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中原——赵普

第一节 赵普献策，杯酒释兵权

　　赵普为了宋王朝能避免重蹈前王朝屡遭更替的覆辙，巩固中央集权，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用“杯酒释兵权”消除了功臣发生宫廷政变的危险，对那些封疆大吏则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针，将藩镇的政权、财权和兵权都收归了中央。经过一系列改制，有效地改变了前朝君弱臣强的内部机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加强。

　　当赵匡胤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解除了直接威胁皇位的种种势力之后，他才真正有了一种当皇帝的感觉。

　　但是，至高无上也有意想不到的烦恼，甚至可以说恐惧。像所有中外历史上获得统治国家权力的人一样，他也时刻存在着几种担心：第一是担心被他打倒的旧统治势力伺机反抗和破坏；第二是担心他的部僚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他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说三道四，涣散人心，从而酿成大祸；第三是担心自己那些握有重权的原来的战友、同伴、部属中出现不满、不理解甚至反对自己的治国行为，甚至想要篡权夺位。

　　因此，如何有效地控制和转换权力，一直是帝王将相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历史同样给赵匡胤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一是诬陷杀头。对于掌握大权的臣僚，尤其是开国功臣，一定要斩草除根，否则，他们手握重权，日久必生二心。其办法当然简单，随便加上一个“谋反”、“心怀怨望”的罪名，就足以将其杀害甚至灭族，从而实现权力的稳固。历史上大多的开国皇帝都要采用这一办法杀戮功臣，决不心慈手软。二是拉拢交结。尽管新任皇帝杀戮功臣几乎成为一个通例，但也有例外，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一朝，开国功臣皆得善终，皇权似乎在刘秀手中也没有旁落，其奥妙就在于刘秀以儿女亲家的交易换取了手中的权力。皇帝儿女多，与开国功臣大体供求平衡，结果使得满朝文武，皆为皇帝亲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造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三是武大郎开店。大量任用无能肖小，使之对皇帝崇拜畏惧和阿谀吹捧，以获取暂时的平安。

　　赵匡胤在保持和巩固权力的问题上，似乎没有采用上述办法，但又似乎综合和吸取了这些“经验”的精华，从而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并牢牢控制了权力。

　　在王朝新立，百废待兴之际，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赵宋王朝，作为继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之后的新王朝，还远没有摆脱重蹈覆辙的厄运，在新王朝与后周旧臣之间的关系基本摆平，合作开始进行的时候，赵匡胤敏锐地觉察到，新王朝与曾经拥立过自己的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作为后周禁军的最高统帅且领兵打仗多年，赵匡胤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频繁的朝代更迭，与其说是皇帝太弱，不如说是臣僚太强，特别是那些统军将领，依仗手中的权力，篡位弑主，易如反掌，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在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以其所见所闻所历，都使他坚定地相信，军队是左右政局的根本，只有武力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试图称帝的君主，还是称王称帅的各路藩镇，无一不凭借一支强大的军队作资本。宋人范浚一针见血地指出：“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而后晋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则把这层意思讲得更粗鲁：“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

　　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叶适则将军权影响和左右政权的历史考察延伸到了唐末，作了一番很有见地的概括：

　　自唐至德（756-758年）以后，节度使专地而抗上令……未久而将擅于兵。将之所为，惟兵之听，而遂以劫制朝廷。大历（766-779年）、贞元（785-805年）之间，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于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拥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

　　武力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其实用不着做更多的历史考察，赵匡胤所参与的后周政权的建立，所策划的后周政权的覆灭，已足以证明这个结论是多么的正确。

　　这些左右政局的军队，不言而喻指的是禁军，也就是中央军。五代的禁军乃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破坏，各地节度使纷纷招募职业兵。均田制崩溃后，当兵吃粮似乎成为破产和失业农民的主要出路。而割据战争的愈演愈烈，又使士兵的需求大幅度增多，于是军人逐渐成为世袭的职业，而且“兵骄逐帅，帅骄叛上”之风渐渐盛行。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自重，中央军力无法抗衡，成为割据混战的政治格局。

