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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与时俱进该手必争

  仕与隐、进与退、出与处。总是横亘于历代士人面前的不可回避的问题。远古帝尧时代,有虞舜、皋陶、后稷、后契等众多贤良官员,也有隐居颍河之滨、视天下为敝屣的高士许由,还有比许由更清高的巢父之流。帝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认为这些话污染了他的耳朵,就跑到颍河边洗耳朵去了。

  对大多数士人来说,作官是首要选择,但要进入仕途颇不容易,进入仕途之后要想青云直上,获取高官厚禄更非易事。因而绝大多数士人在仕途上趑趄而行,伴随着他们的是焦虑、困惑、怅惘。浏览古代文学家的别集,很容易感受到仕与隐在他们内心中的矛盾冲突,倾听到仕途失意的悲凉呻吟。表现这一冲突,倾诉这种呻吟,成为古典文学最重要的主题。“愤怒出诗人”,文学史上抒写仕途困顿、生活潦倒的诗文,无疑是古典文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韩愈所谓“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究苦之言易好”,欧阳修所言“诗,究而后工……”,都是窥透此中消息的至理名言。像屈原、曹植、李白、杜甫这些大诗人,皆以不同方式抒摅各自的失意,他们的身份不同,所处境遇不同,但他们心系朝廷,希冀大用的情况却并无二致。

  中国的古代思想体系,具有非常实用的功能。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又以佛、道思想为辅,构成一个复杂的开放的互补系统,士人们尽可以在这个系统中各取所需。谋求当官的人可以孔孟的教导来勉励自己;而希图隐逸者亦可从老庄的格言中寻求慰藉。当然渴望当官的人更多,所以,信奉儒学的人比崇拜佛、道的人更多。

  曾国藩对进退之道别有体悟。他说:身当时任,首先应是造就自己进取的资本。如何造就,那就是靠一种坚忍和执著,用知识和学问来武装自己的心灵。

  曾国藩平生爱好学习,从少年至老年期,没有一天不读书。他所受书籍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且深厚。他所说的:“心灵不牵执于物,随遇而安,不为以后的操心,专心过好现在,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长依恋。”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很高明的处世之道,而曾国藩竟然能在读《易经》时体会出来。

  对于人生的进退,最易造成两种错误的行为,一是盲人骑瞎马式莽撞,一是自暴自弃的沉伦。曾国藩虽善于忍让,但也有不愿退却的时候,如拒交关防一事,则看出他也有争的一面。

  曾国藩为钦差大臣镇压捻军,当时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献防守运河之策,于是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马队渡过,试图把他们围在一个角落里聚而歼之。李鸿章在江督行署,力争不可,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古代有万里长城,现在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一千多年后遇到公等为知音。”显然,这带有嘲讽的味道。刘秉璋率万人渡运河,接到李鸿章的公文,说粮饷缺乏不能够增兵。李鸿章事事进行干涉大多像此类事情一样。并且时常上报情况,条陈军务,曾国藩很不满意李的这种做法。等到时间长久,军无战功,清政府让李鸿章接替为统帅,曾国藩感觉惭愧,不忍心离去,自己请求留在军营中继续效力。李鸿章接任后,急忙派人到曾国藩驻所领取钦差大臣的“关防”。曾国藩说:“关防,是重要的东西;将帅交接,是大事,他不自重,急着要拿去,弄没了怎么办?况且我还留在这里。”李鸿章派客人百般劝说,让他回到两江总督之任上,曾国藩也没有答应。有人给李出主意,并调停说乾隆时西征的军队用大学士为管粮草的官,地位也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故意装作不懂,说:“说的是什么?”刘秉璋说:“现在您回到两江总督之任,就是大学士管粮草的官职呀。”李鸿章又私下告诉他说:“以公的声望,虽违旨不行,也是可以的。但九帅之军队屡屡失利,难道不惧怕朝廷的谴责吗?”曾国藩于是东归,从此绝口不谈剿捻的事。李鸿章接替为统帅,也没有改变曾国藩扼制运河而防守的策略。后来,大功告成,李鸿章上疏请求给从前的领兵大臣加恩,曾国藩仅仅得到了一个“世袭轻车都尉”,因此大为恼怒,对江宁知府涂朗轩说:“他日李鸿章到来,我当在他之下,真是今非昔比了!”

