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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造势养才——知己知彼,选才有道

  人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军。虽然拥有人才不等于获得成功,但一个懂得识人用人的人无异是个杰出而优秀的人。如何通过识别人才、网罗人才、使用人才达到成功的目的,是欲成大事者需要去思考的问题。造势养才是成大事者必经的重要过程。

交人交心,择人而从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事实上确实如此,茫茫人海中,真正志同道合的好友屈指可数。因此交友要专一,要真心实意、坦诚无私。

曾国藩交友十分广泛,从这些良师益友的身上得益颇多。因此,曾国藩主张交友贵在专一,交友要交心。在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

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山兄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主也。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罗山兄甚为刘霞仙、欧晓岑所推服,有杨生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这确实是交友的至理名言,主张不论交友还是拜师都要专一,见异思迁最不可取。虽然交友可能会使自己获利,但是这并不是目的。若以此为目的,那就不是交友而是做生意了。古人最不赞成以利相亲的交友原则,认为仅仅为了利益而结交朋友,势必影响生活的质量和人品。

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显然,孟子交朋友,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品德和学问,而不是有利可图才和他相交。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如果他有求于你,就会对你体贴入微,多方照顾;如果用不到你了,就会对你不理不睬,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正所谓“知音难求”,其实真正知心的朋友是很少的,只有知心的朋友才能相知、相亲、相敬,同甘共苦。曾国藩就十分称赞管仲和鲍叔牙这样的朋友。

春秋战国时期,鲍叔牙担任齐国的大夫,以知人著称,和管仲是亲密的朋友。在鲍叔牙病逝的时候,管仲十分悲痛,泪如雨下。有人不禁问道:“你与鲍叔牙既非君臣,又非父子,为什么伤心到这种程度?”管仲说:“你有所不知,鲍叔牙是我最崇敬的朋友。我曾与鲍叔牙同去南阳做买卖,南阳的无赖在街上三次羞辱我,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怯懦怕死,知道我为了干一番事业才忍辱负重。他曾和我一起向先王提出谏言,先王不听,鲍叔牙认为我生不逢时。鲍叔牙曾与我一起分一笔钱财,我分得的财物比他的多三倍,但他并不认为我贪婪自私,知我家境贫寒。鲍叔牙确实是我的知己和好朋友。我悲哀失去了他,再也找不到如此关系密切的朋友了。”

曾国藩很欣赏管鲍之交,主张交友贵在专一,要宁缺勿滥,还经常把这种交友的思想传输给自己的子侄辈。

一个人如果交到贤明的朋友,志同道合,共同促进,那当然越多越好;如果交到志趣低下、见利忘义的朋友,那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自古就有“良禽必择木而栖”的古训。

慎交友,学会择友是很多人的共识。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对他的儿子说:“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在人际交往中,同学关系最为常见。同学短的二载,长的五六载,若说没有一点感情,那是不正常的,然而并非所有的同学都可以成为朋友,即使成了朋友也并非终身都是朋友。

朋友都是人生过客,在相伴的时候能够互相帮助就很难得了。有很多人在同学时并不是很好的朋友,可是走到社会上后,才发现自己以前的同学和自己志同道合,于是也成了好朋友。这多是一种成长的表现,因为成长提高了自己与别人的相融度。

曾国藩教育他的两个儿子说,同学之间的情谊如果是真诚的,而且没有狂妄言语和过激举动就是可交的,否则就割席而坐,不能过于亲昵。当然,与同学绝交,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甚至势不两立,从此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就可以了。

《史记·乐毅列传》中说:“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所以有修养有涵养的人,在绝交的时候不用恶言恶语攻击对方。这既体现了绝交者本人的风度,同时也为自己留条后路。人在处理感情方面的事情时多可以以此为限。

在人的一生中结交到促进自己事业发展的朋友更加重要,这样的朋友称为“贵人”。贵人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引路人和指导者,在一定程度上说,贵人的水平影响着自己事业的成败。而能否遇到贵人也是一种运气。在现代社会,交际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但如何结交朋友,尤其是当自己未发迹之时如何结交朋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的大力提携。

穆彰阿,姓郭佳氏。进士出身,深得道光皇帝器重。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尔后任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负责管理工部,并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的门生旧吏遍布朝野上下,知名之士大多受到他的援引和提携,在文官中有很大的势力。

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的老师即是穆彰阿,于是二人一直保持着师生的交情。由于曾国藩勤奋好学,又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干,穆彰阿对曾国藩非常器重和赏识,处处予以关照。

由此可见,不借助外力,仅凭自己的单打独斗,这是获得成功的下下之策。人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所以更应该加倍地珍惜。能有早日施展抱负的机会,为什么要错过呢?

