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四节 李大钊的经济思想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掌握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

　　李大钊顺应时代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了探索。他提出了考虑中国的问题，必须把握我国国情，不要忘了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与之不同，就必须研究怎么把它应用于中国的时代环境，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

　　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

　　经济生活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根本条件，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应该从经济制度上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李大钊认为：“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

　　“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唯物史观解答这个问题，则谓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

　　并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

　　要谋求中国的改造，必须根本改变社会经济制度，这是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李大钊在1913年5月发表的《大哀篇》中提出：“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商、惠工。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

　　李大钊所说的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指明要建立和发展的经济制度是何种性质，很明显，就是走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点，到了1917年4月23日发表的《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则明确地论述了这种新势力。“此之势力，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的势力，其命运乃能永久。”

　　李大钊建议：“自今而后，国民宜速自觉醒，驱逐此政治的营业者于政局之外，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泯棼抢攘之政治，庶或有澄清统秩之一日乎？”

　　这里的“中级社会”，是指资产阶级社会；这里的“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是指有财产的人。可见，李大钊想要建立的共和国，就是以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为社会中心政治势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工、农、商业，就是李大钊的主导经济思想。

　　此后，北洋军阀政府派系斗争日益剧烈，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袁世凯废弃共和复辟帝制，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大清帝国，这一切，使李大钊深感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危机之中。他在1917年8月15日发表的《辟伪调和》中指出：“卒至政潮所趋，日即险恶，潜伏于外交，暴发于干宪，披昌于群督称兵，糜烂于张康复辟，而民国不国矣！丧乱之余，法纪荡然，国会则解散矣，元首则去位矣，中华民国之体制不知属于何类，中华民国之主权不知在于谁何矣？”

　　此时的李大钊感到，原先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愿望已经破灭，需要为拯救危亡的国家寻找新的途径了。

　　信仰马克思经济学说

　　李大钊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在1918年—1920年间。在此期间，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揭示“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

　　“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

　　“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

　　“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然发生变动”，“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

　　“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然随着他变动”，“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中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

　　李大钊指出，以这样的社会历史观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考察，正是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

　　与此同时，李大钊也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基础，但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如人口、民族、地理环境等非经济的因素，“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

　　同时，“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讲述马克思经济学说，重要的还在于讲述明白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秘密。李大钊讲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两个要点：一是“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理论；二是“资本集中说”，即资本积累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余工余值说”是“劳工价值论”演导出来的，所以，首先要讲清楚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要点，然后着重讲述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是：“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例如一日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决不能与十小时工力的价值相等，或且不抵五小时。在模范状态下的人类工力，常足以生产比他所单纯消费的物品的价值多。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的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生产物的售出，其价与十小时的工力相等，而工人所得，则止抵五小时工力的价值。其余五小时工力的价值，马氏叫作‘余值’（Surplusvalue）。”

　　“工力的生产的价值”大于“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产生的差额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余值”，即剩余价值，这种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形式的实质正是资本家凭借占有的资本对劳动者的掠夺，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剥削方式。“余值论又是他的全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

　　马克思接着论述了资本的集中，李大钊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组织社会化程度提高、信用关系的发达，促使资本必然产生集中的趋势，“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手中”，产业“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与此同时，工人则丧失了一切财产，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为资本家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和新的财产，却使自己陷入绝对贫困的深渊，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者。资本家为了增大余值，采取的方法有两种：“一、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求增加余工时间的数目。”“二、尽力缩短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时间。”

　　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八时间工作”的运动纷纷四起；强烈要求制订女工工银与男工相等和限制妇幼劳工的法律，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剧烈。出路何在呢？马克思指出：只有实现把高度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才能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竞争得到真正的解决。

　　接着，李大钊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目的性：“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已经全然履行。你得一份钱，他买一份货，也算是公平交易。既然许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行于经济界，这种结果是必不能免的。资本家于此，固极愿购此便宜物品，因为他能生产比他自身所含价值还多的东西。惟有这一班可怜的工人，自己把自己的工力像机械一般贱价给人家，所得的价格，仅抵自己生产价值之半，或且不及其半，在法律上经济上全没有自卫之道，而自己却视若固然。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同上。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李大钊指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用以榨取工人的“余工余值”；这“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那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资本家的自由。”

