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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以身担保，结束酷吏政治
姚崇所任职的司刑寺，本称大理寺，主持刑狱，是唐代最高审判机关。唐高宗李治时改大理寺为详刑寺。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又改为司刑寺。姚崇上任来到洛阳，无心欣赏神都大邑胜境神韵，却只为他即将面临的“谋反案”而劳心费神。此时正是武则天改朝换代、改唐为周的年月，“谋反案”居多，积案如山，被酷吏罗织罪名、屈打成招、无辜蒙冤者众。
天授年间，在朝廷任职的姚元崇，鉴于“时王公大臣多以言语不慎密为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所陷”，为规戒时人和自己的言行，写了一篇“口箴”作为座右铭。其文曰：
“君子欲讷，吉人寡辞。利口作戒，长舌为诗。斯言不善，千里违之。勿谓可复，驷马难追。惟静惟默，澄神之极。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声繁则淫，音希则大。室本无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时之首。无掉尔舌，以速尔咎；无易尔言，亦孔之丑。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缄其口。勖哉夫子，行矣勉旃。书之屋壁，以代韦弦。”
姚崇的这篇《口箴》，对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口箴》被刻于碑石，代代相传。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唐武宗名相李德裕被贬至东都洛阳时，到慈惠坊拜访了姚崇的玄孙姚勖，还特意瞻看了姚崇的《口箴》石刻。
在武则天时期，告密之风和酷吏政治非常严重。鼓励告密（当时叫“上变”，意思是密报阴谋），这是武则天临朝以后所做的一项历史上空前的创举，是武则天一系列革新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她向当时的官僚制度进行冲击的一个有力武器。
在平定徐敬业之乱以后，太后为了便于表达民意和有利于揭发那些贪官污吏以及搞阴谋的人，曾在朝堂东西两侧，公开设置了登闻鼓和登肺石。有下情上诉的人，可以到那里击鼓和呈递状子，有专人管理和接受。
但公开上诉，毕竟人们有所顾虑。后来就设立了铜匦。这铜匦是用铜做的箱子。事情起源于侍御史鱼成晔的儿子鱼保家，曾与徐敬业交往很深，但没有受到处罚。他为了感谢太后的特赦之恩，表示自己忠君爱国，提出铸造铜匦的建议。为的是便于天下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意见、建议，通过铜匦密奏，充分表达出来。
这铜匦的构造，是在它的内部设东、西、南、北四个格。东面的格是“延恩”格。凡是感谢、颂扬太后和朝廷的政绩、功德的奏文，都放在这个格里边。也包括要求任官和升迁的奏文。
西面的格是“伸冤”格，有关伸冤告状的信函，都投入这一格。
南面的格是“招谏”格，顾名思义，这是专门容纳评论朝政，提出建议的信函。
北面的格是“通玄”格，主要是容纳通告天灾地变和有关军事机密等方面内容的信函。
信函一经投入铜匦的各个格，只有专管的人才能打开。
从上述内容看，说是用于“告密”的铜匦，实际上相当于现在设立的人民来信的信箱和检举箱。
太后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它便于使普天之下的百姓，把自己的意见、建议直接上达，而不必经过各级官吏。它有利于检举那些欺压、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同时也可以从中发现人才。
她立刻采用了鱼保家的建议，并给了他不少赏赐。
垂拱三年（687年）三月八日，铜匦开始设立在宫门外面。
为充分发挥铜匦的作用，太后以圣旨的形式通告天下：“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于天下。”
太后还向全国各州县发出通知，让人民知道铜匦的用途，以便充分利用。类似内容的布告，也贴满了洛阳市内的各个角落。
太后命谏议大夫、正五品上，补厥、从七品上，拾遗、八品上各一人，专门负责对铜匦的管理。
太后规定，凡是在职的九品以上官员，直到地方的低级官员和衙门里的差役，均严禁投书。目的主要是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庶民，说出自己心里的话，也有利于他们监督各级官吏和公职人员。
第一封告密信，就收到了效果。告倒的不是别人，正是铜匦的发明者鱼保家，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来信列举事实，指控他为徐敬业制造叛乱用的武器，给徐敬业作乱的军队提供方便等。这些，他都作了隐瞒。鱼保家因此被捕下狱，经过审讯核实，以参与叛乱罪，在市场上处以极刑。
这件事哄动了洛阳市民，也风闻各地。老百姓受到了鼓励，感到铜匦真有作用。太后对这件事的处理，也很满意。太后又下令，对进神都洛阳来密告的人，给予赏励。凡是“告密”者，不分职业和身份，都给予五品官才能享受的食宿待遇。在路上可以乘公家的马3匹，1匹由本人骑，另2匹是护送的人骑。在途中，可以住各驿亭的官舍。到神都可以住在平时供外国使节住的司宾寺。五品官的膳食标准，据《唐六典》的记载：每餐可吃七个菜，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此外，还有盐、豆豉、葱、姜、韭、葵和酱菜。
到京师以后，最低的给予赏赐，高者还可以封给爵位。
这些措施，深得民心。广大城乡庶民，莫不拍手称赞，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那些身受贪官污吏损害、地方豪门压榨、受尽苦难的贫苦庶民，觉得有冤能诉、有苦能言的机会到了。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的“告密”庶民，蜂拥到神都。
另一方面，这阵大旋风，却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刮得头晕目眩。他们大有朝不保夕之感、末日来临之忧。
对告密者的直接对话，是由太后的秘书上官婉儿出面。太后也不辞劳累，对上告的重要事宜，迅速裁决，有时还直接召见“告密”者。可见她对“告密”者直接面告的重视程度。
虽然“告密”者由于害怕地方官吏、土豪劣绅的打击报复，有的不愿抛家舍业、长途跋涉，有的被怀有鬼胎的人用各种办法所收买，以及其他原因，到神都的“告密”者毕竟有限，实际效果如何，也无统计资料可查。但是，武则天对“告密”的鼓励，仍不失为有社会进步意义的一项政策和措施。它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开明君主实行的有民主象征意义的一个创举。但从实质上看，不管是让老百姓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表达意见也好，检举官吏的不法行为也好，发现那些搞阴谋的人也好，归根到底，主要还是为了有利于对政敌的斗争，以巩固掌权君主的统治。当然，对老百姓来讲，也不是一点利益没有的。
武则天实行这项政策，圣旨中公开讲的是：畅达民意，得义天下。但她还有一个心底里的秘密没有道出。她的主要目的之一还在于，要在那些告密者中，发现一些既狡诈有智慧，又敢于向李氏宗室和官僚贵族挑战的心狠手辣的人物，作为她手中的锐利武器。这些人，也就是后来让朝廷上下闻之色变的酷吏。
在《旧唐书》中，关于武后使用酷吏，有一段概括性的评论，可供读者参考：
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支。于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义之属，纷纷而出。然后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于怀忠蹈义，连颈就戮者，不可胜言。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纲一举，而率笼八方，酷之为用，斯实也已。
这一段话对武后使用酷吏的起因、目的，主要酷吏的姓名，他们使用的手段和造成的后果，都概括出来了。
武则天从告密者中筛选出来的“精华”共11个，除了《旧唐书》前边那段评论中点出来的8个人以外，还有傅游艺、来子珣、吉顼。这11个人中，最出名的是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三个人，前两个时人合称为“来索”，就是来搜捕的意思，已成为酷吏的同义语。这三个人都是酷吏们的首领。尤其是来俊臣，更是“魔鬼中的魔鬼”。
先介绍索元礼。他是武则天从告密者中第一个挑选出来的。此人是个胡人，那时叫波斯人，是后归化过来的。出身贫穷，也没有多少文化。但他的长相具有胡人血统的特点，个子高而健壮，卷发黑而硬，鹰鼻、深目。他眼里时常闪射着凶光，令人望而生畏。
在徐敬业之乱平定以后，武则天实行威慑政策以稳定地方。索元礼猜度形势，就利用肃清叛乱残余、整治涉嫌者的机会，进行告密。在他面告的时候，武则天在帘后观察。他信誓旦旦地说：“我忠心为国，只要为了太后，什么样的敌人，我都能够把他干掉。”
武则天对他很满意，认为这个人符合自己选择的标准。所以破格使用，把这个无名之辈，一下子提拔为游击将军，掌管制狱审案的大权。这种提拔，真令朝臣们目瞪口呆。
不过，索元礼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望，上任之后，就发挥残忍的特长，稍有嫌疑，立即逮捕，每捕一人，就有数以十计百计的人连坐被捕，而且施以酷刑。这使朝臣们十分畏惧，见他犹如见虎狼。武则天却对他的表现很满意，常常召见，并多次给他赏赐。此后，他的手段也就越来越残忍。《旧唐书》对索元礼这个人的评语是“性残忍，甚于虎狼”。
比索元礼还凶恶的是来俊臣，这个人简直是魔鬼的化身，虐待、杀人，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乐事。他像饿狼一样，没有猎捕的对象，就活不下去。
此人本性残忍，这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他生于长安西边的万年县。父亲来操，是长安有名的市井无赖和赌徒。这个人不务正业，心术也很坏。他朋友蔡本的妻子长得姿色比较出众，他跟这个女人发生了两性关系。他不满足于暗中偷情，想要公开地长期地占有这个女人。于是他想出了一个鬼点子。他引诱蔡本和他一块赌钱，设法赢了他一大笔。蔡本还不起债，就把老婆用来顶债了。她俩正式结婚不久，就生了来俊臣，也不知他究竟是来蔡两个人谁的儿子。
来俊臣长大以后，偷盗、诈骗、赌博、强奸……无恶不作。在游荡到和州（现安徽省和县）时，因抢劫而被捕下狱并被判处死刑。
当时，全国兴起告密风。他想反正是个死，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去“告密”，也许还能找到一条活路。他决定不能坐以待毙。
按照规定，死刑犯要告密也是不受限制的。他利用这个特许条件，大喊大叫要去“告密”。狱吏和州官怕有不准告密之嫌，只好同意他去神都洛阳去面告。
接待他的是上官婉儿。由于死刑犯要告密，是极为少见的，太后出于好奇，在帘后观察。
来俊臣心想，告不成也是死路一条，就索性诬告和州刺史东平王李续。他根据当时的风向来判断，告他很可能有利。因为李续是唐太宗第八子纪王慎的长子。他选准了目标就一不做，二不休，竟信口雌黄，颠倒黑白，随意捏造，夸大其词。把自己说成是个好人，和一个杀人犯曾同住一室，把他误当成杀人犯，然后被捕入狱，严讯逼供，屈打成招……还数说出李续的许多苛政来。他口若悬河，说得有条有理、绘声绘色、活龙活现，连自己也觉得好像真有这么回事。
这个无赖，虽然心里如蛇蝎般的狠毒，可长相还算英俊。文化不高，但由于在三教九流里混的时间长了，还懂得些礼节和规矩，而且他的靶子选的也准，正中武则天的下怀。
本来这类普通的案子，武则天可以不管。这样来俊臣回去也就必斩无疑，他也就不会继续作恶了。哪想到武则天竟然看中了他一有胆识，二能言辞。死囚犯来告密，这是把死置之度外了。敢于冒死，胆量可想而知。他诉起状来条条有理，有根有据，令人信服，而且言辞流利，很有辩才。
结果，来俊臣不但没回去重投入监狱、问斩，反而被提拔为司刑评事。评事的职权是调查被告，起草判决书和管理监狱，是从八品以下的职务。这就是他当上酷吏的经过。不久后，他又被提升为御史中丞，成了肃政后的主要角色。
三大酷吏之一的周兴，是新州长安人。和前两人比，他是唯一的一个在职官吏。他年幼时聪明好学，很有学识和才华，特别熟悉法律知识。开始任职为尚书都事，后来很快升任孟州河阳县令。
周兴很有才干的消息，不久后传到朝廷和高宗耳中。高宗曾召见过他，并且很赏识，准备提拔他。周兴听说后觉得很有把握，就去京城里等待正式任命的消息。没想到竟遭到有的内流官的反对，理由是他非内流官出身。
唐朝的制度，官吏大体分内流、外流两种。内流官包括三五品以上的公卿，四五品的大夫，六至九品的士，和任官的贵族子弟。在这以下等级的就是外流官了。周兴当时就是属于外流官。
由于高宗没有坚持提拔他，所以，这件事就告吹了。但是，也没有谁想告诉他这个消息。
宰相魏玄同出于同情心，看他可怜，可是又不能泄露朝廷的机密，就暗示他说：“周明府（明府是唐朝时对县令的一种称呼），你该回县里去了。”
岂知，好心没有好报。周兴这个官瘾很大，嫉妒心、疑心又很强的人，竟怀疑起魏玄同来，以为是这位宰相从中作梗，反对提拔他。
从此以后，他决心有朝一日，向这位宰相报复，并向那些瞧不起他的内流官进行挑战。这也是不得志、出身贫贱的小官，对那些压抑他们的门第高贵的大官一种很容易引起的反感、不满和怨恨心理。不过，对周兴这个心胸狭隘的人来说，就更为突出了，怨恨变成了仇恨，报复转化成残酷。所以，在他成为酷吏以后，就专门把那些享有特权的大官作为他的主要打击目标，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他加入酷吏的行列与前两人不同，不是白手起家，平步青云，但有一点是和来俊臣一样，就是有“冒死”精神。朝廷明令，官吏是不准投书告密的，他受索元礼突然高升的鼓舞，冒着很大的风险，写了一篇有关监狱方面的文章，投了进去。太后欣赏他这种勇气，不但没降罪于他，反而任用他掌管狱制，后来又由司刑少卿提为秋官侍郎，成为酷吏之首。死前数月，还位居尚书省左仆射，是酷吏中为数不多的佼佼者。
