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三卷）

第一章 清朝（五）

　　清政府怵于义和团的巨大压力，担心杨慕时全军覆没，只得发布命令：“武卫前军左路步兵营，现驻高碑店等处防御，地面诸多不便……该统领即便遵照，迅将所部各营撤赴聂军门驻扎处所。”说明白了，这无疑是清政府宣告了自己“剿灭”计划的破产。

　　廊坊大捷义和团在芦保铁路沿线反“剿办”战斗的赫赫战果，不仅使清政府惊骇异常，对于列强各国，也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它们真正感到事态的严重了。

　　各国驻华公使深感局势严重，便纷纷急电报告本国政府，请求火速调派军队到中国，镇压义和团。帝国主义列强各国政府也正想利用这个机会，进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英国和美国在这次对义和团运动的武装镇压当中，沆瀣气，朋比为奸。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拍电报给英国政府，表示愿意对中国共同行动。海约翰在电报中说：“如需兵力以平乱，兼保护教堂旅客，亦惟我两国同舟共济。……英美合力以相助，比较他国协助为优，……即洞辟华门，大通商利之举，亦可因此而成”。

　　于是，在美国和英国的主谋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联合武装侵略就初步勾结成功，组成国联军，先开始了军事行动。至于正式成立联军司令部，则是几个月后，1900年8月间的事。

　　1900年5月末，英、美、日国军队首先在塘沽登陆，等候俄、德、法、意、奥等国军队，以便会同增驻天津。

　　5月30日，英、美、俄、法国公使便前往清总理衙门，公然提出：“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我们劝告中国政府让步，以免引起意外的后果。如果听从我们的话，外国军队在北京只停留到我们认为解除危险的时候为止；如果竟然坚持反对我们的意见，则结局如何就很难预料了。”

　　这已不是般的外交照会了。这是最后通牒，甚至是命令。态度蛮横，语气强硬。

　　这不是般国家的公使在对另个主权国家政府讲话，完全是主子在呵斥奴才。

　　清朝总理衙门对此当然不敢违抗，只能唯唯诺诺，俯首听命。

　　但直隶总督裕禄自从涞水战役以后，已深知义和团的威力，唯恐再次激怒义和团，酿成更大事端，因此传令不准用火车载运外国军队进京。

　　第天，5月31日，法、俄两国公使再度前往清总理衙门，声称：“此禁不除，即当再增大兵力，自乘火车入都。”结果，经慈禧亲自批准，当天下午时半，从天津方面开出专车列，载运英、美、日、俄、法、意等国官兵337名，携带大炮5门以及大批枪支弹药，开往北京。6月1日，又有德国官兵50名由塘沽乘火车直接开赴北京。另外还有美、英、俄、意等国官兵310名，开进天津租界驻扎。

　　6月2日，8000名外国军队抵达大沽登陆待命。6月5日，又有海军陆战队600人在大沽登陆，并随即开往天津租界。各国接连不断地增调军队，使得整个局势越发紧张起来了。

　　也就在这时，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战斗，开始进入个新的高潮。

　　6月10日，西摩尔勒令直隶总督裕禄为他准备好列火车，亲自带领第批联军800名由天津出发，随带大炮数门。第天和第天，又有几列火车装载着另批联军和武器粮秣等物，陆续从天津开出。

　　为了阻止侵略军大批开入北京，义和团把京津铁路部分拆毁，把电线杆锯掉，京津间铁路和电讯完全断绝了。因此，乘坐第列火车出发的侵略军，沿途只能边抢修铁路，边前进。这时，由于清朝政府已经命令聂士成部官兵全部撤回天津，义和团在京津铁路沿线上已无掣肘之忧，得以埋伏在铁路两侧，准备随时给侵略军以迎头痛击。

　　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本来只需几个小时。可是，由于沿途接连遭到义和团的顽强阻击，西摩尔穷于应战，虽然已经花费了5天时间，却依然滞留在廊坊车站，不能再往前挪动步。

　　西摩尔事先根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随军携带的给养并不太充裕，从15日起，粮食已经吃光了，只好乍着胆子窜到附近的村庄去抢老百姓的牲口和粮食。

　　西摩尔坐困廊坊，弹药也行将用光。仅仅靠抢劫度日，毕竟不是久远之计。于是他又派列火车，想返回天津搬运粮食和弹药。可是，杨村东南方的铁路已被义和团彻底破坏。这列火车开回到杨村，就不能再开行了。

　　6月18日，董福祥所部武卫后军部2000人，奉命进驻京津铁路沿线。义和团当即和他们联合，向廊坊车站再次发动进攻。

　　董福祥的部队之所以能够参加这次战斗，是因为这支军队原来驻防保定时，曾经遭受洋人的欺侮。而义和团首领之李来中又积极做了许多争取董福祥的工作，因此，董军官兵有不少是同情义和团而痛恨侵略者的。

　　义和团由于得到董军的帮助，进攻更为得力。董军开枪射击，吸引住敌人的火力，拳民就趁势向前又次猛冲，有时甚至冲到车站站台，跟敌人白刃交锋。这场厮杀从下午2点到4点，方才罢战收兵。在这次战役里，尽管拳民和董军士兵也付出了定的伤亡代价，但同时也收到了赫赫战果——打死敌兵50余名，狠狠地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至此，联军沿京津铁路进京的企图已经完全落空。西摩尔又设想改由杨村乘船，取道运河自通州入京。他决定放弃廊坊，把侵略军重新撤回杨村；同时，差人赶赴天津送信，要求增援些船只和补给。可是，义和团直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攻击。

　　6月18日，义和团组织精壮拳民对驻扎在杨村车站的侵略者展开夜间袭击，拳民拥而上，扑进车厢。敌兵从梦中惊醒，还没有摸到武器，义和团的大刀便斜肩带背地砍将下来了。站房里的敌军惊醒后，时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只好从窗口向外面胡乱放枪。车站片混乱。

　　侵略军被义和团杀死6名，打伤30余名。

　　经过这次夜袭的打击，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西摩尔，只好暂停取道运河进北京的行动，寄希望于天津派兵来救援。

