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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姚崇入京，登上政治舞台
武则天的称帝，不仅改变了李唐王朝的命运，也让姚崇进入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姚崇后来成为元明相，与武则天的发现、重用和培养具有很大的关系。
载初元年（690年）九月初九，适逢重阳节。67岁的武则天终于接受皇帝及群臣的劝进，在洛阳则天门楼上宣布，改唐为周，改元天授，称“圣神皇帝”，立睿宗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原皇太子为皇太孙。同时下令在洛阳建武氏七庙，追赠周文王姬昌为始祖文皇帝、姬武为睿祖康皇帝。她的五代祖、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都被追尊为帝。此外，封侄儿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堂侄武懿宗等十多人被封为郡王。连普天之下姓武的人也受到优待，可以免服劳役。带头劝进的傅游艺大得封赏，被封为驾台侍郎、平章事，跻身宰相之列，并赐姓武氏。傅游艺在一年中由九品官升到了三品官，连续换了青、绿、朱、紫四种官服，被人们称为“四时仕宦”。
武则天还在垂拱而治的时候，为了实现政治野心，需要培植自己的一帮势力，她的手段之一是发展科举，让大量的平民百姓加入官僚队伍中来。
在唐朝初年，做官的首要途径仍然是贵族们通过世袭特权来把持官职，这种世袭特权在历代都存在，但在初唐以前尤盛。按《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根据出身授官，各种爵位都有相应的品阶，嗣王、郡王可授从四品下等的官阶；亲王诸子封郡公，授从五品上等的官阶；国公授正六品上等官阶，郡公授正六品下等的官阶；县公授从六品上等的官阶；侯、伯、子、男爵位，授七品官阶；皇帝、皇后的远近亲族也都授一定品级的官阶，只要一出生，就是七品以上的官阶。而凭地位荫袭，子弟也都可授九品以内的官阶，如一品官之子，就可托荫庇授正七品上等的官阶；二品官的儿子，可托荫庇授正七品下等的官阶。但通过科举，发愤攻书，皓首穷经，从几千人中被选拔出来的人才，所授的官阶却低得多。考试秀才，考中上上等，授正八品上等的官阶；试明经，考中上上等，授从八品下等的官阶；考进士，考中甲等，授从九品上等官阶，乙等，授从九品下等官阶。因此，贵族子弟也可以凭其出身而立刻得居高官，庶族子弟通过艰苦的努力而崭露头角的，也只能居较低的官阶，然后像爬梯一样升迁。
做官的另一条道路就是科举，也就是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科举制起于隋朝，当时已经创设了临时的科目和进士、明经、秀才等常选科目。考试的时间周期、内容和方法尚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唐太宗积极推行科举制，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使科举制形成经常的制度，开科举取人之风气。虽然贵族衣衫子弟能够通过门荫、勋爵而入仕途，可以较为迅速地上升到显要位置，但他们也开始羡慕和推崇科举考试，感到做官“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科举入仕途逐渐成为一种时髦，代表着一种时代的趋势。
科举制的推行，使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参与政权。如李义府出身寒门，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他由于门第低微，很自卑，曾赋诗说：“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回答他说：“吾将全树借汝，岂惜一枝。”李义府受到鼓舞，百般钻营，在武则天最初辅政时位至中书令。武则天时期的许多宰相如魏元忠、裴炎、郝处俊、狄仁杰、魏玄同、张柬之等人都是举进士、明经而进入官场逐步被提拔到枢要位置的。
唐初，科举制度逐步完备。考试的时间是每年的二月，地点在首都长安，武则天时期则在神都洛阳。考生的来源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国子监各学馆，学有6种，包括：国子学，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等才有资格入学，学生有300人；太学，从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有资格入学，学生有500人；四门学，共有学生1300人，文武七品以上的子弟有500人，庶人中的优秀子弟800人。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等。另有二馆：门下省的弘文馆，有学生30人；东宫的崇文馆，有学生20人。两馆学生都是皇亲国戚以及宰相、散官一品、功臣有食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与黄门侍郎之子。另一部分是全国各州推荐的贡生，这些贡生先由从事各业的吏民子弟持写有籍贯、姓名、简历的名牒在州县报名，再经由州、县考试选拔推荐，按选举制度规定的人数报送吏部。在两种生源中，国子监学馆的生徒名额最多，大约占全国1000人的考生总额的30%，这说明科举也是非常优待贵族子弟和高官子弟的。
考试科目，常设科目有进士、明经、秀才等科，秀才科目在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废。考试的具体内容，唐初进士科考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春秋左传》、《礼记》为大经，任选其一）。两项全优为甲第。如果时务策答好四题、帖经答对十分之四者为乙第。明经科主要考试《九经》，即对经书的记忆和理解，同时也考时务策。