　　但是，五代以来，特别是后唐庄宗灭梁以后，经过大规模的杀伐攻灭，各地藩镇的兵力，已不能与中央军力抗衡，左右政局者便变成了中央军队，也就是禁军。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禁军将领成为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各朝兴亡，禁军及其将领起着决定作用。射杀唐庄宗的是禁军小校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唐闵帝之败，源于侍卫亲马军都指挥使安从进潜通潞王，与马步军都指挥康义诚投戈解甲；汉高祖之立，与他多年充任侍卫军主帅不无关系；周太祖代汉，参谋其事的王殷、郭崇、曹英都是禁军将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更是禁军上演的一出兵变佳作。

　　禁军因此成为赵匡胤的“腹心之患”。

　　枪杆子的重要，使赵匡胤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煞费苦心；一是如何使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如何养兵，养成一支精兵，养成一支不骄不躁不败之兵。在国家局势基本得到控制以后，枪杆子问题首先提上了议事日程。被传为历史趣谈的“杯酒释兵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陈桥兵变前夕，禁军两司的高级将领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殿前司，都点检为赵匡胤本人，副都点检为慕容延钊，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审琦。侍卫司，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副使韩通，都虞候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

　　在此基础，经过赵匡胤多年的苦心经营与收买拉拢，成功地发动了陈桥兵变。兵变一周后。赵匡胤开始进行调整。调整带有多种目的，首先是酬谢拥戴之功。石守信提升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王审琦接替石守信出任殿前都指挥使。两人均属“义社十兄弟”，是赵匡胤圈子里的核心人物。弟弟赵光义也因为自家人的缘故，且在兵变中出力尤多，被任命为殿前都虞候。而对关系稍远一些但在拥戴过程中提供宝贵支持的其他重要将领予以安抚，则是赵匡胤的另一个目的。于是，原来仅为侍卫司中级军官、分别担任虎捷左右厢都指挥使的张光翰、赵彦徽被提升为马军和步军的都指挥使，步入了高级将领行列。高怀德则升为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也提升为马步军都虞候。而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则提升为殿前都点检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和侍卫两支中央军的最高统帅。与此同时，免去了李重进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从而实现了赵匡胤的第三个目的：削弱敌手的力量。

　　新班子的组建，大约在陈桥兵变后的半个月内得以完成。由于此次调整带有多种目的，特别是酬功的因素很大，因而这个班子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离赵匡胤控制权力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目标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大约在陈桥兵变半年之后的建隆元年秋季，赵匡胤又对侍卫司的班子进行了一次“微调”。对张光翰和赵彦徽的酬报似乎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因为赵匡胤感到这两人的位置很关键，原来一直在侍卫司系统的韩、赵两人毕竟不像殿前司系统的爱将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因而他让韩重赟和罗彦瑰两人取而代之，分别担任了侍卫马步二军的都指挥使。韩重赟同石守信、王审琦一样，是“义社十兄弟”之一，属于赵匡胤的铁哥儿们，而罗彦瑰，则在赵匡胤登基问题上有过突出的表现。当时，在后周宰相范质等人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位拔剑相胁，扬言“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而逼迫范质就范的军人，就是罗彦瑰。如此忠心耿耿，赵匡胤自然要委以重任了。

　　这次“微调”只是一个信号。到次年闰三月，资深的将领幕容延钊和韩令坤又成了赵匡胤调整的对象。两人分别被免去殿前都点检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韩的位置由石守信取代，而殿前都点检一职则不再设授。这样一来，两大军事系统的人马基本上成了赵匡胤的心腹和亲信。

　　太祖对这腹心之患的禁军，稍微放心了。但是，作为主要辅臣的赵普，却不能放心，他认为仅此尚远不足以消除腹心之患，应该更进一步。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武将，有浓厚的行伍习气，即帝位时正当年富力强之际。因此，他虽然也对武将有猜忌之心，用心腹掌握禁军，还常常微服出巡，访察情况，并且令军校史琏、周广等人博访外事，颇为信任，以防范武将。但是，他又认为，义社兄弟石守信等人“昔常比肩，义同骨肉”，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因此，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设想和办法。

