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三卷）

第二章 民国（一）

　　假共和与同盟会的改组在辛亥革命失败和袁世凯假共和手法的影响下，资产阶级政府力量出现了激烈的分化和改组，许多人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中国从此进入了“政党时代”，今后主要应该从事议会政治中的政党活动。民国元年春天，各种政党和团体不过20个，后来增加到300多个，为了争夺即将召开的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派纷纷改组、合并。

　　在同盟会内部，自孙中山辞职以后，妥协的势头更加占据上风，领导者之间意见分歧，各行其是。从同盟会分裂出去的章炳麟，组成“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不久，即与江浙立宪派张謇、汤寿潜等组成统党。

　　湖北部分拥护黎元洪的同盟会员组成了民社。

　　1912年5月，统党、民社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组成共和党，他们拥护袁世凯，想以此分享政权。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由于《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的权力受到国会和内阁的限制，这就妨碍了袁世凯独裁野心的实现。于是，他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方面打着民国的招牌，另方面又迫不及待地采取各种措施，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首先向责任内阁制开刀。

　　南北妥协后产生第任责任内阁，总理是同盟会员唐绍仪，由于同盟会员在内阁里占半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内阁中军事、内政、财政、外交等大权，完全被袁世凯集团所控制。由于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院副署的“责任”，袁世凯感到不能如意指挥、独断专行，在6月间，利用唐绍仪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总督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而发布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责任内阁制”遭到破坏，唐绍仪被迫辞职，同盟会4个阁员也相继退出内阁。这是袁世凯破坏责任内阁制的开端。

　　唐绍仪内阁辞职后，袁世凯就任命“驯顺如羊”的外交家陆征为所谓无党色彩的“超然内阁”。因参议院反对，“超然内阁”流产。于是，袁世凯干脆任命他的亲信内阁长赵秉钧代理，从此，内阁便成了袁世凯直接掌握的政权机构。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革命政党加强领导，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但同盟会恰恰相反，在革命紧要关头反而更加涣散了。

　　1912年2月，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改组会议，决定由秘密转为公开，并制定了同盟会的新总章。根据宋教仁扩大吸纳会员的建议，把黎元洪这样的人也拉入了同盟会，同盟会蜕化变质和立宪派、旧官僚打得火热，为猎取个人权位而组成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

　　孙中山等坚持革命主张的革命党人被攻击为“理想家”，在同盟会中处于孤立的地位。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同盟会的陈其美和光复会的李燮和同在上海策动起义。上海光复后，陈自称都督，李燮和率部攻陈，后据吴淞，自称吴淞都督。浙江独立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担任浙江都督府总议。他公开在上海设立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沪局，招兵买马。沪军都督陈其美不能允许在自己管区出现支异己的军队，于是，暗杀了陶成章。这举动不仅使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不可收拾，反而给向往革命的人心中投下阴影。

　　辛亥革命以后，章炳麟是同盟会中明显右转的代表性人物。章原是同盟会中较有影响的宣传家，但是在参加革命之初就背着沉重的封建思想文化包袱。武昌起义后，黄兴就“扩大同盟会”这重大事宜询问其意见，他认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认为不能“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的这个主张，影响极坏，后来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时指出：“革命党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从此，章炳麟越走越远，直接攻击南京临时政府是“党专制”。

　　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同盟会军事领袖。在临时政府期间，他忠于革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支持孙中山。但是，这样个重要领导人，在民国建立之初却有了功成隐退的思想。在黄兴看来，只要把满人统治换成汉人统治，革命就算达到目的，因而也就失去了对袁世凯的戒备。在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力主对袁妥协。

　　综上所述，担任领导革命大业的政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已处于思想混乱、分裂的状态。这样个政党当然不可能领导南京临时政府战胜困难，走向胜利。

　　宋教仁是位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革命家。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几乎都进入他的视野，但他最感兴趣的是“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经过长时间探索，他主张采取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为争取未来国会选举的胜利，他认为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已经瓦解，需要建立个大的政党来占据国会中的多数。他的目的是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应该说宋教仁等人积极进行同盟会的改组活动是为了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他们出奔走游说，并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统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党成立大会，改变了同盟会的领导体制，由总理制改为理事合议制。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采用民生政策”；将“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竭力避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有所触及，甚至“男女平权”条也被剔除了。虽然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吴景濂、王芝祥为理事。但实际上宋教仁取得仅次于孙、黄的票数，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务。国民党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个政党。

　　次革命的爆发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建立了北洋军阀政权，破坏民主共和，推行武力统政策，筹划消灭南方各省革命势力，为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复辟帝制排除障碍。

　　1913年春孙中山去日本访问，国民党推选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宋主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企图以责任内阁制度来削弱袁世凯的权力。当时，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成为国会内第大党。宋立即在南方各省奔走呼号，抨击时政，踌躇满志地启程去京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授意内阁总理赵秉钧派遣特务武士英，于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枪杀了宋教仁。4月，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以盐税和海关税收做抵押，悍然向美、法、德、日、俄5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以扩充军备。5月1日以陆军总长段祺瑞取代赵秉钧任代国务总理，组成战时内阁。3日，袁世凯公然发布“除暴安良”令，矛头直指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领袖。6日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作战总方针，决定以赣、苏为用兵重点，控制京汉铁路（北京—汉口）、津浦铁路（天津—浦口）两干线；以湖北为攻赣通道；派北洋军主力部队进攻江西、江苏；以广西陆荣廷、龙济光及滇、黔军队从侧背牵制南方革命军队；以海军策应陆军作战。此时，袁军第6师已部署在湖北兴国（今阳新）、蕲春、田家镇带，前锋抵达武穴，与赣军隔江对峙。6月，以不服从中央为借口，将通电反对大借款的国民党人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都督下令免职。7月初，袁军第6师师长李纯率部由鄂入赣，占据江外围诸要点，对江城形成包围态势，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于3月25日回到上海，当晚召开党内领导人会议，讨论解决宋案问题。孙中山主张以武力解决，立即兴师讨袁，黄兴等对武力讨袁缺少信心，主张以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在重大策略问题上意见分歧，争执不下，迟疑不决。4至6月，孙中山又曾次召集军事会议，继续研究讨袁事宜，并敦促南方各省独立，但均无结果。直到7月在袁世凯陆续派兵南下，危及革命党人生存之际，李烈钧接受孙中山指令，12日在江西湖口率先宣告江西独立，组成讨袁军。15日黄兴入南京，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16日通电独立，兴师讨袁。接着，皖、粤、闽、湘、川等省及上海等地相继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

