观。

　　李大钊也揭露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奴化教育和宗教侵略。指出宗教是反动阶级用来愚弄人民的工具。基督教义中的不抵抗主义不过是暗示无产阶级应安分守己，不必与资产阶级抗争，是以空幻其妙的天国去安慰无产阶级在现世所受的剥削与痛苦。他认为应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办教会学校，特别是要反对把圣经列为教学科目。他曾组织过“非宗教大同盟”，领导过“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些活动都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李大钊指出，近年来，人们都认为教育与政治是相互独立的两件事，“从前蔡元培先生等即抱此种观念，决不干预政治。结果国立北京八校竟有停办的危机”。

　　正因为基于以上观点，李大钊对现实中一些迫切需要澄清的教育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新思想、新教育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

　　因此，任何阻挡都无济于事。李大钊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理论，深刻揭示了封建教育灭亡、新教育建立的历史必然，抨击封建教育复辟的鼓噪。

　　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理论，李大钊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李大钊指出“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

　　以求铲除军阀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对教育的干扰。“干涉政治”不是要放弃教育，而是使教育显示出它独特的作用，即传播革命思想和文化科学，引导人们达到“光明与真理境界”。正是就此而言，李大钊提出了：“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关注青年一代

　　李大钊非常重视青年一代，关注着青年的健康成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就在于缺少有勇气、有胆略、有新思想的青年。青年是“国家之魂”，“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

　　青年要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不怕困难、敢于斗争、敢于创造，担负起“再造国家民族之责任”。青年应有“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回天再造之精神”，立足于现实，努力争取美好的未来，要应与工农相结合，把新知识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青年人的精神是进步的，发展的。”“‘人’的未来事实，完全为我们青年的责任。进一步说，我们青年的群众运动，就是社会革命的先锋。”

　　出于对青年殷切的期望，李大钊十分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出青年觉醒与否，在于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李大钊在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前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革命问题，为青年一代提供正确的思想认识方法。反对把青年引向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政治，阻止青年追求进步的整理国故，钻故纸堆；而是采取实际措施，积极引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足望矣。”

　　为此，要“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

　　使之成为有精神、有血气、有魂、有胆之青年。

　　李大钊指出：“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那个的责任？”

　　“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只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

　　青年应该勇于联合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大众，“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明白这个道理”。

　　倡导工农劳动与教育相结合

　　“人生必需的知识，就是引人向光明方向的明灯。”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贪婪地占有了劳工的劳动成果，更剥夺了劳工获取知识、发展个性的权利，只有在建立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以后，才能实现真正的平民教育。在此之前。工人必须面对生活和生产实际，争取受教育机会。为此，现代的教育，“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工人在休息时间的阅览。”“像我们这教育不倡、知识贫弱的国民，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是必要之必要”。

　　这样就需要通过工人运动，争取缩短工时，使工人有更多工余时间用以读书，“工作以外，还要读书。生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愈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

　　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在《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文中，最早提出“多立劳工教育机关（如夜校、半日学校等）”，“多立贫民学校”

　　作为改良北京市民生活的重要措施。在李大钊的支持和帮助下，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在北京、河北等地举办了数十所劳动补习学校、夜校等，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劳工教育的开展。例如1921年1月1日，为开展工人运动，李大钊安排邓中夏等深入长辛店铁路工厂，成立工人劳动补习学校，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唤醒工人大众，向资本家及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造就了一批工人运动的优秀骨干，史文彬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李大钊深知“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因此半工半读，同样适用于农民，号召把中国农村的“耕读传家”改为“耕读作人”

　　通过“耕、读”，使广大农民在劳动之余获取知识，“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作为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途径。

　　李大钊最早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都比你们这些吃人血不作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得多”。

　　而农民“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像牛马一般做他们的工；就是在吹风落雨、灯前月下的时候，有点闲暇，也没有他们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

　　“农民如不解放，就是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国民全体的苦痛与愚暗。然而，农村教育尤其落后，不仅学校极缺，即使为数寥寥，也是十分落后，何况农民还终日劳作，乏有读书时间。”

　　李大钊提出，农民教育有着提高文化知识和阶级觉悟两方面任务，尤应进行启发阶级觉悟并进行工农联盟的政治教育。因此，李大钊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根据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联合乡村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