如果说索元礼是以罪恶昭彰的第一个告密者著称的话，那么，周兴则是处决唐室王公和官僚贵族的第一名刽子手，而来俊臣还要超过前两个人，他是谋杀人最多、时间最长，手段最毒辣的酷吏中的元凶。
来俊臣在酷吏中是最有创造才能的。《罗织经》就是他和他同是告密者出身、又同时任司刑评事的好友万国俊，共同“创作”出来的。
所谓《罗织经》，就是专门阐述如何罗织罪状的教科书。它把如何刑讯逼供和互控合法化并升华为一部“学术著作”。告诉酷吏们怎样促使人告密，怎样使无辜者有罪，怎样编织成反状等。该书章节清楚，条理分明，携带又方便，是当时训练酷吏的一本优秀教材。
来俊臣另一创造性才能，就是他发明了许多酷刑，比如：从鼻孔灌醋，往耳朵里灌泥，然后再熏耳朵，使之变聋；把头发悬在梁上，或者让罪犯戴上有齿的头箍，然后加力压缩，直至将头盖骨劈开。
把犯人单独关在漆黑的牢里，让犯人发狂。
把犯人放在流脏水的地方，使他皮肤糜烂。
以上这些，统称为“狱持”。
还有一种刑法，叫“宿囚”。就是白天不给犯人饭吃，晚间又不许他睡觉，直到让他活活饿死。甚至疲劳审讯，折磨得犯人发狂而死。
这些刑罚，就已经够水平了。可是，以杀人为乐事的来俊臣还嫌不够，又发明一些更新的刑讯法，让犯人招供。来俊臣这个人真是把虐杀当作一种“美学”，他还把这些刑法冠以诗一般的名称呢！比如：
“凤凰展翅”，形象该多美。可实际上是将犯人的手脚捆绑起来，然后又把他在地上旋转起来。
“仙人献果”，是令犯人跪在碎砖瓦上，手举重物，这样，就可以使碎瓦片刺入胫骨。
“玉女登梯”，是把犯人吊在很高的又窄又小的木条上，用绳索拉着走，让犯人恐惧得发狂。
“驴狗拔橛”，这个形容可不大文雅。这是用绳索把犯人的腰绑紧，把绳端固定在架上，让犯人往前走，越走绳索勒得越紧，甚至连肠胃都能勒断。
还有，把犯人倒吊起来，用大石头坠头，等等。
来俊臣又在犯人的大枷上做文章。大枷在唐朝有多重，没有资料可查。清朝的大枷是长三尺、宽二尺九寸，重约二十五斤。用大枷的通常办法是：把大枷中间留个洞，让犯人把头露在枷上边，然后枷住脖子。来俊臣发明了新大枷，并且都给起了新名。史书上记载的有：
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着即承；五、失魂胆；六、实同反；七、反是实；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
这些大枷的形状和用法无从考查，只知有一种是用铁做帽子，戴在犯人的头上，令犯人在地上转圈爬，很快就能致犯人于死地。是不是上述十种大枷的一种，不得而知。
顾名思义，用这些新的大枷，一戴上就不能喘气，大声吼叫，魂飞天外，连死猪都要发愁。只求速死或破家免刑，不用再加别的刑法了，刚戴上就得“认罪”。可见这些刑法，残酷得多么令人发指！有几个人能挺得过去？
武则天对酷吏的工作成果，是很赏识的，在徐敬业叛乱之后，她疑人心重，只要是反叛嫌疑，她就要肃清，不留下隐患。可是她是否知道他们使用的是如此惨无人道的酷刑呢？
可以断定，武则天对刑讯的方法不过问。那时的司法程序也不会是很正常、很健全的，审讯的正当办法也不见得有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的限制，但是，她也不能一点耳闻也没有。她不加过问，也只能说明当时作为政治家的她也许认为，为维护统治权力，胁制群臣，对反叛者、政敌、危及社会的其他罪犯，采取无情镇压的手段，是政治家不可缺少的品格吧！或者她认为镇压是目的，手段是可以不必过问的。
酷吏之一的侯思止，也是比较出名的。他原籍是雍州醴泉人，但自幼生长在长安郊外的一个贫困之家，从小就没有正当职业，常和一些无赖混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他靠卖饼为生，后来经人介绍，给渤海游击将军高元礼当仆人。
这时，恒州（今河北省正定县）刺史裴贞，因属下一位判司犯了罪，被裴贞命人杖打后，剥夺了他的官职。这个人到洛阳后，认识了跟随高元礼来到洛阳的侯思止。他为了报复裴贞，就唆使那时想升官发财想得发疯的侯思止，密告裴贞和舒王元名共同谋反。那元名乃是高祖的第18子。
侯思止是一个文盲，他不会写告密状，就央求主人高元礼代写。高元礼不知侯思止背后是何人指使的，他畏惧如果拒绝代写可能被罗织成罪，就勉强地为侯思止代写了。
没想到，这个密告竟成功了。舒王元名立即被周兴逮捕，与其子豫章王同时处死。裴贞也在被捕后杀掉，这两人的家族也全被灭籍。而侯思止却告密有功，一举升为游击将军，参与制狱工作。与前主人高元礼官阶相同，平起平坐。
高元礼很畏惧这个危险人物，再也不敢管他叫“卖饼的”了，改称为“侯大人”。
这侯大人野心也真大，又想要当御史。他本来是个贫贱之家出身的文盲，竟如此野心勃勃。武则天听说后，觉得他既好笑又好奇，就召见了他。
侯思止没想到武则天能召见他，他向高元礼去讨教如何应答的办法。
当武则天问他：“你不识字，怎么还想当御史呢？”
侯思止按着高元礼教给他的话，答道：“獬这种野兽，并不识字，但它能用独角去攻击邪恶的人。陛下用人，何必非识字不可呢？”（獬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奇兽，长有独角。能够辨别是非曲直，见着有人争斗，就用独角去撞邪恶之人。）
武则天听到这种巧妙的回答，不禁大笑。心想：这个人虽是文盲，却很乖巧。不妨试用一下，看他到底能干出些什么名堂来？
于是，侯思止被任命为左台侍御史。因为他原来的官职是游击将军，从五品上，而侍御史是从六品下。为了大体平衡，又加授给名誉官朝散大夫，从五品下。不过，侍御史是个能弹劾百官的要职，一般是要清官才能担任的，远非一个散职游击将军可比的。侯思止自鸣得意，也很感谢高元礼。
当武则天得知他还住在狭小的官舍里时，就赐给他一所从前被抄家灭族的一处豪华住宅。侯思止又按照高元礼事先教给的办法，去觐见武则天，辞谢说：“臣历来痛恨逆臣，所以，绝不愿住这种人的住宅。”
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表现了他的“忠心为国”。武则天从此对他更加信任，并给了他许多赏赐。他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也就更加残忍地对待那些胆敢触犯太后的人。
还有一个酷吏，也是来俊臣的左膀右臂，人称“白兔御史”，叫王弘义。他出生于冀州衡水（现河北省衡水县）的贫农之家，从小就以心坏手狠出名。
“白兔”这个“美称”的来历是这样：
他邻居家是种瓜的。王弘义顽劣成性，不光是要瓜吃，而且还连吃带拿，蛮不讲理，十分嚣张。邻居气愤不过，禁止他再来拿瓜。
王弘义为了报复这位邻居，想了一个毒招：跑到县衙央求派人来抓白兔，免得邻居家的一片好瓜田，被群兔骚扰，造成更大的损失。县里还真派了人来抓兔。结果，一个兔子也没抓到，好好一片瓜田却被来人践踏得没一块好地方。这个人有多阴损！
这个坏蛋在家乡没有立足之地，就流浪到赵州（现河北省赵县）、吴州（今河北省清河县）等地。他看见当地群众在斋戒场祈神保佑。当时，正当全国刮起告密风，他心生一计，跑到洛阳，以告密为名，诬告两县地方官，对老百姓“祭祀淫祠”、“违法做咒法”不闻不问。密告引起的结果是，一些乡村的官吏和长老，被捕处死的达200多人，而他却因密告有功，一跃则为游击将军。
王弘义吃到了甜头，也就越来越残忍。他竟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种新刑讯法：在大热天里，他把他认为是犯罪的人，集中关到很小的牢房里，然后，把蒿草堆起来，再加上厚棉被，把人闷得发昏，不得不“认罪”。后果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流放。
这个坏蛋因为“功绩”卓著，很快成为殿中侍御史。
他官升得越快，手段也就越残忍。有人告密说，胜州（现内蒙古准格尔旗）都督王安仁有造反企图。王安仁坚持说这是诬告。王弘义也不审问，干脆砍下他的头，连他的儿子也斩首。然后把父子两人的头，用盐淹渍后，装在箱里，抬回京城。
他路过汾州（今山西省汾阳县），该州司马毛公设宴款待。毛公因为疏忽，没有把他安排在上座，他就拔刀把毛公砍死，还把头颅挂在矛尖上，返回京城，吓得人人毛骨悚然。
当时神都的制狱衙门，在丽景门以内。关押在那里的犯人，很少有活着出来的。他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竟得意洋洋地把丽景门叫作“例竞门”，意思是按照惯例进来的人，性命都要尽（竞尽近音）丧在这里。
他和来俊臣发往各州县的牒文，都意味着有人要被逮捕或处死，所以州县官吏都害怕得像大祸临头似的，心惊胆战。王弘义竟自傲地说：“我的牒文里，有狼毒和野葛呢！”
对这位酷吏，人们谁也不敢得罪他。见了面不是绕着走，就是不得不恭维几句。只有宰相李昭德敢于在殿前公然嘲笑他说：“过去只听说过有‘巷鹰狱吏’，今天才见到‘白兔御史’。”从此以后，人们背地里就以这个“美称”来称呼他了。
酷史丘神勣，曾经奉武则天之命，逼迫太子贤自杀。
垂拱四年（688年），他受任清平道大总管，平定博州刺史、琅琊王冲的反叛。冲已被老百姓孟青棒、吴希智杀掉。但他到博州后，发现地方官吏穿素服来迎接他，就勃然大怒，举起刀来，见一个杀一个，使千余人家家破人亡。可他又加任了左金吾卫大将军之职。
酷吏来子珣，也是一个靠告密才当上了左台监察御史的。因为他对武则天“克尽职责”，被赐给武姓，又改名为家臣，意为武家之臣。
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县）刺史刘行实和他的两个弟弟：渠州刺史刘行瑜、尚衣奉御刘行威，以及他的侄子鹰扬郎将军刘虔通等，都是被这位“武家臣”诬害致死的。他嫌这还不够，又把刘行威之父（曾任在左监门大将军）刘伯英在盱眙的棺材，也挖出来毁掉，尸骨被扔在荒郊野外。
武则天利用酷吏实行恐怖统治，使文武百官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谨言慎行、互相戒备。每当早朝见面，只是寒暄几句，或谈点公务，绝不涉及个人。有时只是点头或以目示意，连话也不敢说，生怕被人告密。有的人上班前和家人告别时，不知道晚间还能不能回来。真是到了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了。
因为，连宰相都保不住自己的命，何况其他官吏呢？
光宅四年（684年），宰相张光辅和徐敬真，以及洛阳令张嗣明被处死。同时，因连坐而被处斩的还有秋官尚书张楚金、陕州（今河南省陕县）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以及新任洛阳令魏元忠等。
秋官（刑部）尚书张楚金，是刑部总管大臣。连他都可以被同时任二把手的秋官侍郎周兴逮捕入狱，并被处死刑，这说明这些酷吏已经到了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程度了。
宰相徐敬真，原本是徐敬业的弟弟。因为他没有直接参与徐敬业的叛乱，被免除死刑，只流放到岭南。他决心逃离这个不毛之地，投奔突厥。在潜逃途中，曾秘密回到洛阳，找好友商量此事。好友找来和徐敬真有深交的洛州司弓嗣业一起商议，决定给徐敬真一笔费用和一些物品，把他放走。由于徐敬真在途经定州（现河北省定县）时被捕，弓嗣业等人也未能幸免。弓嗣业在狱中自杀身亡。
张光辅当时任内史（中书令），他是被洛阳令诬告而被捕的。罪名是他在城王贞作乱时，对朝廷有二心。曾作过图谶——这是当时的国禁，以决定今后的行动方针。结果，他和徐敬真、张嗣明一起被问斩，并同时被抄家灭族。
当问斩时，他们的口中是含着枚的，就是用筷子一样的木条，把嘴封住。这是在太子舍人郝象贤问斩前，大骂武则天和薛怀义淫乱之事后，武则天决定：凡是拉到刑场的罪犯，嘴里都要含枚。
张楚金、郭正一、元万顷、魏元忠四个人，本来是和徐敬真等人一起被判处死刑的。但在刑场上他们接到“张楚金以下四名囚犯免去一死，改处流放”的特赦令，才没有被杀。这是因为这几个人，过去确为太后立过功劳。比如，魏元忠在平徐敬业之乱时，立过战功。元万顷是一个笔杆子，曾奉太后命参与撰写《烈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书千余卷。当时朝廷在重大问题遇有不同意见时，以及各司上疏的表文，元万顷都参加讨论和裁决，分担宰相的部分职权。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太后下特赦令，来俊臣等人研究以后，就采取了对策。他们千方百计，探听到太后是否要在行刑前，特赦某个罪犯。如果要下特赦令，他们就提前处死这个罪犯。等接到特赦令时，就可以表示遗憾地说：“犯人已死在狱中了。”
周兴没放过对宰相魏玄同的报复，诬告魏玄同对好友说过“太后年纪已老，应还政于皇帝”的话，太后立即下令赐死。这位73岁的老人，沐浴斋戒，身着素服，焚香以后安然自缢。
夏官（兵部）侍郎崔祭、彭州长史刘易从等，也是因诬告被处死的。刘易从一生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他死后，当地的老百姓流着眼泪说：“我们为刘长史祈祝冥福。”
周兴专门打击那些他心目中的大官，他诬陷黑齿常之企图造反。
黑齿常之是一位名将。他是朝鲜半岛上百济国人，原来是百济的一名官职不高的军官。此人身高七尺余，骁勇刚毅而又有谋略。苏定方平定百济时，他曾率所部投降。后来他发现苏定方把百济国王囚禁起来，又纵使唐兵大肆掠夺，黑齿常之害怕有杀身之祸，率十多个酋长逃走，凭山固守，不到一个月，就有3万人归顺他。苏定方又发兵攻打，没有成功。黑齿常之反倒收复了200余城。
在龙朔年间，高宗派刘仁轨招降，不但没杀他，反升他为左领军员外将军。
仪凤三年（678年），他随李敬玄、刘审礼迎击吐蕃。刘审礼大败，李敬玄退兵被敌军阻击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幸亏黑齿常之率敢死队500人击退敌军，才掩护大军撤出。高宗非常赞赏他的将才，提升他为左武卫将军，检校左羽林军，后来又晋升为河源军副使。