　　袁军以第1军军长段芝贵指挥第6师全部、第2师个混成旅共约1.5万人，进攻江西；第2军军长冯国璋率禁卫军个旅、直隶第1混成旅、第4、第5、第20师各部及武卫军（张勋部）共2.5万人，沿津浦铁路南下，进逼苏、皖，攻取南京；海军中将郑汝成率“应瑞”、“肇和”等舰并载运陆军两个团到沪，控制上海和苏南地区；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飞鹰”等军舰4艘沿长江赴江西策应第1军进攻江。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李烈钧以赣军第1师第1旅旅长林虎为左翼军司令，指挥第1、第2、第5团从德安方向进攻江；以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率所部第9团及独立营从姑塘进攻江；以水巡总监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指挥第10团守备湖口。企图扼守湖口，夺取江，伺机跨江北征。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以第3师扼守徐州，并派第8师混成旅由南京开赴徐州加强防务，控制津浦铁路，阻止冯国璋部南下；以第1、第2师布防于淮阴、扬州带，阻止张勋部进攻。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他鉴于以前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事业最重要的是立党，只有以革命党为根本，才有希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于危难之际，完成铲除民贼、还我共和的重任。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亲手拟定入党誓约，吸收了第批党员。在孙中山的感召和努力下，此后履行入党手续的人不断增多，至1914年4月间已达百人。是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就任总理。《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其后发布的《成立通告》中明确指出，“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摒斥官僚；（）淘汰伪革命党”，以严密组织，并号召党员“协力同心，共图次革命，迄于革命成功”。中华革命党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民主革命的道路，在袁世凯黑暗的专制统治下，再度举起民主主义的战斗旗帜，是积极的。但是，它存在的弱点和错误也是明显的。首先，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完成，没有提出反帝纲领。其次，在组织上强调党的集中统，对纯洁党的组织，改变组织涣散，有定积极作用。但是，规定凡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并按指印，这种做法则是落后的，以致不少老同盟会员不愿参加。总章中还错误地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等，所享权利不同，人为地造成党内等级森严，从而加深了党内外的隔膜，脱离了群众。再次，中华革命党坚持斗争是正确的，但却过分着重于军事，而忽视对群众的发动。

　　黄兴等批同盟会、国民党中骨干力量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他们方面不同意服从个人和入党办法的规定，另方面也是和孙中山早已存在分歧。黄兴周围的些原同盟会、国民党成员，拟拥黄兴为领袖，另行组党，同孙中山派分裂。黄兴没有接受，“为避免党内纠纷，决计到美国游历”。第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留在日本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部分国民党人，以讨论欧事为名，于1914年8月在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欧事研究会在日本成立后，美国、南洋、欧洲及国内上海的些人相继加入，共有会员100多名，主要是追随黄兴的国民党军事骨干和国民党中的稳健派。欧事研究会坚持反袁的政治主张，但在斗争策略上反对孙中山派的“急进”方针，主张“缓进”方针，存在着对再举革命缺乏信心的消极因素。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创办《民国杂志》，揭露袁世凯独裁、卖国的罪行；还在上海和海外办些报刊，派人到会党和部分军队中策动武装起义。但是，由于它存在着上述的弱点和错误，影响远不如同盟会。

　　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在南方用武力镇压“次革命”，但在北方却暂时保留国民党员占多数的国会，目的是要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为了进步拉拢进步党，于1913年7月任命该党的熊希龄组阁，阁员除袁世凯亲信外，还包括梁启超、张謇等社会名流，号“第流人才内阁”。

　　熊希龄组阁后，袁世凯加紧策划选举总统的丑剧。按《临时约法》规定，先制定宪法，然后宪法选举总统。袁世凯急于实现“最高政府之集权”，在他授意和大肆活动下，1913年8月全国19个省区的军事长官联名通电，要求先选总统，后制宪，对国会施加压力。国会议员们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于10月4日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10月6日，又投标选举。这天，袁世凯派出了军警几千人，又收买流氓、兵痞，所谓“公民团”，把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国会两院议员，只许进，不许出。还扬言：“非将公民所瞩望的总统选出来，不许选举人出议会步”。议员们饿终日，从早上8点至晚间10点连续14小时，战战兢兢投了次标，才将袁世凯选为大总统，这时会场外的“公民”们才在“袁大总统万岁”的狂呼中散去。次日，国会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以后，认为国会存在，“政府无由集中”，“不宜统国家”。

　　11月4日，袁世凯借口国会中国民党议员和李烈钧有过联系，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包括跨党和脱党者）438人的议员证书、徽章，使得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另外御用的“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权。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2月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和解散各省议会。熊希龄内阁虽对袁世凯唯命是从，但待国会被解散，这个“第流人才内阁”的作用即已消失，2月，被袁世凯下令解散。

　　1914年5月，“政治会议”根据袁世凯的旨意，以“约法会议”的名义炮制出部《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人襄助”。正式取消了责任内阁制，总统的权力扩大到同专制皇帝样大，撤消了国务院，在总统府下设政事堂，以国务卿为政事堂首脑，下设左右两丞，另设参政院行使机关的权力，参政由总统任命。