由于进士科更重策论，比较务实，录取也比较严格，所以进士及第以后升迁较快，逐步取得优势，而明经科则处于劣势。因此进士科受到时人的重视，士人竟趋，应诏而参加考试的有时多达2000人。进士及第者，被人称为“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其艰难程度，人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30岁考中明经科已经很老了，而50岁中进士还算年少。所以唐代诗人赵嘏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进士科录取人数很少，参加考试者虽多，但只录取几人、十几人，最多三四十人，即所谓“桂树只生三十枝”。
武则天辅政时期，对科举制就进行了一些改革。龙朔三年（663年），特设书学（学书法）、算学（学计算）、律学（学法律）等专门学校，培养专门人才，并设明书、明算、明法等科举专门科目，考生优秀者送入专门部门任职。进升虽很慢，但满足了实际需要。上元二年（675年），武则天又建议在国子监设“大成”20人，取已经在进士、明经科及第而又特别聪明的人充任，进行进一步的培养进修，学成后，补其俸禄，直接任用，同其他及第听从通常的调遣者相比官位要高，升迁更快。永隆二年（684年），武则天又调整考试内容，加试诗赋各一篇，通文律者，然后才进行策试。这种奖励诗文的制度被后代皇帝所采用，对于唐诗唐文出现高峰及后世文学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武则天执政以后，更注意广泛罗致人才，对科举制做了更多的改革。在天授元年（690年），她亲自在洛阳南门内的洛城殿策问贡人，数日才策试完，以后盛行了1000多年的贡士殿试的制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殿试能增强考生的光荣感，使科举取士更受社会的重视。考生对皇帝也会更加忠诚。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又创立武举科，专门选拔军事人才，由兵部主持考试。考试科目有三种：一是用一石弓（要用担130斤重的力气才能拉动的弓）和6钱重的镞射箭；二是用8斤重的长矛刺枪；三是举重。合乎标准者及第，任命为武官。武举适应了当时频繁的边疆战争对军事人才的需要。武举制度也被历代统治者采用，一直到晚清时期才废除。武则天还提高各州县贡士的身份地位，在此之前，贡人排在各地贡物之后，到长安二年则改在贡物之前，让皇帝阅视。在高宗时，她就开设“南选”，即从边远落后地区选用人才，在她称帝以后，“南选”更成为经常的制度，并且推行到岭南、福建等地。
她还扩大了科举录取的人数，在她辅政执政的50年里，进士及第人数共有1013人，每年平均录取的人数是唐太宗时的两倍多。
由于从科举取得人才的数目还是很有限的，武则天为了进一步打击士族势力，赢得广大庶族地主的支持，以官位来收取天下人之心，她还在科举制度之外来寻求搜罗人才的途径，以弥补其不足。垂拱元年（685年）三月，武则天下诏命九品官以上以及平民百姓（包括工商等社会各阶层）有才学者自举以求进用。因此只要有某一方面特长，不论出身地位，都可以自荐，特别是有文学才干的人更受欢迎。她还派使者到十道举人，使天下没有考上进士、明经的知识分子以及乡村里教育学童的教师，不经考试、训练，就授给官职，从而使未经考试而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等官职的人，不可胜数。在乾封年间以前，吏部选人每年不过数千，垂拱以后，每年常达到5万。
由于怕选人太滥，她又创立试官制度，即暂时授给官职进行试用，这既增加了官位，提供了更多当官的机会，又便于从中发现人才。在长寿元年（692年）一月，武则天把派往十道的存抚使所选的人特予召见，一概加以任用，原来有官的试用为凤阁舍人、给事中，其他的试用为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等官。这一度引起现任官员特别是贵族人士的不满，有人编打油诗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耙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有人还加一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当时左肃政台御史纪先知查出了后两句是儒生沈全交写的，就把他抓来，要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惩罚他，提出先在朝堂当着百官打他几百板子，然后交刑部处置。武则天笑了笑，说：“算了吧。只要你们选人不滥，还怕别人胡说八道？”明代哲学家李贽读到唐书的这一记载，拍案叫绝，批十个字说：“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矣！”
武则天还增加名目繁多的临时考试，这种考试是根据临时需要下令开设的，所以叫制科。由于选人方法多样化，选人的程序简单化，寒微出身而有才识者进入仕途的人数迅速上升，有一天武则天就选了130多人做官，使朝廷不断增加庶族地主出身的有识之士，增添新鲜血液。
她还多次下诏求贤，命各级官员推荐各种人才，表示自己求贤的决心。同时在诏书里面，她又一再强调要推荐有真才实干的人，如果借机徇私舞弊，她可要严加惩处的。在一次求贤诏书中，她写道：“上之临下，最重要的莫过于求贤才。朕虽然殚思竭虑，不辞辛苦，思考治国之术，但九域这么广大，靠一个人是搞不好的，必须广蓄贤才，作为羽翼。今天虽然群英在位，朝廷已有不少贤德之臣，但朕还是怕像姜太公那样的人会遗漏在草泽，心里总不舒服。我这话永远有效，文武百官都有责任举荐所知道的贤才。或者是梁栋之才，可以丹青神化；或者很有韬略，可以在军事上振耀国威；或者道德高修，可以奖训风俗；或者很孝顺友爱，可以劝化生灵；或者是饱读经书，可以教育下一代；或者文思敏捷，可以振兴文字；或者心明如镜，可以忠言直谏；或者节操清白，可以守职不渝。凡是这些人，都可以举荐，有关部门要规定期限，务要各官员行使这一职责，也不负朕求贤之意。”
她在其他的求贤诏书里告诫文武官员说：“凡是十家之村邑，必有忠信之人存在；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官员务要访求，不要老说没有贤良。如所荐不虚，举得其人，必然不拘一格地提拔，荐者也给予记功。但如果妄相推荐，也不会不严加惩处。”武则天既不愿贤才不为她所用，也不希望庸才充斥朝廷，真可谓是殚思竭虑。