　　但天津租界里的联军，这时也正遭受到义和团的猛烈进攻，自顾不暇，时也很难分兵去救助西摩尔。

　　6月19日，西摩尔召集所部各国领兵将官商议对策。会上，他们个个都垂头丧气，情绪沮丧，承认进军北京，不论是走水路还是陆路，都已经无法通达。而且，法国军队早已断炊，其他国家的军队也都感觉给养吃紧，弹药不足。因此，大家主张赶快撤回天津；否则，坐困杨村，即便不被义和团全歼，也会变成饿俘。西摩尔同样束手无策，只有同意大家的意见，决定沿北运河退回天津。

　　20日清晨，天还没有大亮，侵略军就开始撤退。他们利用抢夺来的4只大型民船和2只小舢板，载运伤兵和剩余弹药，其余的辎重几乎全部丢弃了。这伙侵略军白天不敢行走，天黑以后才敢偷偷摸摸地赶路。就这样，他们炸毁了、座村庄，屠杀了许多无辜平民，才勉强越过北仓，于22日到达天津西沽地方，占领了西沽军械局。这时，距他们从天津出发的时候，12天已经过去了。

　　粮食、军械虽然已经得到了补充，天津租界也近在咫尺，可是西摩尔还是不敢向租界前进。因为天津城区已经有很多义和团驻扎，直到26日援军到达，才沿铁路朝租界行进。沿途守护铁路的清军“任西军经过，亦未攻击。”可是，当他们快要接近租界的时候，却遭到义和团大队的迎头痛击。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亲自临阵指挥，拳民人人奋勇杀敌。联军势不能支，被打死打伤的不少，多数抛枪弃炮，夺路而逃。西摩尔伙狼狈逃回租界，从军械局中劫夺来的武器弹药，有相当部分被义和团缴获，从而在定程度上改善了义和团的装备，有助于后来保卫天津的战斗。

　　这次义和团抗击西摩尔所率国联军，历时16天，共打死侵略军63人，打伤320人。就连敌酋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的勇敢。他说：“假如义和团使用的是西式枪炮，那么，我所统率的联军则必将全军覆没。”

　　义和团廊坊战斗的辉煌胜利，阻止了侵略军更多地进入北京，同时也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天津人民的抗敌决心和必胜信心，对京、津保卫战，起了极为重要的配合作用。

　　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高涨由于义和团反“剿灭”战斗取得胜利，直隶中部遍设拳厂，势力迅速发展，形势逐渐改观。清军只能困守有限的几个据点，连裕禄也迫于形势，再指示他的军队：只要义和团不打上门来，就定避免交战。清军既无力镇压，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战士便沿着铁路线，以“双拳闪山摇震”的雄伟气势，络绎不绝地进入北京城。

　　义和团进北京的人数逐日增多。前门外打磨厂带铁铺，为他们赶制大刀；丁丁当当的打铁声，昼夜不停。拳民们头扎红巾，手持武器，成群地行走在街市上，北京城沉闷的气氛大为改观。有些官吏被义和团从车里拉下来，恭恭敬敬立在道旁，威风扫地。清朝统治头子慈禧当时正住在西郊颐和园，得到这些消息，惶恐万分，特地调兵营专门保卫自己的安全。所有这些，都说明义和团的势力和声威，已在北京急剧扩大，清朝统治者不但无力镇压，甚至连自身安全也都成了问题。

　　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后，直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精神和严明的纪律。他们借用庙宇和些空闲客房，设坛居住。拳民们每日餐不过是小米饭、玉米面窝头及咸菜之类，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而操练演习却认真严格，丝不苟。北京城内，“义和神团”的大旗高悬空中，迎风招展，到处飘扬。

　　居住在北京城的汉、满、蒙、回等各族劳动人民，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饱受侵略者的欺压蹂躏。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反帝的义和团神兵天降，人民群众真是欢欣若狂。他们纷纷参加义和团。截至6月中旬，北京城郊内外设坛已不下800余所，参加的群众多达10余万人。连同外县进京的，北京城郊带拳民总数可达20万之多。人民反帝斗争的烈焰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部分封建贵族，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声威，达到废光绪帝立新君的政治目的，其中以端王载漪主张最力。自戊戌变法失败以来，慈禧重掌政权，囚禁光绪皇帝，屡谋废立，未能得逞。这时，端王的儿子溥亻隽已立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正在窥伺机会，以期速登皇位。端王看到义和团的势力强大，想利用来搞次武装政变，方面既可杀掉光绪皇帝，另方面又可顶住外国干预。只要自己的儿子能够登上皇位，事后即便是割地赔款去孝敬洋人，也在所不惜。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以端王为代表的部分官僚，心怀鬼胎，口头上对义和团表示赞同和支持；这种态度，对慈禧还有着定的影响。

　　这个狡诈多端的老狐狸，开始耍起她浑身解数，于混乱中周旋了。首先，她不再大声叫喊对义和团“剿办”了。6月3日，她曾叮嘱荣禄：“不得轻率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6日，她又派出吏部尚书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往保定等地对义和团做“宣抚”工作。方面是“谕以拳民、教民皆朝廷赤子，务宜仰体皇仁，即日解散”；另方面，则主要是去实地察看义和团的实力，以便筹划对策。实际上“宣抚”不过是故弄姿态的权术伎俩，“剿灭”的主意却是始终如的，只是随人民反帝斗争的进展，其手段和策略有所变化罢了。

　　6月8日，义和团在北京外城举行大示威，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外喊声冲天，揭开了义和团在北京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序幕。

　　6月9日上午，从4月以来直住在颐和园的慈禧，回到城内皇宫。当天下午，她将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调进城来，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慈禧调董军进城，是心怀叵测的。她曾密谕董福祥，令董军尽屠北京城中的义和团。但董福祥的军队对义和团的正义斗争寄以很大的同情，有很多士兵甚至参加了义和团。慈禧让他们屠杀义和团，董福祥以不能杀老百姓为辞，竟拒绝执行命令。与慈禧的意愿相反，董军不少士兵却立意要“剿除洋人”。

