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

第十四章 曹雪芹的“梦”与“忆”

　　曹雪芹说自己“曾历过一番梦幻”，因而“将真事隐去”，借“通灵”之说撰《石头记》一书。曹雪芹的朋友也经常说到曹雪芹的“梦”与“忆”：“秦淮风月忆繁华”，“秦淮旧梦人犹在”，“废馆颓楼梦旧家”，“扬州旧梦久已觉”，“白雪歌残梦正长”。敦诚在“扬州旧梦久已觉”句下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明确点出曹雪芹的“梦”，是随先辈织造任上经历的繁华生活。当曹雪芹由富贵坠入贫困、落魄京华的时候，他回忆少年时期在秦淮河畔的繁华靡丽的生活，如梦如烟。由于往事成了梦境，他便有了冷静的回味与反思，有了一种“愧则有余，悔又无益”的怅恨。他对人生和历史也就有了很多的领悟，对世人的真面目也就看得较为清楚。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存在着许多无法治愈的弊病和无法弥合的矛盾，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也进而感悟到社会的贫富悬殊，感悟到整个上层社会日甚一日的腐朽没落，感悟到荣华富贵不能“永保无虞”。而那一潭死水的生活中，只有“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裙钗们，值得怜惜，不应当“一并使其泯灭”。这无尽的追忆、思考，铭心刻骨的爱与恨，是曹雪芹一生永远解不了的情结，是他创作激情与灵感的来源。他的《红楼梦》，就是天才、痴情和血泪的结晶。

　　曹雪芹出身的家庭，是清代皇室的世仆。其先世本是汉人，箸籍（入籍）于东北辽阳（今辽阳市）。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统率后金军队攻占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七十余城，曹雪芹祖上大约是在这一年被后金军队俘获而沦为满洲包衣。

　　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西老城）称汗，建立“金国”（史称“后金”），以“天命”纪元。这是一个同明朝中央政府相对抗的地方割据政权。在正式建国称汗之前，努尔哈赤以女真人狩猎时的“牛录”组织为基础，创建八旗制度，将境内所有的人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编制起来。“旗”（满语称“固山”），本来是行军队伍的标识，在此演变成为社会编制的最大单位的名称。努尔啥赤既是八旗共同的汗，又是正黄、镶黄两旗的旗主，直接掌管两黄旗。旗主是旗的领有者和掌管者，其余六旗的旗主都是努尔哈赤的亲属（子、孙、弟、侄）。旗主之外，各旗另设管理大臣一员，称为固山额真（后世称为都统）。每一旗统辖五甲喇，各甲喇设甲喇额真（皇太极时期改称甲喇章京，顺治以后称参领）一人。每甲喇统辖五牛录。一牛录由三百男丁组成，男丁家属一同编在牛录内。牛录的头目称牛录额真（皇太极时期改称牛录章京，顺治以后称佐领）。在八旗制度下，户籍和社会生活的一切事情，都按牛录、甲喇、固山逐级管理。无论出兵打仗，还是摊派筑城、造船、屯田、戍守等一切差役，都由牛录派遣，按甲喇、固山编队，事毕回归本牛录。这个制度是“以旗统人”的社会组织形式，同时，“兵寓其中”，“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又是“以旗统兵”的兵民一体的组织形式，而且兼有行政管理的职能，也是一种政治体制。在对明战争和清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八旗制度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努尔哈赤当时对待战争中俘虏的及投诚、投降的汉人分别予以处置。一般来说，投诚、投降者编为民户，即成为具有平民身份的旗员；而对于俘虏，则分派给八旗旗主、将士、旗员作包衣。包衣为满语译音，“包衣阿哈”(Booi aha)的简称，是家庭奴隶的意思。他们主要从事农业耕作，也有从事家务劳动的。后金军队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据史料记载，汉人沦为包衣的近五万人。包衣人也编成牛录，称包衣牛录，但为其主子所私有，生杀予夺之权操纵在主子手里；即使努力挣得一官半职，一般也不能改变其包衣身份，而且子女世世代代要为包衣。在满洲主子眼里，俘虏、包衣是视同牛马鸡犬的。

　　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五庆堂曹氏宗谱》的记载看，曹雪芹上世是从曹世选（一作锡远）开始沦为满洲包衣的。曹世选原为明朝沈阳地方的官员，其籍贯是辽阳。《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4记他“世居沈阳地方”，当是以“所居地方”入载的。《通谱》称“世居”显然有误，但反映了曹世选是在沈阳被俘入旗的事实。

