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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立身如针——修身自守,修心立德

  修身养性是完善自我的第一步,也是成就大业的第一步。良好的修养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保障,也是人生有所成就的前提。圆满的人生和基本品德是不可分的。唯有修养自己的品行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和恒久的快乐。

做清醒之人,自省己过

一生聪明未曾尝过犯错滋味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头脑清楚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主动更正它,因为逃避错误的代价比承认之后立刻改正要大得多。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否认它的存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改之,过而无恐。过错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获得。勇于改正自己缺点的人,就是清醒明智的人;知错不改的人,往往一事无成。只有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这是千古不变的生存法则。

现实中的很多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别人指出的时候仍旧不知道悔改,甚至巧舌如簧,这种人永远不会有进步。正视缺点和不足,设法克服并改正,这样才会有所突破,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并坚决彻底地改正和执行。

曾国藩的性格一生发生过多次转变,早期个人修养也并不深厚,一遇不顺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与人交往时善于言谈,爱出风头。但他自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他认为,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的修身养性至关重要。因此便下定决心改变这种性格,但是却屡有反复。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的养成不是朝令夕改的事情。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即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且词气虚矫。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强辩,谈文说理,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其实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日后,朱廉甫前辈与邵蕙西来访,这二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见闻广博的人,但是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的话,过后又十分后悔。

由此可知,认识只是一个开始,实际行动才是关键所在。他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只有少言多听、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曾国藩一心想要检讨自己,他改过心切,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经常交往,就可以增加几分敬意,但是这样就有一种不合群的表现。

由此可见,与人交往要怀一颗真诚、谦逊之心。不需要客观的抑制,真正的改变应该是从内在开始的。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受天性投缘的影响,但是好多种情况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决定的,所以,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曾国藩深受启发,他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陷,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和完善自我。

1843年正月,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愤不可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决心,虽然友人多次劝阻,他仍然放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又很后悔,又检讨自己。从此以后,他日渐成熟,逐渐地改掉了自以为是的毛病,与人交往时,他懂得给人留面子,削弱自身的锋芒。

对于自己的言行,他认为一切事情都需要每天检查,一天不查以后有问题再补救就难了。他逐日检点,事事检点,严格要求自己,把检点自己视为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对自我反省和批判严厉而苛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同的是所犯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犯错之后如何用正常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有过必纠,有错必改才是正确的选择。曾国藩认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会经常不断地洗涤自己所犯的过错,并且常常反省、告诫自己勇于改过,这样才会使自己不断走向完善。

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错,从不虚伪地遮掩和找借口,并且可以积极地去改正。心里踏实,纠结也少了,做事也顺利许多。要知道,有多少掩饰就有多少丑态。

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曾国藩的性格渐渐走向完善,为人处世方面也变得圆通。他认为,人的欲念太重,过分追求某些东西,就犯了通病:太想表现自己就容易言辞不当,惹人厌烦;过于认可自己就容易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此二者都应该常加克制,他认为自己仍然没有将这二者清扫干净。

他认为戒除“多言”需要日日检点,戒除自满需要把自己放置于世界之中,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态保持平衡。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叹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他认为苍穹之中,自己只为沙粒,为尘埃,不足提起。所以一个人成就再大也没什么好骄傲自满的。

为了改掉自己的缺点,曾国藩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的这种坚定的意志与决心,不仅对他一生的性情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他能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谨记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就是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不断完善自我。他不仅每日自我反省,还主动从亲友处吸取建议,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誓做一个内外兼修的人。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思想和行为值得我们去学习,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为人处世应该注意的环节。

内外兼修,誓做完人

良好的内在修为与强悍的外在实力相结合,这就是天下人对“完人”的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有为完人之志,也是成大事者雄心的体现。

世上没有完美的存在但却有不断追求完美的人。对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们称之为“完人”。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做就要做充满刚直之气的大丈夫。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秉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

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境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说是不怕脏累,任劳任怨。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家人的所有衣物都是她亲手缝制的。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我们家孩子虽然多,但是读书、务农、经商、为官样样可做,我在家里操持家务,孩子们在外面闯荡,还用担心什么贫苦呢?从她的言语可以看出,母亲江氏对曾国藩品性的影响是巨大的。

