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

第十五章 燕市高歌：曹雪芹所在的文化圈子

　　绥赫德于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曹頫抄家后两个月）所写的奏折中，说曹頫“家属不久回京”…。这“家属”内当然包括曹雪芹。曹雪芹和家人赴京的时间，大概是这一年的三四月问。他们初到北京的安身之地当是绥赫德拨给的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十七间半房。关于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与经历，有许多传说。有人说曹雪芹“曾寄居崇文门外之卧佛寺”。该寺在广渠门内北侧，距蒜市口地方不远。又有传说曹雪芹住过什刹海大翔凤胡同北口的“水屋子”地方，或说他住过西城旧刑部街。还有人说他曾在西直门一个小胡同开设酒馆，并亲自接待往来客人。这些传说究竟有几分真实性，也很难说，但却反映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曹雪芹并没有在蒜市口地方十七间半房安居下来。大概是生活一天比一天穷困潦倒，家庭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多，他不得不流落于城内外各处，有时甚至栖身于寺庙。

　　关于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与经历，只有他自己通过作品透露的情况以及他的亲友（脂砚斋等人）、诗友（敦敏、敦诚等人）所提供的点点滴滴情况，是真实可信的。从敦敏、敦诚等人的诗中，我们得以知道，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担任差事。究竟担任什么差事，现在也不好猜测，但可以肯定，曹雪芹在宗学不是做粗活的夫役，他是以才子、诗人的形象出现在众多皇族子弟的面前。大约四十岁前后，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傍近西山的荒村。宗学小差事的微薄俸饷没有了，生活必然更加困顿。饥寒疲惫时时困扰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

　　敦敏有关曹雪芹的诗，“燕市哭歌悲遇合”，“燕市悲歌酒易醺”，写出了落拓京华的曹雪芹的风貌。这时候的曹雪芹，虽然衣食不给，穷困潦倒，但始终保持着诗人、艺术家的本色，在友朋中总是一位活跃的诗客。他和诗友们相聚的时候，激昂慷慨，高歌长啸，必将胸中积郁一泄为快。朋辈对于他的诗才和倜傥不羁，也都能理解与赞赏。

　　爱新觉罗·敦敏、爱新觉罗·敦诚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由于阿济格在顺治八年因皇室权位之争被赐自尽，子孙都受到影响。敦敏、敦诚虽属天潢却不显贵，心里充满抑郁不平之气。二人“好宾客，日引文士分韵擘笺”。在他们周围实际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子。曹雪芹是这个文化圈子中的佼佼者。曹雪芹在这个文化圈子的活动，对曹雪芹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是他小说素材和灵感的来源之一。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不仅“编述”了他少年时期“锦衣纨绔”、“饫甘餍肥”、“背父兄教育”、“负师友规训”的经历，而且将自己“半生潦倒”的人生体验写了进去，这其中就有他在北京文化圈子的体验。

　　敦敏、敦诚是清朝宗室有名的诗人。虽然清朝前期的皇帝经常要求宗室和满洲旗人保持旧俗，以骑射和“国语”（满语）为本，但在“日尚儒雅”、竟相学习汉族文化的潮流下，清宗室和满族文士很早就有了相当高的汉文化水平，并且涌现出一批文化修养深厚的诗人、文学家。敦敏、敦诚就是乾隆年间出现的这样的诗人。

　　敦敏字子明，号懋斋；敦诚字敬亭，号松堂。两人是同胞兄弟（敦敏为兄，《啸亭杂录》误记为弟），父亲名瑚趴。敦诚十五岁时出继给九叔祖定庵的已故子宁仁为嗣，继承了定庵公的家业。瑚趴在山海关司榷事时，敦敏曾随往去锦州做税官，敦诚也随往分榷松亭关。一年后兄弟两人回到北京，长期闲散在家。后来敦敏傲右翼宗学副管、总管，敦诚补入宗人府笔帖式并授太庙献爵，则是在曹雪芹去世之后的好几年。