　　曹世选的儿子曹振彦，是曹雪芹的高祖。曹家在满洲包衣中发迹，是从曹振彦开始的。现今保存在辽阳市博物馆的建于后金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碑阴，分组排列喇嘛门徒、僧众及为建塔捐资做功德的官员、教官的名单。其中有曹振彦的名字，排在“教官”行列内。“教官”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当时后金社会里盛行“袭汉语旧名“的风气，《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碑记和碑阴题名中，所有的称谓都是明朝汉族地区所习用的，而且保留着它们传统的含义。其“教官”称谓，也是汉语旧名，必定也是汉语里传统的含义。我国古代军队中从没有“教官”这样一个职务。“教官者，师也。”我国历史上向来把官学的司教人员如博士、助教、教授等称为“教官”；明代国子监和府学、州学、县学、宗学的教师及掌管教务的人员，均称“教官”。曹振彦担任的“教官”，必定是这种性质的职务。据多种文献（《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清太宗实录》卷5、卷10、卷40等）记载，后金早在努尔哈赤统治的时候，就已经有官办的学校和专职教师；皇太极时期更进一步“兴学校，考贤才”，开始实行考试，许多沦为包衣的儒生经过考试后俱拔出担任一定的职务。曹振彦所担任的教官，当然是后金官学的教官。他大概是通过天聪年间的考试由包衣拔出当教官的。

　　《清太宗实录》卷18又记载，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曹振彦在墨尔根戴青（聪明的勇士）贝勒多尔衮属下任“旗鼓牛录章京”。“旗鼓牛录章京”是包衣汉人所编牛录的头目。曹振彦在多尔衮属下任旗鼓牛录章京，就是充当多尔衮的家臣，为多尔衮管理汉姓包衣。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多尔衮作为摄政王，享有皇帝的尊荣和权力。曹振彦跟随主子入关，到了北京。顺治七年，山西南部如火如荼的反清武装刚刚被镇压下去，既有汉人身份又是满洲皇室包衣的曹振彦被派往山西平阳府吉州（今吉县）任知州。两年后，又升任晋北大同府（一度改为阳和府）知府。大同府在此之前发生过震动华北的姜壤的叛乱，遭到清军的屠城。不言而喻，曹振彦去任职的地方，正是社会动荡、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地方，也是清朝政府特别关注的地方。这可见曹振彦所任职务的重要性，也可见他在清朝最高统治者心目中的位置。再过三年，曹振彦又被派往江南，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使。这是关系国库收入和民生的要职，又是著名的肥缺，更非一般汉族官僚所能想望。

　　这里有必要对曹振彦的籍贯和“贡士”身份略加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籍贯对于曹振彦这样有身份的士大夫是重要而严肃的问题。康熙年间和雍正年间两次修的《山西通志》的《职官》部分，其“吉州知州”条下均记载：“曹振彦，奉天辽阳人，贡士，顺治七年任。”其“大同府知府”条下均记载：“曹振彦，辽东辽阳人，贡士，顺治九年任。”雍正年间纂修、乾隆元年刻印的《浙江通志·职官》“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条下载：“曹振彦，奉天辽阳人，顺治十二年任。”另外乾隆《大同府志·职官》、嘉庆《重修两浙盐法志·职官》关于曹振彦籍贯的记载亦无异词。这些官修的志书，成书不是一个时间，也不是一个地方，又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它们对曹振彦籍贯的记载这样一致，必定有它们的依据。现今还没有发现关于曹振彦的籍贯有其他说法的文献。最近大同市博物馆公布的清代顺治十三年的《重修大同镇城碑记》，记叙重修大同城过程中，“捐输清俸，共襄厥事者”有“襄平曹公讳振彦”，进一步证实曹振彦的籍贯是辽阳（襄平指辽阳）。从文献资料上看，曹振彦的籍贯（即曹雪芹的祖籍）确定而没有疑义。关于曹振彦的“贡士”身份，最近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顺治朝现任官员履历册》上发现两则更明确的记载：

　　大同府现任知府曾振彦，正白旗下贡士，山西吉州知州，顺治九年四月升山西大同府知府。阳和府升任知府曹振彦，正白旗下贡士，山西吉州知州，顺治九年四月升山西阳和府知府，十二年九月升两浙运使。按“贡士”的称谓，古代是指侯国、州县推举给帝王的贤士；明清时期是指会试中式而未通过殿试的士子。曹振彦不可能属于这两种情形。他早已是皇室家奴，不会是由地方推荐给中央的乡贡；而顺治八年以前，禁止旗人参加乡试、会试，他也不会是会试中式者。他这个“贡士”必定有特别的含义。据文献得知：顺治六年，八旗汉军中通晓汉文者，奉旨参加廷试，“文理优长者，准作贡士，以州县用”。这是一次从汉军旗人中选拔州、县官的考试。曹振彦恰好是在顺治七年以“贡士”身份出任吉州知州的，很可能与这次考试有关。