　　5月，参政院开会，70多名参政大多数是袁的亲信官僚、政客或前清遣老，进步党梁启超等人也被搜罗在列。参政院立即修改了《总统选举法》，其中规定：1、总统任期10年，连选任无限制；2、总统任期届满时，若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选，即可连任；3、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3人，预书于嘉禾金简，藏之于金匮石室。这样，袁世凯的总统职位，不仅可以终身不易，而且还能使总统职位由袁氏世袭。至此，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已被袁世凯彻底破坏了。

　　袁世凯在取得“终身”总统之后，并不满足，他还要正式称帝。

　　为了做皇帝，袁世凯积极寻求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1914他恢复了封建时代的官吏考试制度，陛见制度和各种封建职官的名称，并任命前清遗老徐世昌为国务卿，还把各省都督改为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道称道尹，县称知县。他还先后到孔庙和天坛去祀孔、祭天，率领文武官员，身穿古式服装，行跪拜大礼，重演封建时代的“君权神授”。教育部则命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讲经。时之间，尊孔读经的逆流遍及全国。

　　为了早日登基，袁世凯以放手卖国来换取帝国主义的赞助。先后同俄、美、日、英等列强签订过100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拍卖了税收、铁路、矿山和领土主权，以便获得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日本洞悉其称帝需要寻求外交支持的迫切愿望，公开提出需以相当的报酬作交换条件。1914年8月，第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便乘虚而入，借口向德、奥宣战，但不派兵到欧洲战场，却在中国山东沿海登陆，占领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侵略者的支持，竟宣布“局外中立”，听任日本侵略。紧接着1915年1月2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十条”。其主要内容是：

　　第号4条，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切权利，并加以扩大；第号7条，要求将旅大租借期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第号2条，中日合办汉治萍公司，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第号1条，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给其他国家。

　　第号7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之铁路建筑权给予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

　　日本又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袁世凯称帝心切，竟于5月9日回复：除第号“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接受。

　　其他帝国主义也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和为了掠夺更大的侵略权益，也纷纷对袁世凯称帝企图表示支持。

　　经过年多的准备，袁世凯认为在政治、思想、外交各方面的条件都已成熟，于1915年夏秋之间，开始了复辟活动。

　　首先是公开制造复辟的舆论，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由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诬蔑中国民智低下，缺乏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胡说辛亥革革命“由‘专制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于是得出结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为袁世凯称帝制造理论根据。

　　另方面，在袁世凯指使下，由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谓“君子”；在北京了“筹安会”，宣称“以筹国之治安”。筹安会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为袁世凯大造复辟舆论。大肆鼓吹中国必须“去共和”、“求君主”，袁世凯是解救中国的“救星”，宣扬如果坚持共和制，必“归于亡国而已矣。”

　　筹安会还对复辟帝制进行了策划。统筹安会的鼓动下，各地袁记死党、爪牙及投机分子纷纷函电响应，并派代表进京请愿，筹安会则代草请愿书，于参议院开会前纷纷呈递。

　　1915年9月1日参政院开会，装模作样地“审查”这些请愿书。袁世凯急于称帝，但又要盗用民意。于是派代表到参政院宣布：“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宜审慎”，应“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袁的部下心领神会，闻风而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作为复辟帝制的“民间机构”，时间，各种各样的“请愿团”都冒了出来，代表民意，要求袁世凯做皇帝。10月2日，参政院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10月8日，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并让各地加紧迁出“代表”，就地进行国体投标。

　　12月11日，参政院汇集了全体“国民代表”1993人，投票的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并附有同样文字的“推戴书”，致委托参政院“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立即于当天上书“劝进”，袁世凯又装模作样地推让，将推戴书退回，并说：“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当日下午，参政院再度“劝进”，袁世凯在以“民意为准”的幌子下，于12日高唱“民之所欲，予必从之”，正式接受帝位。13日接受了百官朝贺，大加封赏，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同时又宣布，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成立大典筹备处，准备元旦举行登极大典，正式爬上皇帝宝座。

　　护国战争的爆发在袁准备称帝期间，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等组织，曾分别派人赴云南策动武装起义。在反袁各派的策动下，云南部分高、中级军官，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并着手组织武装讨袁。在袁世凯称帝的前几天，即派出步兵第1、第7团（云南独立后，改编为护国军第1军第1梯团第1、第2支队），以剿匪为名，向滇川边境开进，企图配合后续部队夺取川。12月25日，前云南都督蔡锷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旋即建立云南都督府，并在原有两个师个旅的基础上，迅速扩编成36个团共约2万人的讨袁护国军。蔡锷、李烈钧分任第1、第2军总司令，唐继尧任都督府都督兼第3军总司令。每个军下辖梯团（相当于旅）不等。每个梯团下辖2个支队（相当于团）。计划第1军攻川，第2军出桂，东征粤、浙，第3军留守云南乘机经黔入湘。尔后各军在武汉会师北伐。另由都督府左参赞戴戡率部兵力入黔，策动贵州独立。

　　云南独立后，袁世凯急令北洋军和川、湘、粤等省军队共约8万人，从川、湘、桂路征滇，企图举歼灭云南护国军。计划由第1路司令马继增率北洋陆军第6、第3、第20师各部及部分混成旅，从湘西经贵川由东面攻入云南；第2路司令张敬尧率北洋陆军第7师和第3、第6、第8师各部，与驻川北洋军和川军会合后，从北面进攻云南；第3路由广东陆军第1师师长、新任云南查办使龙济光率部出粤经桂入滇，攻击护国军后方。

　　川是护国军与袁军交战的主要战场，亦为双方必争之地。1915年2月，袁世凯就派其亲信、陆军参谋次长陈宦督理川军务，并调中央直属第4、第13、第16混成旅随陈入川，加强川防务，连同川军含各地警备部队，共约4万人。