　　敦敏、敦诚两人，特别是敦诚，颇有坚厌恶仕途经济，希望到诗酒和山水园林中去寻找乐趣和精神慰藉。敦敏为自己的《东皋集》写的序中说：“数年得诗若干首，大约烟波渔艇之作居多，遂以‘东皋’名之。夫烟波渔艇，素所志也。”他在《水南庄》诗中又说：“小园终日闲双手，种菜还兼学种瓜。”（种瓜是用秦朝亡后召平隐居长安城东种瓜的典故，种菜是用刘备在许都种菜以行韬晦的典故）流露出退归田园的思想。虽然敦敏对出任官职不无兴趣，但身世经历的坎坷和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潜意识中羡慕归田。敦诚于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即二十四岁的时候写的《自蓟下石门北赴松亭寄子明兄次苏韵》一诗，即表示：“但得多钱压洒囊，不愿人间好官职。”敦诚对自己一度出仕曾解释说：“自顾驽骀，不堪应世，然卒不免于捧檄者，承母志也。”所谓“母志”，即敦诚过继后的祖母瓜尔佳氏太夫人的意旨。乾隆三十六年瓜尔佳氏病逝后，敦诚觉得再没有必要“捧檄”，即“以病告退”。敦诚在用“以自况”的《闲慵子传》中说：“自少废学，百无一成。泊长不乐荣进，缘家贫亲老，出捧一檄。亲亡，复有痼疾，即告归。”此后敦诚再没有出来任职，常自称“贫病颓唐客”。直到乾隆四十七年，宗室内无职者一律赏载四品冠顶，他才“新秩头衔荣四品”。

　　敦诚、敦敏的主要生活内容，即他们的主要兴趣，是招集朋友吟诗，饮酒，游山玩水。敦敏的《敬亭小传》写敦诚：

　　素耽山水。家有西园，日久荒废，尚余假山，一山有松四株，因即山麓起四松草堂。复绕屋凳石为池，引山上井泉成瀑布，白练横空，飞挂帘前，亦奇观也。筑梦陶轩、拙鹊亭、五笏庵，作《闲慵子传》以自况。好宾客，日引文士分韵擘笺，不以晨夕间。又嗜酒，别耩小屋，效村垆式，悬一帘，名葛巾居，客来则就饮其中。欢呼豪歌，杜少陵所谓“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矣。尤喜访胜探奇，身虽未经远行，向游卢龙、昌黎，出榆关，登澄海楼，住松亭，凡有名胜，无不亲览，且作记记之。即近郊一带暨西山诸古迹，题殆遍焉。这里说的西园，是定庵公留下的旧园。敦诚在其中建四松堂（或称松堂）、梦陶轩、拙鹊亭、五笏庵、葛巾居，作为憩息和宴集诗友的场所。此外，敦诚诗文中还提到有个宜闲馆，位于四松堂之南。还有个书斋名鹪鹩庵。敦诚的诗说：“伸欠鹪庵屋打头，北窗凉气宛如秋。”可以想见鹪鹩庵的简陋矮小。敦敏家里，有槐园，在北京内城西南城角太平湖侧。据敦诚、敦敏诗文的描写，槐园有静补堂、薰风谷、雨舫台、西廊，是瑚趴留下的旧园。

　　曹雪芹在世的时候，敦诚、敦敏周围的诗友主要有：

　　敦敏、敦诚的胞弟敦奇（字汝猷）、叔父额尔赫宜（字墨香）、从堂弟宜孙（字贻谋，号东轩）和宜兴（字桂圃）。——敦奇和宜孙在乾隆四十几年先后去世。额尔赫宣即曹雪芹身后将《红楼梦》抄本借给永忠看的那位墨香。宜兴为敦敏叔恒仁（字月山）之子，在乾隆六十年敦诚去世后，宜兴主持刊刻了《四松堂集》。

　　宗室的诗人吉元（号复斋，敦诚称宗叔）、敏诚（字寅圃，敦诚称宗兄）、永恚（嵩山，敦诚称宗兄）、思昭（松溪，敦诚称宗兄）和顺武（荩庵，敦诚称宗侄）。——敏诚、吉元在乾隆四十年前后去世。永意于乾隆五十二年曾为《四松堂集》撰序（保存在《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中，刻本未收），几年后去世。