　　就在董福祥军入城后的第天，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Sugiyama），因天津援兵迟迟未到，想出永定门探看情况，走到天坛门外地方，被董军杀死。这举动完全出乎慈禧的意料。

　　北京局势的急剧变化，杉山彬的被杀，侵略者更加有所借口。他们在东交民巷使馆附近构筑工事，分兵驻守。有的教堂，如西什库的天主教北堂和崇文门内孝顺胡同的基督教亚斯利堂，也都有外国兵驻扎，俨若敌国外域。孝顺胡同带甚至还贴出大张“告示”，禁止中国人通过。如果有人胆敢接近这里的教堂，则告示上赫然大字写得明白：

　　“如有不遵，枪毙尔命”。侵略者蓄意武装挑衅，其凶横跋扈的气焰完全溢于言表了。

　　13日清晨，义和团列队自崇文门进入内城，驻亚斯利堂的美国兵竟突然开枪截击，伤亡拳民多人。义和团愤怒万分，决定火烧教堂，以示警告和回报。半天时间，共烧了11所教堂。

　　第次鸦片战争以后，各国传教士在中国加紧建造教堂，扩大侵略活动。中国人民早已无比憎恨这些帝国主义强盗，以及小撮认贼作父的汉奸教民“毛子”了。如今十处大火冲天而起，给了他们应得的惩罚，真是大快人心。焚烧教堂的大火映红了北京上空，义和团已完全控制了北京城。

　　慈禧望着冲天烈焰和滚滚浓烟，听着震耳欲聋的呐喊声，虽然深居在皇宫仪鸾殿里，也觉得宝座不稳而大惊失色了。

　　6月15日，慈禧连下几道谕旨，其中说到：“昨日夜间，城内各处焚烧如旧，竟敢明目张胆，沿途喊杀。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因此，慈禧命令卖国贼李鸿章即刻迅速来京；又命令袁世凯带领军队迅速来京；还命令刚毅迅速来京。

　　但这时李鸿章远在广东，袁世凯也远在山东。远水不解近渴，北京的局势却又使她万分不安。于是，第天，她又命令驻防津榆铁路沿线的马玉，带领马步军星夜入京。

　　17日，慈禧更急调张春发、陈泽霖统带所部武卫先锋左右翼20营来京；同时还谕令各省选派将兵听候调用。

　　然而正当慈禧帮反动统治者正磨刀霍霍，争于向义和团大开杀戒时，结束了大沽陷落和列强要求慈禧“归政”的谣言。面对着义和团和列强的双重压力，场以“宣战”为幌子、借洋人之手屠杀义和团的阴谋开始了。

　　大沽陷落与对外“宣战”大沽陷落是17日上午。因京津间铁路和电讯已被截断，公文投递只能沿运河由通州入京，所以清廷没有及时得知这消息。在北京东交民巷带，荣禄的武卫中军还忠实地执行着“将各使馆实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的命令。

　　突然，有种谣传说，列强将要以武力胁迫慈禧归政光绪皇帝。这对于顽固派简直是晴天霹雳，无异于宣布他们的死期来临。

　　谣传的来源是这样的：16日深夜，外国兵舰开始袭击大沽口的时候，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儿子叩荣禄家门，呈密信封，内称传闻英国将以大兵进京，要求有条，第条即勒令皇太后“归政”。本来，顽固派在废立问题上屡屡受到外国主子的打击，早已成惊弓之鸟。如今这密信带来的消息，正中顽固派心病。荣禄读信后，急得绕屋行走，彳旁徨终夜，第天，17日清晨，赶忙跑进皇宫报告慈禧去了。

　　17日下午4时，慈禧传急诏，宣王大臣部卿入见，召开御前会议。慈禧受惊吓后，心绪不宁。由于会议前，慈禧的死党已经得知“归政”的“消息”，这时他们竟然嚎口兆痛哭，异口同声地要求非跟洋人决死战不可。

　　奸诈狡猾的慈禧审时度势，看到自己面临的危机中还有微妙处存在。如果全力镇压而无效，就是她的死期到了。但是义和团本身的弱点却不是不可以利用的。笼络和欺骗的办法可以使她能苟延时，然后等缓过手来，再出卖和屠杀义和团。

　　于是，慈禧想出了条借刀杀人的办法。她命令总理衙门紧急照会各国公使说：因各国水师占据大沽炮台，因此不能再保护使馆，希望各公使在24小时之内下旗归国。

　　慈禧所以要各公使离开北京，因为她知道京津铁路线已在义和团控制之下，公使们去天津途中可能被杀。同时，她也知道大队侵略军已陆续开到中国，她可以把公使被杀事归罪于义和团，以便借侵略军代她完成屠杀义和团的计划。

　　这时，天津方面也有战报继续送到，国联军在攻占大沽之后，又向天津城郊进犯。

　　为了保卫天津，义和团已迫使裕禄传令清军协同拳民攻打租界。天津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了。

　　紧接着，北京也发生了新的紧急情况。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轿前往总理衙门，行至东单，巡逻的清军虎神营士兵拦轿盘查。克林德非但不肯停轿，而且首先从轿内开枪。清军士兵开枪还击，克林德被击毙。

　　使馆里的洋兵们，听到克林德的死讯，结队外出寻衅，并向外开枪乱射，打死打伤无辜百姓多人。义和团再也按捺不住满腔义愤，20日下午，出动了千人，张旗出东华门夹道，进攻东交民巷御河桥。

　　中国人民和侵略者之间的场激烈搏斗，就在慈禧居住的皇宫近旁展开了。

　　义和团从6月20日攻打东交民巷的时候开始，就使用了火攻的战术。他们从东交民巷东西两端分头攻入。部分拳民手执火把，直冲向前，扑向使馆的楼房。但是楼窗距离地面较高，百叶窗紧闭，火把难以投入。拳民们就找来些长竹竿，将火把绑在竿头，捅破玻璃窗，连竿带火把起掷入室内。火把里面裹着硫磺，很容易就将木质地板引燃。不到两个小时的功夫，东交民巷东口内的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使馆和西口内的荷兰使馆的楼房全部烧毁。侵略者不得不退守到台基厂大街以西的第道防线。