　　曹振彦本是多尔衮的家奴、家臣。多尔衮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猝然死去。两个月后，顺治皇帝追究多尔衮“独擅威权”、图谋篡逆，下诏削去多尔衮的爵封，撤庙享，黜宗室籍，没收家产，并掘墓鞭尸（按：一百多年后乾隆帝为多尔衮昭雪，复睿亲王封号，其爵世袭罔替）。多尔衮所掌管的正白旗在他死后收归皇帝直接掌管。曹振彦一家作为多尔衮的包衣，也随之归属于内务府正白旗。内务府是管理宫廷事务直接为皇帝及其家族服务的机构。曹家归属于内务府，即成为皇帝本人的包衣，直接为皇帝服役。

　　八旗体制在皇太极时期因形势发展的需要增编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原有的八旗即称为满洲八旗。大体上，以女真各部为满洲，蒙古部落而迁入者为蒙古，以在关外归附的汉人为汉军。清军入关后，在关内广大土地上不再编“旗”，“旗人”便成为有清一代特殊的且有特权的阶层；汉族也因此分为入旗的汉人（旗人）和广大未入旗的汉人（民人）。自多尔衮死后，八旗中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即归皇帝直接掌管，称上三旗；其余五旗称下五旗。内务府包衣，是满洲旗分内上三旗的包衣。从八旗编制上说，内务府包衣，无论他们的民族身份是满人、蒙古人，还是汉人，或是回族人、朝鲜人，均属于满洲旗分（不属于汉军八旗）。这一旗籍从属关系十分明确地反映在清廷官修的《八旗通志》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根据《八旗通志》初集卷五《旗分志》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正白旗佐领管领档》、《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等多种文献的记载，曹雪芹家为满洲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下人，或者说是正白旗内务府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下人。曹雪芹家属于满洲正白旗包衣，论民族身份，曹雪芹家是汉人。由于清朝习惯，包衣汉人称包衣汉军或混称汉军，而且在任职和参加考试的待遇方面，包衣汉人也与八旗汉军基本相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清朝的许多书籍（《枣窗闲笔》、《熙朝雅颂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把隶属于内务府正白旗的曹雪芹家称为“汉军”，这正像把内务府镶黄旗包衣汉人高鹗称为“汉军高鹗”一样。

　　振彦长子曹玺、次子曹尔正，均在内务府供职。曹玺做过顺治帝的侍卫，其妻孙氏是康熙皇帝小时的保姆。满人家庭里，有尊重保姆、乳母的习俗。孙氏做康熙皇帝小时的保姆，这又加深了曹家与皇室的关系，尤其是与康熙皇帝有了特别的关系。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曹玺以内工部（后改称营造司）郎中衔出任江宁织造官。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三处设织造，负责供应宫廷所用衣料及祭祀、封诰、赏赐所用织物。顺治年间的织造三年一更代。康熙二年以后，三处织造改为专差久任，不再限年更代。曹玺即为江宁织造专差久任之第一人。织造官虽然不是大员，但事务繁难而责任重大。如果织品的数量和质量稍不能达到宫廷苛刻的要求，就会受到惩罚。如果过分勒索机户及百姓，又会引起地方的骚动。曹玺在织造任上，经营擘划，颇有实绩，不仅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也赢得了江南文人士大夫的好感。

　　曹玺作为皇帝的家奴，在江宁织造任上，除了本职事务外，还要为皇上搜括山珍海味、文玩古萤；特别是要充当皇帝的耳目，向皇帝报告吏治民情方面的情况。当时江南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朝廷赋敛、漕粮主要仰赖于江南。同时，江南为人文之渊薮，朝廷官员及全国知名文士有很多出自江南。江南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动静，对于清朝的统治，关系甚为重大。因此，康熙皇帝除了通过府、州、县等正常官僚系统之外，还要利用自己的家奴作耳目，密切注视江南的吏治民情和大小动静，加强对江南的控制。曹玺执行这类任务，忠心而又得力。康熙《上元县志》和稿本《江宁府志》，曾记叙曹玺“陛见”康熙皇帝，“陈江南吏治，备极详剀”，受到康熙皇帝的奖励。曹玺在江宁织造署，一直供职到康熙二十三年病死于任所。曹玺死后五个月，康熙皇帝南巡至江宁，亲自到织造署抚慰曹玺家属，并遣内大臣祭奠。