按照以前的官员晋升制度，凡担任某一官职后，要3年考核一次，根据考核情况给予升降，往往要经过几考之后才能真正升官。这种周期很长的晋升制度对于真正有才能的来讲就产生堵塞之弊。武则天的求贤举措，能打破这种资历的限制，使才干卓越的人通过举荐能很快得到提升。武则天还采用一套很有效力的办法，这就是逐级推荐。她通常让中级官员推荐下级官员，宰相推荐中级官员。她还让她特别信任的德高望重的大臣来推荐宰相，如她由娄师德推荐了狄仁杰，由狄仁杰推荐了姚崇，后来又由姚崇推荐了张柬之。这种办法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武则天求贤绝不停留在嘴上，一旦有被推荐的人经她试用确是将相之才，她会连续提升他，很快就由一般官员进入权力中枢——宰相的行列。
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武则天总是尽量使臣下人尽其才，可谓用人用到了点子上。分析一下那些著名大臣的任官经历，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武则天的每一个任命都不是随意做出的，可以看出她既谙世又知人的高明之处。不过，作为一个女皇，她的用人眼光又有独特之处。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入女皇的法眼呢？
许敬宗：忠心有学问。许敬宗一直是作为皇后的武则天在外朝的主要支持者。许敬宗学识渊博，曾参与编纂唐以前历代王朝的历史、本朝高宗及太宗的实录、全国重要人物的家谱、大部头的类书《文思博要》及其他许多项目。他留下了厚厚的80卷个人文集。他是为武则天提供历史先例及行政管理经验的重要人物，另外，他本人也是很有效率的行政官员。
吉顼：魁梧有辩才。吉顼原来与来俊臣关系密切。但来俊臣准备密告吉顼。原因是，来俊臣独揽办案的功劳，两人的矛盾便尖锐起来。吉顼是权变之士，当他得知来俊臣的意图之后，便采取了反告密的方法，被武则天召见，得以幸免。另一方面，他敏捷的辩才和魁梧的身材，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武则天的心腹之一。当然，他也因一张利口而得罪了许多人。
徐有功：耿直有原则。徐有功以用法宽恕、敢直接与武则天争辩而著名。李冲谋反时，家奴与贵乡县尉颜余庆相好，后李冲战败，有人告说颜余庆知道李冲之逆谋。来俊臣也审出他们有信件往来，连魏元忠也落得该问死罪。但徐有功却说：“永昌赦令说，与李贞同恶，魁首已伏诛，支党未发者赦免之。颜余庆赦后被告，可称是支党。今以支为魁首，是以生为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我认为朝廷处置不当。”武则天恼怒地问：“你以为什么才叫魁首呢？”徐有功说：“魁者，大帅；首者，元谋。”武则天说：“颜余庆还不能算魁首吗？”徐有功说：“魁首者，李贞是也，已经伏诛，余庆今天才治罪，不是支党是什么呢？”武则天怒稍平，说：“那么大家再重新议议吧。”结果还是免了颜余庆的死罪。当时，在朝堂上有数百人，都吓得连气也不敢出，只有徐有功却像没事人一样。
郭元振：胆大有见识。郭元振18岁举进士，授梓州通泉县尉。他为人好结交雄豪，尚侠义，年少时多为劫财济人之事。在朝直言敢谏，遇事敢争，杜甫赞其“直气森喷薄”、“磊落见异人”。他的诗《古剑篇》当时广为流传，据说武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赐学士李峤、阎朝隐等。郭元振并因此深得武则天的赏识和重用。
娄师德：稳重有气量。娄师德长期在边疆任职，有丰富的治军、屯田经验，委以陇右诸军大使的身份，足可抵御强大的吐蕃，不管山东、河北凶险有多大，始终没有挪动娄师德的位置。到天授元年（690年），累授左金吾将军，兼检校丰州都督，依旧知营田事。长寿元年（692年），娄师德被召回拜为夏宫（兵部）侍郎、判尚书事。第二年，拜为宰相。为了边疆营田的需要，武则天让他以宰相身份充任河源、积石、怀远等西域驻军及河、兰、都、廓等州检校营田大使，其官阶也不断得到升迁。
娄师德荐贤而不居功。狄仁杰的入相，部分是得益于娄师德的推荐。但狄仁杰并不知道，做宰相后，对这位忠厚的老好人颇有轻视，几次把他排挤出朝。武则天看出狄仁杰对娄师德的有意排挤后，曾问他：“师德贤乎？”狄仁杰答道：“为将能谨守边障，贤则臣不知。”武则天又问：“师德知人乎？”答曰：“臣尝与之同僚，未闻其知人也。”武则天告诉他：“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狄仁杰后来感叹道：“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
娄师德自上元初年入为监察御史，至圣历二年（699年），在武则天驾下历仕30年。由于他器量过人，大智若愚，虽大狱屡兴，罗织不绝，他却从未被殃及。面对个性很强的女皇帝，刚直者遭忌，阿谀者被轻视，都难逃武则天的铁腕，唯有娄师德却能一直保全功名。
唐休璟：京兆始平人。山川要害，了如指掌。高宗时被破格提拔为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司马，委以在中路抵御突厥的重任。垂拱年间（685-688年）迁为安西副都护。永昌元年升任西州都督后，积极筹划收复安西失地。他上表请求收复弃于咸亨元年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后来武则天命王孝杰率军击吐蕃，于长寿元年（692年）冬收回了四镇。
圣历年间（698-699年），唐休璟升为三品的司卫（卫尉）卿，实际职务是凉州都督、持节陇右诸军州大使。久视元年（700年）秋，吐蕃侵凉州，唐休璟在洪源谷大败之，六战皆捷，俘获其副将二人，斩首25130级。这是长期以来与吐蕃争战中少有的大胜利。长安二年（702年），吐蕃遣使入朝请和，武则天设宴招待，回京述职的唐休璟参加了宴会。吐蕃使者论弥萨几次过来窥看唐休璟的模样。武则天问论弥萨，为何对我大将这么感兴趣，他说：“此将军勇猛无敌，数败我军，故想认识认识他。”武则天听了，即命提拔唐休璟为右武威、左金吾二卫大将军，并任命为夏官侍郎（兵部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唐休璟是在边疆成长起来的将领，对边疆事务非常熟悉。东起辽西的确石，西至西域的四镇，绵亘万里的边疆地带，唐休璟皆能记住其山川要害，用兵之时了然于胸。当时，西突厥发生战事，武则天令唐休璟与诸宰相讨论此事。一会儿，奏疏就上来了，武则天令依议而行。后来十几日，安西诸州请兵接应，路程日期都如唐休璟所画。武则天说道：“恨用卿太晚哪。”接着又对诸宰相说：“休璟熟习边事，卿等十个抵不了他一个。”