　　1916年1月至3月，蔡锷指挥护国军在川叙州、纳溪等地展开激战，袁军遭受重创。3月22日，袁世凯迫于内外交困，宣布取消帝制，仍居大总统位。蔡锷坚持迫袁下台，继续指挥所部顽强作战。至3月底，连克江安、南溪等地，重新夺回纳溪。袁军伤亡甚大，无力继续作战。陈宦派人向护国军要求停战议和。与此同时袁军在湘西；滇桂边境的战场上也遭遇了惨败。袁世凯路征滇计划宣告失败。

　　袁世凯路征滇计划虽告破产，护国军却未放松警惕，坚持迫袁下台。为彻底推翻袁的独裁统治，5月8日，已独立的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对抗北洋政府的国务院。不久，陕西、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袁益陷窘境，6月6日病死。护国战争结束。

　　护国运动中，各派反袁势力，包括取得主要领导权的进步党人在内，不论他们有什么企图，都不能不以维护民国、恢复共和制相号召。护国战争的结果，推翻了“洪宪”帝制，埋葬了袁世凯，而且最终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因此，护国战争是次胜利的革命战争。但是，护国战争的胜利果实最终又归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国家政权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转移，人民还是毫无所得，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便都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走狗，扩张侵略势力。在列强激烈争夺下，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和互相火并的局面。这种军阀割据的现象，是由于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而产生的。“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

　　北洋军阀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存在着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为首的皖系和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为首的直系。袁世凯死后，两派的分裂逐步表面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他握有中央大权，控制皖、鲁、浙、闽、陕等省广大地盘，以北洋派正统自居，企图由他来宰制天下。冯国璋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控制苏、赣、鄂等省长江流域最富庶的地区。他就任了副总统，但不肯离开老巢南京去北京。以张作霖（奉天海城人）为首的奉系，原来盘踞奉天带。护国战争期间，张作霖乘机在东省扩张势力。

　　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奉系成为皖、直两系以外的支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晋系阎锡山占据山西；张勋以长江巡阅使和安徽督军的名义，率“定武军”屯兵徐州，积极联络各地军阀，成为阴谋拥溥仪复辟的中坚人物。在南方，各省军阀自行其是，并不听命于段祺瑞的中央政府。其中势力最大的，个是唐继尧的滇系，个是陆荣廷的桂系。

　　滇系占有云贵两省，在护国战争中向川扩张，与川军阀进行争夺。桂系在护国战争时，把广东军阀龙济光赶到海南岛，占据两广，势力增大。

　　南北军阀在袁世凯死后，首先争执的是所谓新旧《约法》。段祺瑞根据袁世凯生前炮制的所谓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以国务院名义发布了个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段祺瑞的恶劣行径，遭到了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唐继尧等南方军阀把持的国务院，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孙中山、黄兴等原国民党人，以及北洋军阀内部如冯国璋等，都主张应该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根据《临时约法》，黎元洪应该“继任”总统，而不是“代行”总统职权。由于全国致反对，段祺瑞被迫暂时让步。

　　1916年6月，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下令恢复《临时约法》，同时宣布定于8月1日召开国会。历时近个月的新旧《约法》之争，最终以《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恢复而结束。7月，国务院撤消。在南方的进步党和原国民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会复会会议，南北暂时合作。

　　各种政治势力、军阀派系的矛盾和斗争，随着国会的召开表现得日趋激烈，这些矛盾斗争，突出地反映在所谓“府院之争”上。“府”即总统府，指黎元洪为代表的政治集团；“院”即国务院，指段祺瑞为代表的军阀政治集团。支持黎元洪的力量是国民党人和南方地方势力，支持段祺瑞的基本力量是研究系和亲段的北洋督军。因此，这场斗争不仅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个人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也反映了研究系与国民党的矛盾、国民党与皖系军阀的矛盾等。

　　“府院之争”到1917年提出“参战问题”时，更加表面化了。这年2月，德国宣布将以潜艇无限制封锁海里。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战，要求中国与它采取致行动，并提议借款给中国作参战军费。日本获悉后，惟恐落在美国后面，也积极支持中国参战，并以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提高关税和提供参战军费为诱饵。美国为了与日本抗衡，随即改变态度，反对中国参战。美、日在中国对德外交问题上的冲突明显地表现出来。

　　黎元洪本来担心段祺瑞在参战的名义下，进步加强对自己和国会的控制，因而支持和响应美国反对中国参战的主张。段祺瑞为了进步加强自己的实力，在日本的支持和怂恿下，决心立即实行对德绝交，继之以宣战。段祺瑞借参战为名以扩充武力的企图，也遭到些地方军阀的反对。在国会中，研究系的议员完全追随段祺瑞，主张对德参战；而国民党议员，则多数持反对的态度。3月，国会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是，参战问题成为府院斗争的焦点，也是国会两派斗争的焦点。当时，国会内外、朝野上下形成很强烈的反对参战的舆论。段祺瑞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十余省督军，在北京举行“督军会议”，决定赞成参战，并胁迫黎元洪同意将对德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5月10日，国会开会审议此案，段祺瑞效法袁世凯的故伎，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将国会包围，要求当日参战案通过，否则不许议员离开会场。段祺瑞的这行径遭到了议员们的抵制，当日并无结果。19日，国会复议对德宣战案时，决议暂缓讨论。段祺瑞竭力争取的参战案，被搁置起来。

　　黎元洪看到段祺瑞的阴谋未能得逞，便在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情况下，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赴天津，指使皖、奉、豫、浙、鲁、陕、黑和直隶省军阀宣布脱离中央，并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部，要以武力倒黎。别有用心的张勋向黎提出愿进京调停，黎邀张进京。段祺瑞也想借张勋之力打倒黎元洪和解散国会，因而也同意由张勋出面调停。张勋乘机拥溥仪复辟。