　　曹玺为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有二子：曹寅、曹宣（改名荃，字子猷）。曹寅字子清，号荔轩，一号楝亭，又别号雪樵、嬉翁、柳山居士、柳山聱叟、棉花道人、西堂扫花行者，是康熙年间很有影响的人物。曹寅早年担任过皇帝侍卫（供职銮仪卫）、本旗旗鼓佐领（正白旗内务府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曹寅以内务府广储司郎中衔出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调任江宁织造，继承了父业。曹寅在江宁织造任上，一直供职到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病卒。在此期问，他还一度同内兄李煦（苏州织造）轮流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织造任上和巡盐御史任上的政绩，也受人称道。但曹寅的活动范围远不止于此，康熙皇帝对他足十分信任和倚重的。在康熙推行密折陈奏制度的过程中，曹寅和李煦充当了重要角色。“密折”是皇帝和心腹臣子之问秘密的单线书面联系。它一般由心腹臣子本人书写，派家人至京师径交皇帝；皇帝拆阅后如有指示，便随折朱批发还本差带回，交本人执行。这和官场通行的题本、奏本必须经过通政司转内阁入奏的渠道根本不同。密折所奏的内容只有原奏人和皇帝知道，外人“莫测其所言何事”。曹玺在江南任职的时候。已负有刺探江南吏治民情的任务，但现在尚未发现曹玺有陈奏的密折，只有曹玺“面陈”江南吏治的记载。在现存康熙朝的档案中，最早用密折奏事的就是李煦、曹寅等人。起初密奏的主要是雨水、庄稼、收成、物价方面的情况，后来则把重点放在江南官民舆论和地方动静方面。康熙皇帝一再指示他们，“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已（以）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李煦、曹寅也不敢疏忽，基本上有闻必报。保存到现在的曹寅的密折，还有一百数十件之多。像这样的密折陈奏，在康熙皇帝晚年和雍正、乾隆年间进一步扩大使用范围，扩大密奏人员，成为清代政治中的重要制度。

　　康熙皇帝一生有六次南巡。第一次南巡抵达江宁时正是曹玺去世后五月。第二次南巡在康熙二十八年，至江宁时驻跸江宁织造署，当时桑格任江宁织造。其余四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都是在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期间。这四次康熙皇帝抵达江宁时都是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曹寅当然是竭尽全力奔走供奉，曹寅一家办了四次接驾大典。康熙三十八年南巡驻跸江宁织造署时，曹寅引母亲孙氏上堂朝拜，康熙皇帝见到小时候的保姆，非常高兴，说：“此吾家老人也。”当即为曹寅母亲书写“萱瑞堂”三个大字。康熙四十二年南巡之后，为表彰曹寅的“勤劳”，给已经是“三品郎中加五级”的曹寅再加一级。康熙四卜四年南巡之后，又给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的兼衔，曹寅俨然成了朝廷大员。曹寅有两个女儿，都是王妃（正室）。皆为康熙皇帝所指婚。长女嫁多罗平郡王讷尔苏，此人是和硕礼亲王代善（努尔哈赤第二子）的六世孙，真正的天潢贵胄。曹寅长女婚后生有四子，长子福彭日后袭封多罗平郡王，担任过清廷和八旗内的要职。曹寅一家本是皇室的家奴，如今在康熙皇帝的亲自安排下，与皇室结成了姻亲，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其身份和社会地位。

　　曹寅又是一位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成就的人。他年轻时就有了诗集《荔轩草》、《舟中吟》和词集《西农词》，颇为名入学士们所器重。他去世之前，将自己平生所作的诗加以选择，编成《楝亭诗钞》八卷。他去世以后，门人又将他刊落的诗以及留下的词、文编成《楝亭诗别集》、《楝亭词钞》、《楝亭词钞别集》、《楝亭文钞》，附刻于《楝亭诗钞》之后。清代著名诗人顾景星、朱彝尊、毛际可、姜宸英、沈德潜等人，对曹寅的诗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在繁盛的清代诗坛上，曹寅的诗有一定的地位。曹寅对自己文学作品的总评是：“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认为自己词曲的成就在诗之上，最得意的是作为通俗文学的曲。曹寅是位精通曲律并组织有家庭小戏班的剧作家。现今知道，他所作的剧本有《北红拂记》、《续琵琶记》、《太平乐事）、《虎口余生》四种。《续琵琶记》是演蔡文姬的故事，其中把曹操塑造成有智谋、有魄力、思贤爱才的正面形象。这是中国戏曲小说中第一个正面的曹操形象，也是对文学艺术中把曹操当做“奸雄”的正统观念的真正突破。《太平乐事》是表演京师上元灯节盛况的长达十折的杂剧，除了反映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的歌舞艺术及习俗之外，还有各藩属国以及海外诸国献艺献宝的场面。最令人惊奇的是第八折《日本灯词》，不仅有灯舞、扇舞、花篮舞等日本舞蹈，其《倭曲头》等四个曲子的唱词，都是按当时日语的音译，从舞台实际效果来看，就是用日语演唱。这种谱入外语的作法，在中国戏剧史上前所未有。