　　座使馆，转瞬之间，化为灰烬。这事态使慈禧感到局势更加严重了。肘腋之间，义和团的压力比远在天津的国联军大得多。如果使馆旦被全部攻下，义和团就可能转而攻入皇宫，把慈禧这个封建独裁统治者兼洋奴也赶下台去。慈禧立即施展她老奸巨猾的狡诈手段，要把自己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现在，她的办法找到了，就是对义和团“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也就是竭尽全力去煽动义和团的排外情绪，把这运动引入歧途。

　　局势在瞬息万变，清朝统治者的态度也在瞬息万变。慈禧铤而走险，居然对外“宣战”了。

　　第天，激昂慷慨的“宣战”谕旨公布了。遭了夜炮击的使馆区竟毫毛未动，依然如故。原来荣禄得了慈禧的交底，下令部队枪要冲天开，炮要放空炮。这就是“宣战”，宣而不战；这就是“大张挞伐”，张而不伐。连几天，天天如此。人民血汗钱换得的枪炮弹药就由着清王朝伙洋奴们耗费，向侵略者献媚去了。

　　当义和团要求向前攻打时，“挞伐”倒真的来了；武卫军竟掉转枪口，实弹射击，屠戮义和团。

　　义和团终于发觉了：慈禧命荣禄“围攻”使馆是假；“围护”驻在那里的武装侵略者才是她真正的意图。这就是“宣战”丑剧的真象。

　　因此，“宣战”后个时期内，义和团要想惩处盘踞在使馆内的侵略者，只能在御河桥（今正义路北口）找到个可以同他们搏斗的场所。原来，派驻在这里的是董福祥部武卫后军。尽管有荣禄的密令不许真打，但他们还是默许义和团从这里发动进攻。6月下旬，御河桥带就成为义和团反帝斗争的个最激烈的战场。

　　由日军占据的御河桥南岸的肃王府，是义和团攻击的目标。据守的日本兵，凭借高墙，架设机关枪，向外扫射，致使许多义和团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御河桥下的流水。但拳民们仍勇猛地向前冲，屡屡进攻。枪弹如雨，砖石如泼。

　　在义和团英勇作战的感召下，董福祥部下的士兵，很多人不顾慈禧的禁令，也表现了他们的勇敢。有次董军数人与侵略者肉搏，被洋枪击中，倒在地上，口中仍然大呼杀杀不已。在另次战斗中，个士兵中弹倒地，仍奋力把手中的大刀向敌人猛掷，砍在敌人的大腿上。

　　义和团在条件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发挥群众的智慧，想出各种办法，向敌人进攻。6月23日，居于翰林院及其他使馆中心的英使馆，突然起火。这里，由于被许多高大建筑物庇护着，不容易受到直接攻击，成为许多公使的避居地。义和团却出其不意，派出个身体轻健、武功高超的拳民，用他灵巧的武术技艺，越过翰林院的高大建筑物，潜入英国公使馆。正巧11国公使都躲在那里密谋策划。这个拳民把带去的引火硝磺放在窗外点燃，霎时烈焰飞腾，吓得众公使跪倒在地，连呼“天主保祐”。

　　在义和团和董军部分官兵的猛攻下，使馆内的侵略军死伤100多人。

　　东南互保光绪十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蓬勃发展，进而波及全国。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宣战。这时，直把长江流域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英国，为了保住其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决定联合长江流域军阀官僚共同采取行动，以遏止该地区爆发反对英国的运动。为此，当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联军向北京进发时，英国在长江流域开始进行使东南各省中立化的活动。

　　6月14日，英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华伦建议英国政府立即与湖广、两江总督取得谅解，帮助他们在辖区内尽力维持秩序。两天后，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复电，授权华伦通知两江总督刘坤、湖广总督张之洞，英国海军将支持他们维持秩序。17日，英驻汉口领事与张之洞商议长江流域治安事，张之洞表示他和刘坤都非常愿意与英联络。

　　张之洞在“致江宁刘制台”的电文中表达了他的思想动机：“英领事来见，云英政府电令他们来告，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镇压土匪。鄙人力阻之，谓题已添重兵，出告示饬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并云已与台端商妥，意见与我同，长江以内上下游，有我与刘岘帅两人，当力任保护之责，必可无事。若英水师入江，内恐民间惊扰生事，外恐各国援例效尤，转为不妙。”清政府于6月21日正式发布《向各国宣战谕旨》。对此，东南各省督抚认为清政府对列强的宣战是出于“万不得已”、“出于逼胁”。于是，不但决心置身局外，并且还拟进步同列强相勾结，共同镇压他们管辖境内的人民爱国运动。刘坤、张之洞和李鸿章互约，凡6月20日以后的上谕概不奉行。6月24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张之洞，建议他们“如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岘帅（刘坤）、香帅（张之洞）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中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李鸿章、刘坤、张之洞对此亟表赞同，并且挽请盛宣怀出面帮助。刘坤、张之洞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运动。他们害怕北方的义和团会影响到长江流域，引起大规模暴动，所以他们于6月26日会衔电奏中说：“……但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全疆土”。在这种情况下，以英国为首的诸列强与清政府地方官僚军阀势力两者结合起来，共谋“东南互保”。同日，刘坤约请张之洞参加“东南互保”，派上海道余联沅与列强驻沪领事会议，盛宣怀等人出席。

　　当日议定《东南保护约款》（也叫《中外互相保护章程》）条、《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内容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司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生命财产。第，希望各国不要派太多的兵船进入长江，兵船不要驶近炮台，水手等人不可上岸，传教士不可进入偏僻内地，“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互保章程还规定，由刘坤、张之洞负责在长江中下游的自己辖区之内，“禁止谣言，严拿匪徒”。随之各国借口保护，纷纷把军舰驶向长江各口岸，并增兵上海。刘坤、张之洞则在长江中下游到处张贴“互保”告示，并派遣大量兵勇日夜巡逻，严防义和团民入境。