　　张勋率领4000余辫子兵，于6月7日由徐州登车北上。8日，张勋的辫子军进北京，张本人则在天津停留。段祺瑞表示与张“合作”。张勋通知黎元洪必须解散国会，否则以武力对付。黎元洪直以遵守《临时约法》自我标榜，且以根据《约法》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申斥过督军团。此时，迫于张勋的威胁，再也顾不得什么“约法”了，终于在6月13日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进入北京。28日，康有为等抵达北京。当晚，张勋、康有为伙在张宅举行会议，决定了复辟计划。7月1日凌晨，他们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这年为“宣统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张勋任所谓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大权独揽。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院长是徐世昌），亲自修改宣布复辟的“上谕”。“上谕”声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时，北京街头又出现了穿着清朝袍褂、脑后拖着真假发辫的遗老遗少，光怪陆离，乌烟瘴气。

　　7月2日，黎元洪特任冯国璋以副总统代总统职务，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随后，他逃离总统府，躲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

　　复辟消息传出后，“全国民情，莫不反对复辟”。

　　护国厉援会”，继续声援反复辟的正义斗争。

　　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孙中山继续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进行反帝制、反北洋军阀的斗争。当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后，孙中山非常愤慨，发表了《讨逆宣言》，表示坚决反对帝制复辟，反对军伐统治，维护民主共和制度。

　　段祺瑞看到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阴谋已经得逞，即通电全国宣布讨伐张勋。冯国璋也通电反对复辟。在此前后，湖南、湖北、直隶、山东等十省的督军也相继发表通电，反对复辟。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梁启超为聘任参赞，成为段的首席幕僚。4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进军北京。

　　各省军阀也随之摇身变，表示反对复辟，甚至出兵“讨逆”。张勋进京时只带4000余辫子兵，留在徐州的辫子兵因山东军阀隔断交通而无法北上。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辫子兵被缴械，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后又化装逃出北京；溥仪再次宣布退位。这次复辟丑剧，仅12天就迅速破产了。

　　张勋复辟在全国人民反对下，顷刻瓦解，可是，段祺瑞却成了“再造共和”的大功臣，继续垄断北京政府，变本加厉地实行反动的军阀专制卖国的黑暗统治。

　　西原借款经过张勋复辟这场风波之后，黎元洪下台，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上台当权的还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把持中央政府大权。

　　对德参战，因已无国会，无须取得它的通过了。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发布》，正式宣布对德宣战。美国这时已参加大战，愿意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暂时妥协。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外务相石井菊次郎在华盛顿签订《蓝辛石井协定》，规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给了日本独占中国的有利条件。段祺瑞政府以“参战”为名，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组成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势力，进行反动的“武力统”政策。

　　日本大隈内阁执行的露骨的侵华政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对，加深了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为日本元老派所不满，大隈因对华外交办理不善的原因而下台。1916年10月，寺内正毅继任总理大臣。他鉴于前内阁的失败，根据其重要谋士西原龟等人的建议，挂出“日华亲善”的招牌，改变了对华方针：表面上“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对中国内政“不加干涉”，实际上，第，支持段祺瑞政府推行武力统政策，日本给予贷款和军火援助；第，除与日本享有特殊利益的地区有关问题外，尽可能和各国保持协调，同时努力使列强逐步承认日本在华的优越地位；第，在南满东蒙扩大日本的特殊利益，在福建确保日本的特殊关系，山东问题设法享有德国战前的切权利。寺内内阁任内年间，日本对华各项借款总额达3.86亿日元。其中，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西原以“私人身份”次来华，经手笔借款，合计1.45亿日元。这些借款，通常被称为“西原借款”。

　　段祺瑞通过各项借款，把中国的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例如，以“铁路借款”、“矿山借款”等名目，将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和所谓满蒙铁路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金矿都抵押给日本；以“无线电台借款”、“有线电报借款”、“电话借款”等名目，把我国电讯事业交给日本控制。通过“参战借款”、“军械军火借款”，日本为段祺瑞训练和设备了个师、个旅的“参战军”，让日本掌握对参战军的指挥权。“军械借款”还规定，将中国“军队所使用的枪炮的口径，必要的机要部分及子弹的规格”，均按照日本“实行统”。段祺瑞答应“将兵工厂及各省煤铁大矿”归日本控制和垄断，作为借款的抵押。

　　日本还以“顾问”、“教官”等名义，给段祺瑞政府派来大批间谍、特务、军国主义分子，以加强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控制。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段祺瑞政府竟表示“欣然同意”，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使日本后来据为口实，不肯把山东交还中国。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沙皇俄国势力瓦解，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是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大好时机，立刻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东省北部，极力谋求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定。在日本的频繁活动下，段祺瑞皖系军阀积极响应。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定了所谓《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通过中日军事协定，日本取得了在我国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我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军事协定签订后，日本立即将其策划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付诸实施，日军万人开进东北，把侵略势力进步扩张到东省北部，迅速代替了沙俄在东省的侵略地位。

　　段祺瑞的卖国罪行，使中国面临着被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为殖民地的严重危险，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18年5月，留日中国学生召开大会，抗议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军事协定，组成“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号召集体分批回国请愿，为救亡图存竭尽全力。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响应，回国进行活动。在国内，全国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中日军事协定。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政法专门学校等学生2000余人，齐集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也相继奋起要求废约。

　　护法战争的爆发1917年8月至1918年5月，孙中山为维护与恢复标志共和国体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发动和领导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这就是护法战争，又称“南北战争”。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6日，孙中山偕廖仲恺、朱执信等人由上海乘“海琛”号军舰启程赴粤，计划以广东为基地，组织武力讨伐张勋。孙中山等尚未抵粤，张勋辫子军已被原国务总理、皖系军阀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击败，复辟被粉碎。