　　曹寅还是一位藏书家。流传于世的《楝亭书目》，是他的藏书目录，共收书三千二百多种，两万多册，分成三十六类。他注重史书的收藏，特别注意明史的收藏。他于“史书类”之外另设一“明史类”，收集有关明朝的历史书八十四种，表现了他重视近现代的史学眼光。《楝亭书目》中最多的一类是说部类，包括小说、笔记、杂记，共六百六十九种，有许多是当时罕见的抄本，有些刻本至今已失传。私人藏书中藏有这么多通俗小说的，在清初那个轻视通俗小说的时代，很难再找到第二家。这可见曹雪芹的家庭有爱好通俗小说的传统。此外，《楝亭书目》中还有十八种有关外国史地的书，其中有日本版的《东鉴》。又，“杂部补遗”还收有抄本《华夷译语》（河西国译）一书。这都令人惊讶。

　　曾寅于藏书的同时，又精于校勘与刻印。康熙皇帝指定他主持编辑、校刻《全唐诗》。他为此在扬州设立专门的书局，从召集校刊人员、搜集唐诗版本、商酌凡例、访觅写工，到刊刻、印刷、装潢，进呈御览，他都事必躬亲。为了提高刻印质量，他要求全书书写人员先习成统一的楷书字体，然后根据校勘的文字精写上版，再精雕细镂，所以印出的字迹秀美匀称，成为别具一格的精品。以后这个书局又陆续刻印过其他许多书，开创出“康熙版式”的一代刻书风范。

　　曹寅曾根据自己的收藏，刊刻《楝亭五种》（《类篇》、《集韵》、《重修广韵》、《大广益会玉篇》、《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和《楝亭十二种》（《都城纪胜》、《钓矶立谈》、《墨经》、《法书考》、《砚笺》、《琴史》、《梅苑》、《禁扁》、《声画集》、《后村千家诗》、《糖霜谱》、《录鬼簿》），不仅多为实用书籍，而且底本多足世不经见的宋元精本。像其中的《录鬼簿》，就是现存各种版本中最好的刊本。曹寅还汇集《粥品》、《粉面品》、《制脯蚱法》、《酿录》、《茗笺》、《蔬香谱》、《糖霜谱》、《制蔬品法》等书的资料，撰成《居常饮馔录》一书，是历代所传饮膳之法的总结性著作。这些都足以表明曹寅“杂学旁收”和兴趣爱好的广泛。

　　曹寅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康熙平定“三藩”以后几十年，这是清朝政治环境和文化政策比较平稳宽松的一段时期。曹寅凭借他的才情和天子近臣的身份，广泛结交知名文士、学者及明朝遗民，为他的家庭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曹玺曾在江宁织造署种植一株楝树，并构筑楝亭。曹玺去世后，曹寅制作了一本“楝亭诗画册”，广为征求图咏。这本“楝亭诗画册”流传至今的尚有四卷十图，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此四卷中绘图的是九位颇有名气的画家，题写诗文词赋的有四十七人。这是残存的四卷，其他散失的卷册上不知还有多少人物题诗绘图。曹寅好像是想通过征求图咏，囊括海内所有的名士。现今我们知道，康熙朝的著名人物王士稹、陈恭尹、梁佩兰、姜宸英、顾贞观、毛奇龄、阎若璩、梅文鼎、赵执信、顾彩、严绳孙、禹之鼎、恽寿平、余怀等，都同曹寅有交往；而施润章、朱彝尊、陈维崧、顾景星、尤侗、洪异、卓尔堪以及保持遗民身份的方仲舒（方苞之父）、杜齐、胡其毅、姚潜等人，同曹寅的交情尤为深厚。从曹寅的实际交游来看，他很敬重文人学士；特别是对于身世坎坷的寒士、遗民，极为同情和尊重，并尽力予以照应。像顾景星的遗著《白茅堂全集》，施闰章的遗著《学余全集》，朱彝荨的《曝书亭集》，都是曹寅捐巨资为之刻印的，保存了有价值的文化成果。

　　这里，我们略谈一下曾寅与著名戏剧家洪异（字防思）的交往。康熙二十八年八月，洪异因在佟皇后丧期内召集伶人演《长生殿》，被关进刑部狱，随后“逐归”，革除国学生籍。那天前往观看演出的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朱典等官员被革职。赵执信十八岁中进士，少年得志，革职时才二十八岁。以后，洪异回到江南，日益穷愁潦倒。赵执信也再没有进入官场。当时有人作诗讥笑赵执信：“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康熙四十一一年，洪异客游江宁，将《稗畦集》稿本给曹寅看。曹寅读后，即作《读洪防思稗畦行卷感赠一首兼寄赵秋谷赞善》表示慰问：