　　家世显贵的满族富察氏明仁（字益庵，明义的胞兄，文忠公傅恒之侄）。明仁是位武官，也喜欢诗文，乾隆四十年死于四川的战事。

　　明琳，养石轩主人，姓氏不详。周汝昌因有一“明”字，推测“与明瑞为胞兄弟”，“是富文一支的”，“也是傅恒的侄辈”。吴恩裕接受这个说法，说“明琳却是明义的哥哥（大概是堂兄）”。这个推测，缺乏根据。名和字号带“明”字的，各个姓氏的人都可能有。

　　文入学士朱渊（字大川，号桐崖）、周于礼（字立崖，号亦园，云南人，乾隆十六年进土，官至大理寺少卿，为敦诚父执，敦诚称立翁）、汪苍霖（易堂）、罗泰（字介昌，号西园）、索禄（敏亭）。——索禄于乾隆二十二年病逝，罗泰于乾隆二十四年病逝，周于礼于乾隆四十四年病逝。

　　曹雪芹是这一群诗友中的一分子，而且是一位最有才华的特别活跃的分子。

　　他们或三五为伴，或八九成群，或聚会于敦诚的西园、敦敏的槐园，或聚会于宜孙的东轩、永意的蕉石庵、明琳的养石轩、周于礼的听雨楼……他们也常外出，登山，泛舟，相聚于村店酒肆，或古刹名寺。他们并不富裕，但有李白那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气概。有一年春天，敦敏因经济拮据，把冬天的皮袍典当出去，换钱回来做春衣，剩下的钱便招待朋友喝酒。敦敏为此写了首《典裘》诗，敦诚又写了首《和子明兄典裘置酒赏桃花之作》。敦诚诗中写道：“先生作人无长物，平生潇洒如王恭。先生耳热仰天笑，一醉亡裘无乃同。长安俗子笑拍手，轻肥驰过五陵东。”

　　他们每聚必有诗。作诗的形式，有独吟，有联句，有酬唱应和，有分韵、分题、限韵、限题，等等，不一而足。敦敏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的诗《饮集敬亭橙堂同墨香叔、汝猷贻谋二弟旺朱大川、汪易堂即席以杜句“蓬门今始为君开”分韵得蓬字》，记叙了他们一次聚会的实况及各人的诗情豪兴。这次聚会的地点在敦诚的四松堂，参加的人有敦敏、敦诚、墨香、敦奇(汝猷)、宜孙（贻谋）、朱渊（大川）、汪苍霖（易堂）。共七人。作诗的办法是拿杜甫的一句诗“蓬门今始为君开”七个字为韵，每人分一个字作为自己诗作的韵。敦敏分得“蓬”字。“蓬”属于平声东韵，敦敏这首诗的韵脚全是东韵的字。诗中写道：阿弟开家宴，樽喜北海融。分盏量酒户，即席传诗筒。墨公讲丰韵，咏物格调工。大川重义侠，击筑悲歌雄。敬亭妙挥洒，肆应才不穷。汝始排酒阵，豪饮如长虹。顾我徒老大，小技惭雕虫。最后易堂至，谐谑生春风。会者此七人，恰与竹林同。通过这首诗既可以看到敦诚、敦敏和诗友们聚会及作诗的具体情况，也可以看到各位诗人的风貌。

　　敦诚、敦敏和周周一群诗友的交游及作诗的活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实际上他们已经形成了京城里的一个文化圈子。

　　说曹雪芹是敦诚、敦敏周围文化圈子的成员，这有根据吗？

　　曹雪芹和敦诚、敦敏是在右翼宗学结识的，当时他们在宗学的主要活动就是吟诗谈艺。在他们各自离开宗学以后，曹雪芹和敦诚、敦敏的来往一直没有中断，交情也日益加深。乾隆二十二年，敦诚在松亭关（喜峰口北）分榷事，于秋天写了《寄怀曹雪芹》诗。诗中回忆他们在右翼宗学的交谊，对贫居北京西郊的曹雪芹深表同情，并勉励曹雪芹在贫困中“著书”。同时，敦诚也表示了深切的思念：“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以情理推测，曹雪芹收到此诗后，也会有诗酬答。乾隆二十三年，敦敏、敦诚因母丧回到北京。此后的几年，曹雪芹和敦诚、敦敏及其周围的诗友便有了更多的来往与聚会。当然，由于曹雪芹的住地西郊到北京城内敦敏、敦诚的住处有近三十里路程，来往不很方便，但路程终未能阻断他们的交往和友情。现存敦诚、敦敏的诗文集，还部分地纪录了他们的交往和友情。至于二敦诗文未记载的，或有记载而失落的，就要由读者作有根据的推测和想象了。