　　赵普则不然。他出身小吏，精通吏道，又在节度使幕府长达十余年之久，冷眼旁观，对于禁军兵变根源的认识比较深刻，对于如何消除这腹心之患，多从制度方面考虑，希望根除祸患。赵普看到，后晋石敬瑭的开国功臣刘知远，后汉刘知远的佐命功臣郭威，在新朝建立后，久握兵权，养成势力，终于夺得政权。所以，赵普对于佐命功臣石守信等人久握兵权，不能不心怀猜忌和忧虑。同时，作为文臣来说，他也不愿看到武将权力的膨胀和持久，更不愿五代武人掌权的现象持续下去。实际情况又加重了赵普的忧虑。当时，义社兄弟多偃蹇，而有拥立之功的禁军将校也多骄横不法。赵普掌枢密院时，因为“国初武臣，皆百战猛士，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请”，因此，“枢密使在院延见宾客，领武臣词讼，必以亲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大铁方赤一寸于领事案上”，以备不测。有鉴于此，赵普多次向太祖建议，要求解除石守信等佐命功臣的军权，授予其他职务，太祖不听。赵普多次陈说后，太祖说：“彼等必不叛吾，卿何忧？”赵普说：“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不得自由耳。”这句话十分刺耳，太祖不禁想起陈桥兵变时自己“不自由”的情况，幡然醒悟，接受了赵普的建议，演出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之剧。

　　961年7月的一天晚朝后，赵匡胤特意设宴，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帅留下饮酒。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忽然屏退左右，喟叹道：“若不是你们大力扶持，我哪能有今天，你们的功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你们不知道，当皇帝也真是太难了，远不如作节度使痛快。自从当了皇帝，我从来没睡上一夜安稳觉啊。”

　　石守信等人一听，觉得大惑不解，忙问这是为什么呢？赵匡胤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这还不明白，我这个皇帝的位置，谁不想坐？”

　　一听话中有话，石守信等人慌忙跪下，诚惶诚恐地问道：“陛下怎么这样说呢？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呀！”

　　赵匡胤接过话题：“那也未必！纵使你们不生二心，却也难保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一旦有人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这个皇帝，也推辞不掉的呀。”

　　石守信等人一闻此言，吓得汗流浃背，慌忙再次跪下，哭着求赵匡胤指出一条生路。

　　见火候已到，赵匡胤有意缓和了一下紧张的气氛，长叹一声说道：“人生好比白驹过隙，转瞬即过，所以追求富贵者，都是多积钱财，抓紧时间尽情享受，并使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能过上一个好日子。这样的话，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当个节度使，再买上一批上等田宅，为子孙留下一份产业；在家中多置些歌姬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快快活活地过完这一辈子。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我们君臣之间就再也不用互相猜疑了，上下相睦相安，该有多好！”

　　赵匡胤的一席话，说得石守信等人茅塞顿开，他们很是感激赵匡胤为自己指出了一条生路；“陛下为我们想得如此周到，这么长远，真是如同对待亲生骨肉一样。”

　　次日，心照不宣的各位高级将领如同约好一般，纷纷上书称病，乞求解除兵权。赵匡胤由此大喜，对他们赏赐安抚了一番后，随之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杯酒释兵权”充分体现了赵匡胤对军权的恐惧以及试图严加控制的意图。尽管他本人开始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等重大问题，但在其潜意识里，则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所以一经赵普点拨，顿时引起了警觉，而且按他固有的思路，提出了一套关于权力的理论和加以解决的办法，并且立即付诸了实践。

　　赵匡胤不愧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的部下，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帅们的心思，他已经看出来了——天下是我们帮着一起打的，你做皇帝传子传孙，我们干什么？光跪着？给你跪不算，还给你的儿孙们跪？

　　赵匡胤自有他的高明之处。他知道，虽说君臣之间有了名分，但权力可以滋生野心。权力实在是个好东西，可以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传子传孙，可以私相授受，可以成为平衡的砝码。而由权力生出的荣耀与富有，则总是在金光闪闪地吸引着新的弄权人，追逐权力者有谁不是为了特权，为了财富？