调露年间，吐蕃又派赞婆率军入侵，李敬玄又大败，而黑齿常之领精兵3000进行夜袭，斩敌军2000余，获马羊无数，赞婆只身逃出。高宗又任命他为河源道经略大使。
黑齿常之建议河源乃要冲，敌人进兵必奔此地，宜增兵镇守。他奉命屯兵把守，建烽台70所，垦田5000顷，兵精粮足，使敌不敢再犯。
永隆二年（681年），黑齿常之又大破赞婆于青海，高宗下诏犒劳和赏赐他。吐蕃从此畏惧不敢犯边。黑齿常之因战功卓著，高宗封他为燕国公。
垂拱年间，黑齿常之又率军击败突厥。黑齿常之非常会用兵，以200骑兵，击溃敌军3000人。他还暗使人伐木在营中点燃，类似烽火，敌人以为追兵来到，星夜逃遁。后来他被任命为燕然道大总管，与李多祚、王九言在黄花堆打败敌军。
像这样一个战功累累的大将军，竟被酷吏周兴诬告他和右鹰扬将军赵怀节谋反，被捕下狱。他死前曾长叹一声说道：“我的天命已尽。”后在狱中自杀。人们都为这位功臣的冤枉而痛哭流泪，对周兴等人也越发愤恨。
在酷吏们制造的恐怖气氛下，文武百官精神窒息，人人自危，几乎无人挺身而出向酷吏们宣战了。
但是，“疾风知劲草”，也有一些不怕死的人，他们决心向太后谏奏，其中一位就是四川的著名忧愁诗人陈子昂。
垂拱三年（686黑齿常）三月，正当因诬陷而被逮捕的风越刮越厉害的时候，时为尚书省小吏的陈子昂，上书进谏：
今执事者疾徐敬业首倡祸乱，将息守源，穷其党羽，遂使陛下走开诏狱，重设严刑。有民涉迹嫌疑，群相逮引、莫不穷捕考察。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希图爵赏，恐非吊罪之意也。
臣窃现当令天下，百姓思安久矣。陛下不务玄默以救敝人，而任威刑以失民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
伏见诸方告密，囚犯累百千倍，度其穷究，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满市。或谓陛下受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之宁所……
在奏折结尾，子昂引证前史，陈述己见。他说：“隋炀帝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门干杀人之事，以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导致隋朝灭亡。如果继续追害无辜，一旦黎民百姓离心离德，聚众叛变，其势猛烈，不堪设想。”
这份奏文，尖锐地揭露了酷吏们为了升官晋爵，利用徐敬业之乱后肃清余党的形势，竞相诬告陷害涉嫌之人，施用酷刑，以致冤狱布满天下，引起民怨沸腾的实情，并十分担心将会引起的后果。
陈子昂引史论今，要求停止酷吏滥杀无辜。他忠心耿耿，溢于字里行间。
但武则天认为，若想易姓称帝，“流血事件”是很难避免的。她也知道一些酷吏为了私利会出卖一些人，甚至出卖自己的恩人，也可能投鼠忌器，使一些人受到伤害，但为了实现长远目标，她还需要利用这些酷吏整肃异己。只有扫除一切障碍，才能结束这种状况，消灭那些对易姓称帝不满的人。她认为现在还不是行仁政的时候，所以对这份奏文没有回答。
后来，陈子昂又屡次上书，奏请武则天罢酷吏而行仁政。
这位诗人，不愧是为维护人类尊严、国家法律、人民权利而斗争的可尊敬的勇士。他诗歌的品格，比同期向武氏及其面首歌功颂德和媚势的诗人沈全期、宋之问之流，要高尚百倍。
还有一位，是绝不做告密者的中书侍郎刘袆之。
刘袆之是常州晋陵人。他为人刚正不阿，是非分明，又心直口快。朋友有短处，他就当面指出，很为朋友折服。他一个友人说他：“你总骂人，可人并不恨你。”
刘袆之也非常孝敬老人。贞观年间，太宗召他入京，他以母亲年老需要服侍为名，固请不去当官。太宗很赞佩他一片孝心，准许他为母亲养老。江南大使李袭誉为其特别孝顺所感动，常奖赏给他家米帛。后又上表，把他的住所改称“孝慈里”。直到老母病逝，服丧完毕，才到吴王府任功曹。
刘袆之不但对老母十分孝顺，对亲朋也很讲信义。每逢领回俸禄，他都很大方地分给亲属。
刘袆之才华横溢、文章出众，当时人们称他和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为刘、孟、高、郭四大才子。所以他很快升为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曾经参与修《晋书》。后为武则天选定，和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共同撰写《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千余卷，是有名的北门学士之一。
武则天很赏识刘袆之，任他为中书舍人、相王府司马，又升为检校中书郎。高宗曾对他说：“相王是朕之爱子，以卿这样忠孝之人为师，就像蓬草在麻里生长一样，不必扶他就自然长直了。”
当时很多诏书，都是刘袆之构思并写成的，他也为政务繁忙的武则天代为做诗。因为他辅政有功、才能出众，素有识人之明的武则天，任他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成为宰相之一。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刘袆之的为人。有一位司马员外郎叫房先敏，因为有罪被贬为卫州司马。他向宰相陈诉对自己处置不当。内史（中书令）骞味道说：“这是太后决定的处分，与本官无关。”这分明是逃避推脱责任。可是刘袆之却说：
“你这次改官，是按例由本官向太后奏请决定的。”身为宰相，光明磊落地承担了责任。
武则天听说后，认为骞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贬他为青州刺史。而称赞刘袆之：“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加授太中大夫，并给予他赏赐。
刘袆之奉太后之命，研究对吐蕃的不断入侵要采取的对策。他的策略思想和计谋，对黑齿常之大败敌军，曾起过重要作用。
但是这位忠于武则天，又为她所重用的宰相，竟背叛了她。有一天，刘袆之在与他视为心腹的部下凤阁舍人贾大隐私下闲谈时说：“太后既然已经废愚立明，何必还要临朝称制？不如早点把政权还给正统的天子，这才能安定天下人之心。”
没想到这位刘袆之信赖的人，听到上司对他的真心之谈，竟出卖了他，密奏给武则天。这种遇有机会，就整一整上司或同事，借以求得升官的人，真是十分卑鄙、可耻，古今中外，大有人在。
武则天听后，很为不满。她说：“刘袆之是朕亲自选择重用的人，现在竟然背叛于我，还希望谁能不负我之恩呢！”
原来，刘袆之以前曾有一次，因为他姐姐在后宫内为内侍，当时的天后命令她一起看望荣国夫人的疾病。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好奇，刘袆之想看看荣国夫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竟然偷偷摸摸的，也许是混在侍女之列看了一下，结果被人发现。因此被流放。天后因爱其才能，过几年以后，奏请高宗批准，召他为中书舍人，后又转为相王府司马，又升他为检校中书侍郎，以后又提拔为宰相。这在武则天看来，确实屡加厚恩，而刘袆之却忘恩负义。
那时，有许多势利小人，如果你屡屡高升，自会出来捧场，如果你能拍马屁，他可以舐马的P股，甚至像郭霸一样，以尝他的粪尿为幸事呢！如果你被上官不满，或上司稍有指责之意，他就会对你落井下石。他们听说太后对刘袆之说了不满的话之后，就出动了。
于是，有人诬告刘袆之，收取归州（今湖北省秭归县）都督孙万荣的贿赂，又有人上奏他和许敬宗之妾私通。武则天本想保他，因为他毕竟有才能和政绩，而且对她确实忠心耿耿，也深有感情。她想，也许是树大招风，有人诬告。但是，这些人接二连三地上奏，她也不好置之不理。何况，又有人告他说过要她还政呢！
武则天命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县）刺史王本立调查此事。这位刺史是地方官，此时正值他因有事上奏，在京都停留。武则天没交酷吏审问，只交给一般刺史检查此事。刺史审查重臣，而且是朝臣中知名的宰相，实意在于不了了之。
谁知，当王本立向他宣布太后命他受审的敕令时，刘袆之竟傲然地说：“不经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何谓敕令？”
按着唐朝的规定，敕令是由中书省审议，然后进到尚书省才能成为敕令，特殊情况下，天子直接下令称为墨敕。刘袆之明知这是个程序问题，但认为自己是个堂堂的宰相，竟交给一个不知名的刺史来审问，太后怎么能如此对待他。又气愤地说：“士可杀不可辱！”
审讯结果，刘袆之竟坦率承认：“我确实说过太后应还政的话，我认为这并非不忠，也不违犯国法！”
来俊臣逼迫他揭发别人，他严词拒绝，说：“皇天在上，我刘袆之决不做告密之徒。”
武则天哪里听得进去要她还政的话，心想：如果让这样的人辅佐天下，那只能是留下大患。于是敕令逮捕并处死他。
刘袆之这种态度，也不是偶然的。他素受儒教思想之熏陶，向来不主张女人当皇帝。尤其是当他被贬之后，知道武则天利用酷吏，实行恐怖政策，他已产生对太后的不满。因此，流露还政于正统天子的话，也是他的心腹之言。
当刘袆之下狱之后，身受刘袆之教诲，并深知其为人的睿宗，竟鼓起勇气，向太后表述刘袆之的功绩，并为他辩护，请求给予宽大处理。
刘袆之的亲友，知道睿宗上奏后，纷纷前来为他道喜祝贺。可刘袆之却对他们苦笑着说：“你们实在是浅陋之见，皇上的这样做法，只能加快我的死亡。”
真不出刘袆之所料，武则天不能留下这个未来的强敌，她立刻下达敕令：刘袆之屡次违反敕令，令在自宅赐死。
刘袆之接到敕令，坦然面对。
在从牢狱被送回自宅后，他神色自若、平心静气地淋浴，又写了一封对太后的谢表。然后和家人共进一餐，身穿朝服，从容自缢。时年57岁。
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看到他的谢表奏文，都对其奏情理之恳切、文词之高雅，十分赞佩。他们认为朝廷失去了一位忠直而有才干的宰相，深为感叹悲伤。武则天听说他们这种表现，非常厌恶。把郭翰降为巫州司法，周思钧贬为搏州司仓。直到睿宗即位之后，才追赠刘袆之为中书令。
当时的司法官吏也并不都是酷吏，也有一些正义的司法官。他们在当时酷吏们靠诬陷和使用酷刑，滥杀无辜以求晋升加爵的年代，像阴暗的夜空中闪现的星光一样，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在阴霾消失以后，他们更加闪耀着明亮的光辉，他们在青史上也留下了美名。其中的两位是徐有功和杜景俭，他俩当时被人们并称为“徐杜”。
徐有功是明经科出身，为人刚直不阿、清政廉明、宽仁有度。他在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县）任司法参军的时候，就以宽恕被告，以仁待民而著名。他连杖打犯人都不允许，但在他治理下当地治安情况却非常好。所以，他屡次升迁，载初元年即官拜司刑丞。对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判定有罪的案件，他也同他们辩论，甚至在武则天面前争论。在他的主张下，无辜的罪犯被保住性命的前后就有100多人。很多被告都说：“不知谁来审判我们。如果是‘来索’（指来俊臣、索元礼），我们活该命尽。若是碰上‘徐杜’二位，我们就可以活命。”同为御史，反映截然不同。可见，这两位御史是深孚众望的。
徐有功的部下被他的言行所感动，互相发誓：“今后绝不再杖打犯人。我们互相监督，谁再杖打犯人就惩罚谁。”
还有一次，徐有功受命审理殷王太子旦岳母庞氏被诬告施行巫术一案。他了解到，这位老人只是在她女儿神秘失踪以后为她念经祷告、驱妖避邪，不应视为违法犯罪。他敢于当堂同武后辩论。在武后毫不留情地肃清李氏宗室的情势下，他敢于为被诬告的太子的岳母辩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六品的法官。
监察御史薛季昶先是故意加罪给庞氏，现又诬告“徐有功和庞氏同党，过去就随意释放罪人，藐视国法，大逆不道，应依法治律”。
一个令史偷偷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徐有功，徐有功却说：“哼！哪有只一个人死，而别人都长生不死的道理！”
令史发现他吃完饭以后竟若无其事地睡熟了。
武后曾在判他死罪前，想责问他究竟目的何在，问他：
“朕听说，你把许多人宣判无罪，这是为什么？”
徐有功回答：“臣没能把一些人判罪，这或许有。臣以为，释放一个有罪之人，并非大过。可是保护无辜之人，使他们免受诬害，应该是明主贤君的圣德。伏请陛下广施大德，这是天下之大幸。”
武后知道酷吏们的一些胡作非为，也很清楚徐有功言之有理。终于把庞氏由死刑改为流放，和她的三个儿子一起流放到岭南。徐有功被贬为罗州（现广东省廉江县）司马。在徐有功被贬谪之后，过了几年，武后即了帝位，统治地位和权力已经巩固，她又把这位贤臣召回来重用。
再说说杜景俭，他也是一个敢直言犯上的人。年轻时，在明经科及第，任职为益州（现四川省成都市）录事参军，这是一个不大的官职。
有一次，隆州（现四川省阆中县）司马房嗣业，调到杜景俭所在的益州任职。任官令还未到达时，房嗣业就来到益州行使司马职权，并且对当时犹豫而不知所措的官吏用马鞭抽打。
杜景俭很不满意他这种行为，开诚布公地对他说：“你虽奉敕令担任奉州司马。但州内至今未接到命令，请过几天任命书到达之后，再执行职务比较合适。”
房嗣业感到这话刺耳，本想发作。可是杜景俭进而说道：“你说是奉朝廷命令来的，可我们没接到命令，不知是真是假，你怎么能马上就接管一州的大权呢？”这理直气壮的质问，弄得房嗣业面红耳赤，无法回答。不久，命令到来时，改任他为荆州司马，这才算了事。
益州衙门的官吏，都欢呼这位司马改任，并十分敬佩杜景俭这种正直、刚毅的精神。
从此，杜景俭名声在外，朝廷知道后，选他为京官，他后来逐渐晋升到司刑丞。在任期间，他也是一个维护正统司法的法官，与酷吏的邪恶相抗衡，主持正义，废止刑讯逼供，不冤枉无辜之人，深为人们所称赞。
还有一位叫李日知的司刑丞，也拒绝把清白无辜的人判罪。有一位御史在处理一件案子的时候，说：“我以侍御史身份断言，绝不容此人活命。”而李日知却坚决反对：“我李日知在职一日，此人便不得处死。”结果两人同时各写一判决书上报朝廷，朝廷采纳了李日知的意见，这名囚犯才得以免于一死。