知己知彼,百人百用

人生成功与否不全在于自身的实力,更在于是否有适合发挥实力的地方,是否有懂得欣赏自己的人。

在现代社会里,想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就要做到“知己知彼”,想打造一个优秀的团队就要学会百人百用。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曾国藩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

能不能鉴别、选拔、任用人才,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吏治世风,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曾国藩对于人才非常重视,不论在何时,都注意留心人才。所以后来就有人评价他说:“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之最。故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此类评价之多,可以说难以一一列举。

善于识人用人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要诀。他认为,“为政之要,首务得人”,“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多事之秋,得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一人则弱于婴儿”。但是用人极难,知人尤难,所以他慨叹“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俗话说,“人心隔肚皮”,想真切地了解一个人很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和鉴别、考察人才的理论和方法。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应以“考言”为主,看他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而外,还要考察志、态、品、思多个方面。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墓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妄言。

除此之外,曾国藩甚至还发明了“相人”之术,就好比医者的“望闻问切”,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虽然有许多迷信色彩,但是也不乏某些合理的内容。对于识别和选拔人才,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曾国藩知人用人的高明,仅从他的幕府组成人员来看,就可窥见一斑。他幕府中的人才可以用包罗万象来形容,主要有谋略、作战、军需、文书、制造等几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都有三五个行业的代表者,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人才。因此,当时就有人在评价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时说:“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谋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

当时,全国各处的军官,几乎都聚集在曾国藩的军队里,总共不少于两百人,幕府中还有一百多人,这还不算幕府外的候补官员、学子、各门类的专家,多而全面,几乎是全国精英的积聚地。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声望和功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曾国藩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和营中将领也有许多中肯的评价。对于胡林翼,曾国藩说,“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对于左宗棠,曾国藩说,“其才可独立一面,固已历有明征。其虽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词过峻,不无令人难处;而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左帅平定甘肃之后,恐下文尚长,亦由天生过人之精力,任此艰巨也”。

对于李鸿章,曾国藩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竞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远跖,治事清核,实鄙人所不逮”,“殊为眼明手辣”。对于杨载福,曾国藩说:“气韵沉雄,出奇制胜。”

对于彭玉麟,曾国藩说:“淡于荣利,退让为怀。”在论及营中诸将时,曾国藩说:“塔齐布,一威望之将,毕金科,一骁悍之将;王福、韩升均属难得之才……”

王安石说过:“人才难得亦难知。”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当政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曾国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成功的范例。他手下的人才不管是太平天国时期还是洋务运动时期,大都与他风雨同舟,为他的伟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详细列举了培养人才的各种方法,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种植禾苗:教诲,犹如种植耕耘禾苗;甄别,犹如铲除杂草;保举,犹如灌溉禾苗;超擢,犹如天降甘雨,使禾苗蓬勃生长。

曾国藩不仅把自己的理论通俗化,还增强了说服力。他还从古人那里寻找依据。例如他引《淮南子》说,“功勋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声名也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又引董仲舒的话说,“勤学好问,就会知识广博;以道德标准行事,那么德行就会日有所进”;还说,“别人花一分功夫,自己就花一百分的功夫,别人花十分的功夫,自己就花一千分的功夫”,以自己的加倍努力来获得成功。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但精明,善教育人还引经据典,比喻形象地阐述道理,使他的道理成为对后世影响很深的财富。

除此之外,曾国藩对人才的养成也有自己的一番认识和见解。他认为人才的培养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勤勉”。曾国藩这一人才培养思想,可以从他对李鸿章的教诲中看出来。

李鸿章原本是曾国藩的门生,当他得知曾国藩在江西征剿太平军的时候,立即动身前往江西,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重用。但是当他到了曾国藩的军营,曾国藩并没有立即接见他,李鸿章一等就是一个月。于是李鸿章通过在曾国藩幕府任职的陈鼐探听消息。当陈鼐向曾国藩提起李鸿章的时候,曾国藩故意冷冷地说:“少荃是翰林,很了不起!他想来我这里,恐怕他才高气大,容他不下呀!也许回京任职更有前途呢!”