　　段复任国务总理，重掌北洋政府大权后，通电各省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并派北洋军第8、第20师随皖系前陆军部次长、新任湖南督军傅良佐入湘，镇压南方革命。17日，孙中山等抵达广州后，电邀国会议员赴粤，并致电和派人联络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共图推翻以段为首的北洋政府。桂、滇军阀亦企图借护法旗帜，猎取湖南、川等地盘，以便对抗段的武力统政策。8、9月间，在广州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兴师讨伐段祺瑞。计划以滇、黔、桂、粤等省陆军和海军部，共约15万人，分从湘、川和闽浙路会攻北京。中路由广西督军谭浩明为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率部出湘入鄂；左路由云南督军唐继尧任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指挥所部攻川，得手后与中路会攻武汉；右路由海军总长程璧光等指挥粤军和驻粤滇、桂军及海军，先取闽浙，再图沪、宁，后由海路北上，与中路、左路并进。段祺瑞调集北洋军和湘、粤、闽等省军队近20万人，企图以主要兵力入湘，制服两广，以部兵力夺取川，制服滇、黔，进而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实现武力统全国的计划。

　　战争初期，护法军英勇善战，在湖南、川、广东、福建等地相继大败北洋政府军，形势片大好。湘粤桂护法联军攻占岳阳后，按照孙中山计划，应在湖北靖国军石星川、黎天才等部协同下，加上滇黔川靖国军以部兵力配合，乘胜攻取武汉，继续向北推进。

　　但由于滇、桂军阀各怀私利，尤其是桂系军阀满足于占领湖南，拥兵不前，与北洋集团媾和，还对军政府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严重削弱了护法部队战斗力，给北洋政府继续调兵遣将，进行疯狂反扑提供了可乘之机。护法军在北洋军的反扑中相继在湖北、湖南战场失利，长沙很快失守，护法联军分向湘桂边境溃退。

　　5月初，国会非常会议在西南军阀操纵下，改组护法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进步排挤孙中山。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护法战争结束。

　　护法运动对反对洋军阀反动统治，维护《临时约法》的尊严，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孙中山的“护法”口号，没有提出和涉及有关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没有反映广大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因而不能吸引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至于当时的旧国会，也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孙中山所指望的力量，还只是和北洋军阀有矛盾的南方军阀，没有个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也没有可靠的革命武装，护法运动不能不归于失败。护法运动的失败，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已陷入绝境，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民族工业的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诞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开办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约700个，资本总额仅1.3亿多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民族工业的发展十分缓慢。

　　辛亥革命给封建制度以冲击，在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握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外，还有不少商界人士参加各地的军政机构，担任了要职。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取得他们的支持，也吸收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陈其美、周学熙、张謇等担任工商总长、财政总长的职务。资产阶级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制订出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工商部于1912年12月5日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工艺品的发明者有权申请专利；1914年1月分布了《公司保息条例》；1915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等。这些条例虽然未尽完善，有些规定因时局多变也未能付诸实行，但它终究解除了清政府原来对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也逐步废除了些封建性的专利垄断。南京临时政府关天“振兴实业”的舆论宣传，和为此而着力提倡国货运动，激励了工商业者投资开办工厂，爱国华侨也竞相归国投资办厂和努力推销国货产品。1915年日本提出阴谋灭亡中国的“十条”后，全国人民更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时间人人以用国货为荣，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和压力。这种障碍和压力，到了第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地有所缓和。根据海关统计，中国在1913年的进口总额为5.7亿余两，1915年减至4.5亿余两，减少了1/5左右。以后逐年递减，到1918年，法国货的进口额比战前减少了1/3，英国货减少了半，德国货则完全停止进口。与此同时，由于交战国急需从中国进口大量的面粉和日用百货，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年年增长的趋势，1913年为4.03亿两，除1914年有下降外，此后年都比1913年增长了14.8%到20.5%。由于商品进口减少，出品增加，中国多年来入超逐年严重的情况也有所缓解，由2亿多海关两减至3000多万海关两。进口下降，出品增加，而国内市场的需求并未减少。国内市场及出口的需要，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办厂、追求利润的要求。

　　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较大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中国新建的厂矿企业达470多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企业到1.3亿元以上，相当于辛亥革命前50年的投资总额。中国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1913年为43448马力，1918年为82750马力，约增长了倍。

　　在辛亥革命后开办的企业中，以纺织和面粉工业发展最快，针织、印刷等轻工业也有不少进展。纺织工业，1913年前全国共有231家工厂，资本3254.7万元，到1920年已增到475家工厂，资本8275万元。纺纱业1913年共有纱锭65万枚，到1919年增为118万枚。纱厂的盈利也很丰厚，16支纱在1914年每包盈利为19.58元，1917年达36.93元，1919年更高达70.56元。同时期，布机由2016台增为2650台。厂数和纱锭、布机数在短短几年内就超过以往20多年所有积累的两倍多，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面粉业在辛亥革命前基础薄弱，在1896年至1912年的17年间，民族资本开设的厂才47家，占国内面粉厂的52.2%，生产能力占39.8%。而1913至1921年的9年间，全国就设立了123家面粉厂，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有105家，占全部新设厂的85.4%；生产能力占新设厂生产能力总数的82.2%。被誉为“面粉大王”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所创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在这时期已由辛亥革命前的2个厂、4个粉磨发展到11个厂、300多个粉磨。从面粉进出口来看，1912至1914年每年入超都在200万担以上，从1915年起开始出超19000余担，到1920年，出超达到300多万担。

　　其他如火柴业，1911年全国30家左右，到1919年增加了43家，1920年又增加了23家，成为民族火柴业发展最快的年。针织业是这时期的新兴行业。第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素来盛销中国的德国衫袜，来源告竭，货价昂贵，各地针织工厂时风起云涌，1913年21家，1914年67家，1915年85家。些设备先进的工厂大多集中在上海。