当时，姚崇担任司刑寺的司丞，武则天已经称帝，酷吏政治已经有所收敛，但冤狱仍然层出不穷。此时的姚崇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屈从酷吏，冤枉好人，滥杀无辜，得意升迁，邀功请赏，加官晋爵。另一种选择是坚持正义，公正执法，量刑适当，实事求是。姚崇思前想后冒着极大的风险和株连九族的灭门之灾，为了正义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者。这样以来许多被无辜陷害的人得到了公正裁判，被无罪释放而保全了家人性命。
用严刑来遏制群臣的反叛心理这种办法，随着武则天的称帝成功而逐步被废弃。武则天开始以恩威并施的对策来驾驭群臣，因此决心整顿一下刑狱，实施些仁政。特别是又一奏表引起了她的重视。
天授二年（691年）正月，武则天刚登上皇位不久，御史中丞、知御史大夫事李嗣真上疏道：“今天告密的事多得不可胜计，可是事实上多是虚构的，恐怕有些奸诈凶残的小人怀着阴谋来离间陛下与群臣的关系。古时候审案，公卿都要参加旁听，帝王要多次宽宥，然后行刑。而近来狱官们单人奉使，审讯既定，司法人员就给定罪，不再复审。有的甚至是当场审讯，就独断罪名加以处罪，根本就不上奏。这样做，就使刑法重权落到了臣下手中，这不是审慎的办法。如果有冤枉滥杀，皇上怎么能知道呢！何况以九品之官专权审讯，操生杀之权柄，盗用君主的威名，审讯不经过秋官（刑部），核定又不经过门下省，国家之利器轻易转到个人之手，恐怕会成为国家的祸患！”这种切中时弊之言，武则天虽没有答复，但内心不由一动。在此之前，她已有所醒悟，觉得应该了解司刑中的真情，对滥杀无辜的狱官给予惩治，以顺人心。
当时，有人告发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多次陷害无辜，并在博州平叛的过程中杀害反正的官员吏民千余家，以为己功，可谓罪大恶极。天授二年（691年）二月，武则天落实此案后，下令将丘神勣斩首示众，以平民愤。丘神勣本是武则天的亲信，靠陷害人起家，并被赐姓武，现在竟因陷害别人的罪名被诛杀，使朝野为之欢欣鼓舞。接着又有人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陷害无辜，罪在不赦。武则天即命来俊臣处理此案。
这次审讯很有点戏剧性。当年，周兴在酷吏中官位最高、资历很老，在罗织罪名方面很有一套方法。严格说来，他是来俊臣的老师。来俊臣奉命后，特意宴请周兴，两人谈得很投机。突然来俊臣话题一转，说：“皇上让我审讯一个罪犯，这罪犯非同一般，审讯起来，恐怕他不肯轻易招供，采用什么办法好呢？”周兴说：“这好办得很，你只要取来一个大瓮，四面架起木炭烧着，把罪犯放进瓮里。此后，你要他招供什么，他就会招供什么。”来俊臣说：“你这主意真是太妙了。”即命人抬进一只大瓮，按周兴所说的方法，在大瓮四周烧起炭火，然后阴阳怪气地对周兴说：“皇上有旨令我审讯你，请老兄入此瓮吧！”想不到一向作威作福、整治犯人连眼都不眨一下的酷吏周兴，竟有一日会尝到自己设计的逼供方法。这个杀害了数千无辜的恶魔竟吓得屁滚尿流，只得叩头服罪。这个故事就成为“请君入瓮”成语的来历。武则天念周兴的滥杀无辜也是自己的纵容所导致的，就免他一死，流放岭南。但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在押往流放地的途中，被其仇人杀死，碎尸万段。
紧接着，又一个酷吏索元礼也被武则天下令处死。索元礼开酷吏风气之始，曾杀害数千名无辜者，民愤极大，武则天耳闻其详，杀之以慰众望。接连两位酷吏被杀，朝廷内外无不拍手称快。
对于司刑平恕公道的官员，武则天即使在非常时期也都是任用的。她对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这些人还是很敬重的。为了奖励徐有功敢于依法审案，并敢于同皇上争论，武则天还把他提拔为秋官郎中。周兴在被杀之前，曾与徐有功共审一件案子。徐有功与周兴又争起来，周兴就诬告徐有功把反囚放出，应当斩首。太后知道徐有功虽然冒犯她，但他办案事事有据，实际上是很称职的，因此没有杀他，只是把他的官免了。不久，她又起用徐有功为侍御史。徐有功伏在地上哭泣着推辞说：“臣听说鹿跑到山林里，但他的命仍掌握在庖厨手里，这是大势所造成的。陛下让臣当法官，臣不敢枉陛下之法，那么我一定会死在这个官职上。”武则天仍坚持要授官给他，远近听说者都为此而高兴。
武则天虽然开始宽刑，但对有谋反嫌疑的人仍然宁杀勿纵、防患于未然；对来俊臣等其他酷吏也还未做处理。天授二年（691年）正月，侍御史来子珣诬告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谋反。武则天认为宫廷内的官员如果谋反，非同小可，所以断然诛之。纳言史务滋是武则天的亲信，与来俊臣共审此案，来俊臣奏言史务滋与刘行感很亲密，想掩盖刘行感谋反的事实。武则天让来俊臣审讯他，史务滋因恐惧而自杀。
武则天的另一亲信、赐姓武氏的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勗傲慢自得、言辞不逊，被人告发。来俊臣审理此案，张虔勗害怕会遭酷刑问成死罪，赶紧到徐有功处自诉。来俊臣恼羞成怒，命卫士以乱刀杀死，枭首于市，然后立假案上奏。天授二年（691年），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右卫将军李安静等也相继被诛。李安静在武则天称帝的时候，独不上表劝进。来俊臣审他时，他说：“以我唐家老臣，须杀即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同时被杀的有宰相岑长倩、格辅元，以及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都以谋反罪而被杀。因此，尽管制狱稍衰，但朝廷内外官吏仍然诚惶诚恐，莫不畏服。
长寿元年（692年）初，左台中丞来俊臣受武承嗣指使，又罗告众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等人谋反，还有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人也被牵连进去。以前，来俊臣曾奏请降敕，一问就承认反者可以免死。这些人下狱后，来俊臣以此引诱他们承认谋反。狄仁杰老谋深算，不打自招道：“大周革命，万物惟新，我们是唐室旧臣，甘愿受诛，反是实事。”来俊臣如获至宝，对他们稍稍放松了一些。判官王德寿对狄仁杰说：“尚书一定不会被处死了。我受人指使，想请你把宰相杨执柔也牵连进来，可以吗？”狄仁杰说：“皇天后土一定会谴责我做这种无耻之事！”说完就用头去撞木柱，血流满面。王德寿赶紧抱住他说：“不牵扯他就算了，狄公何必如此呢？”他毕竟胆小怕事，被狄仁杰吓坏了，以后对狄仁杰的态度也尊敬多了。
侯思止审问魏元忠，魏元忠是一倔强之人，他辞气不屈、怒发冲冠，不能自制。侯思止还没见过这么刚烈的人，命人把他拖倒在地，倒曳而走。魏元忠还在大骂。侯思止越怒，施以重刑。魏元忠怒道：“侯思止，你小子若须要砍我魏元忠的头，你来取好了，何必一定要让我承认谋反呢！”
狄仁杰既然承认了谋反，法司准备上报处以死刑，对他们不复严备。狄仁杰乃把被面撕下来书写冤状，放在棉衣里面，对王德寿说：“天正热，请你转告我的家人，让他们把棉花取出再给我送来。”王德寿很乐意地去办了。狄仁杰之子狄光远拿到棉衣，听王德寿转述的父亲之言，知道父亲有机密事嘱他办，拆开棉衣，果然得书。狄光远乃持书说要告密，得到神皇武则天的召见。武则天把狄仁杰的信看了一遍，就追问来俊臣怎么能搞逼供。来俊臣说：“狄仁杰等人下狱，臣未尝去其巾带，吃睡都安排得很好，如果真无谋反之事，怎么肯招认呢？”武则天不相信，又派通事舍人周琳去看情况。来俊臣事先伪装好现场，让周琳去看。周琳害怕来俊臣，根本不敢看，唯唯诺诺不敢发一言就去报告武则天。来俊臣又诈写狄仁杰等人的谢死表，让周琳带给武则天。武则天被假相蒙蔽，以为来俊臣说的都是对的。
当时，被杀的宰相乐思晦有个儿子还未满10岁，很机灵，被籍没在司农为奴仆。他说有机密事上告武则天。武则天召见他，问他有何事。他说：“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之法已为来俊臣等所任意操纵。陛下如果不相信臣下的话，可以择朝廷中很清正、陛下平时又很信任的人，假说他们谋反试一试。只要经过来俊臣之手，无不承认谋反。”太后一听大惊：“竟有这事？”狄仁杰就是这样一个大臣，现在承认谋反，不正与这小孩之言相合吗？她恍然大悟，立即召见狄仁杰等人，问他们说：“你们承认谋反，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回答说：“如果不承认谋反，早就死在他们严刑拷打之下了。”武则天还不解，说：“那你们为何写谢死表呢？”他们都说没有写。武则天让人拿出谢死表给他们看。他们说：“这全是伪造的，可以对笔迹。”太后才知其诈，于是把这7人放出来。来俊臣、武承嗣见狄仁杰等7人被赦免，大为恼怒，很不甘心，一连数次到武则天处坚请诛之。武则天说：“命令已下，怎么能反悔呢？”武承嗣不好再争，怏怏退出，让台官等联名上表，请诛狄仁杰等7人。来俊臣还想各个击破，就对武则天说：“裴行本叛迹已明，其罪犹重，请诛之。”秋官郎中徐有功反驳道：“明主已有再生之恩，而俊臣等想违抗圣旨，执意诛杀，岂不是要置皇上于无恩无信之地？”武则天说：“我意已决，众卿不用再争了。”谁知侍御史霍献可又面陈道：“陛下不杀裴宣礼，臣请效死于阶前。”他边说边以头触殿阶，血流沾地。霍献可是裴宣礼的外甥，希图通过此举讨好武承嗣、来俊臣，又可以表明自己为人臣而不偏私亲戚，求宠于武则天。武则天心内厌恶，不予理睬。以后霍献可每次上朝以绿头巾裹其额头之伤，故意还露出伤迹，丑态百出。他想让武则天看到，认为他忠心可嘉，谁知武则天漠然不理。这位无耻小人的头白白碰伤一回，实在是不值得。
不过，酷吏仍在施展淫威，告密之风仍然盛行，来俊臣向左卫大将军泉献诚索贿，没有得逞，就诬告他谋反，伪造证据，并先斩后奏。武则天受到蒙蔽，仍然重用来俊臣，认为他很忠心。泉献诚是高丽泉男生之子，同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谨行等人同为少数民族名将，在唐朝为将十多年，竟也死在酷吏之手。
长寿元年（692年）五月，武则天因重佛教，命令在全国禁止屠宰及捕鱼虾。当时，左拾遗张德添了一个男孩，为了表示庆祝，生子的第三日，私自杀羊宴请同僚，补阙杜肃也赴宴。他悄悄地藏了一块羊肉，宴散后上表告密。次日，百官上朝，武则天对张德说：“听说爱卿生了一男孩，向你贺喜。”张德拜谢。武则天又问：“从哪里弄的肉请客的啊？”张德一听，魂飞魄散，忙伏地叩头请罪。武则天说：“朕禁屠宰，但红白喜事宴请并不限制，此乃人之常情。不过，爱卿今后宴请客人，须要加以选择啊。”乃把杜肃之奏表出示给他看。杜肃羞愧得无地自容，百官皆欲向他吐唾沫。从这件事上，官员们看出，现在皇上武则天已开始鄙视起这种告密求宠的小人之举了。
狄仁杰等人被宽刑免死以及武则天厌倦告密，使众臣得到鼓舞，一些大臣再度上疏言酷吏之害，请求宽刑。
长寿元年五月辛亥，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说：“经书中有‘五听’之道（《周礼·小司寇》记：审案者以五听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所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反应，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眼色，不直则躲闪），令三次反复上奏案情方能定案。窃见近来按敕令审讯谋反者案件，派使者去检查审讯情况得实，就立即处斩，这很不妥当。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冤枉，也只能忍气吞声，合族受累，太让人心寒了。此不足以肃清奸逆而明正刑典，只能助长威福，让天下人心怀疑惧。臣希望放弃这种做法，应按法行事。而且对法官应加以选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道的法官，臣请皇上信任并使用他们；有处事残酷，为人怨望之人，请皇上疏远而斥退他们。”
右补阙朱敬则认为武则天过去想用严刑和威严来禁止对她称皇的异议，今天既已称帝，众心已定，应该省刑罚、崇尚宽简，于是上疏武皇说：“李斯做秦国的宰相，用刻薄变诈屠杀诸侯，不懂得用宽和的办法来安定人心，终于导致秦朝土崩瓦解，此乃不知变通而造成的。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以礼仪治天下，使汉朝传了十二代，这是知变通的好处。自文明年号（即684年，那一年武则天临朝称制）以来，韩、霍诸王与徐敬业为乱，不设铜匦，无以应天顺人；不施严刑，不能摧毁奸诈，平息暴乱。所以采取这些措施，使曲直能明，包藏祸心者暴露出来。但走得太远就没有好的脚印，快弹就减少了和声，过去好的策略在今天就变成了坏东西。请您观察秦、汉之得失，考虑时情是否合宜，审察哪些糟粕可以去掉。卡住奸人险恶之锋芒，堵塞罗织罪名的根源，扫除结党徇私之迹象，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岂不是令人愉快的事吗？”武则天看了奏疏，大为赞赏。
紧接着，侍御史周矩又敲边鼓，进言说：“负责审讯的官吏，都常常使用酷刑来虐待囚犯，无所不用其极。囚犯只求眼前少吃苦，所以只得认罪。臣暗地听众人议论，都说现天下太平，何苦要反呢！何况这些被诬告的人哪里尽是英雄豪杰，个个想当帝王呢，不过是怕苦刑而自己诬招罢了。请陛下详察。现满朝文武官员都忐忑不安，怕陛下在早上与他们还是亲密无间的，到晚上就变成了仇人，性命不保。请陛下少用刑罚，多施仁政，天地之大幸也！”
这些人的话都说得很中肯，武则天很动心，从此采纳众议，对酷吏加以限制，并整肃告密者。她派监察御史严善思对告密者进行审讯。严善思公正直率，秉命追查，竟查出850多个告密者，其所告内容大多出于虚构，因此对这些人予以严惩。这些告密者其实大多是武承嗣、来俊臣等人的徒众党羽，专以告密为能事。罗织之党受到挫折，他们对严善思加以报复，终使他坐罪流放远州。武则天很快察觉他是受冤枉的，又召他回朝廷任浑仪监丞。从此，告密之风一蹶不振，制狱也逐步衰退，刑罚稍宽。不久，来俊臣因犯贪赃罪被贬为同州参军，酷吏王弘义也因罪被流放琼州。王弘义诈称奉敕旨追还，擅自从流放地返回，至汉北，碰到侍御史胡元礼，查出实情，当场将王弘义杖毙。侯思止也因违反禁止人间藏锦的法令被李昭德察觉，武则天令将他杖杀于朝堂。