　　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恐惧成。

　　礼法谁尝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

　　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诗中对洪异和赵执信潦倒落寞的处境深表同情，并用阮籍作比，肯定洪异、赵执信平日不受礼法约束的豪放行为，用穷愁著书的虞卿作比，安慰、勉励洪舁和赵执信；而营寅说自己是“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恐惧成”。这些，表现出曹寅与受迫害而处境困顿的文入学L心灵相通。康熙四十二年，曹寅的剧本《太平乐事》脱稿，又请洪异为作序文，刊于卷首。康熙四十三年，曹寅邀请洪异到江宁，集南北名流演《长生殿》，一时传为盛率。无论曹寅是否意识到，他所主持的演出活动的实际效果，是存为受到不公诈待遇的洪异造影响。

　　曹寅五十五岁在扬州料理刻印《佩文韵府》肘，感冒风寒，转而成疟。康熙皇帝闻讯后，特命快马驰送宫中用的外来药品金鸡挈（奎宁）至扬州。康熙皇帝限令九日到达，而药未送到，曾寅已死。康熙帝随即简拔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曹颙这时二十四岁。三年后，曹颙突然病故。康熙帝考虑到曹家在江南居住年久，家产不便迁移，两代孀妇无依无靠，特命将曹宣之子曹頫过继给曹寅之妻为嗣，并继任江宁织造。曹頫供职一直到雍正五年。康熙皇帝对于曹家，真如曾颐、曹頫奏折中说的，“天高地厚洪恩”，“亘古未有”。

　　曹頫接任江宁织造时虽然年轻，但康熙皇帝继续用他充当耳目，陈奏密折，有时还交给他特殊的任务。康熙皇帝曾在曹頫的一个请安折上朱批：

　　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康熙皇帝关心的当然不足。“笑话”！康熙皇帝曾多次指示曹頫、李煦照看前大学士熊赐履之子，并报告熊家情形。康熙六’卜_一一年王鸿绪等人奉上谕捐三千余两银子资助熊赐履之子，除付给熊家一千余两外，康熙命将其余银子交给曹頫生息给熊家。曹頫在任的时候，用这笔银子每年得利息三百两，分四季交付熊家。又著名学者、历算学家梅文鼎去世时，康熙帝命曹頫监葬事。后来梅文鼎的墓碑上题有“江南织造曹頫监造”。这些，说明康熙帝对曹頫是相当信任的，曹頫也能给丰子办事。

　　康熙年问，尤其是曹玺、曾寅在世的时候，曾家赫赫扬扬，享尽荣华。然而，福兮祸伏，荣华中又埋下衰败的祸根。曾寅广交名士，为人刻书，造园林，养戏班，挥霍靡赞已成习惯；而更令曾家难以承受的，还有对皇上、垒子及王公亲贵们的无穷无尽的孝敬与应酬。特别是应付康熙帝“南巡”，诸如预备纤夫、修理桥梁、疏浚河道、兴建行宫、供奉歌舞宴饮以及进献礼品、打点随从人员，等等，动辄耗费万会。仅康熙四十三年在扬州宝塔湾修筑行宫一事，曾寅便“捐助”银二万两。的确如《红楼梦》中赵嬷嬷所说，“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曹家一共接驾四次，他们家哪里来这么多金钱？尽管他们占着腮缺，各种名目的滥征私派及受贿，使他们有很可观的收入，但仍远远不够如此庞大的开支。于是不得不侵挪帑银，使财务上出现巨大亏空。康熙皇帝早“风闻”两淮盐务“情弊多端，亏空甚多”，一再警告曹寅“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不可疏忽”，免致“后来被众人笑骂，遗罪子弟”。果然在康熙五十年，查出两淮盐运库帑共亏空帑银一百三。J。七万两。经协商，由商人赔六十七万两，曹寅、李煦分赔七十万两，李、曹表示，三年内偿还清楚。康熙览奏后立即批示：“再推三年，断断使不得。”与此同时，江7J一织造署库帑也发现巨额亏空；曹寅送上的御用缎匹、明纱又有十多匹质量不合格，责令其“补织赔偿”。曹寅就这样在茫茫债海中，“日夜悚惧”，疲于奔命，过早地离，1：人世。弥留之际，计算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共九万余两白银，两淮盐务亏空分给自己赔偿的为二十三万两白银，而他“无赀可赔，无产可变”，“槌胸抱恨”，死不能瞑口。而出人意料的还有，曹寅死后三年，又查出他亏欠织造银两三十七万三千两。如此庞大的亏空，曹家真可说是拆骨难偿！好在康熙皇帝了解曹家的苦衷，对于曹家一再“矜全”，谕令李煦及新任两淮巡盐御史李陈常代曹家偿还了先后清查出来的全部亏欠，保全了曹家的官职、财产和性命。