　　到1922年，上海装有电机的针织厂有8家，其中以1917年创办的中华第针织厂规模最大，有210台织袜机，52台罗纹车，246台织袜头机，26台摇纱机。这种情况在上海以外的工厂很难见到，外地工厂普遍使用手摇机织制。印刷工业在辛亥革命后，也随着学校、报馆、杂志社和书店的日渐发展而不断兴旺。中华书局印刷所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诞生的，并以率先出版中华民国小学语文课本打开局面，以致“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竭力应付，基础于是乎立”。此外，如罐头、蛋粉、皮革、制纸、卷烟、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轻工业亦有相当发展。

　　随着轻工业的发展，重工业在这时期也有发展。钢铁冶炼业，1914年开始兴建大冶铁厂等个钢铁厂，1916年建立宣化的龙关（后改为龙烟）铁矿公司，1917年上海成立和兴钢铁公司，1918年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开始兴建。采煤业，全国华商机器采煤量，由1912年80万吨到1919年增至330万吨。使用动力机械的工厂，1913年只有400至600家，到1921年增加到2000多家。电力、运输和金融业也得到了发展。1913年，全国共有电力工业的62%。在运输方面，以轮船为例，1913年有133230吨，1919年增为287592吨，年增加了115%。金融业方面，以新式银行为例，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15家，资本1.1488亿元；到1919年年间新增银行42家，资本1.0276亿元。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加快了，拥有巨额资本的大企业有所增多。1912年，资本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约25个，1919年，增加到43个。拥有资本1200万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以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

　　除新设厂矿外，原有厂矿大部分积极扩充。不仅轻工业普遍增加投资，批手工业作坊也迅速向现代化机器工业转化。如上海丝织业，“辛亥以前，厂户多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后春笋”。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暂时的发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1914年3月15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实力不断增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矛盾加深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要求也日渐强烈。

　　中国民族工业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也仍然很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没有改变。

　　首先，中国民族工业是趁欧美帝国主义在第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暇东顾的机会进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发展是很短暂的。等到第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列强又都卷土重来，中国的民族工业立即开始萎缩，逐渐萧条。出口量猛增的面粉战后急剧下跌，马上转为入超。其它行业也是如此。大战期间民族工业的兴旺发达的景象，只不过是昙花现而已。

　　其次，中国民族工业在大战期间的发展多集中在轻工业，发展较快的部门是为帝国主义战争提供战争物质的面粉业、纺织业等；是帝国主义禁止出口的机械金业，中国的机械金工厂在1920年已由战前的101家增至252家；是帝国主义顾不上的针织等行业。因此，中国民族工业在这时期的发展，主要还是跟着帝国主义市场的需求转，发展是畸形的、零乱的，根本无法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中国民族工业在大战期间虽然出现了些上百万元的大公司，但发展较快的还是中小企业和工场手工业。据统计，从1903年到1908年，注册公司数是127家，资本总额为5122万元。平均每年设立公司21家，每个公司的平均资本为40.5万元。从1913年到1915年，新注册的公司数为124家，资本总额2442万元，平均每年设立公司41家，每个公司的平均资本为19.6万元。辛亥革命后每年平均新注册的公司虽较前期增加了倍，但各厂的平均资本却少了倍多，显然是小资本多于大资本，中小厂家增多之故。

　　第，中国民族工业即使在发展较快的第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以纺织和采煤为例，直到1913年，中国75.6%的机械采煤工业、46.7%的纺锭和59.2%的布机，还是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更趁欧战期间积极在华扩充势力。它出兵强占青岛，不仅把德国在该地的所有工厂都据为己有，而且迅速地在山东各地开矿建厂，很快就拥有了130多家厂矿企业。日本这时在对华贸易方面，已取代英国而跃居第位；在金融方面，在华新设了家银行，接近同时期外国在华新设银行的2/3；在抢夺利权方面，独占了这时期的铁路投资，实力急剧膨胀。美帝国主义在这期间也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到1919年，在对华贸易和航运方面都仅次于日、英而跃居第位。

　　民族工业发展中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仍是微弱的。辛亥革命后几次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都由于软弱无力而归于失败。

　　工人阶级的成长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进步发展，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超过60万人，到1919年运动前，已达200万人左右。他们虽然成长较晚，人数较少，但非常集中，大多数在上海、武汉、广州、天津、青岛、济南、哈尔滨、无锡等工业城市及矿区；集中在铁路、矿山、航运、造船、纺织、面粉等企业中。帝国主义在华厂矿，由于规模大投资多，集中工人较多自不待言，就是本国开设的厂矿，也往往因为技术水平低而采用工人多，工人也很集中。这种集中性，有利于工人阶级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的提高。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压迫剥削。包工制、把头制、监工制、学徒制等封建勒索和压榨普遍存在。克扣工资、打骂工人是常见的。中国工人工资之低，工时之长，是世界罕见的。1919年前后，般产业工人，不过勉强维持个人温饱；满铁企业中的华工工资仅相当于日人的1/4；最低的女工工资只有5分。工时般是12小时，有时多达十个小时。星期日多无休息。根本没有劳动保护和安全措施。如日本控制的抚顺煤矿，1913年年间就发生事故2000余起，死伤工人3000多人。1917年1月11日，次爆炸事件，就死亡工人900多名。

　　中国近代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把工人罢工列为“妨害秩序罪”和“骚乱罪”。如1914年的《治安警察法》第章明文规定：“最高当局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宁……起见，决定采取警察力量，防止切工人结合与行动。”

　　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与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工的次数愈来愈多，罢工规模和斗争水平都有显著提高。