　　关注儿童早期教育思想

　　儿童早期教育学是一门崭新的边缘科学，它不完全属于教育学的范畴，而更靠近人类学，是人类学的重要分支——人类潜能的开发与研究。对这个领域的开发和研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觉醒，它不是归属于学历教育、义务教育、专业教育，也不是归属于系统文化知识传授，实属于对人体潜能最佳期开发的探索与方法的研究，更多应是家庭、社会早期教育机构综合努力的研究与实践的方向。

　　李大钊在1923年春天旅居上海时，偶然中读到木村久一的《早期教育与天才》一书（1916年写作完成，1917年4月首次出版），就成了它在中国的宣传者，可以说李大钊是在中国最早关注此书和宣传关注儿童早期教育的人。

　　新发现的《李大钊写给吴弱男的信》，令人惊喜地看到李大钊对早期教育的关注与研究，这封写满七页信纸的长信，主要内容竟是介绍日本早期教育家木村九一的《早期教育与天才》一书的内容，并力劝吴弱男“把自己的家庭中的教育经验写出来，更把这些人的教育法一一介绍之于国人”。

　　李大钊就《早期教育与天才》一书的内容介绍，论说了关注儿童早期教育，对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必要和重要。他指出关注儿童早期教育是全社会的历史责任。这是因为：

　　关注儿童早期教育有利于人才成长，“儿童的可能能力有着递减法则”是从《早期教育与天才》一书的论述中得到了证明的。即“儿童的可能能力是有着递减法则的。生来俱有100度可能能力的儿童。如果从一生下来，就给他进行理想的教育，他就可能发展为一个具有100度能力的成人；如果从5岁开始教育，即使是教育的非常出色，也只能发展为具有80度能力的成人；如果从10岁开始教育，最多也只能发展成具有60度能力的成人；教育的越晚，儿童实现的能力就越小”。李大钊说：“儿童的教育宜随着儿童知力的曙光以俱进；果能如是，以教育之，大概的小孩子均能有非常的成就。”

　　关注儿童早期教育有利于民族优秀；早期教育的时限包括乳儿期、婴儿期、幼儿期三个时期，它的教育对象是三岁前和到六岁的儿童，而初等教育对象是六岁以后的学龄儿童。早期教育是在家庭中进行的，实施教育的主要是孩子的父母和父母的长辈，早期接受基础教育的情况如何，决定着孩子一生的发展起点，更早更好地步入学校接受成长教育。李大钊写道：“攷希腊史，雅典极盛时代，全人口亦不过五十万；而人才辈出，灿如列星。这固由于希腊人种的优秀，而早教实为其要因，盖早教育为希人的习惯；希人能以早教育造人才，今亦何独不然！”

　　把儿童早期教育与民族优秀联系在一起，实在是高瞻远瞩之见。

　　关注儿童早期教育有利于健康长寿。《早期教育与天才》一书中说“认为早期教育会危害儿童的健康。这种认识不只是现在有，对早期教育的这种责难是从古就有的。可是威特在儿童时代是非常健康活泼的，他活了83岁，穆勒活了67岁，歌德活了83岁，威斯特贝里卿活了73岁，都是长寿的，所以说，早期教育有损于儿童健康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李大钊说：“可见早教育并无害于健康。”

　　李大钊在信中还说“人或亦以这是温室中的花，全为人工，而非自然；终不免为一种病的现象。此等青春的少年子女，其将来如何实难预为悬测。惟以过去的事例卜之，他们的将来，实在有望。”说明李大钊对儿童早期教育是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整个社会都应关注和正确对待儿童早期教育的方式方法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等问题。

　　《李大钊致吴弱男的信》，载《读乐亭》，第25辑。

　　潜心致力子女的家庭教育

　　李大钊的家庭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份极其珍贵的思想遗产。李大钊有三子两女，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文化水平不高，在李大钊帮助下能够阅读浅近的书报，勤俭持家的能力很强，为人严己宽人，忠厚坦诚。李大钊夫妇的家庭教育，总结起来有四个方面：