长安三年（703年），唐休璟因筹划西域事务有功，随即被任命为夏官（兵部）尚书同三品，成为著名的军人宰相。
上官婉儿：此女非凡骨。武则天选拔人才不仅不计门第，而且不避仇人。上官婉儿是武则天身边的机要秘书。照常人看来，上官婉儿是不能重用的。因为她的祖父上官仪曾与高宗密谋，要废武则天为庶人。武则天以“大逆之罪”将上官仪打入狱中致死。上官仪之子上官庭芝也被处斩。上官庭芝唯一的后代、年仅1岁的婉儿和母亲郑氏，因为是女性被充为后官的宫婢。婉儿自幼聪颖，她和宫人经常同去习艺馆，开始跟宫教博士正式学习经书、史书、书法、算术、吟诗以及宫廷的礼节、棋弈，均获得优秀成绩，尤其是在诗词方面，更有非凡的才能。婉儿的才能，传到武则天的耳里，武则天下令召见，命婉儿用“剪彩花”为题作首诗，婉儿当面写成“春至由来发，秋还未肯疏。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的诗句。武则天问婉儿：“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两句话什么意思？婉儿答：“是假的花，要以假乱真。”武则天问：“你是否有意含沙射影？”婉儿答：“诗是没有一定解释的，要看解释人的心境如何，陛下如果说我是在含沙射影，奴婢也不敢狡辩。”武则天叹道：“做得这么快，又这么切题，又这么敢直言。”再让她执笔写字，强劲、雄浑的笔法，不像出自少女之手。武则天在内心感叹“此女绝非凡骨”，立刻命婉儿离开掖庭（宫婢住地），常侍身边，专掌诏命。
裴炎：倔强而难制。裴炎虽被武则天杀死，但武则天对他的评价并不低，“倔强难制”，被武则天认为是难以制服的人，在那个时代，确是比较难得的人物。他和武则天有三次冲突，每一次都是言人所不敢言，没有屈服过。而且他一生耍弄了不少阴谋，算得上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几个能称得上武则天对手的人。
武则天虽然杀了裴炎，其实内心惜之。按唐代法律，谋反罪应诛九族，但武则天却保全了他的宗族。
魏元忠：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几生几死，从不屈服。仪凤三年（678年），还是太学生的魏元忠赴洛阳上书言事，为国家抵御吐蕃献计献策。高宗召见之后，授以秘书省正字，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不久任命为监察御史。
武则天临朝称帝后，魏元忠升为殿中侍御史。徐敬业叛乱，武则天让李孝逸率军平定。但是，李孝逸缺少带兵打仗的经验，两位副将也未有过什么特别战绩。所以，武则天派魏元忠为监军。魏元忠早先已表现出特殊的军事才华，经历又很简单，完全是在武则天掌权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武则天对他很放心。
李孝逸攻打梁山，守将韦超坚守不出。军中诸将面对这一难啃的骨头产生了迟疑、犹豫的心理。诸将说：“不如先攻徐敬业，徐敬业败，徐敬猷不战自擒矣。若击徐敬猷，则徐敬业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魏元忠则说：“不然，徐敬业率领精兵，尽在下河，乌合而来，利在一决。如我军万一失利，大势去矣！而徐敬猷是一个赌徒，根本不懂打仗，其军单弱，容易动摇。大军临至，立马即克。徐敬业虽欲救之，根据路程来看必来不及救援。今不先取弱而先攻其强，不是好计策。”李孝逸遵从魏元忠之计，先引兵击韦超，韦超趁夜色逃遁。又进攻淮阴，徐敬猷仅单身脱逃。
魏元忠为监军，为平叛立下大功，被擢升为司刑（大理）正，不久升为洛阳县令。永昌元年（689年），魏元忠与刑部尚书张楚金等一起被酷吏周兴诬陷下狱，将被处决。由于武则天的醒悟，改为免死流放贵州。不久后又得到起用，由侍御史升为御史中丞。长寿元年（692年），魏元忠与狄仁杰等一起被来俊臣、侯思止陷害。几经周折之后，他又一次从屠刀下生还，被贬为涪陵（今属重庆市）县令。
神功元年（697年）九月，魏元忠被召拜为御史中丞。他历经多次死刑和流放而不屈服，使武则天更为看重，成为狄仁杰之后武则天倚为栋梁的人物。圣历二年（699年），拜为宰相，又兼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先后检校并州、洛州长史，多次为大总管带兵抵御突厥的侵犯。李显被复立为太子后，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以宰相检校太子左庶子，委以辅佐太子以保证安全接班的重任。后因情逐去二张而得罪，再次下狱。由于张说出面作证，免于一死，贬为端州高要（今广东肇庆）县尉。由于专制政治体制中权力斗争的影响，魏元忠在武则天晚年再被贬逐，但纵观其在武则天时代的经历，基本还是受到信任和被重用的，他几起几落而大难不死。
狄仁杰：沉厚有谋，能断大事。狄仁杰才能见识超过群宰相，又老成可靠，直率坦诚，公正无私，出则定抚一方，政事远播；入则定夺大事，稳若磐石，在朝野均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他能针对武则天个性很强的特点，每决大事，必能打动武则天的心，从而得到她的赞许和支持。武则天尊重他，常称之为“国老”而不呼其名，每当入见跪拜之时，武则天总要阻止他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久视元年（700年）九月，狄仁杰去世，武则天哭了，并说：“朝堂空矣！”后来朝廷上遇有大事而众人无法裁决定夺之时，武则天总要感叹：“天夺吾国老何太早耶！”
一件小事很能够说明狄仁杰的官品。天授二年（691年）九月，被贬为洛州司马的狄仁杰任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武则天对狄仁杰说：“卿在汝南，很有善政声誉，但被人陷害，卿欲知是谁要害你吗？”狄仁杰说：“陛下以为臣有过，臣请改过自新；陛下知道臣无过，是臣之大幸。臣不愿知道陷害我的人的名字。”武则天听了，很赞赏他的品格。
此外，还有一些人，如李昭德强干；王及善为人清正难夺，有大臣之节；敬晖以清干著称，他们也因各自的特点而被武则天重用。