曾国藩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天下传阅,尤以《家书》影响最广,成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头读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强横行、各势纷乱的局面下恪尽职责;立德,他内外兼修,誓做完人,并事事以身作则,重视身教。正因为如此,后世给他的头衔不胜枚举:“中兴名臣”、“处世楷模”、“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除此之外,曾国藩对志向的追求也很执著。他认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有原则有操守,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

他认为自己自从军以来,就怀着临讫授命的志向;丙戌年有病时,总怕一下子病死家中,违背了自己的初志,失信于世人。后来复出,意志更加坚定;倘若再有什么不测,也没有留恋和后悔的事情了。在洋人不断入侵的情况下,他早就已经有殉国的念头,但愿战死沙场。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有恒看做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己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绝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无论何时,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内外兼修,有志贵在有恒,坚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由此可知,对于“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样道理,这世间芸芸众生,想当完人的多了,真正能做到的却鲜而有之,完美在于心,在于志向而不在于一念之间。

心有本源,只在进德

无论古今,只有尊重内心的真实感受才能完善内在的品德修为。做自己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情,才能获得最大的自我满足。

想掌握自己的命运需要太多条件。勤修身,广交友,遇贵人,求学问缺一不可。这几个方面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一本定律。

素怀平治天下之志的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并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他的经历可以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来形容。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分析其中原因,首先在于其勤于修身,广交师友,修养品行,切磋学问。其先后师从唐鉴、倭仁,知晓了修身之道,思想也更趋于成熟,理论更趋于完备,并勤于躬行,持之以恒,体悟颇多,如于自强处胜人便是一例。曾国藩以此教育弟弟,大致的意思是说:想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就要先相信自己,自立自强。国家想强大必得选贤用人,家业想做大必得有优秀的子孙,一个人想成为强者,与人斗智斗勇,这其中有因为强大而获胜的,也有因为强大而落败的。古人如李斯、曹操、董卓之辈,他们的智力都堪称一流,但自身的灾祸也不寻常。我们只在自我修为上成为强者就可以了,切勿处处逞强。逞强之后结果如何尚无定论,即使暂时获得胜利和安稳也会被人轻视。由此说明曾国藩能够学以致用,把所学之事逐个实行,确实做到了自我提升。

后与刘传莹、吴延栋等治理学之友的交往,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也大大提高了其个人的声名,使其“在京颇著清望”。在与诸友交往之中,不仅将己之志向细化到修身,而且使修身更理论化、系统化。他讲道:“凡事尽性知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可见,曾国藩对天命人性的理解已经有了自己的东西。

因此他说:“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在此之外,曾国藩还把慎独思想置于行事之中,主张凡已有志气之人必敬慎为重,亲贤纳言,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十年七迁皆获益于此但仍不完备。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其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他们的相遇和相互作用,是对机遇和贵人相助的最好诠释。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朝为官二十年,爱才,也不大贪,就是性格奸佞,总是喜欢蒙蔽隐藏一些东西。因其拥有衡文之权,自嘉庆以来,先后主持过三次乡试,五次会试。所有的会试、殿试、朝考,没有一年不是考官之一的。国史、玉牒、实录诸馆,都是主考官。正因为如此方便其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

穆彰阿和曾国藩两人相识于戊戌年会考,两人也算有了师徒情意,之后常有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抄,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从此之后,曾国藩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对穆彰阿也能做到“饮水思源”。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属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

曾国藩的经历证明,成一番大事所需的种种条件达到后,还要利用这些条件为自己增进德行,打开未来。同样,不论什么时代背景下,想成为有所作为的人,都需要这种精神和努力。

心静以修身,不变应万变

当一个人心静如水时,其心犹如明镜一尘不染,面对世俗纷扰都能以平和之心对待。内心的宁静可以忽略外界纷繁复杂的局面,可以为自己保留一份“纯”与“真”。

孔子说:“仁者静。”

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

静不仅是哲学概念,更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一种为人处世之道。“静”之一字,蕴含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儒道释三家都强调一个“静”字。儒家讲求修身、立志、治学皆以静为本;道家讲求“平和冲淡”;释家禅宗讲求静坐以静心。由此可见“静”字功夫的要紧。“静”乃是人生最高境界。