　　在“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之下，贫困日见增加，在这种惨烈的竞争场里，社会现象迷乱复杂的程度有加无已，人若想求慰安与幸福，除了内观、冥想、灵化而外，殆不可能”。

　　在今日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从中国自己的情况来看，“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这种国内外经济形势决定了中国“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待条件成熟之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的命运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

　　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等文章中指出：“不少人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着力于发展实业，以开发全国的事业，增加富力，从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广大的下层农民富裕起来，认为这是最稳妥和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想法却与此相反，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

　　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因为“中国非无资本而苦于资本之散漫”，“现在若果实行平民专政，先将这样资本强行搜集起来，一定可以大办实业”。“中国劳动者，本来是价廉物美名驰全球的。但中国实业不发达，没有很多工厂雇用他们”，“所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愁缺乏资本，尤不愁缺乏劳力，以此而开发地大物博的中国富源，实业是大可发展的。”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它的实际形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当人们“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探索的宝贵成果，展示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

　　社会主义制度有何特点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资本主义“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大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扩张，就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制造。过度生产又足以缩小市场，市场缩小，就是工人超过需要，渐渐成了产业上的预备军，惟资本家之命是听，呼之来便来，挥之去便去。因为小产主的消灭与牧业代替农业的结果，农村的人口也渐集中于都市，这也是助长无产阶级增长的一个原因。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从前的资本家收用手工和小产业的生产工具，是以少数吸收多数压倒多数，现在工人收用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以多数驱逐少数，比从前更容易了。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善泅者死于水，善战者死于兵。’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因为这种财产，不是由自己的劳工得来的，是用资本主义神秘的方法掠夺他人的辛苦得来的，应该令他消灭于集产制度之下，在资本主义未行以前，个人所有的财产，的确是依个人的劳工而得的。现在只能以社会的形式令这种制度的精神复活，不能返于古昔个人的形式了。因为在这大规模的分工的生产之下，再复古制是绝对不可能。只能把生产工具由资本家的手中夺来，仍以还给工人，但是集合的，不是个人的，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就是了。到了那时，余工余值都随着资本主义自然消灭了。”

　　1.社会主义制度下，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交换机构收归国有。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人与人之间彻底打破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建立平等自由联合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公有”，“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归国有”。

　　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做有益工作的，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

　　2.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除去少数幼稚、老休、残疾者外，其余皆是作事的工人，各尽所能以做工”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将是很愉快的，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到和他劳工相等的份”，“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生产品不就是为消费的，有直接分配于消费者，有分配于他业者。后者不过记一记账，前者则须代价。金银纸币流行，可以换取所需的物品。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以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期流行的货币。生产为消费者的需要所轨制，计算应绰裕一点。国家用科学的方法，制定工作日的期间，使生产恰合于公众的需要。”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引导生产。

　　3.社会主义制度下，运用科学、协作、自然力经济地组织生产。“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人的统治的制度”，“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社会主义国家应“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亦普及而加强。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

　　4.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货币和商品经济，存在着竞争。李大钊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以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其中流行的货币”。“人咸以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决不发生竞争。盖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无不可以行之。”“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

　　“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见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即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此为其目的”。“故社会主义不是破坏生产，是求进步的、适合的生产，即整理生产，使归统一，免呈纷乱之象。分配平均，使生产不致过度，社会上遂现一种新的秩序”。

　　5.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先行“耕地农有”，再行集约化经营。李大钊提出了“耕地农有”，“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

　　他认为农业生产效率的高低与农场面积的大小关系甚大，“农场面积的大小，对于使用人工、畜工、农具等的效率，亦有一种确定连带的关系。在面积较大的农场，其工具设备的效率皆较高”，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必须扩大经营规模，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

　　同上。

　　6.社会主义制度下，开展国际共营的事业，皆遵守互惠共赢原则。社会主义国家经过自身的改造，对“有需国际的共营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间亦可共同举办，但此实有利无害，断非现在什么中日合办、中英合办的种种事业可比”。“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有侵略的意味。”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间，苟有旷土，不许闭户自封，依社会主义的民族平和的解决”。对于处于没有独立的国家和地区，因为“社会主义的精神，固极主张民族自决。倘使经济情形已能自立，如印度、朝鲜等，自应任其自主。而若经济进化过于低浅，苟非于经济上助其开发则永不能达于自决的境界，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有提携掖进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