在这些被武则天重用的人才中，就有本书的主人公——姚崇。天授元年（690年），在武则天启用新人的背景下，姚元崇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地方任职，回到了神都洛阳担任了司刑寺的司丞，开始正式登上了武周朝廷的政治舞台。
载初元年（690年）九月初九，适逢重阳节。67岁的武则天终于接受皇帝及群臣的劝进，在洛阳则天门楼上宣布，改唐为周，改元天授，称“圣神皇帝”，立睿宗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原皇太子为皇太孙。同时下令在洛阳建武氏七庙，追赠周文王姬昌为始祖文皇帝、姬武为睿祖康皇帝。她的五代祖、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都被追尊为帝。此外，封侄儿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堂侄武懿宗等十多人被封为郡王。连普天之下姓武的人也受到优待，可以免服劳役。带头劝进的傅游艺大得封赏，被封为驾台侍郎、平章事，跻身宰相之列，并赐姓武氏。傅游艺在一年中由九品官升到了三品官，连续换了青、绿、朱、紫四种官服，被人们称为“四时仕宦”。
武则天还在垂拱而治的时候，为了实现政治野心，需要培植自己的一帮势力，她的手段之一是发展科举，让大量的平民百姓加入官僚队伍中来。
在唐朝初年，做官的首要途径仍然是贵族们通过世袭特权来把持官职，这种世袭特权在历代都存在，但在初唐以前尤盛。按《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根据出身授官，各种爵位都有相应的品阶，嗣王、郡王可授从四品下等的官阶；亲王诸子封郡公，授从五品上等的官阶；国公授正六品上等官阶，郡公授正六品下等的官阶；县公授从六品上等的官阶；侯、伯、子、男爵位，授七品官阶；皇帝、皇后的远近亲族也都授一定品级的官阶，只要一出生，就是七品以上的官阶。而凭地位荫袭，子弟也都可授九品以内的官阶，如一品官之子，就可托荫庇授正七品上等的官阶；二品官的儿子，可托荫庇授正七品下等的官阶。但通过科举，发愤攻书，皓首穷经，从几千人中被选拔出来的人才，所授的官阶却低得多。考试秀才，考中上上等，授正八品上等的官阶；试明经，考中上上等，授从八品下等的官阶；考进士，考中甲等，授从九品上等官阶，乙等，授从九品下等官阶。因此，贵族子弟也可以凭其出身而立刻得居高官，庶族子弟通过艰苦的努力而崭露头角的，也只能居较低的官阶，然后像爬梯一样升迁。
做官的另一条道路就是科举，也就是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科举制起于隋朝，当时已经创设了临时的科目和进士、明经、秀才等常选科目。考试的时间周期、内容和方法尚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唐太宗积极推行科举制，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使科举制形成经常的制度，开科举取人之风气。虽然贵族衣衫子弟能够通过门荫、勋爵而入仕途，可以较为迅速地上升到显要位置，但他们也开始羡慕和推崇科举考试，感到做官“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科举入仕途逐渐成为一种时髦，代表着一种时代的趋势。
科举制的推行，使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参与政权。如李义府出身寒门，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他由于门第低微，很自卑，曾赋诗说：“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回答他说：“吾将全树借汝，岂惜一枝。”李义府受到鼓舞，百般钻营，在武则天最初辅政时位至中书令。武则天时期的许多宰相如魏元忠、裴炎、郝处俊、狄仁杰、魏玄同、张柬之等人都是举进士、明经而进入官场逐步被提拔到枢要位置的。
唐初，科举制度逐步完备。考试的时间是每年的二月，地点在首都长安，武则天时期则在神都洛阳。考生的来源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国子监各学馆，学有6种，包括：国子学，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等才有资格入学，学生有300人；太学，从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有资格入学，学生有500人；四门学，共有学生1300人，文武七品以上的子弟有500人，庶人中的优秀子弟800人。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等。另有二馆：门下省的弘文馆，有学生30人；东宫的崇文馆，有学生20人。两馆学生都是皇亲国戚以及宰相、散官一品、功臣有食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与黄门侍郎之子。另一部分是全国各州推荐的贡生，这些贡生先由从事各业的吏民子弟持写有籍贯、姓名、简历的名牒在州县报名，再经由州、县考试选拔推荐，按选举制度规定的人数报送吏部。在两种生源中，国子监学馆的生徒名额最多，大约占全国1000人的考生总额的30%，这说明科举也是非常优待贵族子弟和高官子弟的。
考试科目，常设科目有进士、明经、秀才等科，秀才科目在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废。考试的具体内容，唐初进士科考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春秋左传》、《礼记》为大经，任选其一）。两项全优为甲第。如果时务策答好四题、帖经答对十分之四者为乙第。明经科主要考试《九经》，即对经书的记忆和理解，同时也考时务策。
由于进士科更重策论，比较务实，录取也比较严格，所以进士及第以后升迁较快，逐步取得优势，而明经科则处于劣势。因此进士科受到时人的重视，士人竟趋，应诏而参加考试的有时多达2000人。进士及第者，被人称为“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其艰难程度，人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30岁考中明经科已经很老了，而50岁中进士还算年少。所以唐代诗人赵嘏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进士科录取人数很少，参加考试者虽多，但只录取几人、十几人，最多三四十人，即所谓“桂树只生三十枝”。