　　为扩大“互保”地区，刘坤、张之洞、盛宣怀分别致电东南各省督抚，请其赞助并参加。李鸿章表示全力支持，袁世凯决心依照东南各省的办法进行互保；闽浙总督许应马癸则于7月14日与英、美、俄、日等国订立《福建互保协定》。规定福建地方当局要“在其权限内采取切措施，保护外国驻福建官员、商人及教士之生命财产不受分割”；“如有不良分子散布侵害外人谣言”，“须认真予以逮捕及惩罚。互保范围由苏、赣、皖、颚、湘扩大到浙、闽、粤、川、陕、豫、鲁等十多省”。“东南互保”约款后来并未取得中外任何方的正式批准，但双方都已有了谅解、默契，其条款已付诸实现。英国政府由于国联军在北京的胜利，便决定放置原有的制造各地“独立”的做法。“东南互保”的实施，使长江会党的起义活动遭到镇压，未能声援北方，使义和团的斗争陷于孤立。

　　北京防御战通州陷落，北京危急，大清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此时慈禧太后从根本上动摇了抗战的决心，著总理衙门向联军乞求停战议和，联军置之不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又次被列强的铁蹄践踏，遭到惊人的浩劫。

　　8月13日午夜，俄军先头部队直抵东便门。他们以为清军已成惊弓之鸟，不敢抗战，可以像轻取通州样攻占北京，便贸然攻城。不料遭张怀芝部顽强抵抗，“在此血战，华兵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进攻齐化门的日军也受阻，被迫停止攻城。

　　14日上午，日军再攻朝阳门、东直门，武卫军坚决还击。荣禄派孙万林、李金成两统领，率部出安定门，抄袭日军侧翼，日军攻势受挫。北京城墙高大坚固（宽40英尺，高60英尺）日、俄军虽然炮火猛烈，仍不奏效，改用工兵爆破，俄、日军死伤100余人。在东直门、朝阳门激战的2天期间，广渠门方向异常平静，荣禄误认为无联军来攻，遂将广渠门守军董福祥部调往朝阳门、东直门，正巧此时英军赶到广渠门，展开12门野炮，轰击城门，破门而入，直指前门。英军中有许多缠头的印度兵，清军和义和团误认为是清军马安良的回民部队，未加阻截，英军得以顺利占领天坛，迅速抵达使馆区外围，从个水洞进入东交民巷，美、法军跟踪而入。日、俄军爆破东直门、朝阳门成功，法军也于14日午夜入城，在城内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清军逐步收缩，联军向紫禁城逼近。

　　8月14日，慈禧太后紧急召见大学士、部、卿议事，急筹补救之策，但无人应召。入值大臣载澜借口无可调之兵，应立即投降，慈禧拒绝。15日晨，联军攻打紫禁城，守卫紫禁城的神机营、虎神营与联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天安门遭到联军炮火的猛烈轰击，神机营退守午门。守卫皇宫后门景山的神机营，居高临下，对联军威胁很大。

　　联军为争夺这制高点，进行了数小时的强攻，神机营誓死鏖战，官兵大部伤亡，景山失守。安定门被联军大炮击毁，守将延茂见大势已去，将自己的住宅焚毁，举家自焚而死。

　　守卫皇宫的清军浴血奋战，打退了联军的多次进攻。可是就在清军同联军在东华门苦战之时，慈禧挟光绪帝着青衣素服出逃。他们出西华门、西直门，经颐和园、昌平县、居庸关，转道山西，直奔陕西。荣禄和董福祥也率部分别从西直门、彰仪门撤走。16日晨，日军首先攻进紫禁城，北京陷落。在片出逃声中，唯有义和团在城内坚持了最后的抵抗。北京之战，联军伤亡450人，清军伤亡4000余人。

　　北京陷落后，联军纵兵掠城3天。皇宫、官邸、商店和民宅，均遭抢掠，无幸免。

　　这些外国强盗大发横财，出京时“每人皆数大袋，大抵皆珍异之物，垂橐而来，捆载而往。”他们是伙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破坏中国文化的罪魁祸首。联军为统治北京，经过内部的斗争，由德国瓦德西元帅担任联军司令，成立了所谓北京管理委员会，将北京划成十个区，由各国侵略军分别占领，便于搜刮和弹压。瓦德西于10月27日抵北京，将司令部设在紫禁城的金銮殿。

　　在北京即将陷落时，清廷于8月7日派李鸿章与联军和谈。清廷在西撤途中，于8月27日派庆亲王奕匡力回京议和，令李鸿章会办。9月7日，清廷颁发上谕说：“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剿除不可”，要求议和。联军认为“直隶带，尚有华兵固守之要区，拳匪聚合之党人，设剿灭之未尽，自平安之无期”，拒绝议和，不肯歇手，仍出攻掠，扩大军事占领。9月8日占独流和良乡，11日从天津占北塘，20日占芦台，22日占领山海关。

　　保定是直隶的首府，是义和团的活跃地区，芦汉铁路始于此，当时铁路正在修筑中，与英、法、日、德有直接利害，故联军打下北京，便急于夺取保定。法军于13日疾足先抵。守军准备迎战，李鸿章不许，令守军撤向山西。直隶布政使廷雍开门迎法军入城，其它国家的军队于20日前后相继进入保定。联军入城后，大肆搜捕义和团，残杀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廷藩司、城守尉奎恒被杀死，王占魁被敲死，连开门揖盗的廷雍也未得幸免，被联军处决。联军除蔑视我主权，滥杀朝廷官员外，还勒索保定交给白银10万两。新授山西按察使升允愤联军暴行，在直隶紫荆关同联军鏖战，帮带副左营官黄明远、哨官李士彬中炮阵亡，哨官陈心胜、黄印负伤。升允在关上督率左翼分统周玉堂、管带萧世禧，据险回击，毙敌数十人。守军阵亡60余人，受伤28人，因弹竭兵单，先退浮图峪，再转至平型关。

　　11月12日，德意军2500余人，越南口、居庸关，占宣化，27日占张家口。12月上旬，法军100人贸然进犯直隶要隘井陉。井陉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