陈鼐听出了曾国藩的话外之意,赶忙说:“大帅,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练,已不同于往昔少年了。大帅何不给他一个机会呢?”曾国藩既然收李鸿章为徒弟,必然是欣赏和喜欢他的,只是弟子有缺点时,为师的应该加以指点并帮助其改正。在官场上,心高气傲、锐气十足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曾国藩只是借此时机磨练李鸿章而已。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良师的指导,李鸿章才成为了晚清时期继曾国藩之后又一个顶梁的人物。

总而言之,人生成功与否不全在于自身的实力,更在于是否有适合发挥实力的地方,是否有懂得欣赏自己的人。认为自己是个人才,就不仅要修为自己,也要观察别人。用人的人更要有非凡的洞察力、支配力、培养力,这样才是真正的伯乐。

量才施用,不拘一格

世界上的资源有很多种,再好的资源也要有合适的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不当,定会造成资源浪费。

世界上的资源有很多种,但随着时世的发展变化或消失不见或被替代淘汰。而人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永久性可再生资源。对于领导者而言,拥有人才比拥有核武器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

面对紊乱的纲纪、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的腐败,吏治的败坏又在于人才的缺乏。曾国藩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非常重视人才,在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将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政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曾国藩选用人才的目标是:

一、使人倾尽所能、恪尽职守,不辱自己的使命。

二、网罗能人贤士,匡正自己的疏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正因此,曾国藩幕府人才济济,有三圣七贤之说。曾国藩打破资格限制,破格提拔具有真才实学而又品德优秀的人,并委以重任。湘军中一些重要将领都是由他破格提拔上来的,如湘军水师将领杨载福、彭玉麟,是曾国藩1853年在衡州练兵期间,分别从行伍和禀生中提拔上来的。他们二人都富有军事才能,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都很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所以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而他们二人后来在建立、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也确实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担任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愈感人才匮乏,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每到一地,曾国藩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在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所出告示中特别列出“寻访英贤”一条,以招贤纳士。

为了广泛网罗人才,曾国藩提倡互相引荐。他向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安徽士绅、官员十一人,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推荐成名标、陈鉴源等人。他也经常要求别人向自己推荐人才。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地询问其地、其军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就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强调分辨良莠。他提醒曾国荃府内用人不要操之过急。无才无能的人,即使是关系近的亲戚朋友也不要留用,贤明的人恐怕不会与他共事的。当时,亲戚朋友来曾氏营中求职的很多,曾国藩怕曾国荃滥收滥用,就劝他说:善于预见国运的人,一看国家在位的都是贤良臣子就知道国运会兴盛,相反若当官的都是一些办事拖拉的人,就说明朝廷有危机快改朝换代了。既广求人才又要加以辨别和筛选,这才是选择人才的正确方式。

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特别强调人的德行。他在笔记中写道:“我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基于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质地纯朴的人中挑选人才,对那些花言巧语、华而不实的人深恶痛绝。

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但凡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无疑,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二者相比起来,曾国藩更厌恶前者。他提倡所选的人要做到心到、手到、耳到、眼到,有勇气又能吃苦,质地纯朴行事踏实,没有官气也不打妄言。

他还认为,在使用人才时,应抓住这个人的特点,准确坚定地让他做最适合的工作,这是人力使用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再好的资源也要有合适的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不当,定会造成资源浪费。

以和为贵,切忌树敌

脾气再好的人也难免遇到与人不和的时候,与人和气就要善于自省己过,认清利害关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个“和”字,几世轮回。古人讲“和”,今人也讲“和”,时代虽不同,意义却相近。

曾国藩在处理家事时主张万事以和为贵。曾国藩认为,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哥哥所说的话,弟弟没有不听从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没有不应承的,一家人融洽相处,那么家业就会兴旺。相反,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婆媳之间彼此争执,夫妻之间两相计较,像这样的家庭不衰败,从没有过。可见,曾国藩对“和”的理解颇为明白和深刻。