　　既然对权力的追逐是以特权和财富为目标，那么，用“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来换取手中的权力，不是一笔合算的交易吗？何况，“功高震主”的古训乃是每位将帅都明了，甚至是目睹的。既然可以保富贵，可以终天年，又何苦再劳神费力地去追逐权力呢？

　　石守信等人还算是聪明，他们心甘情愿地达成了这笔交易。结果，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候张令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罗彦瑰的兵权被解除，他们被分别派到宋州、寿州、陈州、相州出任归德、忠正、镇安、彰德节度使。石守信虽然保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官职，但也出任天平（郓州，今山东东平）节度使，实际上也已被解职，到962年九月，石守信的这一空名也被最终解除。

　　赵匡胤没有失言，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各位将帅，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钱财，而且果真同他们结成亲家。不久，赵匡胤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年幼夭折的以外，赵匡胤的一妹三女，竟有三位下嫁到被解除兵权的禁军将帅家中，可见这种婚姻具有多么强烈的政治联姻色彩。

　　经过几次重大人事调整，慕容延钊、韩令坤、张光翰、赵彦徽这些资深的将领、原来的同事被解除兵权后，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瑰、高怀德五位关系密切的亲信和部下也交出了手中的权力离开了禁军。这些在资历和声望方面都颇有影响的禁军将帅谈笑间被解除兵权的事实，充分证明：政治，没有永久的友谊和朋友，也没有任何私人的感情。

　　人事调整带来了禁军体制上的变化。宋代禁军中的五个最高级军职，即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长期空缺。赵匡胤有意安排殿前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和步军的都指挥使等低级军职来统领禁军。降低军职、择纳新人，可以说是赵匡胤控制禁军的主要手段。从一批资深将帅解除兵权后组建的禁军领导班子的成员构成中，可以窥见赵匡胤的这番苦心。

　　韩重赟，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少以勇武隶周太祖麾下，后从世宗征北汉、淮南，屡立战功，是赵匡胤“义社”十兄弟之一。在诸宿将皆被解除军权之后，韩得以保留。961年至967年，出任殿前都指挥使，前后共6年。韩重赟得以继续留任的主要原因，一是韩惯于奉命行事，从不逾矩越规；二是他与石守信等人相比，名望和资历都比较浅，而且品级较低，便于赵匡胤驾驭。

　　即使如此，赵匡胤对韩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敏感。韩重赟名义上是禁军殿前司系统的最高指挥官，但他的工作却很少与领兵打仗有关。在任上，他曾发京畿丁壮数千人修筑开封皇城和洛阳宫殿，也曾领壮丁数十万在澶州塞堵黄河决堤，却没有一次像模像样地受命领兵出征。倒是在他免职出任彰德节度使后，按赵匡胤的意图领兵在定州同契丹打了一次小小的胜仗。

　　尽管韩重赟忠心耿耿，绝无谋反的迹象，但他所担任的这个军职差点葬送了他的性命。乾德五年（967年），有人告发韩重赟私下选取亲兵作为自己的心腹。赵匡胤闻之，勃然大怒，竟不顾昔日的兄弟之情，执意要将他诛杀。只是由于赵普的求情，韩才侥幸免除杀身之祸，但殿前都指挥使的乌纱帽却因此被摘掉。赵匡胤不能容忍禁军将领有任何心存不轨的企图存在，哪怕有人指鹿为马、故意陷害。

　　张琼，大名馆陶人，是后周一名战将，尤以勇猛和善射著称。

　　张琼对赵匡胤有救命之恩。征战淮南，赵匡胤受命领兵攻打寿春城。当时，赵匡胤乘皮船进入城壕，寿春城头的南唐士兵一见皮船接近，即万箭齐发。同船的张琼以身体掩护赵匡胤，结果，张琼的大腿被箭射中，当即昏死过去。醒来见箭镞入骨，无法拔出，张琼便命周围手下拿来酒杯一只，痛饮之后凭借酒力破骨而出，血流不止而神色自若。被救的赵匡胤深为感激，钦佩万分，从此记住手下有员勇将可堪重任。