武则天辅政时期，对科举制就进行了一些改革。龙朔三年（663年），特设书学（学书法）、算学（学计算）、律学（学法律）等专门学校，培养专门人才，并设明书、明算、明法等科举专门科目，考生优秀者送入专门部门任职。进升虽很慢，但满足了实际需要。上元二年（675年），武则天又建议在国子监设“大成”20人，取已经在进士、明经科及第而又特别聪明的人充任，进行进一步的培养进修，学成后，补其俸禄，直接任用，同其他及第听从通常的调遣者相比官位要高，升迁更快。永隆二年（684年），武则天又调整考试内容，加试诗赋各一篇，通文律者，然后才进行策试。这种奖励诗文的制度被后代皇帝所采用，对于唐诗唐文出现高峰及后世文学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武则天执政以后，更注意广泛罗致人才，对科举制做了更多的改革。在天授元年（690年），她亲自在洛阳南门内的洛城殿策问贡人，数日才策试完，以后盛行了1000多年的贡士殿试的制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殿试能增强考生的光荣感，使科举取士更受社会的重视。考生对皇帝也会更加忠诚。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又创立武举科，专门选拔军事人才，由兵部主持考试。考试科目有三种：一是用一石弓（要用担130斤重的力气才能拉动的弓）和6钱重的镞射箭；二是用8斤重的长矛刺枪；三是举重。合乎标准者及第，任命为武官。武举适应了当时频繁的边疆战争对军事人才的需要。武举制度也被历代统治者采用，一直到晚清时期才废除。武则天还提高各州县贡士的身份地位，在此之前，贡人排在各地贡物之后，到长安二年则改在贡物之前，让皇帝阅视。在高宗时，她就开设“南选”，即从边远落后地区选用人才，在她称帝以后，“南选”更成为经常的制度，并且推行到岭南、福建等地。
她还扩大了科举录取的人数，在她辅政执政的50年里，进士及第人数共有1013人，每年平均录取的人数是唐太宗时的两倍多。
由于从科举取得人才的数目还是很有限的，武则天为了进一步打击士族势力，赢得广大庶族地主的支持，以官位来收取天下人之心，她还在科举制度之外来寻求搜罗人才的途径，以弥补其不足。垂拱元年（685年）三月，武则天下诏命九品官以上以及平民百姓（包括工商等社会各阶层）有才学者自举以求进用。因此只要有某一方面特长，不论出身地位，都可以自荐，特别是有文学才干的人更受欢迎。她还派使者到十道举人，使天下没有考上进士、明经的知识分子以及乡村里教育学童的教师，不经考试、训练，就授给官职，从而使未经考试而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等官职的人，不可胜数。在乾封年间以前，吏部选人每年不过数千，垂拱以后，每年常达到5万。
由于怕选人太滥，她又创立试官制度，即暂时授给官职进行试用，这既增加了官位，提供了更多当官的机会，又便于从中发现人才。在长寿元年（692年）一月，武则天把派往十道的存抚使所选的人特予召见，一概加以任用，原来有官的试用为凤阁舍人、给事中，其他的试用为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等官。这一度引起现任官员特别是贵族人士的不满，有人编打油诗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耙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有人还加一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当时左肃政台御史纪先知查出了后两句是儒生沈全交写的，就把他抓来，要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惩罚他，提出先在朝堂当着百官打他几百板子，然后交刑部处置。武则天笑了笑，说：“算了吧。只要你们选人不滥，还怕别人胡说八道？”明代哲学家李贽读到唐书的这一记载，拍案叫绝，批十个字说：“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矣！”
武则天还增加名目繁多的临时考试，这种考试是根据临时需要下令开设的，所以叫制科。由于选人方法多样化，选人的程序简单化，寒微出身而有才识者进入仕途的人数迅速上升，有一天武则天就选了130多人做官，使朝廷不断增加庶族地主出身的有识之士，增添新鲜血液。
她还多次下诏求贤，命各级官员推荐各种人才，表示自己求贤的决心。同时在诏书里面，她又一再强调要推荐有真才实干的人，如果借机徇私舞弊，她可要严加惩处的。在一次求贤诏书中，她写道：“上之临下，最重要的莫过于求贤才。朕虽然殚思竭虑，不辞辛苦，思考治国之术，但九域这么广大，靠一个人是搞不好的，必须广蓄贤才，作为羽翼。今天虽然群英在位，朝廷已有不少贤德之臣，但朕还是怕像姜太公那样的人会遗漏在草泽，心里总不舒服。我这话永远有效，文武百官都有责任举荐所知道的贤才。或者是梁栋之才，可以丹青神化；或者很有韬略，可以在军事上振耀国威；或者道德高修，可以奖训风俗；或者很孝顺友爱，可以劝化生灵；或者是饱读经书，可以教育下一代；或者文思敏捷，可以振兴文字；或者心明如镜，可以忠言直谏；或者节操清白，可以守职不渝。凡是这些人，都可以举荐，有关部门要规定期限，务要各官员行使这一职责，也不负朕求贤之意。”
她在其他的求贤诏书里告诫文武官员说：“凡是十家之村邑，必有忠信之人存在；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官员务要访求，不要老说没有贤良。如所荐不虚，举得其人，必然不拘一格地提拔，荐者也给予记功。但如果妄相推荐，也不会不严加惩处。”武则天既不愿贤才不为她所用，也不希望庸才充斥朝廷，真可谓是殚思竭虑。