侯
天授年间，在朝廷任职的姚元崇，鉴于“时王公大臣多以言语不慎密为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所陷”，为规戒时人和自己的言行，写了一篇“口箴”作为座右铭。其文曰：
“君子欲讷，吉人寡辞。利口作戒，长舌为诗。斯言不善，千里违之。勿谓可复，驷马难追。惟静惟默，澄神之极。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声繁则淫，音希则大。室本无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时之首。无掉尔舌，以速尔咎；无易尔言，亦孔之丑。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缄其口。勖哉夫子，行矣勉旃。书之屋壁，以代韦弦。”
姚崇的这篇《口箴》，对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口箴》被刻于碑石，代代相传。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唐武宗名相李德裕被贬至东都洛阳时，到慈惠坊拜访了姚崇的玄孙姚勖，还特意瞻看了姚崇的《口箴》石刻。
在武则天时期，告密之风和酷吏政治非常严重。鼓励告密（当时叫“上变”，意思是密报阴谋），这是武则天临朝以后所做的一项历史上空前的创举，是武则天一系列革新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她向当时的官僚制度进行冲击的一个有力武器。
在平定徐敬业之乱以后，太后为了便于表达民意和有利于揭发那些贪官污吏以及搞阴谋的人，曾在朝堂东西两侧，公开设置了登闻鼓和登肺石。有下情上诉的人，可以到那里击鼓和呈递状子，有专人管理和接受。
但公开上诉，毕竟人们有所顾虑。后来就设立了铜匦。这铜匦是用铜做的箱子。事情起源于侍御史鱼成晔的儿子鱼保家，曾与徐敬业交往很深，但没有受到处罚。他为了感谢太后的特赦之恩，表示自己忠君爱国，提出铸造铜匦的建议。为的是便于天下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意见、建议，通过铜匦密奏，充分表达出来。
这铜匦的构造，是在它的内部设东、西、南、北四个格。东面的格是“延恩”格。凡是感谢、颂扬太后和朝廷的政绩、功德的奏文，都放在这个格里边。也包括要求任官和升迁的奏文。
西面的格是“伸冤”格，有关伸冤告状的信函，都投入这一格。
南面的格是“招谏”格，顾名思义，这是专门容纳评论朝政，提出建议的信函。
北面的格是“通玄”格，主要是容纳通告天灾地变和有关军事机密等方面内容的信函。
信函一经投入铜匦的各个格，只有专管的人才能打开。
从上述内容看，说是用于“告密”的铜匦，实际上相当于现在设立的人民来信的信箱和检举箱。
太后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它便于使普天之下的百姓，把自己的意见、建议直接上达，而不必经过各级官吏。它有利于检举那些欺压、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同时也可以从中发现人才。
她立刻采用了鱼保家的建议，并给了他不少赏赐。
垂拱三年（687年）三月八日，铜匦开始设立在宫门外面。
为充分发挥铜匦的作用，太后以圣旨的形式通告天下：“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于天下。”
太后还向全国各州县发出通知，让人民知道铜匦的用途，以便充分利用。类似内容的布告，也贴满了洛阳市内的各个角落。
太后命谏议大夫、正五品上，补厥、从七品上，拾遗、八品上各一人，专门负责对铜匦的管理。
太后规定，凡是在职的九品以上官员，直到地方的低级官员和衙门里的差役，均严禁投书。目的主要是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庶民，说出自己心里的话，也有利于他们监督各级官吏和公职人员。
第一封告密信，就收到了效果。告倒的不是别人，正是铜匦的发明者鱼保家，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来信列举事实，指控他为徐敬业制造叛乱用的武器，给徐敬业作乱的军队提供方便等。这些，他都作了隐瞒。鱼保家因此被捕下狱，经过审讯核实，以参与叛乱罪，在市场上处以极刑。
这件事哄动了洛阳市民，也风闻各地。老百姓受到了鼓励，感到铜匦真有作用。太后对这件事的处理，也很满意。太后又下令，对进神都洛阳来密告的人，给予赏励。凡是“告密”者，不分职业和身份，都给予五品官才能享受的食宿待遇。在路上可以乘公家的马3匹，1匹由本人骑，另2匹是护送的人骑。在途中，可以住各驿亭的官舍。到神都可以住在平时供外国使节住的司宾寺。五品官的膳食标准，据《唐六典》的记载：每餐可吃七个菜，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此外，还有盐、豆豉、葱、姜、韭、葵和酱菜。
到京师以后，最低的给予赏赐，高者还可以封给爵位。
这些措施，深得民心。广大城乡庶民，莫不拍手称赞，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那些身受贪官污吏损害、地方豪门压榨、受尽苦难的贫苦庶民，觉得有冤能诉、有苦能言的机会到了。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的“告密”庶民，蜂拥到神都。
另一方面，这阵大旋风，却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刮得头晕目眩。他们大有朝不保夕之感、末日来临之忧。
对告密者的直接对话，是由太后的秘书上官婉儿出面。太后也不辞劳累，对上告的重要事宜，迅速裁决，有时还直接召见“告密”者。可见她对“告密”者直接面告的重视程度。
虽然“告密”者由于害怕地方官吏、土豪劣绅的打击报复，有的不愿抛家舍业、长途跋涉，有的被怀有鬼胎的人用各种办法所收买，以及其他原因，到神都的“告密”者毕竟有限，实际效果如何，也无统计资料可查。但是，武则天对“告密”的鼓励，仍不失为有社会进步意义的一项政策和措施。它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开明君主实行的有民主象征意义的一个创举。但从实质上看，不管是让老百姓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表达意见也好，检举官吏的不法行为也好，发现那些搞阴谋的人也好，归根到底，主要还是为了有利于对政敌的斗争，以巩固掌权君主的统治。当然，对老百姓来讲，也不是一点利益没有的。
武则天实行这项政策，圣旨中公开讲的是：畅达民意，得义天下。但她还有一个心底里的秘密没有道出。她的主要目的之一还在于，要在那些告密者中，发现一些既狡诈有智慧，又敢于向李氏宗室和官僚贵族挑战的心狠手辣的人物，作为她手中的锐利武器。这些人，也就是后来让朝廷上下闻之色变的酷吏。
在《旧唐书》中，关于武后使用酷吏，有一段概括性的评论，可供读者参考：
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支。于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义之属，纷纷而出。然后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于怀忠蹈义，连颈就戮者，不可胜言。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纲一举，而率笼八方，酷之为用，斯实也已。
这一段话对武后使用酷吏的起因、目的，主要酷吏的姓名，他们使用的手段和造成的后果，都概括出来了。
武则天从告密者中筛选出来的“精华”共11个，除了《旧唐书》前边那段评论中点出来的8个人以外，还有傅游艺、来子珣、吉顼。这11个人中，最出名的是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三个人，前两个时人合称为“来索”，就是来搜捕的意思，已成为酷吏的同义语。这三个人都是酷吏们的首领。尤其是来俊臣，更是“魔鬼中的魔鬼”。
先介绍索元礼。他是武则天从告密者中第一个挑选出来的。此人是个胡人，那时叫波斯人，是后归化过来的。出身贫穷，也没有多少文化。但他的长相具有胡人血统的特点，个子高而健壮，卷发黑而硬，鹰鼻、深目。他眼里时常闪射着凶光，令人望而生畏。
在徐敬业之乱平定以后，武则天实行威慑政策以稳定地方。索元礼猜度形势，就利用肃清叛乱残余、整治涉嫌者的机会，进行告密。在他面告的时候，武则天在帘后观察。他信誓旦旦地说：“我忠心为国，只要为了太后，什么样的敌人，我都能够把他干掉。”
武则天对他很满意，认为这个人符合自己选择的标准。所以破格使用，把这个无名之辈，一下子提拔为游击将军，掌管制狱审案的大权。这种提拔，真令朝臣们目瞪口呆。
不过，索元礼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望，上任之后，就发挥残忍的特长，稍有嫌疑，立即逮捕，每捕一人，就有数以十计百计的人连坐被捕，而且施以酷刑。这使朝臣们十分畏惧，见他犹如见虎狼。武则天却对他的表现很满意，常常召见，并多次给他赏赐。此后，他的手段也就越来越残忍。《旧唐书》对索元礼这个人的评语是“性残忍，甚于虎狼”。
比索元礼还凶恶的是来俊臣，这个人简直是魔鬼的化身，虐待、杀人，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乐事。他像饿狼一样，没有猎捕的对象，就活不下去。
此人本性残忍，这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他生于长安西边的万年县。父亲来操，是长安有名的市井无赖和赌徒。这个人不务正业，心术也很坏。他朋友蔡本的妻子长得姿色比较出众，他跟这个女人发生了两性关系。他不满足于暗中偷情，想要公开地长期地占有这个女人。于是他想出了一个鬼点子。他引诱蔡本和他一块赌钱，设法赢了他一大笔。蔡本还不起债，就把老婆用来顶债了。她俩正式结婚不久，就生了来俊臣，也不知他究竟是来蔡两个人谁的儿子。
来俊臣长大以后，偷盗、诈骗、赌博、强奸……无恶不作。在游荡到和州（现安徽省和县）时，因抢劫而被捕下狱并被判处死刑。
当时，全国兴起告密风。他想反正是个死，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去“告密”，也许还能找到一条活路。他决定不能坐以待毙。
按照规定，死刑犯要告密也是不受限制的。他利用这个特许条件，大喊大叫要去“告密”。狱吏和州官怕有不准告密之嫌，只好同意他去神都洛阳去面告。
接待他的是上官婉儿。由于死刑犯要告密，是极为少见的，太后出于好奇，在帘后观察。
来俊臣心想，告不成也是死路一条，就索性诬告和州刺史东平王李续。他根据当时的风向来判断，告他很可能有利。因为李续是唐太宗第八子纪王慎的长子。他选准了目标就一不做，二不休，竟信口雌黄，颠倒黑白，随意捏造，夸大其词。把自己说成是个好人，和一个杀人犯曾同住一室，把他误当成杀人犯，然后被捕入狱，严讯逼供，屈打成招……还数说出李续的许多苛政来。他口若悬河，说得有条有理、绘声绘色、活龙活现，连自己也觉得好像真有这么回事。
这个无赖，虽然心里如蛇蝎般的狠毒，可长相还算英俊。文化不高，但由于在三教九流里混的时间长了，还懂得些礼节和规矩，而且他的靶子选的也准，正中武则天的下怀。
本来这类普通的案子，武则天可以不管。这样来俊臣回去也就必斩无疑，他也就不会继续作恶了。哪想到武则天竟然看中了他一有胆识，二能言辞。死囚犯来告密，这是把死置之度外了。敢于冒死，胆量可想而知。他诉起状来条条有理，有根有据，令人信服，而且言辞流利，很有辩才。
结果，来俊臣不但没回去重投入监狱、问斩，反而被提拔为司刑评事。评事的职权是调查被告，起草判决书和管理监狱，是从八品以下的职务。这就是他当上酷吏的经过。不久后，他又被提升为御史中丞，成了肃政后的主要角色。
三大酷吏之一的周兴，是新州长安人。和前两人比，他是唯一的一个在职官吏。他年幼时聪明好学，很有学识和才华，特别熟悉法律知识。开始任职为尚书都事，后来很快升任孟州河阳县令。
周兴很有才干的消息，不久后传到朝廷和高宗耳中。高宗曾召见过他，并且很赏识，准备提拔他。周兴听说后觉得很有把握，就去京城里等待正式任命的消息。没想到竟遭到有的内流官的反对，理由是他非内流官出身。
唐朝的制度，官吏大体分内流、外流两种。内流官包括三五品以上的公卿，四五品的大夫，六至九品的士，和任官的贵族子弟。在这以下等级的就是外流官了。周兴当时就是属于外流官。
由于高宗没有坚持提拔他，所以，这件事就告吹了。但是，也没有谁想告诉他这个消息。
宰相魏玄同出于同情心，看他可怜，可是又不能泄露朝廷的机密，就暗示他说：“周明府（明府是唐朝时对县令的一种称呼），你该回县里去了。”
岂知，好心没有好报。周兴这个官瘾很大，嫉妒心、疑心又很强的人，竟怀疑起魏玄同来，以为是这位宰相从中作梗，反对提拔他。
从此以后，他决心有朝一日，向这位宰相报复，并向那些瞧不起他的内流官进行挑战。这也是不得志、出身贫贱的小官，对那些压抑他们的门第高贵的大官一种很容易引起的反感、不满和怨恨心理。不过，对周兴这个心胸狭隘的人来说，就更为突出了，怨恨变成了仇恨，报复转化成残酷。所以，在他成为酷吏以后，就专门把那些享有特权的大官作为他的主要打击目标，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他加入酷吏的行列与前两人不同，不是白手起家，平步青云，但有一点是和来俊臣一样，就是有“冒死”精神。朝廷明令，官吏是不准投书告密的，他受索元礼突然高升的鼓舞，冒着很大的风险，写了一篇有关监狱方面的文章，投了进去。太后欣赏他这种勇气，不但没降罪于他，反而任用他掌管狱制，后来又由司刑少卿提为秋官侍郎，成为酷吏之首。死前数月，还位居尚书省左仆射，是酷吏中为数不多的佼佼者。