　　禁军人事调整，赵匡胤想到了张琼，原来担任殿前都虞候的皇弟赵光义在961年七月出任开封尹后数日，赵匡胤曾对手下人谈了他的打算：“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琼不能统制。”决定由他接替赵光义。张琼在962年至963年间出任殿前都虞候。

　　张琼性格暴躁，自然在协调人际关系方面难以周全，得罪的人不在少数。当时禁军军校史珪、石汉卿等人因为搜集情报、反映将士动态、监视官兵言行受到赵匡胤的赏识。而张琼对史、石等人的做法深为不满，斥责他们是一伙搅乱军心的“巫媪”，史、石两人由此与张琼结仇。也是命该倒霉，张琼因私自选用官马乘骑、收纳李筠仆从被两人抓住把柄，添油加醋地跑到赵匡胤那里狠狠告了一状，称张琼私养部曲100多人，并且“自作威福，禁旅畏惧”。

　　一听张琼如此胆大妄为，赵匡胤怒不可遏，念及曾经救过自己性命，赵匡胤没有像对待韩重赟那样当即下令诛杀，他决定亲自审讯，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谁知审讯难以进行下去，性格刚烈的张琼面对指控拒不认罪。赵匡胤命人严刑拷打，早就心生报复的石汉卿一听赵匡胤发话，立即举起铁杖猛击张琼头部，将其打昏在地。审讯没有结果，赵匡胤感到仍有深究的必要，于是命人将气息将绝的张琼拖出门外，交御史台继续调查核实。张琼受到如此侮辱，羞怒万分，一气之下愤而自杀。

　　听到张琼自杀的消息，又听有关部门报告张琼家中并无多余财产，只有奴仆三人，赵匡胤这才感到错怪了张琼。他责问石汉卿；“你说张琼有部曲百人，如今都在哪里？你要给我指出来！”石汉卿一见真相大白，便竭力为自己开脱：“陛下息怒，我并没有说错，张琼所收养的奴仆，一个顶一百个呀！”

　　凡涉及拥兵自重、军事政变一类的敏感问题，一有风吹草动，赵匡胤就会神经过敏，紧张得如临大敌，一概以宁信其有的原则来处理。在对待张琼问题上，赵匡胤表现得很明显，尽管张琼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尽管因为小人的诬告导致了张琼的自杀，但赵匡胤对张琼并没有特别的褒奖，相反，对于史、石两人已被查明的“公报私仇”等不法行为，却并不予以治罪。

　　刘廷让，涿州范阳（今河北琢州）人，原名光义。少隶郭威帐下，后周广顺初，补内殿直押班，从周世宗亲征淮南有功，历禁军将校。961-967年出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为赵匡胤“义社十兄弟”之一。赵匡胤在禁军人事安排上，舍石守信而起用刘廷让，自然有其原因。刘廷让与石年龄相当，仅小一岁，但资历和声望却比石守信低得多。石在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在后周时即因军功晋升为殿前都虞候，宋初又转任侍卫都指挥使，刘廷让在宋初，不过是一名龙捷右厢中级军官，让他典领禁军，不足以构成大患。

　　刘廷让的另一个特点是小心谨慎，唯赵匡胤之命是从。平蜀时，赵匡胤以曹彬与他一起统帅东路军西进，赵匡胤在其临行前，曾向他出示地图，面授机宜。指示他在攻打夔州锁江浮桥时，应当弃舟登陆，从陆路偷袭，然后再水陆夹攻。对于这一指示，刘廷让丝毫不敢有任何改变，最后完全依计行事。另外，赵匡胤在宋军出师时，曾指示诸将“所得州县，当倾帑藏，为朕赏战士，国家所取唯疆土尔”。这番指示，等于默许诸将纵兵剽劫，结果，王全斌等人都纵容部下掠夺子女金帛，本人也大肆搜括财富，最后激起民愤。但刘廷让则比较注意克制，史书说“唯光义秋毫无犯”，表明刘廷让处世行事以小心谨慎为原则。因而让他典领禁军，对赵匡胤来说相对比较放心。

　　崔彦进，大名人，961-967年担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同刘廷让一样，崔在后周时期，只是禁军东西班指挥使，到宋初才晋升为控鹤右厢指挥使，职务较低，资历较浅，不足以形成自己的势力。