按照以前的官员晋升制度，凡担任某一官职后，要3年考核一次，根据考核情况给予升降，往往要经过几考之后才能真正升官。这种周期很长的晋升制度对于真正有才能的来讲就产生堵塞之弊。武则天的求贤举措，能打破这种资历的限制，使才干卓越的人通过举荐能很快得到提升。武则天还采用一套很有效力的办法，这就是逐级推荐。她通常让中级官员推荐下级官员，宰相推荐中级官员。她还让她特别信任的德高望重的大臣来推荐宰相，如她由娄师德推荐了狄仁杰，由狄仁杰推荐了姚崇，后来又由姚崇推荐了张柬之。这种办法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武则天求贤绝不停留在嘴上，一旦有被推荐的人经她试用确是将相之才，她会连续提升他，很快就由一般官员进入权力中枢——宰相的行列。
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武则天总是尽量使臣下人尽其才，可谓用人用到了点子上。分析一下那些著名大臣的任官经历，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武则天的每一个任命都不是随意做出的，可以看出她既谙世又知人的高明之处。不过，作为一个女皇，她的用人眼光又有独特之处。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入女皇的法眼呢？
许敬宗：忠心有学问。许敬宗一直是作为皇后的武则天在外朝的主要支持者。许敬宗学识渊博，曾参与编纂唐以前历代王朝的历史、本朝高宗及太宗的实录、全国重要人物的家谱、大部头的类书《文思博要》及其他许多项目。他留下了厚厚的80卷个人文集。他是为武则天提供历史先例及行政管理经验的重要人物，另外，他本人也是很有效率的行政官员。
吉顼：魁梧有辩才。吉顼原来与来俊臣关系密切。但来俊臣准备密告吉顼。原因是，来俊臣独揽办案的功劳，两人的矛盾便尖锐起来。吉顼是权变之士，当他得知来俊臣的意图之后，便采取了反告密的方法，被武则天召见，得以幸免。另一方面，他敏捷的辩才和魁梧的身材，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武则天的心腹之一。当然，他也因一张利口而得罪了许多人。
徐有功：耿直有原则。徐有功以用法宽恕、敢直接与武则天争辩而著名。李冲谋反时，家奴与贵乡县尉颜余庆相好，后李冲战败，有人告说颜余庆知道李冲之逆谋。来俊臣也审出他们有信件往来，连魏元忠也落得该问死罪。但徐有功却说：“永昌赦令说，与李贞同恶，魁首已伏诛，支党未发者赦免之。颜余庆赦后被告，可称是支党。今以支为魁首，是以生为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我认为朝廷处置不当。”武则天恼怒地问：“你以为什么才叫魁首呢？”徐有功说：“魁者，大帅；首者，元谋。”武则天说：“颜余庆还不能算魁首吗？”徐有功说：“魁首者，李贞是也，已经伏诛，余庆今天才治罪，不是支党是什么呢？”武则天怒稍平，说：“那么大家再重新议议吧。”结果还是免了颜余庆的死罪。当时，在朝堂上有数百人，都吓得连气也不敢出，只有徐有功却像没事人一样。
郭元振：胆大有见识。郭元振18岁举进士，授梓州通泉县尉。他为人好结交雄豪，尚侠义，年少时多为劫财济人之事。在朝直言敢谏，遇事敢争，杜甫赞其“直气森喷薄”、“磊落见异人”。他的诗《古剑篇》当时广为流传，据说武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赐学士李峤、阎朝隐等。郭元振并因此深得武则天的赏识和重用。
娄师德：稳重有气量。娄师德长期在边疆任职，有丰富的治军、屯田经验，委以陇右诸军大使的身份，足可抵御强大的吐蕃，不管山东、河北凶险有多大，始终没有挪动娄师德的位置。到天授元年（690年），累授左金吾将军，兼检校丰州都督，依旧知营田事。长寿元年（692年），娄师德被召回拜为夏宫（兵部）侍郎、判尚书事。第二年，拜为宰相。为了边疆营田的需要，武则天让他以宰相身份充任河源、积石、怀远等西域驻军及河、兰、都、廓等州检校营田大使，其官阶也不断得到升迁。
娄师德荐贤而不居功。狄仁杰的入相，部分是得益于娄师德的推荐。但狄仁杰并不知道，做宰相后，对这位忠厚的老好人颇有轻视，几次把他排挤出朝。武则天看出狄仁杰对娄师德的有意排挤后，曾问他：“师德贤乎？”狄仁杰答道：“为将能谨守边障，贤则臣不知。”武则天又问：“师德知人乎？”答曰：“臣尝与之同僚，未闻其知人也。”武则天告诉他：“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狄仁杰后来感叹道：“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
娄师德自上元初年入为监察御史，至圣历二年（699年），在武则天驾下历仕30年。由于他器量过人，大智若愚，虽大狱屡兴，罗织不绝，他却从未被殃及。面对个性很强的女皇帝，刚直者遭忌，阿谀者被轻视，都难逃武则天的铁腕，唯有娄师德却能一直保全功名。
唐休璟：京兆始平人。山川要害，了如指掌。高宗时被破格提拔为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司马，委以在中路抵御突厥的重任。垂拱年间（685-688年）迁为安西副都护。永昌元年升任西州都督后，积极筹划收复安西失地。他上表请求收复弃于咸亨元年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后来武则天命王孝杰率军击吐蕃，于长寿元年（692年）冬收回了四镇。
圣历年间（698-699年），唐休璟升为三品的司卫（卫尉）卿，实际职务是凉州都督、持节陇右诸军州大使。久视元年（700年）秋，吐蕃侵凉州，唐休璟在洪源谷大败之，六战皆捷，俘获其副将二人，斩首25130级。这是长期以来与吐蕃争战中少有的大胜利。长安二年（702年），吐蕃遣使入朝请和，武则天设宴招待，回京述职的唐休璟参加了宴会。吐蕃使者论弥萨几次过来窥看唐休璟的模样。武则天问论弥萨，为何对我大将这么感兴趣，他说：“此将军勇猛无敌，数败我军，故想认识认识他。”武则天听了，即命提拔唐休璟为右武威、左金吾二卫大将军，并任命为夏官侍郎（兵部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唐休璟是在边疆成长起来的将领，对边疆事务非常熟悉。东起辽西的确石，西至西域的四镇，绵亘万里的边疆地带，唐休璟皆能记住其山川要害，用兵之时了然于胸。当时，西突厥发生战事，武则天令唐休璟与诸宰相讨论此事。一会儿，奏疏就上来了，武则天令依议而行。后来十几日，安西诸州请兵接应，路程日期都如唐休璟所画。武则天说道：“恨用卿太晚哪。”接着又对诸宰相说：“休璟熟习边事，卿等十个抵不了他一个。”
长安三年（703年），唐休璟因筹划西域事务有功，随即被任命为夏官（兵部）尚书同三品，成为著名的军人宰相。