　　乾隆二十五年秋天，敦敏到明琳的养石轩，与曹雪芹意外相遇。敦敏记其事的诗题，说“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诗中写道：“可知野鹤在鸡群”，“高谈君是孟参军”，“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洒易醺”。既然曹雪芹在那里“高谈”，又是“野鹤在鸡群”，当然是参加诗友们的一次聚会，而且有一定的规模。曹雪芹在秦淮河畔的生活已成“旧梦”，但梦中之人（雪芹）仍在，在燕市朋辈中酣饮悲歌。

　　乾隆二十六年秋天，敦敏、敦诚二人联袂到去北京西郊看望过曹雪芹。敦敏、敦诚亲眼看到曹雪芹住地的荒凉和生活的困窘，两人各写一首七律留赠曹雪芹。两人所用的韵也是相同的。敦敏的题为《赠芹圃》的诗是：

　　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

　　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

　　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

　　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疆毡白眼斜。

　　敦诚的诗，题为《赠曹芹圃（即曹雪芹）》：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

　　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

　　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举家食粥”是用颜真卿《与李太保帖》中语，“司业青钱”是唐代苏源明（国子监司业）送钱给才人郑广文买酒的故事。典故当然不能理解得太死，曹雪芹一家未必只喝稀饭。但从朋友们的描写和使用的典故上，可以想见曹雪芹生活的窘况。两首诗描写了曹雪芹的处境。敦敏、敦诚一再将曹雪芹少年时期的繁华生活和在北京的困顿、悲歌对比着写，又一再将曹雪芹的穷困潦倒和放达傲世对比着写，可见二敦与曹雪芹相知之深。

　　乾隆二十七年夏日，敦诚根据白居易《琵琶行》编成戏曲脚本。曹雪芹和众多诗友在西园读到这个剧本，题跋“不下数十家”。敦诚《鹪鹩庵笔麈》记云：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践，不下数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同一时间，敦敏也有《题敬亭琵琶行填词后二首》。其第一首为：“西园歌舞久荒凉，小部梨园作散场。漫谱新声谁识得，商音别调断人肠。”和曹雪芹题诗的用韵相同。这表明他们在题《琵琶行》传奇上有唱和的活动，又离不了有聚会。

　　乾隆二十七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敦诚和曹雪芹不期而遇于槐园。曹雪芹大概先一天就住在城里，一清早来到敦敏的住地槐园。天下着小雨，寒气袭人，主人敦敏还没有出来。正在为难之际，敦诚冒着风雨前来找他的哥哥。敦诚没想到在这里会遇上曹雪芹，曹雪芹也没有料到此时此刻敦诚会出现在眼前，两人惊喜异常。这时候，“放达”、“好饮”的曹雪芹已经“酒渴如狂”，而敦诚身上又没有带钱，于是敦诚把心爱的佩刀解下来沽酒招待曹雪芹，“一斗复一斗”，让曹雪芹酒酣意足。曹雪芹酒后大笑称快，当即作长歌一首，以谢敦诚。可惜曹雪芹的这首痛快淋漓的长歌没有流传下来，而不幸中又有幸的是，敦诚答曹雪芹的诗流传下来了，题为《佩刀质酒歌》。这首《佩刀质酒歌》中称赞雪芹“诗胆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

　　曹雪芹去世以后，敦诚、敦敏一直为含恨早逝的曹雪芹而哀伤，一直在深深怀念曹雪芹。乾隆三十年暮春的一天，敦敏和一些诗友又到郊外河边酒楼聚会，想到曹雪芹生前曾和大家一起到过这个酒楼，风景不殊，人事已非，无限伤感。敦敏即席赋诗，题于酒家之壁：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

　　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

　　河千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

　　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诗客杳”、“酒徒非”都是指曹雪芹。本来是春光明媚的日子，在诗人感伤的眼中变成了凄凉冷寞的景色。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曹雪芹生前同众人登楼酣饮、慷慨高歌的情景。