　　崔很能打仗。后周征战淮南，北伐契丹攻打瓦桥关，都立有战功，宋初平定李筠和李重进叛乱和出师后蜀，崔都出任前线指挥官，是赵匡胤比较赏识的一员骁将。

　　赵匡胤对崔比较放心，似乎没有多少猜疑，其间的原因，一如《宋史》本传所说：“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在赵匡胤看来，贪财总比滋生野心要安全得多，因而对他用而不疑。

　　顺便说一句，好聚财货的崔彦进去世后，几个子女却不甚争气，为瓜分财产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官司打到宋太宗那里。赵光义无可奈何地说：“此细务，朕不宜亲临，但以彦进尝任节制，不欲令其子辱于父耳。”皇帝出面断家务，实在是顾全崔彦进的面子，这大概是崔彦进所没有想到的。

　　杨义，瀛州（今属河北）人，963-972年担任殿前都虞候，973-976年晋升为殿前都指挥使，是赵匡胤欣赏的一员爱将。

　　乾德元年（963年）十一月，为了报答神明赐予的祥和时世和丰收年景，赵匡胤决定举行祭祀大典。当时成立的筹备班子是以开封尹赵光义为南郊御营使，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为仪仗都部署，杨义则以副手身份协助韩重赟工作。

　　杨义之所以受到赵匡胤的信任和重视，主要是由于他的忠诚。史书说他对赵匡胤“忠直无他肠”。乾德四年（966年）杨义突然得暴病失音，按说很难再担任禁军指挥之职了，但赵匡胤不仅没有将他免职。反倒抚慰有加。不仅亲自到他家中探视，而且赐钱二百万缗，同时又“命掌军如故”。

　　不能说话的杨义也自有一套办法。他手下有一名叫田玉的仆童，善解人意，深得杨义喜欢。每当杨义向皇帝奏事或接待宾客、或向部下发布命令，或申诫某人，总要把田玉带在身边。杨义在手掌中写上几笔，田玉就会将杨义想说的话说出。田玉所说，尽如杨义所欲说，这个仆童便成了杨义的传声筒和代言人。所以杨义“虽不能言，而指顾之间，众皆禀令，军政肃然”。

　　杨义对赵匡胤的忠诚曾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开宝二年（969年）十月，禁军散指挥都知杜延进等19人密谋叛乱，试图发动兵变，败露后，赵匡胤深夜打开玄武门，命令贴身侍从密诏杨义将其逮捕。次日，赵匡胤亲自审讯，全部斩杀，并对他们实行族诛。这一事件发生后，杨义深感自己失职，索性将办公地点搬迁到玄武门一侧，以更好地对赵匡胤实行保护。一天，赵匡胤在后池教习水战，鼓噪之声传出门外。杨义听见后池有动静，以为发生了什么变故，心中一惊，连忙全副武装急奔苑门。自从兵变事件后，杨义终日不敢卸甲，以防不测事件发生。这种忠诚令赵匡胤十分感动，特意召他入朝，说明原委：“我教习水战，可能鼓噪声太大，卿不必介意。”待杨义出去后，赵匡胤由衷赞叹：“此真忠臣也。”

　　党进，朔州（山西朔县）人，968-973年出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974-977年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掌握侍卫司兵权长达10年，也是赵匡胤十分器重的一员爱将。

　　党进是一名性格极其鲜明的军人。幼年家境贫寒，因无生活出路，曾给魏帅杜重威当仆童。由于他耿直憨厚，深得杜重威赏识，杜败后，他以力大过人来到军队，端上当兵的饭碗，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随后一连串的征战，党进以军功在后周晋升为禁军铁骑都虞候。至宋初，顺理成章地成为禁军中的中级军官。乾德四年，代理步军都指挥使，开宝元年，赵匡胤正式委任他为步军都指挥使。从普通士兵一步一个台阶升为禁军高级将领，党进凭的是忠勇，凭的是军功。