　　以理想道德教育，培养求真务实精神。李大钊非常注重用音乐来陶冶孩子的心灵，用歌曲寓理于情，寓教于乐，使孩子在愉悦中受到教育。当孩子们高兴地围绕在他身旁，唱起熟悉的《校歌》：啊，我们可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远是青春的花园……李大钊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怎么能说是青春的花园？这首歌的歌词太不现实了，这不是教孩子睁着眼睛撒谎吗？”李大钊告诉孩子们：“会有青春的花园这样合乎理想的学校的。不过，在今天这样的社会根本做不到。只有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的孩子才能进入那青春的花园。”为培养孩子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他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他说：“声音不能太大，让街上警察、暗探听见，他们会把我们逮起来的。”他还把歌词大意讲解给孩子听，并且用家乡一位穷苦大伯一年辛苦到头，全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例子，帮助孩子领会歌词的意义，结果，没教唱几遍，孩子们都会唱了，使孩子们深受教育，从小便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将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自己的责任，并且敢于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长子李葆华1925年仅16岁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22岁时在日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李大钊的理想主义教育，要求子女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以艰苦朴素教育，培养生活自强能力。李大钊有丰厚的收入，可以使家人过上优越的生活，但是家庭生活极为简朴，他自己的衣着总是“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提倡简易的生活，反对奢华的社会风气，“以有限之精力，有限之物质，应过度之要求，肩过度之负担，鲜不气竭声嘶，疲于奔命。”

　　“应用不足，贪念斯起，实力不足以达者，则觅捷径以达之，正轨不足以济者，则走曲折以济之。于是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种种罪恶，皆因此过度之生活以丛滋矣。”

　　幼女炎华，常穿得像个乡下孩子，完全不像大学教授的女儿。李大钊常说：“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李大钊的朴素教育思想影响了孩子的生活观。李葆华的一生中生活以简朴著称，上班都是穿普通服装。1927年李大钊就义后，其家人被迫回到故乡乐亭县大黑坨村。年仅16岁的李星华在农村照料重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一直到1931年的暑假，才又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到北京复学。在孔德学院高中部上学时，她一直是勤工俭学、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的蜡版，挣得家庭生活费用，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以智体全面发展，培养独立思考才干。李大钊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人类造福，为社会作贡献。而要实现这一理想，需要知识和修养。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修养是实现人的理想的重要条件，“人们要过优美高尚的生活，必须要有内心的修养。”

　　为此，李大钊十分关心孩子们增长知识，提高修养，在文学、史学的知识方面都打下扎实的基础。李大钊夫妇对孩子们的成长非常关心，抽出时间教孩子学音乐，经常给孩子选择好的笔、墨、字帖，让他们练习书法，写好汉字。为使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带领孩子乘船、渡河、爬山，锻炼胆量。

　　李大钊特别看重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认定社会的进步决定于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在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具有劳动智慧和劳动能力的人。“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

　　李大钊在实践中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冬天下大雪后带孩子们一起扫雪，激发劳动的兴趣堆成雪人等，更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吃苦精神，让他们懂得劳动是人生的根本，艰苦朴素是中国人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

　　以塑造健全人格，培养成为普通劳动者。“现代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热闹中所含的，都是消沉，都是散灭；黑暗寂寞中所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明。”“现代青年，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做尊劳主义。”“现代青年，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李大钊深刻意识到教育对国家、对青年、对社会的重要性，教育维系着民族的兴衰，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迫在眉睫。李大钊针对当时中国青年的现状，在课堂上进行教学的方式、方法和内容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培育青年共产主义者，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大钊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更是关注他们人格的塑造，要求他们把自己锻炼成为普通的劳动者。

　　在培育子女健全人格方面，李大钊是一位楷模：长子李葆华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革命工作；长女李星华1932年入党，后赴延安，从事教育和民间文艺研究；次女李炎华参加敌后抗日斗争，后从事教育工作；次子李光华1940年赴延安，从事教育工作。1927年4月，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抓捕时，夫人赵纫兰和星华、炎华、光华也被抓走，投入狱中。三子李欣华出生于故乡大黑坨，李大钊牺牲时，还在襁褓之中，没能见上父亲一面，后于1940年赴延安，参加工作。李大钊的三子两女都成长为革命者、党的优秀干部。

　　李大钊要求孩子们一定要多学知识，加强修养，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做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李大钊的家庭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