　　曹雪芹去世以后，敦诚的胞弟敦奇、从堂弟宜孙以及敏诚（寅圃）、吉元（复斋）、明仁（益庵）、周于礼（立崖）等多位诗友相继离开人世。敦诚的《哭复斋文》写道：仆迩日惟杜门却迹，嗒然兀坐，偶有宴召群集，辄泪出酒肠，不乐而罢。人生郁郁，谁能遣此？未知先生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话及仆辈念悼亡友之情否？乾隆四十五年，敦诚的《寄大兄》信中说：孤坐一室，易生感怀。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复斋、雪芹、寅圃、贻谋、汝猷、益庵、紫树，不敷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曩日欢笑，那可复得！时移事变，生死异途，所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也。敦诚把雪芹等人的友情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友人的离去，就像剥夺了他大部分生命一样。

　　敦诚提到的“故人”，只有龚紫树是乾隆三十九年即雪芹去世之后才与敦诚相结识‘261.其他人都在曹雪芹生前即与敦诚交好。考虑到曹雪芹与敦诚、敦敏的亲密交往，特别是常参加他们的宴集雅会，曹雪芹同二敦周围的诗友必然是相识相知的。换句话说，曹雪芹必然是他们那个圈子中的人物。而且敦诚想象吉元（复斋）与雪芹、敏诚（寅圃）诸子相逢于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话及仆辈念悼亡友之情否”；如果雪芹生前和诸子不是相识相知，如何会“相逢于地下”，在一起“言笑”，并议论活着的人对他们的思念。

　　敦诚为了追念故人，曾亲手辑录这些人留给他的诗文、书翰，题日《闻笛集》。“每一披阅，为之泫然。”乾隆四十五年，龚紫树之兄龚恼（荇庄）到四松堂访敦诚。两人以《闻笛集》为题联句。联句中讲到“诸君皆可述，我辈漫相评，宴集思畴昔，联吟忆晦明”之后，首先就提出曹雪芹，说曹雪芹“诗追李昌谷”，后面又说他“狂于阮步兵”（两句均出自敦诚之口）。联句提到的敦诚的“故人”共十一人，即周于礼、罗泰、明仁、龚紫树、敏诚、吉元、敦奇、宜孙等人，其中称颂两次的仅曹雪芹一人。由此可见，曹雪芹的作品在《闻笛集》中所占的分量，也可见曹雪芹其人在朋辈中、在敦诚心目中的地位。敦诚和龚协联句的时间，以及写《寄大兄》的时间，距离曹雪芹去世已经十多年，而思念仍如此之深。敦诚对曹雪芹的深情可说是终生难忘。

　　三

　　敦诚、敦敦周围文化圈子的成员，有皇族的人，有满洲贵族子弟，有官员，有平民知识分子，有曹雪芹那样的旗下包衣。身份很悬殊，但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挤压下，他们都有不幸的遭遇，心灵上都有创伤，有失意感，有郁塞和魂勰。敦诚有次外出写给敦敏的信中说：夜宿南厅旅舍，伏枕不能寐，起燃烛，见壁间有题句，末云“日教双泪湿青衫”，后书“茨湖居士”。不知“茨湖”为何人，亦不知所泪者何事，岂亦如弟之所遭耶！因感而和之云：“早知大患缘身在，无奈悲心逐老添。私念半生多少泪，万痕灯下看青衫。”这表明，敦诚心头的郁结是多么沉重，伤痛又多么深！尽管他是天潢贵胄，有不少特权，但精神上比很多平民更多压抑和痛苦。又如吉元（复斋），也是天潢贵胄，可是“闲届者二十年”。既不能“高步岩廊”，“积年迁擢”，“以表见于世”；又不能“遂其栖遁之志”，“扁舟草履与农圃渔樵为侣”；以致“徒结抑都之怀，抱落拓之感，品高境狭，所遇无欢”，竞“坎坷死于牖下，且不得下寿”。敏诚（寅圃）“半生无定宅”，因为“愧向人间尚折腰”，放弃了微官，过着“清贫”的生活，结果也是早逝，留下“弱女零丁寡妇贫”。