　　开宝二年，赵匡胤师临太原，在该城周围设置碉堡，步步进围。党进负责东面进攻，尚未成军，即遭到北汉骁将杨业率领的数百骑兵的反攻。遭遇战中，党进奋不顾身，率数人赶逐杨业，迫使杨业溃退城中。这次勇战，受到赵匡胤的嘉奖。

　　党进打仗勇猛，吃喝也是一把好手，吃肉一次能吞下数斤，喝酒则能灌斗余。

　　党进不识一字，所以手下究竟有多少禁军也说不清楚。党进也有办法，他把禁军军校们找来，让他们将自己所掌管的士卒人数及装备情况全部刻在手中那根手杖上，一次赵匡胤问他掌领了多少部队时，党进不慌不忙，将手杖递给赵匡胤说：“愚臣所掌之兵，全在这里。”赵匡胤笑谓他忠诚厚道，不仅没有责备，反而更加器重。

　　党进忠于职守，唯命是从的特点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他负责京城治安，严禁市民饲养鹰鹞等猛禽，见到饲养者手提鹰鹞，必定叫他开笼放生。一次见人不听招呼，不由大怒，伸手去夺，那人却斜着眼睛，对他不屑一顾，并称“此晋王（赵光义）爱物”。党进一见堂堂开封尹爱好此物，马上转怒为笑，连连致歉，并掏出大把钱来要他给这鹰鹞买肉喂养，又讨好地说：“千万小心伺候好这些宝贝，别让猫狗伤着。”

　　党进还时常闹笑话。有次巡视京城街头，见有人用绳栏圈住唱戏，便勒马问道：“你唱的是哪出？”戏者答道：“唱的是韩信。”党进疑其不说实话，大怒道：“汝对我说韩信，见到韩信必定说我，一定是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当即下令予以杖责。

　　党进脾气暴躁，不容人忤己，好劈人耳光。任镇安节度使时，幕僚有不同意见，必令人劈其颊。当他患病生疮时，宾佐探视，当时党进正拥被在床，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声：“都已溃烂了。”党进听见，又怒从心来，叫人狠狠地把这位下属掴了几耳光。

　　但党进有时也很幽默。大雪天围炉饮酒，醉酒而汗出全身，党进于是摩挲着大肚在屋内踱步，边踱边说：“今天天气不正。”侍立帐门外的兵士听见，不由得嬉笑回敬：“小人此处颇正。”说得党进哈哈大笑。

　　尽管党进为人粗疏，但颇重义气，做了禁军高级将领，仍不忘杜重威旧恩。杜家子孙有贫困者，党进总要每月拿出俸资予以接济，这一点曾令许多士大夫对他刮目相看。正因为党进的忠勇仗义，赵匡胤才让他典领禁军长达十年之久。

　　以上是赵匡胤时代禁军重要将领的大致情况。从赵匡胤所配备的新班子构成来看，这位行伍出身的皇帝的确是煞费苦心。一是将五个最高军职悬空，使禁军长期缺乏最高统帅，便于自己操纵和驾驭。二是低职高配，起用品位和声望都难孚众望者来统领禁军，使他们难以形成自己的势力圈子。三是在具体人事安排上，以忠诚而没有野心为根本原则，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撤换，决不手软。

　　但赵匡胤有时也感到这样做有些过分。乾德元年（963年）天雄节度使符彦卿来朝，赵匡胤曾一度想起用他来典领禁军。符不仅“武勇有谋，善用兵”，而且是周世宗和皇弟赵光义的岳父，是一位名望和地位很高的宿将，用他作禁军主帅，从军事上看，是一个理想的人选，但从潜在的兵变危险性来看，却是一个应当严加防范的人物。

　　赵普对这一想法极力反对，所持理由乃是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再委以兵柄。

　　赵匡胤一时听不进去，他感到禁军的确需要一位行家来指挥，何况符也算是亲戚，不应该如此神经过敏。因而写好任命，交赵普宣谕。但赵普却拒绝执行，他竟然私自将任命压押，再次进谏，希望赵匡胤深思利害，收回成命。君臣之间有如下对话。

　　赵匡胤：“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耶？”

　　赵普：“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

　　仅仅一句话，赵匡胤顿时默言无语，乖乖地收回了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