　　三

　　康熙死后，雍正即位，曹家便失去宠信，再也得不到原先那样的“旷典殊恩”了。同时，曹家家庭的种种弊端及怠情、骄奢、侈靡的习好（染）却有增无减，不可逆转；他们所卷进的各种矛盾纠葛、明争暗斗也愈演愈烈。特别是他们的包衣身份，更令他们祸福无常，朝不保夕。皇帝老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感和同情心，连续几代任用他们，也可以凭自己一时的厌恶随时惩罚他们。康熙皇帝生前说的“后来被众人笑骂，遗罪子弟”，曹寅所“日夜悚惧”的以及他的口头禅“树倒猢狲散”，都变成了现实。

　　康熙皇帝晚年为政“以宽仁为尚”，对于官员（包括有了官职的奴才）往往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在此影响下，清朝的吏治和社会风气急逮败坏，各地贪污、侵欠、挪移钱粮的问题日益严重。雍正嗣位后，政局发生重大变化。雍正皇帝一方面严惩同他争夺帝位的兄弟胤禊、胤搪、胤裰等人，株连不少大臣；另一方面决心澄清吏治，稽查亏空，期望扭转康熙后期的颓靡之风。就在他登基后的一个月，便向各省督抚下达全面清查亏空的谕令，限“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从雍正元年起全国清查亏空便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苏州织造李煦因查出亏空银三十八万两，被籍没家产，房屋赏给了年羹尧，家仆二百余口由年羹尧拣取，剩下的作价变卖。曹、李两家，“视同一体”。李煦遭到打击，对曹頫是个不祥的信号。不仅雍正皇帝会增加对曹家的疑忌和厌恶，墙倒众人推，惯于揣摸皇帝心理的官僚，早就对曹家眼红的猾吏，这时候必然要有所作为了。

　　同一年，曹寅的长婿平郡王讷尔苏，被雍正帝从西北防务重地调回北京管理上驷院事务。讷尔苏在康熙晚年随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胤裰驻防西北，握有重要兵权，胤褪回京议事的时候，便由讷尔苏摄大将军印。雍正上台后，立即召胤韬回京，免去其抚远大将军的职务。讷尔苏也随之被调回北京，管理牧养皇家驼马的上驷院。胤襁受康熙皇帝器重，任抚远大将军时建立大功，积累了政治、军事和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因而是雍正感到威胁最大的政敌。讷尔苏可能被视为胤掇的亲信，自然应在打击、排斥之列。讷尔苏的失势，无疑使曹家失去得力的保护而处于更不安全的地位。

　　雍正元年，查出曹頫亏欠八万五千一百多银两，雍正给予严厉的训斥。接着，曹頫代内务府卖人参，售价偏低，雍正认为“显有隐瞒情形”；送上的缎匹，又多不合格，“织赔”之外，一再罚俸。雍正对曹頫的印象越来越坏。雍正二年，曹頫“恭请万岁圣安”的折子，得到一顿没头没脑的训斥和臭骂：

　　朕安。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

　　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累自己。为什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贯（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这番“特谕”一定使曹頫不寒而栗，他只能战战兢兢过日子了。雍正五年正月，新任两淮巡盐御史噶尔泰密奏：“访得曹頫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雍正在“年少无才”旁批：“原不成器。”在“人亦平常”旁批：“岂止平常而已。”雍正已经认为曹頫十分可恶了。三月，雍正又在噶尔泰恭谢天恩的奏折上朱批：“向来奢侈风俗，皆从织造衙门及盐商富户兴起。”至此，曹频的命运已经注定，只等时机和由头了。

　　雍正五年十一月，山东巡抚塞楞额上疏，参劾曹頫等三处织造人员运送缎匹进京，“于勘合外加用沿途州县各站马匹、骡价、程仪、扛夫、饭食、草料等物”。这里所谓“勘合”，是指使用驿站夫马的凭证。清代对于官吏外出使用沿途驿站的夫马。有严格规定，“俱以勘合为凭”。凡违例勒索夫马、财物的，按例要受惩罚。雍正即位后，把清查驿站作为澄清吏治的措施之一，对骚扰驿站的官员严惩不贷，而且还特别敕令“织造各官，嗣后不得于勘合之外多索夫马，亦不得于廪给口粮之外多索程仪骡价。倘勘合内所开夫马不敷应用，宁可于勘合内议加，不得于勘合外多用”。因此，当雍正于这年十二月初四日看到塞楞额的奏疏，得知本已可恶的曹頫有骚扰驿站的情事时，立即传谕内务府和吏部将塞楞额所参人员曹頫等留京“严审”。此案由内务府总管会同有关衙门审理，到次年六月才结案题奏请旨。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就是内务府等衙门刚着手审理此案时，雍正便谕令：“江宁织造曹頫审案未结，着绥赫德以内务府郎中职衔管理江宁织造事务。”迫不及待地罢了曹頫的职。再过九天，即十二月二十四日，雍正又传谕查封曹頫的家产：