　　满族文士索禄（敏亭）。曾任监察御史，然“性孤洁，廉于取与”，所以“处困恒忧惋”，“生前叹数奇”。虽说能泰然处之，仍过早的离开人世。周于礼从家乡云南到京师，不惮万里，往来奔涉，终于得到了一官半职。然而刚刚擢任大理寺少卿，竟溘然长逝。

　　敦诚、敦敏等一群诗友，几乎人人都有自己的辛酸史，都有类似的身世之感怀。与此相联系，他们也常把自己比作与现实怀境相悖逆的阮籍、嵇康和“竹林七贤”的其他人物。

　　前面引过敦敏于乾隆二十八年写的诗，敦敏把他们聚集在四松堂的七个人比做“竹林七贤”。敦敏于乾隆二十六年写的《寄松溪》，又自比嵇中散（嵇康）：“疏慵自拟嵇中散，泉石君怜顾凯之。”敦诚于乾隆二十三年写的《岁暮自述五十韵寄同学诸子》中说：“归来闭门卧，殊增猿鹤羞。小园有邱壑，竹石托咏游。菊裁陶靖节，竹种王子猷，梅植孤山林，莲插濂溪周，酒饮阮步兵，诗梦康乐侯。”俨然以阮籍、陶渊明等人自喻。敦诚的《秋日集饮墨翁叔西墅》，称叔父墨香为“大阮性疏旷”；而他呈给伯父拙庵公的诗，则自称“小阮”。特别是不肯为升斗折腰的敏诚（寅圃）。敦敏形容为“南阮洒狂应洒落”，龚协（荇庄）则形容为“懒过嵇中散”。不仅是对敏诚一人，敦诚的《宜闲馆落成上巳日同人集饮其中抵暮小雨分韵》，更将集饮的诸诗友称为“诸阮”，说“诸阮各有真，咏啸竹林外”。

　　曹雪芹别号“梦阮”，敦诚称他“狂于阮步兵”，“步兵白眼向人斜”。在蔑视礼教和放达傲世方面，曹雪芹是公认的近似阮籍的人物。现在看来，曹雪芹和他所在的文化圈子的人物，有着共同的生活态度和作风，气味相投。《易经》里面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曹雪芹和敦诚、敦敏一群诗友的交情，之所以那样深沉持久，就因为他们同声，同气，同类，同群。

　　诗人不只是咬文嚼字、玩弄雕虫小技的人，他们应该对人生、对历史有深入的探索与思考。曹雪芹是位具有哲学头脑的诗人，他的诗友们也对他们所经历的社会人生有很深的思索。敦诚的《鹪鹩庵笔麈》有一则议论：

　　一姻亲某性喜声歌，家素饶，资歌舞宴集，夜以继日。食品声技，妙绝一时。今未十年，而北海座上客散如雨，所谓曲廊洞房者，亦数易主矣。歌舞云飞，豪华顿尽，一瞬息间，沧桑若此。人世事亦何可恃耶！这段话包含骄奢淫逸必然导致败亡的道理，也隐约说明j，荣华无常、富贵不能永保无虞的必然性。读者都知道，这也正足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中思考的问题之一。《红楼梦》这个书名不就是说“所历不过红楼一梦”吗？

　　四

　　曹雪芹是位诗人，他所在的文化圈子的丰要活动也是吟诗，这就进一步铸造了他诗人的品格和情致，进一步提高了他诗歌艺术的修养。曹雪芹才华横溢，“诗才”为众人所推服。敦诚又说他“诗胆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所谓“诗胆”，是指诗人表达思想见解的胆略和艺术创造上的勇气。清代诗歌理论家叶燮说：“昔贤有言，‘成事在胆’，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以能干古乎？吾故日：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曹雪芹的诗胆和他的诗才相得益彰。他做起诗来，挥洒自如，具有冲决一切束缚的气势，所以敦诚才说他的诗胆放射出与宝刀锋芒相交辉的寒光。《红楼梦》第七十八回关于宝玉作诗情态的描述，可以视为曹雪芹的诗学理论和艺术创作的思想，也可以看做是曹雪芹对自己“诗胆”的一种诙谐的说明。这一段描述是这样的：