曾国藩在动荡不安、群势交错的险恶处境中,却可保持一颗平静之心,这与他的修养有很大关系。曾国藩生性好动,性情刚狠,在最初静以修身的过程中没少在动与静、恕与忿之间纠结。他把静坐视为每日必做功课,认为“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他的坚持使其内心获益良多。在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也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

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想静就能静下来,确实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皈依,戒除淫思奢欲,能在受诱惑之前就大彻大悟。

曾国藩不断地汲取古代先贤的人生智慧与精华,反省自己以戒除抑郁求得养心保身之法。中年以后,面对许多事情,他一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胸襟更宽广。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籍守丧,奉命编练团练,抵抗太平军。这时候的他在朝野还是平凡之辈,当他在无数个团练中异军突起之时,许多人都惊异于这介儒生在军事上的过人才华,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耐得住清静,并且能在清静中奋发有很大的关系,也是对宁静致远的最好诠释。在用兵过程中,他也有一套“静”字心得。他认为以静制动是最好的计谋。以稳慎为主,不轻易冒险,不轻易变动,先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再随着形势的变化来改变用兵的策略。

“静”的内涵得到升华后,曾国藩在磨练中逐渐成熟,也变得圆滑老练,头脑越来越冷静。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年)复出之后,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他谨言慎行,凡事必三思而后行,而且把学得的保身之法充分发挥出来。在取得战绩、大功告成之日,他表现得异常冷静,不仅裁撤了五万自己亲手练出来的湘军,还把夺得首功的弟弟曾国荃送回了老家,从而保全了自己以及亲人的安全。

他认为,保持心情舒畅的最好方式就是有一颗平常之心,一颗淡泊名利之心。平常人谈舍得很容易,但一旦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还能做到“淡泊”二字实在很难,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宽广的胸襟。他还懂得去寻乐、求乐:他写诗,练习书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理。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将这种体会诉诸于笔端。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与淡定的情怀,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他的文章风格,也体现了他的办事风格。

平时与僚佐亲朋相处,他也处处表现幽默,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与曾国藩的交往甚深。曾国藩这样评价他们: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因此,他常常戏称这三兄弟:“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也是他自我修养的反映。他懂得在静中取乐,无论是批阅公文还是写信作诗都是如此。他明白如果一个人不能静下心来,那么即使终日里忙忙碌碌,心思也总是浮浮沉沉的,不会看清事理,更不会踏实地做事,终究无法有所成就只会随波逐流,而且还会影响身体。

养心与养身是本与源的关系。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注重身心兼治,在遭受磨难时,他主张要把心放下,不要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否则永远不会有成功之日。

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成败得失皆有可能。有时个人的努力并不能达到预想中的结果,受机遇、实力、人脉等条件的约束。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戒除浮躁和抑郁,这样才可以给自己减压,以一颗平静的心对待烦恼,烦恼也不觉得是烦恼了。俗话还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的心结终究要自己解开。静下心来反思自身的不足,才能效仿古人,获得内心的升华。

谦而不欺,立身之本

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成就,多高的社会地位,谦虚做人的要求都是立身之根本。谦而不欺是一种低调的做人品格。谦是礼,不欺是果,与人为善但并不被人所欺。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

骄傲自满的人,总把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相比,自我满足,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不仅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还能积极、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

《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曾国藩说,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自身的充实和完善皆由好心态开始。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

《说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由此可见,谦逊美德能使人获益良多,拥有谦逊就拥有了福气。

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谦虚之人必为低调之人,不招人厌恶,不引祸端,即使有祸也能避过。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而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能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惟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在那个年代,曾国藩能这样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军内部自将领至兵卒,必须精诚团结,努力作战,有功不能骄傲。受他的影响,湘军虽然屡立战功,但从不自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代圣贤的过人之处。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轻狂,经常轻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是“谦”字。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于己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当然凡事皆有度,不夜郎自大也无需妄自菲薄,这两种做法都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过分谦虚,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轻自己。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虚伪。谦虚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发自本心的由内而外的个人素质的体现。

谦虚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的对象和程度都要因人、因时而异。这样的“谦”才是应该提倡和追求的。

曾国藩一生恭谦,他作为长房长孙,给予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予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一直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家书中劝诫幼辈要戒骄戒躁,军事上亦同。正是因为他的“谦”使他的人生更加辉煌。他也是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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