　　大同镇总兵刘光才率部20个营约1万人，在此遍筑石壕，密布地雷。法军悍然强攻井陉南的虎头山，被清军打死打伤10余名。李鸿章于1901年1月25日严令停火，要刘光才“退兵晋境，不准人骑东出”。刘光才以“井陉外围东天门乃入晋第关隘”，“数月绸缪，精力毕萃”，所有设妨，“均藉民力，有不能去之势”，没有遵令。4月中旬联军又以此为口实，集结德、法军约7000人，强行挺进，大战在即，李鸿章又急电令刘光才撤退。刘光才无奈，率15营撤至固关，另5营退守娘子关。

　　《辛丑条约》

　　1900年12月24日，除了参加武装侵略中国的俄、英、美、日、德、法、意、奥个国家以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向清政府共同提出“议和大纲十条”，声称这些条件“无可更改”。这个“大纲”基本上包括了后来正式和约的主要内容。李鸿章等把它电告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见条款上没有将她作为祸首加以惩办，如获大赦，“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

　　此后，列强又在“惩凶”和“赔款”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吵。1901年9月7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11个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除正约外，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

　　（）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为担保，分39年还清，加上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多亿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2000万两。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次赔款。从此，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受帝国主义控制。

　　（）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民不准在这个区域内居住，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这里驻兵。从此，“使馆区”成了“国中之国”，成了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

　　（）大沽炮台以及从北京到大沽沿路的炮台“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12个战略要地（黄村、廊坊、杨村、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山海关、秦皇岛、天津），准许各国派兵驻守。这样，侵略者可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惩办在义和团运动中和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皆斩”。地方管辖区内如发生此类事件，“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这是帝国主义要清政府更加唯命是从，进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部之前”，以办理今后对帝国主义的交涉。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列强除了穷凶极恶地对中国人民敲诈勒索外，还重新确立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它们的在华代理人。清政府也彻底投降帝国主义，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公开保证永远禁止中国官民成立任何反帝组织和坚决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帝国主义分子认识到要瓜分“地土广阔、民气坚劲”、“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的中国是不易实现的，而不得不采以“以华治华”的政策。正是义和团运动所显示的力量打乱了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中国人民通过这次血的教训，进步认清了清政府已经变成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不打倒它，中华民族不可能有振兴之日。全国人民反清斗争日益高涨，清政府则愈来愈孤立，终于在10年之后，为辛亥革命的浪潮所吞没。

　　清末新政和新北洋军阀的崛起清王朝在义和团战争中几乎垮台。为了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并欺骗人民，还在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罪己诏”和“改革”谕旨，要求官员们“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限期奏报。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外，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命奕劻、李鸿章、荣禄等6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张之洞遥为参与。从此，逐步推出各项“新政”，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改革官制。1901年7月，清政府应帝国主义要求，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部之前”。为适应“新政”的需要，1903年设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练兵处（后来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1905年又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在此期间，先后裁撤了河东道总督，云南、湖北、广东省巡抚及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等“冗衙”，并宣布裁汰胥吏差役、停止捐纳实官（“虚衔、封典、翎枝、贡监”等除外）、废除勒索性“陋规”、“供应”等。自隋唐沿袭下来的传统的部建置至此瓦解。但这种裁旧衙门、添新衙门的“官制改革”，丝毫没有触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也没能革除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种种弊端。“整顿吏治”等则流于纸空文。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官制改革成为首要“预备”项目，并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纷争。

　　、改革兵制。1901年，清廷下谕停止武举，命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并决定裁汰20%至30%的绿营和防勇，建立按西方国家的营制、采用洋操训练、使用洋枪洋炮的常备军。1902年，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练成“北洋常备军”镇，约12500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练成“湖北常备军”两翼，约7000人，成为全国练兵的“样板”。1904年，练兵处和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常备军”十镇（师），每镇官兵12500人，总共为45万人，后来还拟定了按省分配、限年编成的办法。但除袁世凯在1905年编成“北洋陆军”镇外，各省限于财力、人力，大都没有完成计划，直到清朝覆亡，总共只编成十镇和十个混成协（旅）、又标（团）及禁卫军镇，约17万人左右。这些新编的“常备军”，泛称“新军”。为争夺“新军”的指挥权，激化了满、汉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由于“新军”军官多选用国内外军事学校毕业生，对士兵也要求具有某些文化知识，从而为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提供了条件，最终使“新军”成为支反清力量，这是清朝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改革学制。主要包括“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项内容。为了造就有用的人才，传统的科学制度必然改革，这是有识者的共识。应诏陈言的刘坤、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摺》中便强调了这个问题。1901年，清廷谕令从1902年起各省科举要考试能够解说书经和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及西学政治、艺学的“策论”，废除股文章；将各省、府、州县的书院改设大、中、小学堂，学生毕业后可以取得功名；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毕业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自费留学学生也“体考验奖励”。1902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重订学堂章程，制定了套以日本教育为模式的学堂行政管理规章，规定学堂分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级，高等学堂毕业后还可以升入分科大学或通儒院深造，通儒院或分科大学毕业生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毕业生授予生员（秀才）功名，并宣布科举录取名额将自丙午（1906年）科起递减。1905年9月，清廷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切科举考试，随后命令各省学政专管学堂事务，并在12月设立学部。延续1000多年的科学制度终于被废除了。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科举的废除大大加速了学堂建立的步伐。据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169人；1909年学堂总数猛增为52346所，学生达156.027万人。留学生人数也大幅度增长。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群体活跃于历史舞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清朝统治者改革学制的本意在于因应时势、培养既忠于朝廷又懂得西学的候补官员，指导思想并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清政府曾令申，各级学堂“当以书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史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均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府”。但学生们在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学之后，感受着民族危难的刺激，便逐渐走向朝廷的对立面，成为清朝统治者所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

　　、奖励工商。主要是为工商业的振兴立法和给予兴办实业卓有成效者以奖励。

　　1903年商部成立前，清廷已派人议订商律，商部成立后，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以及《矿务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

　　1905年，商部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户部银行。《奖励公司章程》后经修订，还公布了《奖给商勋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等。