如果说索元礼是以罪恶昭彰的第一个告密者著称的话，那么，周兴则是处决唐室王公和官僚贵族的第一名刽子手，而来俊臣还要超过前两个人，他是谋杀人最多、时间最长，手段最毒辣的酷吏中的元凶。
来俊臣在酷吏中是最有创造才能的。《罗织经》就是他和他同是告密者出身、又同时任司刑评事的好友万国俊，共同“创作”出来的。
所谓《罗织经》，就是专门阐述如何罗织罪状的教科书。它把如何刑讯逼供和互控合法化并升华为一部“学术著作”。告诉酷吏们怎样促使人告密，怎样使无辜者有罪，怎样编织成反状等。该书章节清楚，条理分明，携带又方便，是当时训练酷吏的一本优秀教材。
来俊臣另一创造性才能，就是他发明了许多酷刑，比如：从鼻孔灌醋，往耳朵里灌泥，然后再熏耳朵，使之变聋；把头发悬在梁上，或者让罪犯戴上有齿的头箍，然后加力压缩，直至将头盖骨劈开。
把犯人单独关在漆黑的牢里，让犯人发狂。
把犯人放在流脏水的地方，使他皮肤糜烂。
以上这些，统称为“狱持”。
还有一种刑法，叫“宿囚”。就是白天不给犯人饭吃，晚间又不许他睡觉，直到让他活活饿死。甚至疲劳审讯，折磨得犯人发狂而死。
这些刑罚，就已经够水平了。可是，以杀人为乐事的来俊臣还嫌不够，又发明一些更新的刑讯法，让犯人招供。来俊臣这个人真是把虐杀当作一种“美学”，他还把这些刑法冠以诗一般的名称呢！比如：
“凤凰展翅”，形象该多美。可实际上是将犯人的手脚捆绑起来，然后又把他在地上旋转起来。
“仙人献果”，是令犯人跪在碎砖瓦上，手举重物，这样，就可以使碎瓦片刺入胫骨。
“玉女登梯”，是把犯人吊在很高的又窄又小的木条上，用绳索拉着走，让犯人恐惧得发狂。
“驴狗拔橛”，这个形容可不大文雅。这是用绳索把犯人的腰绑紧，把绳端固定在架上，让犯人往前走，越走绳索勒得越紧，甚至连肠胃都能勒断。
还有，把犯人倒吊起来，用大石头坠头，等等。
来俊臣又在犯人的大枷上做文章。大枷在唐朝有多重，没有资料可查。清朝的大枷是长三尺、宽二尺九寸，重约二十五斤。用大枷的通常办法是：把大枷中间留个洞，让犯人把头露在枷上边，然后枷住脖子。来俊臣发明了新大枷，并且都给起了新名。史书上记载的有：
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着即承；五、失魂胆；六、实同反；七、反是实；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
这些大枷的形状和用法无从考查，只知有一种是用铁做帽子，戴在犯人的头上，令犯人在地上转圈爬，很快就能致犯人于死地。是不是上述十种大枷的一种，不得而知。
顾名思义，用这些新的大枷，一戴上就不能喘气，大声吼叫，魂飞天外，连死猪都要发愁。只求速死或破家免刑，不用再加别的刑法了，刚戴上就得“认罪”。可见这些刑法，残酷得多么令人发指！有几个人能挺得过去？
武则天对酷吏的工作成果，是很赏识的，在徐敬业叛乱之后，她疑人心重，只要是反叛嫌疑，她就要肃清，不留下隐患。可是她是否知道他们使用的是如此惨无人道的酷刑呢？
可以断定，武则天对刑讯的方法不过问。那时的司法程序也不会是很正常、很健全的，审讯的正当办法也不见得有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的限制，但是，她也不能一点耳闻也没有。她不加过问，也只能说明当时作为政治家的她也许认为，为维护统治权力，胁制群臣，对反叛者、政敌、危及社会的其他罪犯，采取无情镇压的手段，是政治家不可缺少的品格吧！或者她认为镇压是目的，手段是可以不必过问的。
酷吏之一的侯思止，也是比较出名的。他原籍是雍州醴泉人，但自幼生长在长安郊外的一个贫困之家，从小就没有正当职业，常和一些无赖混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他靠卖饼为生，后来经人介绍，给渤海游击将军高元礼当仆人。
这时，恒州（今河北省正定县）刺史裴贞，因属下一位判司犯了罪，被裴贞命人杖打后，剥夺了他的官职。这个人到洛阳后，认识了跟随高元礼来到洛阳的侯思止。他为了报复裴贞，就唆使那时想升官发财想得发疯的侯思止，密告裴贞和舒王元名共同谋反。那元名乃是高祖的第18子。
侯思止是一个文盲，他不会写告密状，就央求主人高元礼代写。高元礼不知侯思止背后是何人指使的，他畏惧如果拒绝代写可能被罗织成罪，就勉强地为侯思止代写了。
没想到，这个密告竟成功了。舒王元名立即被周兴逮捕，与其子豫章王同时处死。裴贞也在被捕后杀掉，这两人的家族也全被灭籍。而侯思止却告密有功，一举升为游击将军，参与制狱工作。与前主人高元礼官阶相同，平起平坐。
高元礼很畏惧这个危险人物，再也不敢管他叫“卖饼的”了，改称为“侯大人”。
这侯大人野心也真大，又想要当御史。他本来是个贫贱之家出身的文盲，竟如此野心勃勃。武则天听说后，觉得他既好笑又好奇，就召见了他。
侯思止没想到武则天能召见他，他向高元礼去讨教如何应答的办法。
当武则天问他：“你不识字，怎么还想当御史呢？”
侯思止按着高元礼教给他的话，答道：“獬这种野兽，并不识字，但它能用独角去攻击邪恶的人。陛下用人，何必非识字不可呢？”（獬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奇兽，长有独角。能够辨别是非曲直，见着有人争斗，就用独角去撞邪恶之人。）
武则天听到这种巧妙的回答，不禁大笑。心想：这个人虽是文盲，却很乖巧。不妨试用一下，看他到底能干出些什么名堂来？
于是，侯思止被任命为左台侍御史。因为他原来的官职是游击将军，从五品上，而侍御史是从六品下。为了大体平衡，又加授给名誉官朝散大夫，从五品下。不过，侍御史是个能弹劾百官的要职，一般是要清官才能担任的，远非一个散职游击将军可比的。侯思止自鸣得意，也很感谢高元礼。
当武则天得知他还住在狭小的官舍里时，就赐给他一所从前被抄家灭族的一处豪华住宅。侯思止又按照高元礼事先教给的办法，去觐见武则天，辞谢说：“臣历来痛恨逆臣，所以，绝不愿住这种人的住宅。”
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表现了他的“忠心为国”。武则天从此对他更加信任，并给了他许多赏赐。他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也就更加残忍地对待那些胆敢触犯太后的人。
还有一个酷吏，也是来俊臣的左膀右臂，人称“白兔御史”，叫王弘义。他出生于冀州衡水（现河北省衡水县）的贫农之家，从小就以心坏手狠出名。
“白兔”这个“美称”的来历是这样：
他邻居家是种瓜的。王弘义顽劣成性，不光是要瓜吃，而且还连吃带拿，蛮不讲理，十分嚣张。邻居气愤不过，禁止他再来拿瓜。
王弘义为了报复这位邻居，想了一个毒招：跑到县衙央求派人来抓白兔，免得邻居家的一片好瓜田，被群兔骚扰，造成更大的损失。县里还真派了人来抓兔。结果，一个兔子也没抓到，好好一片瓜田却被来人践踏得没一块好地方。这个人有多阴损！
这个坏蛋在家乡没有立足之地，就流浪到赵州（现河北省赵县）、吴州（今河北省清河县）等地。他看见当地群众在斋戒场祈神保佑。当时，正当全国刮起告密风，他心生一计，跑到洛阳，以告密为名，诬告两县地方官，对老百姓“祭祀淫祠”、“违法做咒法”不闻不问。密告引起的结果是，一些乡村的官吏和长老，被捕处死的达200多人，而他却因密告有功，一跃则为游击将军。
王弘义吃到了甜头，也就越来越残忍。他竟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种新刑讯法：在大热天里，他把他认为是犯罪的人，集中关到很小的牢房里，然后，把蒿草堆起来，再加上厚棉被，把人闷得发昏，不得不“认罪”。后果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流放。
这个坏蛋因为“功绩”卓著，很快成为殿中侍御史。
他官升得越快，手段也就越残忍。有人告密说，胜州（现内蒙古准格尔旗）都督王安仁有造反企图。王安仁坚持说这是诬告。王弘义也不审问，干脆砍下他的头，连他的儿子也斩首。然后把父子两人的头，用盐淹渍后，装在箱里，抬回京城。
他路过汾州（今山西省汾阳县），该州司马毛公设宴款待。毛公因为疏忽，没有把他安排在上座，他就拔刀把毛公砍死，还把头颅挂在矛尖上，返回京城，吓得人人毛骨悚然。
当时神都的制狱衙门，在丽景门以内。关押在那里的犯人，很少有活着出来的。他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竟得意洋洋地把丽景门叫作“例竞门”，意思是按照惯例进来的人，性命都要尽（竞尽近音）丧在这里。
他和来俊臣发往各州县的牒文，都意味着有人要被逮捕或处死，所以州县官吏都害怕得像大祸临头似的，心惊胆战。王弘义竟自傲地说：“我的牒文里，有狼毒和野葛呢！”
对这位酷吏，人们谁也不敢得罪他。见了面不是绕着走，就是不得不恭维几句。只有宰相李昭德敢于在殿前公然嘲笑他说：“过去只听说过有‘巷鹰狱吏’，今天才见到‘白兔御史’。”从此以后，人们背地里就以这个“美称”来称呼他了。
酷史丘神勣，曾经奉武则天之命，逼迫太子贤自杀。
垂拱四年（688年），他受任清平道大总管，平定博州刺史、琅琊王冲的反叛。冲已被老百姓孟青棒、吴希智杀掉。但他到博州后，发现地方官吏穿素服来迎接他，就勃然大怒，举起刀来，见一个杀一个，使千余人家家破人亡。可他又加任了左金吾卫大将军之职。
酷吏来子珣，也是一个靠告密才当上了左台监察御史的。因为他对武则天“克尽职责”，被赐给武姓，又改名为家臣，意为武家之臣。
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县）刺史刘行实和他的两个弟弟：渠州刺史刘行瑜、尚衣奉御刘行威，以及他的侄子鹰扬郎将军刘虔通等，都是被这位“武家臣”诬害致死的。他嫌这还不够，又把刘行威之父（曾任在左监门大将军）刘伯英在盱眙的棺材，也挖出来毁掉，尸骨被扔在荒郊野外。
武则天利用酷吏实行恐怖统治，使文武百官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谨言慎行、互相戒备。每当早朝见面，只是寒暄几句，或谈点公务，绝不涉及个人。有时只是点头或以目示意，连话也不敢说，生怕被人告密。有的人上班前和家人告别时，不知道晚间还能不能回来。真是到了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了。
因为，连宰相都保不住自己的命，何况其他官吏呢？
光宅四年（684年），宰相张光辅和徐敬真，以及洛阳令张嗣明被处死。同时，因连坐而被处斩的还有秋官尚书张楚金、陕州（今河南省陕县）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以及新任洛阳令魏元忠等。
秋官（刑部）尚书张楚金，是刑部总管大臣。连他都可以被同时任二把手的秋官侍郎周兴逮捕入狱，并被处死刑，这说明这些酷吏已经到了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程度了。
宰相徐敬真，原本是徐敬业的弟弟。因为他没有直接参与徐敬业的叛乱，被免除死刑，只流放到岭南。他决心逃离这个不毛之地，投奔突厥。在潜逃途中，曾秘密回到洛阳，找好友商量此事。好友找来和徐敬真有深交的洛州司弓嗣业一起商议，决定给徐敬真一笔费用和一些物品，把他放走。由于徐敬真在途经定州（现河北省定县）时被捕，弓嗣业等人也未能幸免。弓嗣业在狱中自杀身亡。
张光辅当时任内史（中书令），他是被洛阳令诬告而被捕的。罪名是他在城王贞作乱时，对朝廷有二心。曾作过图谶——这是当时的国禁，以决定今后的行动方针。结果，他和徐敬真、张嗣明一起被问斩，并同时被抄家灭族。
当问斩时，他们的口中是含着枚的，就是用筷子一样的木条，把嘴封住。这是在太子舍人郝象贤问斩前，大骂武则天和薛怀义淫乱之事后，武则天决定：凡是拉到刑场的罪犯，嘴里都要含枚。
张楚金、郭正一、元万顷、魏元忠四个人，本来是和徐敬真等人一起被判处死刑的。但在刑场上他们接到“张楚金以下四名囚犯免去一死，改处流放”的特赦令，才没有被杀。这是因为这几个人，过去确为太后立过功劳。比如，魏元忠在平徐敬业之乱时，立过战功。元万顷是一个笔杆子，曾奉太后命参与撰写《烈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书千余卷。当时朝廷在重大问题遇有不同意见时，以及各司上疏的表文，元万顷都参加讨论和裁决，分担宰相的部分职权。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太后下特赦令，来俊臣等人研究以后，就采取了对策。他们千方百计，探听到太后是否要在行刑前，特赦某个罪犯。如果要下特赦令，他们就提前处死这个罪犯。等接到特赦令时，就可以表示遗憾地说：“犯人已死在狱中了。”
周兴没放过对宰相魏玄同的报复，诬告魏玄同对好友说过“太后年纪已老，应还政于皇帝”的话，太后立即下令赐死。这位73岁的老人，沐浴斋戒，身着素服，焚香以后安然自缢。
夏官（兵部）侍郎崔祭、彭州长史刘易从等，也是因诬告被处死的。刘易从一生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他死后，当地的老百姓流着眼泪说：“我们为刘长史祈祝冥福。”
周兴专门打击那些他心目中的大官，他诬陷黑齿常之企图造反。
黑齿常之是一位名将。他是朝鲜半岛上百济国人，原来是百济的一名官职不高的军官。此人身高七尺余，骁勇刚毅而又有谋略。苏定方平定百济时，他曾率所部投降。后来他发现苏定方把百济国王囚禁起来，又纵使唐兵大肆掠夺，黑齿常之害怕有杀身之祸，率十多个酋长逃走，凭山固守，不到一个月，就有3万人归顺他。苏定方又发兵攻打，没有成功。黑齿常之反倒收复了200余城。
在龙朔年间，高宗派刘仁轨招降，不但没杀他，反升他为左领军员外将军。
仪凤三年（678年），他随李敬玄、刘审礼迎击吐蕃。刘审礼大败，李敬玄退兵被敌军阻击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幸亏黑齿常之率敢死队500人击退敌军，才掩护大军撤出。高宗非常赞赏他的将才，提升他为左武卫将军，检校左羽林军，后来又晋升为河源军副使。
调露年间，吐蕃又派赞婆率军入侵，李敬玄又大败，而黑齿常之领精兵3000进行夜袭，斩敌军2000余，获马羊无数，赞婆只身逃出。高宗又任命他为河源道经略大使。
黑齿常之建议河源乃要冲，敌人进兵必奔此地，宜增兵镇守。他奉命屯兵把守，建烽台70所，垦田5000顷，兵精粮足，使敌不敢再犯。