曾国藩常对弟弟说:“如果我有了过失,澄弟、沅弟、洪弟你们都可以直言相劝,我一定全力改正;如果三位弟弟有了过错,也应该彼此规劝,努力改正。”曾国藩有四个弟弟,他对他们都关怀备至,只因战事关系,对九弟曾国荃(家族中排行第九)尤为关心。

曾国藩任京官时,九弟曾跟随在他身边。曾国荃才华过人,志向远大,做事很有魄力,但由于年少,有时未免有些骄傲。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常常以“长傲之言,为致败之凶德”教育他。曾国荃遇事喜欢发牢骚,曾国藩则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教育他;曾国荃作战缺乏耐性,过于猛打猛攻,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训诫他。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曾国荃对于哥哥的悉心教导,大多能虚心接受,由于能坦诚相对,因此他们能很好合作,最终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但脾气再好的人也难免遇到与人不和的时候,有一次曾国藩与弟弟发生了些争执,之后十分后悔。后来,他用这件事来教育儿子纪泽,希望他能明白自己这番苦心,一来要纪泽引以为戒,将来与兄弟相处要学会冷静处理问题;二来要他代替自己补偿弟弟,也就是希望纪泽能做出表率,在叔父面前多多尽孝。由此可得,与人和气还要善于自省己过,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中国人传统的伦理观念中,父母在世时,父母对子女应负起管教的责任;父母不在后,父母管教之责便落在长兄的肩上,弟、妹们则应给兄长以足够的尊敬和服从,是所谓“长幼有序”。曾国藩十分看重自己作为诸弟兄长的教育之责,悉心教导弟弟们,他担心自己做得不好,辜负了父母的重托。曾国藩教弟虽严,却对他们倍加照顾。他十分看重兄弟间的谦让、帮助,认为只有学会互相谦让、互相帮助才能共患难,同甘苦,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曾国藩为人光明磊落,总是能将心中的想法与兄弟和盘托出,以此获得兄弟的理解、信任与支持。但是曾国藩也从不为了兄弟表面上的团结,看着兄弟有错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藩认为自己身为曾门长子,对弟弟的成长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曾国藩一生对弟弟的教导、劝诫是很有耐心和韧性的,他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工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少。对弟弟的教育从学问、人品、军事到性情、养生、治家等,大小事情都要过问。

有一次,曾国荃在信中谈了自己很多不开心的事,但又遮遮掩掩没有具体说是哪一件事,曾国藩敏锐地感觉到,他是担心兄弟之间存有不合。曾国藩很诚恳地对弟弟说:“弟弟,你对咱家有大功劳,对国家也有大功劳,我哪有不爱护的道理?我对自己的部属都是仁义谦让,难道对自己的弟弟反而会刻薄吗?也许我们之间确有些小误会,但那不过是意趣不合罢了。弟弟你立志做事,以为扩散舒展才会生机旺盛,哥哥我认为收敛吝啬才会生机沉厚。我平时最喜欢古人所说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我认为珍惜福祉、保全安康的道理和方法没有比这更为精当的了。”“我们的祖父星冈公,过去待人接物不论贵贱老少,全是一团和气,惟独对待子孙侄儿则异常严肃。遇到佳令时节,更为凛然不可侵犯。这大概就是一种收敛之气,目的在于使家中欢乐,不至于恣肆放纵。这番苦心不知兄弟你是否会领会。”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弟弟做人要谦虚、谨慎一些,不可过于骄傲放纵。他尤其害怕兄弟们为了小事斤斤计较,导致家庭不和。

俗话说得好:“家和万事兴。”和睦的家庭,是事业成功的依托,只有人和,才能聚集全部精力投入事业,发挥才思,有所成就。在讲求和谐社会的今天,时代又赋予了“和”新的含义,扩展了它的外延。和谐地相处不仅在于家人也在于友人、同事、上下级甚至陌生人之间。世界是一体的,和谐也是一样。

宽容大度,不计小节

在朋友间发生别扭和矛盾时,要多想一想退一步之后的海阔天空。人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幸福快乐而活着的。

有人说,最安全的生活方式就是善待他人。人生最大的智慧是把敌人变成朋友的智慧。

如果你即将失去一个朋友,宁可让他成为形同陌路的人,切忌把他变成敌人,因为树敌过多只会危及自身。在朋友间发生别扭和矛盾时,要多想一想退一步之后的海阔天空。人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幸福快乐而活着的。