　　除“立法”与奖赏外，清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振兴实业的实际措施，即如严重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也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些“立法”与奖赏，在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方面还是起了定的作用。在大、中城市，新的“商绅”阶层开始崛起，这些“官绅”不仅跻身于传统“士绅”的行列，并有取代“士绅”传统地位之势。

　　此外，清政府还发布了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命令。

　　综观“新政”，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定的成效，但显得支离、敷衍、拖沓，缺乏总体目标和实施规划。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官制改革只是裁并些旧衙门，增设些新衙门，从朝廷到地方体现封建专制的整套统治机构，丝毫没有触动。这套机构所派生的种种弊端自然也无从消除。不少“新政”流于纸空文。即以较有成效的学制改革来说，许多新学堂只不过是旧式书院或村塾挂上块新招牌而已，特别是在州县，根本没有那么多合格的教师，因此新式学堂只好仍然照旧授课，“新瓶装旧酒”。

　　财政的困难也限制着“新政”的推行。清政府早已入不敷出，《辛丑条约》订立后更是债台高筑，罗掘俱穷。筹办“新政”需要经费，在乱增税种、乱提税率、严剔中饱、多方搜刮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便只好让各地官吏自开饷源任意抽税，从而财税制度紊乱不堪，贪污勒索肆无忌惮。没有可靠的经费来源，“新政”的推行自然步履维艰。新军的编练就是这样。“新政”的支离、敷衍、拖沓，使人们对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诚意产生了怀疑，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声于是日益强烈。

　　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的个农民家庭。童年时，他听村里老辈讲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斗故事，就为之向往，幼小的心田里萌发出效法前辈革命英雄的愿望。1878年，他远渡太平洋，到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同经营农牧业的大哥孙眉起生活。在那里，他先后进入英、美基督教会所办的学校读书，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开始产生“改良祖国”的意念，踏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与此同时，他目击美帝国主义侵略夏威夷的野蛮行径，从而对当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深表同情。

　　1883年夏，孙中山回国，到香港读书。次年夏秋间，法国挑起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广东沿海连续发生群众打击侵略势力的事件。香港的中国工人也开展抗法运动：

　　船坞工人坚决拒绝修理侵犯我国受创的法国军舰；驳船、码头、舂米等业工人，相约不替法国军舰搬运煤炭和粮食等，不给法国商船卸货。香港英国当局横加迫害，各业工人就群起罢工，游行示威，坚持斗争1个多月。这种情景，给亲历其境的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和启示，他感到，这“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觉悟”。而清朝统治者在反侵略战争中的腐败无能、屈辱妥协的行径，则引起这个爱国青年的无比愤慨。

　　此后几年，孙中山先后在广州、香港的西医专门学校学习。从那时起，他就“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致力于寻求挽救民族危亡、改革社会的方案。他多方结识倾向进步的人士，经常聚谈变革当时黑暗政治的问题。

　　1892年夏，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随即在澳门、广州开业行医。他设法接近具有反抗传统的会党联络清朝防营兵勇，作反清起义的准备。但是，就他那时候的思想倾向来看，主要还是期待清王朝能够接纳变法的主张。他认为，只要清政府确有变法的决心，改革封建专制政治，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提倡科学技术，发展农业，振兴工矿贸易，中国也许可以富强起来。

　　1894年，孙中山把上述见解综合为份详细的政见书，送给以办洋务著称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希望得到采纳。他还北上天津，求见李鸿章。可是，他的政见和希望，都落了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形成了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他们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组织进步团体，创办报纸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和国内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苏报》、《童子世界》等等报纸杂志，广泛地传播了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中，涌现出不少卓越的宣传家。其中陈天华、邹容、章炳麟影响最大。

　　陈天华写了两本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以通俗浅显的文字，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揭露了清政府的投降卖国，控诉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他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他极力号召：“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毛子。”他痛斥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洋人的守土官长”，把中国“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概拱手送与洋人”。他鼓动大家起来革命，“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这两个小册子，在当时“风行于世”，受到大家的欢迎，对鼓舞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起了积极作用。

　　青年革命家邹容，发表了《革命军》书，无情地揭露了清政府的残酷压迫和黑暗统治，公开地指出满族贵族的腐朽卖国，是中华民族陷入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根源。他热情地颂扬了民主革命，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公也。”他极力宣传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学说。他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他明确地提出革命建国的纲领，满怀信心地呼唤：“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革命军》像颗巨型炸弹，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清政府逮捕了邹容和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查封了发表《革命军》的《苏报》，制造了轰动时的“苏报案”。邹容被判两年徒刑，不幸死于狱中，为革命献出青春。但《革命军》风行海内外，销售上百万册，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浪潮。

　　章太炎又叫章炳麟，是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他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有力地揭露了清朝反动政府的黑暗，严厉地斥责了康有为等保皇派对革命运动的诬蔑，公开痛斥光绪皇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着力宣扬革命不但可以作为“天雄大黄之猛剂”，还能成为“补泻兼备之良药”，指出了“合众共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明确地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

　　由于他在《苏报》上发表了这战斗的文章，遭到了反动派的逮捕。章太炎毫无惧色，对巡捕和警探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认为“革命没有不流血的”。

　　表现了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革命气概。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猛烈地冲击着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对于鼓舞人民起来斗争，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帝国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在宣传民族主义，痛斥清政府卖国罪行的时候，掺杂着大汉族主义思想；在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斗争的时候，没有认识到广大工农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软弱性和所处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

　　1903年拒俄运动前，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秦毓鎏等组织了个名为青年会的小团体，参加者20余人。拒俄运动中，青年会成员都参加了“拒俄义勇队”。义勇队旋改称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俾便于公开活动。秦毓鎏曾提议改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随后，部分会员秘密组织了个暗杀团，决定回国进行实际革命活动。暗杀团成员黄兴、龚宝铨分别在长沙、上海组建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

　　黄兴（1874—1916年），原名轸，号廑午，后因进行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少年时期受封建主义的教育，后来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接触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并参与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1902年初，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转向革命。他先后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工作，积极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及暗杀团的活动。