永隆二年（681年），黑齿常之又大破赞婆于青海，高宗下诏犒劳和赏赐他。吐蕃从此畏惧不敢犯边。黑齿常之因战功卓著，高宗封他为燕国公。
垂拱年间，黑齿常之又率军击败突厥。黑齿常之非常会用兵，以200骑兵，击溃敌军3000人。他还暗使人伐木在营中点燃，类似烽火，敌人以为追兵来到，星夜逃遁。后来他被任命为燕然道大总管，与李多祚、王九言在黄花堆打败敌军。
像这样一个战功累累的大将军，竟被酷吏周兴诬告他和右鹰扬将军赵怀节谋反，被捕下狱。他死前曾长叹一声说道：“我的天命已尽。”后在狱中自杀。人们都为这位功臣的冤枉而痛哭流泪，对周兴等人也越发愤恨。
在酷吏们制造的恐怖气氛下，文武百官精神窒息，人人自危，几乎无人挺身而出向酷吏们宣战了。
但是，“疾风知劲草”，也有一些不怕死的人，他们决心向太后谏奏，其中一位就是四川的著名忧愁诗人陈子昂。
垂拱三年（686黑齿常）三月，正当因诬陷而被逮捕的风越刮越厉害的时候，时为尚书省小吏的陈子昂，上书进谏：
今执事者疾徐敬业首倡祸乱，将息守源，穷其党羽，遂使陛下走开诏狱，重设严刑。有民涉迹嫌疑，群相逮引、莫不穷捕考察。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希图爵赏，恐非吊罪之意也。
臣窃现当令天下，百姓思安久矣。陛下不务玄默以救敝人，而任威刑以失民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
伏见诸方告密，囚犯累百千倍，度其穷究，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满市。或谓陛下受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之宁所……
在奏折结尾，子昂引证前史，陈述己见。他说：“隋炀帝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门干杀人之事，以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导致隋朝灭亡。如果继续追害无辜，一旦黎民百姓离心离德，聚众叛变，其势猛烈，不堪设想。”
这份奏文，尖锐地揭露了酷吏们为了升官晋爵，利用徐敬业之乱后肃清余党的形势，竞相诬告陷害涉嫌之人，施用酷刑，以致冤狱布满天下，引起民怨沸腾的实情，并十分担心将会引起的后果。
陈子昂引史论今，要求停止酷吏滥杀无辜。他忠心耿耿，溢于字里行间。
但武则天认为，若想易姓称帝，“流血事件”是很难避免的。她也知道一些酷吏为了私利会出卖一些人，甚至出卖自己的恩人，也可能投鼠忌器，使一些人受到伤害，但为了实现长远目标，她还需要利用这些酷吏整肃异己。只有扫除一切障碍，才能结束这种状况，消灭那些对易姓称帝不满的人。她认为现在还不是行仁政的时候，所以对这份奏文没有回答。
后来，陈子昂又屡次上书，奏请武则天罢酷吏而行仁政。
这位诗人，不愧是为维护人类尊严、国家法律、人民权利而斗争的可尊敬的勇士。他诗歌的品格，比同期向武氏及其面首歌功颂德和媚势的诗人沈全期、宋之问之流，要高尚百倍。
还有一位，是绝不做告密者的中书侍郎刘袆之。
刘袆之是常州晋陵人。他为人刚正不阿，是非分明，又心直口快。朋友有短处，他就当面指出，很为朋友折服。他一个友人说他：“你总骂人，可人并不恨你。”
刘袆之也非常孝敬老人。贞观年间，太宗召他入京，他以母亲年老需要服侍为名，固请不去当官。太宗很赞佩他一片孝心，准许他为母亲养老。江南大使李袭誉为其特别孝顺所感动，常奖赏给他家米帛。后又上表，把他的住所改称“孝慈里”。直到老母病逝，服丧完毕，才到吴王府任功曹。
刘袆之不但对老母十分孝顺，对亲朋也很讲信义。每逢领回俸禄，他都很大方地分给亲属。
刘袆之才华横溢、文章出众，当时人们称他和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为刘、孟、高、郭四大才子。所以他很快升为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曾经参与修《晋书》。后为武则天选定，和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共同撰写《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千余卷，是有名的北门学士之一。
武则天很赏识刘袆之，任他为中书舍人、相王府司马，又升为检校中书郎。高宗曾对他说：“相王是朕之爱子，以卿这样忠孝之人为师，就像蓬草在麻里生长一样，不必扶他就自然长直了。”
当时很多诏书，都是刘袆之构思并写成的，他也为政务繁忙的武则天代为做诗。因为他辅政有功、才能出众，素有识人之明的武则天，任他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成为宰相之一。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刘袆之的为人。有一位司马员外郎叫房先敏，因为有罪被贬为卫州司马。他向宰相陈诉对自己处置不当。内史（中书令）骞味道说：“这是太后决定的处分，与本官无关。”这分明是逃避推脱责任。可是刘袆之却说：
“你这次改官，是按例由本官向太后奏请决定的。”身为宰相，光明磊落地承担了责任。
武则天听说后，认为骞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贬他为青州刺史。而称赞刘袆之：“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加授太中大夫，并给予他赏赐。
刘袆之奉太后之命，研究对吐蕃的不断入侵要采取的对策。他的策略思想和计谋，对黑齿常之大败敌军，曾起过重要作用。
但是这位忠于武则天，又为她所重用的宰相，竟背叛了她。有一天，刘袆之在与他视为心腹的部下凤阁舍人贾大隐私下闲谈时说：“太后既然已经废愚立明，何必还要临朝称制？不如早点把政权还给正统的天子，这才能安定天下人之心。”
没想到这位刘袆之信赖的人，听到上司对他的真心之谈，竟出卖了他，密奏给武则天。这种遇有机会，就整一整上司或同事，借以求得升官的人，真是十分卑鄙、可耻，古今中外，大有人在。
武则天听后，很为不满。她说：“刘袆之是朕亲自选择重用的人，现在竟然背叛于我，还希望谁能不负我之恩呢！”
原来，刘袆之以前曾有一次，因为他姐姐在后宫内为内侍，当时的天后命令她一起看望荣国夫人的疾病。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好奇，刘袆之想看看荣国夫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竟然偷偷摸摸的，也许是混在侍女之列看了一下，结果被人发现。因此被流放。天后因爱其才能，过几年以后，奏请高宗批准，召他为中书舍人，后又转为相王府司马，又升他为检校中书侍郎，以后又提拔为宰相。这在武则天看来，确实屡加厚恩，而刘袆之却忘恩负义。
那时，有许多势利小人，如果你屡屡高升，自会出来捧场，如果你能拍马屁，他可以舐马的P股，甚至像郭霸一样，以尝他的粪尿为幸事呢！如果你被上官不满，或上司稍有指责之意，他就会对你落井下石。他们听说太后对刘袆之说了不满的话之后，就出动了。
于是，有人诬告刘袆之，收取归州（今湖北省秭归县）都督孙万荣的贿赂，又有人上奏他和许敬宗之妾私通。武则天本想保他，因为他毕竟有才能和政绩，而且对她确实忠心耿耿，也深有感情。她想，也许是树大招风，有人诬告。但是，这些人接二连三地上奏，她也不好置之不理。何况，又有人告他说过要她还政呢！
武则天命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县）刺史王本立调查此事。这位刺史是地方官，此时正值他因有事上奏，在京都停留。武则天没交酷吏审问，只交给一般刺史检查此事。刺史审查重臣，而且是朝臣中知名的宰相，实意在于不了了之。
谁知，当王本立向他宣布太后命他受审的敕令时，刘袆之竟傲然地说：“不经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何谓敕令？”
按着唐朝的规定，敕令是由中书省审议，然后进到尚书省才能成为敕令，特殊情况下，天子直接下令称为墨敕。刘袆之明知这是个程序问题，但认为自己是个堂堂的宰相，竟交给一个不知名的刺史来审问，太后怎么能如此对待他。又气愤地说：“士可杀不可辱！”
审讯结果，刘袆之竟坦率承认：“我确实说过太后应还政的话，我认为这并非不忠，也不违犯国法！”
来俊臣逼迫他揭发别人，他严词拒绝，说：“皇天在上，我刘袆之决不做告密之徒。”
武则天哪里听得进去要她还政的话，心想：如果让这样的人辅佐天下，那只能是留下大患。于是敕令逮捕并处死他。
刘袆之这种态度，也不是偶然的。他素受儒教思想之熏陶，向来不主张女人当皇帝。尤其是当他被贬之后，知道武则天利用酷吏，实行恐怖政策，他已产生对太后的不满。因此，流露还政于正统天子的话，也是他的心腹之言。
当刘袆之下狱之后，身受刘袆之教诲，并深知其为人的睿宗，竟鼓起勇气，向太后表述刘袆之的功绩，并为他辩护，请求给予宽大处理。
刘袆之的亲友，知道睿宗上奏后，纷纷前来为他道喜祝贺。可刘袆之却对他们苦笑着说：“你们实在是浅陋之见，皇上的这样做法，只能加快我的死亡。”
真不出刘袆之所料，武则天不能留下这个未来的强敌，她立刻下达敕令：刘袆之屡次违反敕令，令在自宅赐死。
刘袆之接到敕令，坦然面对。
在从牢狱被送回自宅后，他神色自若、平心静气地淋浴，又写了一封对太后的谢表。然后和家人共进一餐，身穿朝服，从容自缢。时年57岁。
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看到他的谢表奏文，都对其奏情理之恳切、文词之高雅，十分赞佩。他们认为朝廷失去了一位忠直而有才干的宰相，深为感叹悲伤。武则天听说他们这种表现，非常厌恶。把郭翰降为巫州司法，周思钧贬为搏州司仓。直到睿宗即位之后，才追赠刘袆之为中书令。
当时的司法官吏也并不都是酷吏，也有一些正义的司法官。他们在当时酷吏们靠诬陷和使用酷刑，滥杀无辜以求晋升加爵的年代，像阴暗的夜空中闪现的星光一样，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在阴霾消失以后，他们更加闪耀着明亮的光辉，他们在青史上也留下了美名。其中的两位是徐有功和杜景俭，他俩当时被人们并称为“徐杜”。
徐有功是明经科出身，为人刚直不阿、清政廉明、宽仁有度。他在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县）任司法参军的时候，就以宽恕被告，以仁待民而著名。他连杖打犯人都不允许，但在他治理下当地治安情况却非常好。所以，他屡次升迁，载初元年即官拜司刑丞。对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判定有罪的案件，他也同他们辩论，甚至在武则天面前争论。在他的主张下，无辜的罪犯被保住性命的前后就有100多人。很多被告都说：“不知谁来审判我们。如果是‘来索’（指来俊臣、索元礼），我们活该命尽。若是碰上‘徐杜’二位，我们就可以活命。”同为御史，反映截然不同。可见，这两位御史是深孚众望的。
徐有功的部下被他的言行所感动，互相发誓：“今后绝不再杖打犯人。我们互相监督，谁再杖打犯人就惩罚谁。”
还有一次，徐有功受命审理殷王太子旦岳母庞氏被诬告施行巫术一案。他了解到，这位老人只是在她女儿神秘失踪以后为她念经祷告、驱妖避邪，不应视为违法犯罪。他敢于当堂同武后辩论。在武后毫不留情地肃清李氏宗室的情势下，他敢于为被诬告的太子的岳母辩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六品的法官。
监察御史薛季昶先是故意加罪给庞氏，现又诬告“徐有功和庞氏同党，过去就随意释放罪人，藐视国法，大逆不道，应依法治律”。
一个令史偷偷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徐有功，徐有功却说：“哼！哪有只一个人死，而别人都长生不死的道理！”
令史发现他吃完饭以后竟若无其事地睡熟了。
武后曾在判他死罪前，想责问他究竟目的何在，问他：
“朕听说，你把许多人宣判无罪，这是为什么？”
徐有功回答：“臣没能把一些人判罪，这或许有。臣以为，释放一个有罪之人，并非大过。可是保护无辜之人，使他们免受诬害，应该是明主贤君的圣德。伏请陛下广施大德，这是天下之大幸。”
武后知道酷吏们的一些胡作非为，也很清楚徐有功言之有理。终于把庞氏由死刑改为流放，和她的三个儿子一起流放到岭南。徐有功被贬为罗州（现广东省廉江县）司马。在徐有功被贬谪之后，过了几年，武后即了帝位，统治地位和权力已经巩固，她又把这位贤臣召回来重用。
再说说杜景俭，他也是一个敢直言犯上的人。年轻时，在明经科及第，任职为益州（现四川省成都市）录事参军，这是一个不大的官职。
有一次，隆州（现四川省阆中县）司马房嗣业，调到杜景俭所在的益州任职。任官令还未到达时，房嗣业就来到益州行使司马职权，并且对当时犹豫而不知所措的官吏用马鞭抽打。
杜景俭很不满意他这种行为，开诚布公地对他说：“你虽奉敕令担任奉州司马。但州内至今未接到命令，请过几天任命书到达之后，再执行职务比较合适。”
房嗣业感到这话刺耳，本想发作。可是杜景俭进而说道：“你说是奉朝廷命令来的，可我们没接到命令，不知是真是假，你怎么能马上就接管一州的大权呢？”这理直气壮的质问，弄得房嗣业面红耳赤，无法回答。不久，命令到来时，改任他为荆州司马，这才算了事。
益州衙门的官吏，都欢呼这位司马改任，并十分敬佩杜景俭这种正直、刚毅的精神。
从此，杜景俭名声在外，朝廷知道后，选他为京官，他后来逐渐晋升到司刑丞。在任期间，他也是一个维护正统司法的法官，与酷吏的邪恶相抗衡，主持正义，废止刑讯逼供，不冤枉无辜之人，深为人们所称赞。
还有一位叫李日知的司刑丞，也拒绝把清白无辜的人判罪。有一位御史在处理一件案子的时候，说：“我以侍御史身份断言，绝不容此人活命。”而李日知却坚决反对：“我李日知在职一日，此人便不得处死。”结果两人同时各写一判决书上报朝廷，朝廷采纳了李日知的意见，这名囚犯才得以免于一死。
当时，姚崇担任司刑寺的司丞，武则天已经称帝，酷吏政治已经有所收敛，但冤狱仍然层出不穷。此时的姚崇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屈从酷吏，冤枉好人，滥杀无辜，得意升迁，邀功请赏，加官晋爵。另一种选择是坚持正义，公正执法，量刑适当，实事求是。姚崇思前想后冒着极大的风险和株连九族的灭门之灾，为了正义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者。这样以来许多被无辜陷害的人得到了公正裁判，被无罪释放而保全了家人性命。