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早年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有一位同学脾气暴躁,爱和别人争吵。一次,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挡住了吗?赶快挪开你的书桌。”曾国藩听后并不发怒,照他的话把书桌移开了。晚上,曾国藩掌灯用功读书,那位同学又说:“平常白天不念书,夜深还要影响别人吗?”曾国藩只好低声默诵。曾国藩高中举人后,喜报传来,那人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现在让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很不服气,就责问那位同学:“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位同学说:“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夺了我的好风水。”同学们都认为那人无理取闹,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并不在意,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没有使事情激化。事后,曾国藩对同学说,在一起读书,不能成为好朋友也不要成为敌人,何况是因为一点小事情哪?

由此可见,“忍”字学问看似备受欺负,实际上却能广得人心。又因为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而更易受人钦佩。

曾国藩在居官以后因为求才心切,也有受人欺骗的时候,但他心胸宽广,一直宽恕待人,他认为,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这也是养生之道。

曾国藩创建湘军的时候,人才十分缺乏。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曾国藩当然礼贤下士,此人高谈阔论,有不可一世的气概。谈话中,此人论及用人需防止被欺骗的事宜,他说:“受欺不受欺,关键在于自己。我纵横当世,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宗棠公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但有的人别人没有欺骗他,但他怀疑别人欺骗他,或者是被人欺骗而不知的人,也是不少的。”

曾国藩一向注重识人,见此人的谈论颇有道理,不禁心中大喜,对他说:“你可到我的军营中,寻找可以使用的人才。”此人答应了。

第二天,此人在拜见营中各位文武官员后,十分认真地对曾国藩说:“军中的人才确实不少,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问是谁,此人回答是涂宗瀛及郭远堂。曾国藩认为此人有识别人才的本领,待为上宾,并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职位——督造船炮。

可是没过几天,兵卒向曾国藩汇报说此人携带造船的上千银两秘密逃走了,请曾国藩发兵追捕。曾国藩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用了,随他去吧。”兵卒退下后,曾国藩双手抚着自己的胡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啊。”身边的人听到后也不敢发笑。过了几天,幕僚壮着胆子问曾国藩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在,捻军和太平军同时危害着湘军的存在,此人仅仅骗一些钱财,危害并不大,如果逼迫太急,此人一旦逃入敌人的阵营,对我方的危害就大得多了。”从此事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受到他人欺侮时,我们应该检点自己,宽容大度本身就是一种人格的魅力,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也是改进自己的开始。被人欺骗的时候,不生气反而清醒,才有以后不再被人欺负的可能。聪明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欺人等于自欺。

所以说,做人和交友必须胸襟坦荡,这样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彼此信赖,同时取得人们对你的支持和帮助,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

曾国藩担任考官时发生了一件事,考生中有一个叫刘长佑的人,颇有才华。曾国藩担任阅卷大臣时,想索取刘的楷书以便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长佑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坚持不给。后来,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旺,曾国藩成了刘长佑的顶头上司。一次,刘长佑以草写的文稿呈上,他的幕僚说:“如果曾公心怀旧恨,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长佑说:“大敌当前,顾不了那么多了!”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后觉得非常正确,给予肯定。刘长佑知道后,对那位担心的幕僚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件事没有一点芥蒂,只有圣贤才能达到这样的修养。”

曾国藩的雅量大度,深深影响和教育同僚和下属。李鸿章深受曾国藩的影响,在为人处世方面表现得很大度,常因自己的傲慢而自责。

一次,一位下属进见他行礼时,李鸿章抬头望天,好像没看见一样。进见的官员坐下时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

李鸿章说:“外间的传闻不可信,身体尚可。”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见,中堂可能患了眼睛的疾病。”李鸿章笑道:“荒谬。”官员立即说:“刚才卑职向中堂请安时,中堂没有看到卑职,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忙于政务没有觉察到吧。”李鸿章大笑,意识到自己的过错,随后向该官员道歉。

宽容大度,以诚待人,这是增加一个人人格魅力的最好方式。尤其是在自己遇到难事,需要别人的支持和帮助的时候,平日里自己待人的态度减少了办事的阻力,增加了渡过难关的可能性。所以说,人的命运好坏其实都在自己的努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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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记述了张文远从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中学生,从一个生产队的记工员开始,成长为民营企业家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