上官婉儿：此女非凡骨。武则天选拔人才不仅不计门第，而且不避仇人。上官婉儿是武则天身边的机要秘书。照常人看来，上官婉儿是不能重用的。因为她的祖父上官仪曾与高宗密谋，要废武则天为庶人。武则天以“大逆之罪”将上官仪打入狱中致死。上官仪之子上官庭芝也被处斩。上官庭芝唯一的后代、年仅1岁的婉儿和母亲郑氏，因为是女性被充为后官的宫婢。婉儿自幼聪颖，她和宫人经常同去习艺馆，开始跟宫教博士正式学习经书、史书、书法、算术、吟诗以及宫廷的礼节、棋弈，均获得优秀成绩，尤其是在诗词方面，更有非凡的才能。婉儿的才能，传到武则天的耳里，武则天下令召见，命婉儿用“剪彩花”为题作首诗，婉儿当面写成“春至由来发，秋还未肯疏。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的诗句。武则天问婉儿：“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两句话什么意思？婉儿答：“是假的花，要以假乱真。”武则天问：“你是否有意含沙射影？”婉儿答：“诗是没有一定解释的，要看解释人的心境如何，陛下如果说我是在含沙射影，奴婢也不敢狡辩。”武则天叹道：“做得这么快，又这么切题，又这么敢直言。”再让她执笔写字，强劲、雄浑的笔法，不像出自少女之手。武则天在内心感叹“此女绝非凡骨”，立刻命婉儿离开掖庭（宫婢住地），常侍身边，专掌诏命。
裴炎：倔强而难制。裴炎虽被武则天杀死，但武则天对他的评价并不低，“倔强难制”，被武则天认为是难以制服的人，在那个时代，确是比较难得的人物。他和武则天有三次冲突，每一次都是言人所不敢言，没有屈服过。而且他一生耍弄了不少阴谋，算得上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几个能称得上武则天对手的人。
武则天虽然杀了裴炎，其实内心惜之。按唐代法律，谋反罪应诛九族，但武则天却保全了他的宗族。
魏元忠：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几生几死，从不屈服。仪凤三年（678年），还是太学生的魏元忠赴洛阳上书言事，为国家抵御吐蕃献计献策。高宗召见之后，授以秘书省正字，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不久任命为监察御史。
武则天临朝称帝后，魏元忠升为殿中侍御史。徐敬业叛乱，武则天让李孝逸率军平定。但是，李孝逸缺少带兵打仗的经验，两位副将也未有过什么特别战绩。所以，武则天派魏元忠为监军。魏元忠早先已表现出特殊的军事才华，经历又很简单，完全是在武则天掌权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武则天对他很放心。
李孝逸攻打梁山，守将韦超坚守不出。军中诸将面对这一难啃的骨头产生了迟疑、犹豫的心理。诸将说：“不如先攻徐敬业，徐敬业败，徐敬猷不战自擒矣。若击徐敬猷，则徐敬业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魏元忠则说：“不然，徐敬业率领精兵，尽在下河，乌合而来，利在一决。如我军万一失利，大势去矣！而徐敬猷是一个赌徒，根本不懂打仗，其军单弱，容易动摇。大军临至，立马即克。徐敬业虽欲救之，根据路程来看必来不及救援。今不先取弱而先攻其强，不是好计策。”李孝逸遵从魏元忠之计，先引兵击韦超，韦超趁夜色逃遁。又进攻淮阴，徐敬猷仅单身脱逃。
魏元忠为监军，为平叛立下大功，被擢升为司刑（大理）正，不久升为洛阳县令。永昌元年（689年），魏元忠与刑部尚书张楚金等一起被酷吏周兴诬陷下狱，将被处决。由于武则天的醒悟，改为免死流放贵州。不久后又得到起用，由侍御史升为御史中丞。长寿元年（692年），魏元忠与狄仁杰等一起被来俊臣、侯思止陷害。几经周折之后，他又一次从屠刀下生还，被贬为涪陵（今属重庆市）县令。
神功元年（697年）九月，魏元忠被召拜为御史中丞。他历经多次死刑和流放而不屈服，使武则天更为看重，成为狄仁杰之后武则天倚为栋梁的人物。圣历二年（699年），拜为宰相，又兼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先后检校并州、洛州长史，多次为大总管带兵抵御突厥的侵犯。李显被复立为太子后，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以宰相检校太子左庶子，委以辅佐太子以保证安全接班的重任。后因情逐去二张而得罪，再次下狱。由于张说出面作证，免于一死，贬为端州高要（今广东肇庆）县尉。由于专制政治体制中权力斗争的影响，魏元忠在武则天晚年再被贬逐，但纵观其在武则天时代的经历，基本还是受到信任和被重用的，他几起几落而大难不死。
狄仁杰：沉厚有谋，能断大事。狄仁杰才能见识超过群宰相，又老成可靠，直率坦诚，公正无私，出则定抚一方，政事远播；入则定夺大事，稳若磐石，在朝野均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他能针对武则天个性很强的特点，每决大事，必能打动武则天的心，从而得到她的赞许和支持。武则天尊重他，常称之为“国老”而不呼其名，每当入见跪拜之时，武则天总要阻止他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久视元年（700年）九月，狄仁杰去世，武则天哭了，并说：“朝堂空矣！”后来朝廷上遇有大事而众人无法裁决定夺之时，武则天总要感叹：“天夺吾国老何太早耶！”
一件小事很能够说明狄仁杰的官品。天授二年（691年）九月，被贬为洛州司马的狄仁杰任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武则天对狄仁杰说：“卿在汝南，很有善政声誉，但被人陷害，卿欲知是谁要害你吗？”狄仁杰说：“陛下以为臣有过，臣请改过自新；陛下知道臣无过，是臣之大幸。臣不愿知道陷害我的人的名字。”武则天听了，很赞赏他的品格。
此外，还有一些人，如李昭德强干；王及善为人清正难夺，有大臣之节；敬晖以清干著称，他们也因各自的特点而被武则天重用。
在这些被武则天重用的人才中，就有本书的主人公——姚崇。天授元年（690年），在武则天启用新人的背景下，姚元崇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地方任职，回到了神都洛阳担任了司刑寺的司丞，开始正式登上了武周朝廷的政治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