　　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应尽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著行文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曾颜家中财物，固封看守，并将重要家人，立即严拿，家人之财产，亦著固封看守，俟新任织造官员绥赫德到彼之后办理。伊闻知织造官员易人时，说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转移家财。倘有差遣之人到彼处，著范时绎严拿，审问该人前去的缘故，不得怠忽！钦此。雍正六年正月，范时绎接到谕旨，即“将曹頫家管事数人拿去，夹讯监禁，所有房产什物，一并查清，造册封固”。随后，绥赫德抵达江宁接任织造。绥赫德将查明的曹頫所有的田产、房屋、人口等项上奏雍正帝。雍正将曹頫在江南和京城的所有田产、房屋、仆人赏给了绥赫德。对旗人而言，“京师乃其乡土”，外出做官或驻防都是出差，因此，八旗外任官员病故、获罪后家属必勒限回京归旗。曹頫的家属也要按规定回到北京。雍正“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绥赫德“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拨给曹頫家属度日。从留下的档案材料知道，曹頫本人在革职、抄没之后，还被枷号催追骚扰驿站案中应分赔的银两。到雍正七年七月，曹頫仍在枷号之中。由于清朝的王法规定，凡枷号催追侵贪银两，必俟交完之日才能释放，曹頫可能一直枷号到雍正帝死。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帝病死。十月，内务府遵照新登基的乾隆帝关于旗人中“凡应追取之欺贪挪移款项，倘本人确实家产已尽，著查明宽免”的“恩诏”，才将曹頫骚拢驿站案中应分赔的银两（四百四十三两二钱，交过银一百四十一两，尚欠三百二两二钱）列入“应予宽免之欠项人名、款数”内具奏请旨，乾隆皇帝允准“宽免”。曹頫欠下的区区三百二两二钱银子，一直追赔到雍正帝死，这可见曹頫“确实家产已尽”了。

　　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他出生的时候，曹寅已经去世。这时的曹家已经“不及先前那样兴盛”，但曹雪芹赶上了家庭最后一段繁华时期，领略到了前辈的流风余韵。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曹雪芹的父亲究竟是曹颙还是曹頫，但知道曹雪芹生于康熙末年，曹頫罢官并被抄家时，曹雪芹大约十二三岁。家庭的抄没对曹雪芹的打击太突然。他枉惊怖惶恐中结束了自己炊会馔玉的少年生活，离开江南佳丽地。可以想见，这位文学上早熟早慧的少年，伫立北去的舟中，依依望着几代人曾经往来其间的秦淮河、玄武湖、燕子矶，望着他朝夕生活在其中的织造署及署中的西园西池，他心里该会涌起多少激愤和伤感！“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故园花草，秦淮风月，此后就只能出现在他梦中和记忆中了，也永不消逝地留在他的梦中和记忆之中。

　　前面引过曹寅安慰、勉励洪异、赵执信的诗，有一句足：“穷愁天亦厚虞卿。”说虞卿（战困时人）的“穷愁”是老天爷酌厚意——正由于穷愁，虞卿才得以发愤著书，自见于后世。酋寅万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子孙也得到老天爷的这份“厚意”。诗“穷而后工”，“文章憎命达”。文学，同苦难有某种不解之缘。虽然穷愁不一定会产生伟大的作品，但只有经历和体验过人生的辛酸和苦痛的作家，才有对人生和历史的深入思考与悲剧性感受，才会感悟到民族和人类所面临的忧患与危机，也才能打开艺术灵感的闸门，激起艺术创作的冲动，创作出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在痛苦中孕育的文学作品，最富于感情，最能打动人心，也最令人深思。在雍正皇帝严惩曹頫一家的时候，谁也不曾意料到，这个家庭的衰败，竟孕育出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世界文化巨人。假若当年曹家不是这样的结局，曹雪芹凭着他的文化修养，当然可以成为曹寅、敦敏、敦诚那样的诗人，成为纳兰性德那样的词人，但他肯定写不出《红楼梦》。中国的文学史要是缺少《红楼梦》一章，那该是多大的遗憾啊。

　　2002年6月写2010年5月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