  因此,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在他启程不得已赴两江总督任之时,途中观者如堵,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申刻行船时,还将郭嵩焘所纂《湘阴县志》阅读一遍,以抑止自己复杂的心情。睡后,则不甚成寐。“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后三天,他每日只看《湘阴县志》,并将此志寄还。从第四天开始,上半日处理文件,见见客,下半日与晚上便开始抓紧时间读《国语》、《古文观止》。告别了他经营多年的江宁,离开自己血脉相承的胞弟,怅怅如有所失,内心十分不安,只企望旅程之中能在自己喜爱的书籍中得到安慰与休憩。同治八年(1869)一月九日,曾国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谕,所奏报销折奉旨“著照所请”,只在户部备案,毋须核议。这等于说,一些人原抓住曾国藩军费开销巨大,要审计查账,现在一纸圣旨就将此事一笔勾销,不再查他的账了。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空前恩典。谕旨使他“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因而便又有点心回意转,虽虑“久宦不休,将来恐难善始善终”,但不再要求辞职了。此时,虽然眼蒙殊甚,可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看书的劲头更足了,轿中、宿店的旅途之中,竟将《战国策》、《左传》反复阅读,他似乎要在陛见皇太后、皇上之时,陈述自己的中兴大业之策划了。

  进就要有争。无独有偶,曾国藩的得意弟子李鸿章为了自己的“进”,则更颇有心计。当然他争的是有利于自己“进”的人才。

  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秀才出身,以得李鸿章提携,跟着水涨船高,历官至两江、两广总督,与鸿章宦辙相寻,酬其志愿。他追随李鸿章三十余年,为其左右手,在北洋有能员之称。其与鸿章遇合的经过,颇堪一述。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驻安庆,他为了广求各界意见,特在营门外放置一个意见箱,请军士、百姓发表意见。落魄文人,往往投以万言书,有时竟蒙所赏,获得差事。周馥有一朋友也想上万言书,不知是因为文笔不好或另有原因,请周代作。曾国藩读后,颇为赞赏,在书上批“今之祖生”。李鸿章当时亦在曾国藩幕府中,因即将独当一面,极留意自己要用的人才,对周馥代作之文,尤为叹异,一查之后,知道是周馥所作,就私下请他做佐手,把自己的薪水分给他用。下一年李鸿章赴江苏,周馥即以幕僚资格随行,从此一帆风顺。周馥晚年有“感怀平生师友三十五律”,第二首题云: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一个人在社会中是渺小的,更多时候,不是你想进想争就能“进”能“争”得了的,这时则需要的是坚忍不挠,以屈求伸。

  “顺境中的美德是自制,逆境中的美德是不屈不挠。”英国人培根说。

  只有不屈不挠,才能以屈求伸,才有以屈求伸的一天。

  人生活在世界上要生活,要吃饭,往往不得不委屈自己,在蜷曲中求取生存,然后再在适当时机从长计议别的出路。

  曾国藩常引用古人的话“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在社会上,人的弹性,就像尺蠖那样,想来一辈子不曾屈过的人,估计是很少很少,不会太多的。

  话虽如此,然而要是真的让锦衣玉食,过惯一流生活,且有身价的人在必要时作出尺蠖之屈,倒也真不容易哩。

  当年,卓文君倾慕司马相如的才华,私奔出走,去到成都。卓文君是当时临邛豪富卓王孙的女儿,为了追求爱情,她这一走,竟把个老子气得什么陪嫁也不给,而偏偏这个司马相如,又是个家里除了四面墙壁,什么也没有的穷光蛋。后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穷得在成都实在呆不下去,于是双双回到临邛,变卖车马,盘下了一爿小小的酒店,逼上梁山,做起了生意。为了生存,卓文君打脱千金小姐的娇慵,亲自上阵,当垆卖酒,司马相如也放下读书人的架子,穿上犊鼻,和佣人酒保,一起洗碗洗杯。

  司马相如穿犊鼻干洗碗工作,卓文君当垆卖酒,自然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在生存面前,身份又值多少钱一斤呢?