　　从1912年到1919年5月的7年间，罢工达130多起，比辛亥革命前的7年增加了倍还多。1916年以后，罢工次数逐年增加，1916年为17次，1917年为23次，1918年增到30次，1919年仅头5个月间就达19次，反映了工人运动日益走向高涨。罢工的规模也大多超过辛亥革命前的斗争。如1915年日商上海第纱厂工人罢工、1917年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1918年新纱厂工人罢工，每次都有几千工人参加。工人罢工中还出现互相支援和举行同盟罢工，已由分散发展到联合斗争。如1914年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个轮船公司的中国海员为响应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总同盟罢工，1915年苏州丝业工人举行全行业的同盟罢工，1916年北京等地支援天津法租界工人同盟大罢工举行罢工，1917年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等支援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罢工而罢工。这些罢工表现工人阶级无私团结的阶级品质。

　　辛亥革命后工人罢工，多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不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而举行的。但罢工也日益明显地开始由经济斗争转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1915年反对日本“十条”和1916年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的斗争，是这时期两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工人成为这两次斗争的主力，并用同盟罢工把斗争推向高潮。

　　1915年在反对袁世凯卖国政府与日本签订“十条”的爱国运动中，上海日本企业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参加斗争。长沙等许多地方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袁世凯卖国。1916年天津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更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老西开靠近天津法租界，法国帝国主义者早在清朝光绪年间就企图把老西开并入租界。1915年当日本提出“十条时，法国公使乘机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这个无理要求，并于次年10月17日强占了老西开。北洋军阀政府已表示“未尝不可”，承认了法国的要求。天津人民却立即掀起反抗怒潮，举行数千人公民大会，声讨法帝国主义的罪行。在法租界和法国企业中的工人决议实行同盟大罢工。

　　11月14日，首先在法国经营的工厂、电灯公司、电信局开始同盟罢工，其他工种的中国工人也相继罢工，甚至巡捕、男女佣工“亦全体告退”。罢工工人以致行动，粉碎了法帝国主义的增薪收买、分化破坏行动。在天津工人大罢工的有力推动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积极罢工支援。天津罢工斗争坚持个月之久，取得定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要求成立近代的工会组织以适应新的斗争。1912年，上海出现以徐企文为首的“中华民国工党”，它是改良性质的工团组织，既有工人、技术人员参加，也有资本家参加，后被反动政府解散。除上海外，武汉、长沙、天津、广州等地都出现了早期的工会组织，曾领导过罢工和在争取工人福利方面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会也都先后被破坏。

　　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日趋高涨，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已开始由自发的阶段向自觉的阶段转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工人阶级，自第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阶级条件。

　　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过些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的工作，资产阶级文化同封建文化进行了定的斗争，但资产阶级文化没有动摇封建旧文化的根基。

　　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燃起的希望之火熄灭了，黑暗重新笼罩大地。与政治上的反动相适应，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相结合在思想文化方面掀起了股十分反动的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政府通令全国尊孔读经，祭孔祀天，企图以此诋毁和摧残度兴起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在这股反动思潮面前，资产阶级比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更为软弱。他们对袁世凯掀起的尊孔复古的思想逆流缺乏必要的认识，忽视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批判与斗争。些资产阶级文化代表人物或者偃旗息鼓，或者彳旁徨苦闷，甚至与封建遗老们同流合污，成为复辟帝制的帮凶。但是，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先进的中国人必然要继续探索救国的真理。随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正酝酿着场新的革命运动，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发动了场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猛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陈独秀（1880——1942年）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投身于反清的革命洪流中。1913年参加“次革命”，191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逐渐成为激进青年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文，向青年们提出了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陈独秀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第次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口号，树起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他要求青年解放思想，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青年杂志》自1916年2卷1号起改名《新青年》。1916年底《新青年》由上海迁到北京出版，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1889——1927年）、胡适（1891——1962年）、鲁迅（1881——1936年）等先后成为《新青年》的编辑或撰稿人。从此，《新青年》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新青年》被誉为“青年界之金针”和“良师益友”。《新青年》杂志联系了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并要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封建旧伦理、旧道德，建立个像法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主还提倡个性解放，平等自由，成为自主、自由的人；科学主要是提倡自然科学，提倡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切社会问题，反对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宣传进化论、唯物论和无神论。

　　《新青年》于1918年发表了系列反对鬼神迷信的文章。当时国内不少地方有人设坛扶乩，宣传鬼神附体，有专门的《灵学》杂志，还组织了灵学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提倡“以科学代替宗教”，宣传无神论，介绍了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哲学，鼓励青年年发扬活泼上进、追求真理、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认识到，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建立和巩固共和政体，必须对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基本内容的孔子学说和尊孔思想进行批判。他们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武器批判了封建的儒家思想和旧道德，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李大钊、易沙白等著文揭露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反动实质。陈独秀认为孔子学说是中国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主张毁掉全国孔庙，认为人格的独立、政治的民主与儒家的纲常名教势不两立；李大钊也是个反孔主将，他认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他称那些尊孔复古之辈是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对他们不能姑息，要烧掉他们的书，杀掉他们的人，使他们永远绝迹。在批孔中，川学者吴虞以言论激烈而名声大噪。他从1917年起投稿《新青年》，把儒家的伦理道德、封建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联系起来批判。他认为封建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的根据，而封建伦理道德由巩固家族制度而巩固了专制主义。吴虞把“麻木不仁的礼教”比作“洪水猛兽”。鲁迅是稍后投入新文化运动的，但他出现便立刻成了反封建斗争中个勇猛顽强的文化战士。1918年4月，鲁迅发表了第篇白话体小说《狂人日记》，从封建礼教“歪歪斜斜”的“仁义道德”中揭示出“吃人”的本质，大胆地指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鲁迅写了许多犀利的杂文，从各方面对封建宗法制度及旧礼教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新文化运动的另重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和进行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主张对文学内容和形式进行次改革。在内容上，“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方法”，“不作无病之呻吟”，“不讲对仗”，“不辟俗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