　　那宝玉虽不算是个读书人，然亏他天性聪敏，且素喜好些杂书，他自为古人中也有杜撰的，也有失误之处，拘较不得许多；若只管怕前怕后起来，纵堆砌成一篇，也觉得甚无趣味。因心里怀着这个念头，每见一题，不拘难易，他便毫无费力之处，就如世上的流嘴滑舌之人，无风作有，信着伶口俐齿，长篇大论，胡扳乱扯，敷演出一篇话来。虽无稽考，却都说得四座春风。虽有正言厉语之人，亦不得压倒这一种风流去。从这一段描述和议论来看，曹雪芹在艺术创作上追求的是一种舒展、自由的心态。叶燮说：“文章一道，本抒写挥洒乐事，反若有物焉以桎梏之，无处非碍矣。使笔墨不能自由，是为操觚家之苦趣。”曹雪芹的追求正是要摆脱窒塞情思的种种桎梏与障碍。这就需要胆略、勇气。尽管当时的专制主义政治和礼教伦理给诗歌和文学艺术设置了许多忌讳，诗坛上又有宗唐、宗宋喋喋不休的争论和格调、肌理种种清规戒律，而曹雪芹却能保持豪放不羁的艺术个性和最佳创作心境，具有“如铁”的诗胆。

　　敦诚认为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的诗，“新奇可诵”，并说“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敦诚《寄怀曹雪芹》诗里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昌谷，即唐代诗人李贺。在《挽曹雪芹》诗和与荇庄联句中，敦诚又称曹雪芹“诗追李昌谷”，“牛鬼遗文悲李贺”。李贺的诗，多诉说怀才不遇的痛苦和对现实的愤懑，想象奇特，构思精巧，艺术上不屑蹈袭前人，因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唐代诗坛上独树一帜。敦诚把曹雪芹比做李贺，正是从这些方面特别是从“新奇”、“奇气”着眼的。曹雪芹的诗。在构思、想象、意境方面，确有李贺那种奇幺j的境界和卓然不群的创新精神，这从他题《琵琶行》传奇的两句诗和《红楼梦》里面的许多诗可以看得出来。不过，曹雪芹远远突破李贺的“篱樊”，在诗歌方面的造诣远胜于李贺。曹雪芹的诗，无论律绝，还是歌行，除了小说人物所需要的故意写得浅露、粗俗的以外，都有深远的意境和醇厚的韵味，“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而且他的诗工巧自然，不见刻削的痕迹，绝无李贺某些诗那种晦涩、险怪和形象不完整的毛病。

　　敦诚、敦敏周围的诗人对李贺的诗风是很欣赏的，也有人着意学习李贺。敦诚的《岁暮自述五十韵寄同学诸子》中，这样写他早年在右翼宗学的学习情况：阏逢困敦岁，我年十一秋，二月辞家塾，负笈宗黉游。从学黄叔度，芸馆春风幽。同学尽同姓，五陵马与裘。文章溯唐汉，诗赋追曹刘。或为李昌谷，锦囊才无侔。或为李供奉，奏赋侍冕旒。谁谓吾宗内，曾不古人优。宗学子弟中有人学李贺。敏诚（寅圃），也应在宗学读过书，以后同敦诚、敦敏和曹雪芹往来密切，他就是一个学李贺的人。敦诚的《过寅圃墓感作二首》之二写道：“风格平生爱我诗，晴窗矮几写乌丝。谁编昌谷飘残帙，惭说当年沈亚之。”诗后注云：“余《四松堂集》，寅圃手录一编。”小注是对一、二句说的。第三句是说谁来编寅圃的遗作。把一生清贫的寅圃称为“昌谷”，应该是就他的诗风而言的。

　　看来，曹雪芹和他的诗友们不仅有共同的身世之感，有共同的生活态度和作风，在请歌写作上也有人和他的志趣、爱好相近。

　　写到这里，顺带把曹雪芹的另一位重要诗友张宜泉作个交代。张宜泉同敦诚、敦敏等人没有交往，他不是敦诚、敦敏周围这个文化圈子的人物。他的诗平易而有韵致，与敦诚、敦敏的诗风不同。从研究《春柳堂诗稿》得知，张宜泉的年岁也小于曹雪芹。他说“先世曾累受国思”，又说祖上“表功辉烈日”，这表明他也生在祖上有功勋的旗人家庭。然而家道早已衰落，他十三岁丧父，成人后又丧母，兄嫂不容，逼迫分居。“服官惭计拙”，没有做官的门路，不得不觅书馆教书，“以舌耕糊口”。他自述“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与曹雪芹的“半生潦倒，一技无成”很相似。其人品性格也和曹雪芹气味相投。诗中说，“傲骨那堪同菊瘦，壮心岂肯共匏安”，“心思不教穷愁累，人世当存品格高”，可见一斑。这是曹雪芹和张宜泉友情的思想基础。张宜泉住北京城内，他到西郊访雪芹，曹雪芹进城看望他，两人见面当然离不了诗，离不了唱和。