  宋朝梅尧臣《送李南玉》诗:“买臣尝负薪,相如犹涤厄。”朱买臣没发迹时是个背薪的卖柴汉,和司马相如同为一对脚碰脚的难兄难弟。

  能屈能伸,以屈求伸,对于社会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经受,一种发展。也只有经历了人生的阴暗和苦难,才懂得生命和阳光的可爱且又可贵。

  逆境奋起,放下架子,司马相如、卓文君是这样走过来了,朱买臣、范仲淹是这样走过来了。这给我们后来者以深刻地警示。

  但是,要成大事,有时也特别需要一种打破常规的勇敢,少点所谓成熟与世故,多些纯真与胆识,胡林翼对此体会得最为真切。胡林翼的才能,是“中兴名臣”中的姣姣者。曾国荃率军东下,懂得军事的人大多担心没有退路,胡林翼却颇为赞成说道:“过去的时候,有兄弟二人,哥哥不信鬼神,弟弟常常迷信。好多年以后,兄弟都没有遇到凶事,但弟弟因疑神信鬼,却自己束缚了很多时候,颇以为苦,也想仿效他的哥哥放松自己。一次,没有选择日子就出了门,果然在途中遇到了黑煞神,责备他不按原来的规则办事。弟弟说:‘我是跟我哥哥学的,为什么你偏偏找我的茬,说我的错,让我遇到你呢?’黑煞神说:‘你哥哥愚鲁懵懂,阴阳怕懵懂,不得不躲避他。你本来是怕我的,怎么可以违命!’弟弟不得已,又开始了信神信鬼的规矩日子。”胡林翼讲完这哥俩的故事,又回曾家兄弟俩人上,说:“天下人唯有懵懂能够成事,以往就是这样,懵懂行将大功告成。”及至曾国荃攻克南京,就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关系紧张,李鸿章听说了,就举前边这段话以为谈笑,说:“这是太懵懂了”。

  因此,立身处世,知从时顺势,便知进退,能屈伸。得其时势,便趁势而进,时势不济,便退待其时,能进能退,能屈能伸,便可安生立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也算是一个大国了。但当吴王阖闾灭徐破楚,势头强盛。阖闾派使者到齐国,要娶齐景公之女为妻。齐景公无奈,只好答应,哭着将女儿送到吴国去。他手下的一个臣子高梦子劝他说:“我们齐国背靠大海,又有山川之险,纵然不能全收天下,谁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您既然舍不得自己的女儿,那就别嫁了吧!”齐景公说:“我是不能违逆天意啊,我有如此强大的国家,却不能号令诸侯,如果现在不听从吴王的要求,那必然会生出祸患,那只能走上绝路啊。我听说过,既然不能号令别人,那就不如听从了吧。”不能施以号令,那是因为未得其时势;既然未得其时势,也就只好退而听令,这正是一种聪明的选择。

  但在中国的文化精神中,积极入世仍是主流。范仲淹被曾国藩选入“圣哲”之前列,毛泽东也认为,范是与曾国藩相并列的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办事兼传教之人”。

  范仲淹两岁丧父,随母改嫁。年少好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范仲淹生父范墉曾官武宁军掌书记,是下层官吏,故去世后,其母便“贫无依”了。他苦读而举进士,完全依靠自己的学问和才能,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庆历新政,成为一代名臣。

  《朱子语类》云: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自小以天下为己任,是这些士大夫的共同特点。黄庭坚《跋范文正公诗》云:“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也。故余每于人家见尺牍寸纸,未尝不爱赏,弥日相见其人。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文正公饮食起居之间先行之而后载于言者也。”范仲淹是个典范人物,自觉身体力行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恪守道义,是个模范官员。他曾说:

  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及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

  每夜反省自己一天所为之事是否与俸禄相称,如果不相称,竟至于彻夜不眠,思量次日如何弥补上来。这种带有自虐性的慎独精神,无疑弘扬了先秦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传统。自觉将服务于社会国家作为自己为官从政的主要目的。范仲淹长期在中央或地方担任重要官职,政绩颇佳,有惠于民,是当时最有作为的政治家。《宋史》本传说:

  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如此廉洁奉公,爱民如子的官吏,无疑为后世清官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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