　　1903年夏回国，在长沙的明德、经正等学校担任教员，秘密从事民主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经过段时间的酝酿，湖南革命分子陈天华、宋教仁、谭人凤等20多人，于11月4日以庆贺黄兴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朝地方官吏的注意，对外用办矿名义，取名华兴公司，发行华投票。1904年2月15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知识分子有百人。另设同仇会为外围组织，专门联络会党。拥有会众2万多人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接受华兴会的领导。

　　黄兴和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取得了共同意见，决定趁农历十月初十（11月16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那天，预埋炸弹于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炸死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路策动响应。同时，他们还联络外省革命人士，如期配合。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清朝地方官员在各地搜捕革命党人。马福益被捕遇害。黄兴化装逃往上海，不久转赴日本。

　　1904年6月（说7月），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新军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科学补习所曾和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起义。

　　后来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科学补习所也受牵连，被迫停止活动。于是，刘敬安等利用有合法地位的教会组织——日知会，继续进行革命宣传，暗中联络同志，于1906年春重新组织了秘密的革命团体，名称也叫日知会。

　　1904年10月，另个重要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的酝酿开始于1903年冬。当时，浙江留日学生陶成章、龚宝铨曾两次密商，认为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是进行革命活动的大好机会，应组织革命团体回国发动起义。龚宝铨到上海设立“暗杀团”机关，陶成章回浙江联络各地会党，并和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在华兴会发动长沙起义的同时，浙江、安徽起义响应。陶成章、龚宝铨等联合江浙带革命知识分子45人，于1904年10月在上海组成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章炳麟在狱中与闻其事。后来，光复会在日本成立分会，参加者达数百人。

　　1904年前后，各地还先后成立了其他些革命小团体，如福建的汉族独立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苏的强国会、江西的自强会，等等。

　　同盟会的成立及“民主义”的发表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孙中山十分欣慰。他积极支持海外华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在他们中间享有很高威望。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受到中国留日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

　　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感到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力量分散，已经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他在各革命团体领导人中间做了许多工作。宣传“互相联络”的重要，倡议成立个全国规模的统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7月3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开会讨论建立统组织问题。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讨论结果，确定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又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有些人对“平均地权”表示怀疑，经孙中山详加解释后通过。会上，黄兴发表演说，慷慨陈述革命大义，支持孙中山的倡议，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者之。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

　　同盟会设计了套比较完整、系统的组织方案。它设本部于东京，举孙中山为总理，按“权分立”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部。黄兴主持执行部庶务科，总理外出时由庶务代理切，相当于协理。国内分东、西、南、北、中个支部，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推定了各省分会的主盟人。海外华侨分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个支部，支部下按国别、地区设立分会。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所制定的革命纲领，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中，明确指出，这次革命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它强调这是次“国民革命”。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大主义，即所谓民主义，并且宣布要将民主义“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推翻清王朝，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孙中山批判了革命党内存在的片面的“反动”思想，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同盟会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大大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的过程。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号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军政府宣言》中勾画了幅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规定国民应享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产生，议会由国民选举的议员组成，宪法由议会制定，人人共守。

　　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平均地权”。是防止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种社会政策，它反映了孙中山对劳动群众的恳切同情和对世界潮流的敏锐观察。孙中山后来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同盟会的纲领确实是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它在与政治改派的斗争中，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又是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号召；它主张民权主义，但又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它主张民生主义，但缺乏使农民获得土地的内容。同盟会纲领中的这些弱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面派人回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会党和新军，不断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面创办《民报》和其他报刊，广泛宣传民主义纲领，大造革命舆论，对保皇思想展开了斗争，在同盟会推动下，民主革命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此十分仇视和恐惧。梁启超公然声称：“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且声言与异己者宣战。”对革命派发起攻击，妄图驳倒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越来越认识到，改良派已经堕落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帮凶。只有坚决回击，革命形势才能向前发展。于是场大论战展开了。

　　这次论战的中心战场是在日本。革命派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主要阵地，由因苏报案入狱刚刚获释就被孙中山迎来东京的章炳麟担任主编。改良派主要阵地是《新民丛报》，主编梁启超。其次是新加坡。革命派在1906年7月创办《中兴日报》由田桐负责，孙中山化名“南洋小学生”，挥笔上阵，亲自指挥。改良派以《南洋总汇报》为自己喉舌，与革命派交锋。此外，在美国的檀香山和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泰国的曼谷、缅甸的仰光和香港等地，也都有两派报刊的论战。

　　这次大论战的内容很广，涉及到纲领、制度、政策这样系列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归纳起来主要围绕同盟会提出的民主义纲领进行的，具体是：

　　第、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即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是双方论战的中心。

　　改良派竭力为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辩护，否认清政府所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存在，攻击革命派的民族革命是无的放矢，因而也就否认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他们谈情统治者的“圣德”，是“古今至仁之政”，吹嘘“举国人民，其在律法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

　　革命派用大量的事实，对改良派进行批驳。指出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直存在。

　　清军入关260余年来始终实行对汉族的压制政策，所以清帝是“手掩尽天下泪，人独压万人上”的罪魁。他们还揭露了清朝政府是个投降媚外的卖国政府，顽固守旧，不思振作。“为独立计，为救亡计，”必须打倒清政府。

　　改良派又以革命将招致帝国主义干涉为借口，宣扬反清革命不但不能救国，反而非导致亡国不可。他们恫吓革命派必须立即放弃推翻清王朝的主张，否则“当以故杀祖国之罪科之。”

　　革命派有力地驳斥改良派攻击暴力革命的谬论，指出：因革命而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害怕的，惟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并强调革命是挽救民族危亡，避免列强瓜分的唯途径。

　　第、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关于“政治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为了保皇，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继续贩卖庸俗进化论“世说”，认为中国必须由“据乱世”，经过“升平世”，才能达到“太平世”。也就是说，由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民主共和制。改良派甚至仿照帝国主义的口吻，污蔑中国“民智不逮”，“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缺乏作“共和国”的资格。甚至咒骂中国人民“程度未及格”，不但不能实行民主共和，也不能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