用严刑来遏制群臣的反叛心理这种办法，随着武则天的称帝成功而逐步被废弃。武则天开始以恩威并施的对策来驾驭群臣，因此决心整顿一下刑狱，实施些仁政。特别是又一奏表引起了她的重视。
天授二年（691年）正月，武则天刚登上皇位不久，御史中丞、知御史大夫事李嗣真上疏道：“今天告密的事多得不可胜计，可是事实上多是虚构的，恐怕有些奸诈凶残的小人怀着阴谋来离间陛下与群臣的关系。古时候审案，公卿都要参加旁听，帝王要多次宽宥，然后行刑。而近来狱官们单人奉使，审讯既定，司法人员就给定罪，不再复审。有的甚至是当场审讯，就独断罪名加以处罪，根本就不上奏。这样做，就使刑法重权落到了臣下手中，这不是审慎的办法。如果有冤枉滥杀，皇上怎么能知道呢！何况以九品之官专权审讯，操生杀之权柄，盗用君主的威名，审讯不经过秋官（刑部），核定又不经过门下省，国家之利器轻易转到个人之手，恐怕会成为国家的祸患！”这种切中时弊之言，武则天虽没有答复，但内心不由一动。在此之前，她已有所醒悟，觉得应该了解司刑中的真情，对滥杀无辜的狱官给予惩治，以顺人心。
当时，有人告发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多次陷害无辜，并在博州平叛的过程中杀害反正的官员吏民千余家，以为己功，可谓罪大恶极。天授二年（691年）二月，武则天落实此案后，下令将丘神勣斩首示众，以平民愤。丘神勣本是武则天的亲信，靠陷害人起家，并被赐姓武，现在竟因陷害别人的罪名被诛杀，使朝野为之欢欣鼓舞。接着又有人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陷害无辜，罪在不赦。武则天即命来俊臣处理此案。
这次审讯很有点戏剧性。当年，周兴在酷吏中官位最高、资历很老，在罗织罪名方面很有一套方法。严格说来，他是来俊臣的老师。来俊臣奉命后，特意宴请周兴，两人谈得很投机。突然来俊臣话题一转，说：“皇上让我审讯一个罪犯，这罪犯非同一般，审讯起来，恐怕他不肯轻易招供，采用什么办法好呢？”周兴说：“这好办得很，你只要取来一个大瓮，四面架起木炭烧着，把罪犯放进瓮里。此后，你要他招供什么，他就会招供什么。”来俊臣说：“你这主意真是太妙了。”即命人抬进一只大瓮，按周兴所说的方法，在大瓮四周烧起炭火，然后阴阳怪气地对周兴说：“皇上有旨令我审讯你，请老兄入此瓮吧！”想不到一向作威作福、整治犯人连眼都不眨一下的酷吏周兴，竟有一日会尝到自己设计的逼供方法。这个杀害了数千无辜的恶魔竟吓得屁滚尿流，只得叩头服罪。这个故事就成为“请君入瓮”成语的来历。武则天念周兴的滥杀无辜也是自己的纵容所导致的，就免他一死，流放岭南。但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在押往流放地的途中，被其仇人杀死，碎尸万段。
紧接着，又一个酷吏索元礼也被武则天下令处死。索元礼开酷吏风气之始，曾杀害数千名无辜者，民愤极大，武则天耳闻其详，杀之以慰众望。接连两位酷吏被杀，朝廷内外无不拍手称快。
对于司刑平恕公道的官员，武则天即使在非常时期也都是任用的。她对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这些人还是很敬重的。为了奖励徐有功敢于依法审案，并敢于同皇上争论，武则天还把他提拔为秋官郎中。周兴在被杀之前，曾与徐有功共审一件案子。徐有功与周兴又争起来，周兴就诬告徐有功把反囚放出，应当斩首。太后知道徐有功虽然冒犯她，但他办案事事有据，实际上是很称职的，因此没有杀他，只是把他的官免了。不久，她又起用徐有功为侍御史。徐有功伏在地上哭泣着推辞说：“臣听说鹿跑到山林里，但他的命仍掌握在庖厨手里，这是大势所造成的。陛下让臣当法官，臣不敢枉陛下之法，那么我一定会死在这个官职上。”武则天仍坚持要授官给他，远近听说者都为此而高兴。
武则天虽然开始宽刑，但对有谋反嫌疑的人仍然宁杀勿纵、防患于未然；对来俊臣等其他酷吏也还未做处理。天授二年（691年）正月，侍御史来子珣诬告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谋反。武则天认为宫廷内的官员如果谋反，非同小可，所以断然诛之。纳言史务滋是武则天的亲信，与来俊臣共审此案，来俊臣奏言史务滋与刘行感很亲密，想掩盖刘行感谋反的事实。武则天让来俊臣审讯他，史务滋因恐惧而自杀。
武则天的另一亲信、赐姓武氏的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勗傲慢自得、言辞不逊，被人告发。来俊臣审理此案，张虔勗害怕会遭酷刑问成死罪，赶紧到徐有功处自诉。来俊臣恼羞成怒，命卫士以乱刀杀死，枭首于市，然后立假案上奏。天授二年（691年），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右卫将军李安静等也相继被诛。李安静在武则天称帝的时候，独不上表劝进。来俊臣审他时，他说：“以我唐家老臣，须杀即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同时被杀的有宰相岑长倩、格辅元，以及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都以谋反罪而被杀。因此，尽管制狱稍衰，但朝廷内外官吏仍然诚惶诚恐，莫不畏服。
长寿元年（692年）初，左台中丞来俊臣受武承嗣指使，又罗告众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等人谋反，还有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人也被牵连进去。以前，来俊臣曾奏请降敕，一问就承认反者可以免死。这些人下狱后，来俊臣以此引诱他们承认谋反。狄仁杰老谋深算，不打自招道：“大周革命，万物惟新，我们是唐室旧臣，甘愿受诛，反是实事。”来俊臣如获至宝，对他们稍稍放松了一些。判官王德寿对狄仁杰说：“尚书一定不会被处死了。我受人指使，想请你把宰相杨执柔也牵连进来，可以吗？”狄仁杰说：“皇天后土一定会谴责我做这种无耻之事！”说完就用头去撞木柱，血流满面。王德寿赶紧抱住他说：“不牵扯他就算了，狄公何必如此呢？”他毕竟胆小怕事，被狄仁杰吓坏了，以后对狄仁杰的态度也尊敬多了。
侯思止审问魏元忠，魏元忠是一倔强之人，他辞气不屈、怒发冲冠，不能自制。侯思止还没见过这么刚烈的人，命人把他拖倒在地，倒曳而走。魏元忠还在大骂。侯思止越怒，施以重刑。魏元忠怒道：“侯思止，你小子若须要砍我魏元忠的头，你来取好了，何必一定要让我承认谋反呢！”
狄仁杰既然承认了谋反，法司准备上报处以死刑，对他们不复严备。狄仁杰乃把被面撕下来书写冤状，放在棉衣里面，对王德寿说：“天正热，请你转告我的家人，让他们把棉花取出再给我送来。”王德寿很乐意地去办了。狄仁杰之子狄光远拿到棉衣，听王德寿转述的父亲之言，知道父亲有机密事嘱他办，拆开棉衣，果然得书。狄光远乃持书说要告密，得到神皇武则天的召见。武则天把狄仁杰的信看了一遍，就追问来俊臣怎么能搞逼供。来俊臣说：“狄仁杰等人下狱，臣未尝去其巾带，吃睡都安排得很好，如果真无谋反之事，怎么肯招认呢？”武则天不相信，又派通事舍人周琳去看情况。来俊臣事先伪装好现场，让周琳去看。周琳害怕来俊臣，根本不敢看，唯唯诺诺不敢发一言就去报告武则天。来俊臣又诈写狄仁杰等人的谢死表，让周琳带给武则天。武则天被假相蒙蔽，以为来俊臣说的都是对的。
当时，被杀的宰相乐思晦有个儿子还未满10岁，很机灵，被籍没在司农为奴仆。他说有机密事上告武则天。武则天召见他，问他有何事。他说：“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之法已为来俊臣等所任意操纵。陛下如果不相信臣下的话，可以择朝廷中很清正、陛下平时又很信任的人，假说他们谋反试一试。只要经过来俊臣之手，无不承认谋反。”太后一听大惊：“竟有这事？”狄仁杰就是这样一个大臣，现在承认谋反，不正与这小孩之言相合吗？她恍然大悟，立即召见狄仁杰等人，问他们说：“你们承认谋反，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回答说：“如果不承认谋反，早就死在他们严刑拷打之下了。”武则天还不解，说：“那你们为何写谢死表呢？”他们都说没有写。武则天让人拿出谢死表给他们看。他们说：“这全是伪造的，可以对笔迹。”太后才知其诈，于是把这7人放出来。来俊臣、武承嗣见狄仁杰等7人被赦免，大为恼怒，很不甘心，一连数次到武则天处坚请诛之。武则天说：“命令已下，怎么能反悔呢？”武承嗣不好再争，怏怏退出，让台官等联名上表，请诛狄仁杰等7人。来俊臣还想各个击破，就对武则天说：“裴行本叛迹已明，其罪犹重，请诛之。”秋官郎中徐有功反驳道：“明主已有再生之恩，而俊臣等想违抗圣旨，执意诛杀，岂不是要置皇上于无恩无信之地？”武则天说：“我意已决，众卿不用再争了。”谁知侍御史霍献可又面陈道：“陛下不杀裴宣礼，臣请效死于阶前。”他边说边以头触殿阶，血流沾地。霍献可是裴宣礼的外甥，希图通过此举讨好武承嗣、来俊臣，又可以表明自己为人臣而不偏私亲戚，求宠于武则天。武则天心内厌恶，不予理睬。以后霍献可每次上朝以绿头巾裹其额头之伤，故意还露出伤迹，丑态百出。他想让武则天看到，认为他忠心可嘉，谁知武则天漠然不理。这位无耻小人的头白白碰伤一回，实在是不值得。
不过，酷吏仍在施展淫威，告密之风仍然盛行，来俊臣向左卫大将军泉献诚索贿，没有得逞，就诬告他谋反，伪造证据，并先斩后奏。武则天受到蒙蔽，仍然重用来俊臣，认为他很忠心。泉献诚是高丽泉男生之子，同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谨行等人同为少数民族名将，在唐朝为将十多年，竟也死在酷吏之手。
长寿元年（692年）五月，武则天因重佛教，命令在全国禁止屠宰及捕鱼虾。当时，左拾遗张德添了一个男孩，为了表示庆祝，生子的第三日，私自杀羊宴请同僚，补阙杜肃也赴宴。他悄悄地藏了一块羊肉，宴散后上表告密。次日，百官上朝，武则天对张德说：“听说爱卿生了一男孩，向你贺喜。”张德拜谢。武则天又问：“从哪里弄的肉请客的啊？”张德一听，魂飞魄散，忙伏地叩头请罪。武则天说：“朕禁屠宰，但红白喜事宴请并不限制，此乃人之常情。不过，爱卿今后宴请客人，须要加以选择啊。”乃把杜肃之奏表出示给他看。杜肃羞愧得无地自容，百官皆欲向他吐唾沫。从这件事上，官员们看出，现在皇上武则天已开始鄙视起这种告密求宠的小人之举了。
狄仁杰等人被宽刑免死以及武则天厌倦告密，使众臣得到鼓舞，一些大臣再度上疏言酷吏之害，请求宽刑。
长寿元年五月辛亥，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说：“经书中有‘五听’之道（《周礼·小司寇》记：审案者以五听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所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反应，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眼色，不直则躲闪），令三次反复上奏案情方能定案。窃见近来按敕令审讯谋反者案件，派使者去检查审讯情况得实，就立即处斩，这很不妥当。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冤枉，也只能忍气吞声，合族受累，太让人心寒了。此不足以肃清奸逆而明正刑典，只能助长威福，让天下人心怀疑惧。臣希望放弃这种做法，应按法行事。而且对法官应加以选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道的法官，臣请皇上信任并使用他们；有处事残酷，为人怨望之人，请皇上疏远而斥退他们。”
右补阙朱敬则认为武则天过去想用严刑和威严来禁止对她称皇的异议，今天既已称帝，众心已定，应该省刑罚、崇尚宽简，于是上疏武皇说：“李斯做秦国的宰相，用刻薄变诈屠杀诸侯，不懂得用宽和的办法来安定人心，终于导致秦朝土崩瓦解，此乃不知变通而造成的。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以礼仪治天下，使汉朝传了十二代，这是知变通的好处。自文明年号（即684年，那一年武则天临朝称制）以来，韩、霍诸王与徐敬业为乱，不设铜匦，无以应天顺人；不施严刑，不能摧毁奸诈，平息暴乱。所以采取这些措施，使曲直能明，包藏祸心者暴露出来。但走得太远就没有好的脚印，快弹就减少了和声，过去好的策略在今天就变成了坏东西。请您观察秦、汉之得失，考虑时情是否合宜，审察哪些糟粕可以去掉。卡住奸人险恶之锋芒，堵塞罗织罪名的根源，扫除结党徇私之迹象，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岂不是令人愉快的事吗？”武则天看了奏疏，大为赞赏。
紧接着，侍御史周矩又敲边鼓，进言说：“负责审讯的官吏，都常常使用酷刑来虐待囚犯，无所不用其极。囚犯只求眼前少吃苦，所以只得认罪。臣暗地听众人议论，都说现天下太平，何苦要反呢！何况这些被诬告的人哪里尽是英雄豪杰，个个想当帝王呢，不过是怕苦刑而自己诬招罢了。请陛下详察。现满朝文武官员都忐忑不安，怕陛下在早上与他们还是亲密无间的，到晚上就变成了仇人，性命不保。请陛下少用刑罚，多施仁政，天地之大幸也！”
这些人的话都说得很中肯，武则天很动心，从此采纳众议，对酷吏加以限制，并整肃告密者。她派监察御史严善思对告密者进行审讯。严善思公正直率，秉命追查，竟查出850多个告密者，其所告内容大多出于虚构，因此对这些人予以严惩。这些告密者其实大多是武承嗣、来俊臣等人的徒众党羽，专以告密为能事。罗织之党受到挫折，他们对严善思加以报复，终使他坐罪流放远州。武则天很快察觉他是受冤枉的，又召他回朝廷任浑仪监丞。从此，告密之风一蹶不振，制狱也逐步衰退，刑罚稍宽。不久，来俊臣因犯贪赃罪被贬为同州参军，酷吏王弘义也因罪被流放琼州。王弘义诈称奉敕旨追还，擅自从流放地返回，至汉北，碰到侍御史胡元礼，查出实情，当场将王弘义杖毙。侯思止也因违反禁止人间藏锦的法令被李昭德察觉，武则天令将他杖杀于朝堂。
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