　　张宜泉的《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

　　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

　　碑暗定知含雨色，墙睛可见补云阴。

　　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

　　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这是一首与曹雪芹的唱和之作。由这首诗可知，曹雪芹曾作过一首《西郊信步憩废寺》的诗，用的是侵韵的吟、深、阴、寻、林等字作韵脚；而且“寄兴深”，包含着许多人生凄凉的感慨。

　　曹雪芹一生写的诗，除了《红楼梦》里面的以外，流传下来的就只有《西郊信步憩废寺》一个诗题和题敦诚所作《琵琶行》传奇的“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两句了。

　　五

　　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灵的历史。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独特遭遇和心灵上受到的各种刺激和各种感受，都会有形无形地表现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在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情节情境中。当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他少年时期的生活留给他的回忆和思考，那永远解不了的情结，自然会源源不断、汨汨地流注于笔下；同时，他“半生潦倒”的亲身体验和所见所闻，也必然不由自主地进入艺术的神思。

　　《红楼梦》的总体设计是以“地灵人杰”的大观园为中心，而大观园的主要活动是贾宝玉和一群女子的吟诗结社。这些年轻人的才情、气质和纯真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们吟诗和在诗社的活动表现出来的。贾宝玉也把大观园吟诗结社作为他逃避仕途经济、逃避“须眉浊物”、施展才华、抒写怀抱的自由天地。明眼人在这里很容易看出来，大观园儿女吟诗结社的活动，难免有曹雪芹所在的燕市文化圈子活动的内容。自然，曹雪芹少年时期也可能有一些吟诗的活动，但不可能有大观园吟诗结社那种规模。燕市文化圈子的活动，对曹雪芹写大观园活动的影响，更直接、更现实。曹雪芹和诗友们思想交流所迸发的火花，已明显地反映在《红楼梦》中。他的小说题材也有取自于燕市文化圈子的蛛丝马迹。如敦诚西园有个“效村垆式”的并“悬一帘”的葛巾居，大观园的稻香村，也有个“依外面村庄的式样”作的酒幌，元春给稻香村的赐名先就是“浣葛山庄”。曹雪芹很可能受到“葛巾居”的启发，才创造出一个稻香村。又如敦诚的宜闲馆，据敦诚的文章所记，“榆柳荫其阳，蕉棠芳其阴”。芭蕉、海棠两植，暗蓄绿、红二字，这也是曹雪芹安排在怡红院的景物，应该不是巧合。还有永意（嵩山）的《神清室诗稿》中，有《访菊》、《对菊》、《梦菊》、《簪菊》、《问菊》诸诗，与大观园菊花诗的诸题极相近。不知是嵩山从《红楼梦》中学来，还是曹雪芹从他们文化圈子中取材。

　　曹雪芹是位伟大的小说家。然而他在燕市文化圈子的活动，是以诗人的面貌出现的，那时小说极不受人重视，没有为小说结社或举行笔会的。曹雪芹以诗人的面貌出现在文化圈子中，用很多时间和精力参与吟诗结社，这是不是会妨碍他成就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呢？恰好相反。正由于曹雪芹足一位诗人，才使他的小说具有特别的品格，才使他成为最能代表中国艺术风采的小说家。中国是个诗的国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艺术活动处处弥漫着诗的气氛和情味，而《红楼梦》与诗的关系比我国任何一部古典小说都要密切，这就是因为它的作者是以诗笔、诗情写小说。它里面不仅直接用优美的抒情诗（包括词曲）和吟诗的活动来揭示人物的心灵世界，表现人物的才学和情操，而且散文也常写得像诗一样优美，富于情韵。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1996年4月写成 2010年5月订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