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戎战事

第3章 汉羌再拉锯：黄河在锯齿下流血呻吟

　　王莽乱边

　　《资治通鉴》说：“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此话用在金城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再也准确不过。自从赵充国在兰州一带留兵屯田，以德服羌后，汉羌和睦相处数十年，大的战端再没有发生。俗话说，不怕事多，只怕多事。俗话还说，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王莽就是一位“人作孽者”，此君之伪善，古今罕有。有人说，一个人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骗了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骗了所有的人。可是，王莽除外。他几乎在所有的时间骗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好名声，所有的溢美之词，所有的高官厚禄，他都占尽了。连那位一手操纵了几代皇帝兴废的太皇太后王政君，也被王莽玩于股掌之上。王莽是王政君的娘家侄子。直到最后一切条件成熟，王莽凶相毕露，要废掉皇帝自代去向姑母索要传国玉玺时，姑母才醒过神来，睁大眼睛看了这个一向乖巧仁义的侄子好一会儿，可事已至此，太皇太后也只剩下乡野村妇一招：把玉玺狠狠地砸在地上。

　　这又起什么作用呢。

　　事情过去数百年了，改朝换代多少回了，大诗人白居易还为王莽之祸感叹不已，赋诗道；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屈躬折节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问题是，“当初”他身未死，一生真伪在他未死之时，天下人已尽知了。在我们中国某些人那里，要是认定谁是好人，那他便好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时便主动放弃了思考的头脑和观察的眼睛，他明明在做坏事，也当作好事看了；而一旦发现他是坏人，又是坏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把自家先前说过他的好话统统忘了。王莽死得很难看，因为人们发现他原来是坏人。军士打破皇宫抓住王莽时，人人争相砍杀，头挂在南阳大街上后，人人扔石块砸这颗先前让他们顶礼膜拜现在已臭气熏天的死人头，有人还不过瘾，把他的舌头剜出来囫囵吃了。

　　王莽之坏，照我们今天看，不是坏在篡汉自立——西汉气数已尽，皇帝一代比一代差，国势日衰，早该改朝换代吐故纳新了——他坏在了“托古改制”。西汉也早该改制了，但条件是往好的改。有人说，王莽是个改革家，他改的内容倒挺多，政治经济军事，方方面面都改到了。但改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改的目的是要改良，而非改坏。他把手段当目的了。于是，便胡改，乱改。所以，他只能算做胡改家，乱改家。

　　别的不是我们这本书要关心的问题，单说在对待周边民族问题上，他所做的有些事，实在稀奇古怪莫名其妙。比如，他模仿周朝封建制度，分天下为九州方国，改诸侯王号为“公”，四夷君长一律降为侯，改变了西汉以来汉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惯例，弄得大家都不适应。这还不算荒唐，顶多只是举措失当。最荒唐的是，他诏令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高句丽改为“下句丽”，等等。这纯属没事找事。这些带有侮辱性的名号，谁能答应？在兰州这边，他虽没改羌人的名号，但也不忘了过一把“改”的瘾，他把金城郡改为西海郡。

　　他的种种古怪举措，直接引发了中原大地的战火。本来，西汉的社会已经矛盾山积，他以“新”代汉，凑合都没法再凑合了，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他的新朝上了。中原有绿林赤眉驰骋纵横，北部边疆匈奴频频入侵，西北兰州这一块儿，羌人也纷纷离散，地方军阀隗嚣乘机恩威并施，招其首领，羌人乐为其用。《后汉书·西羌传》说：“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王莽死了，虽死得难看，毕竟死了也就了了，死人长已矣，留下的政策后遗症，却让汉羌双方又流血数百年。

　　乱世博弈：窦融兵发金城

　　王莽末年，天下大乱，每个人都得做出人生选择，无知无识又无力者，随波逐流，生死荣辱听天由命，身怀志向者，或择主而事，或超然世外，或等待观望，或待机而动，毫无疑问，两汉之间，除了作了皇帝的刘秀，窦融是这场人生博弈的最大赢家。

　　窦融，陕西扶风人，家族靠女人发迹，其七世祖为窦广国，广国的姐姐是汉文帝的窦皇后，姐弟幼年逃难时，弟弟被垮塌的河堤埋了，姐姐以为弟弟必死无疑，独自流落京城，被选入宫，一朝见幸，便怀了龙种，母以子贵，地位飙升。弟弟闻讯，千里寻姐，情动天下。因是皇帝的小舅子，被封为章武侯。到西汉末，那条裙带已经松弛了，窦融少小丧父，王莽时期在强弩将军王俊部下作司马，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以军功封为建武男，社会地位高了点，他的妹妹就有资格嫁给大司空王邑了，虽只是个小妾，也算是重新回到上流社会了。全家因此得以徙居长安。这时侯的窦融就不像当孤儿时那般孤苦无依了，而是如《后汉书·窦融传》所说：“出入贵戚，连接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

　　好景不长，刚得意便逢末世。王莽末年，起义者蜂起，窦融得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去战斗。樊崇义军纵横青徐两州，官军屡战屡败，王莽遣太师王匡领兵镇压，王匡说，领兵出战，责无旁贷，但我有一个条件，要让窦融给我当助军。王莽正在焦头烂额，吃饭的臣子塞满朝内朝外，干活的，尤其能干活的人却找不出几个来，即使这样，活还没干，条件倒先提一大堆，都是自家人掌权，天下人都反对我，再把自家人一个个处理了，我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早知皇帝这样难当，费那么大劲篡权干啥。可一旦当了皇帝，要不自己死，要不别人死，没有让位平安为民这一说。一听是要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随军征战，王莽大喜，满口答应。窦融没想到，这仗真难打，打了一仗又一仗，一仗比一仗凶险。跟王匡出战几次，王邑又要他随军去昆阳打刘秀。王匡人多，刘秀人少，但结果，却是人多者大败，人少者大胜，窦融好歹保住了一条命逃回长安。

　　这一仗把窦融打清醒了，他看见了王莽的末日指日可待，而王莽的末日就是自己的末日。王莽的末日果然到了，窦融无奈又投奔气势正盛的更始军，一去便被任命为巨鹿太守。但才几天，他便发现了更始政权也不会有多大出息。东方扰攘，他不愿出关去当太守，可滔滔天下，究竟谁主沉浮？窦融遍观当时各路豪杰，满眼茫然。所谓当局者清，旁观者迷，大局不明，当全身而退，待大局稍明，再适时而出。可遍地烟尘，到哪里去做旁观者呢，只有远离中原的河西走廊了。他把兄弟们招来共商出路。

　　窦家在河西是有基础的。他的高祖父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曾为护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累世经营河西，深知当地民情风俗，他对兄弟们说，天下安危尚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国，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他的想法得到了兄弟们的一致赞同。于是，他辞去巨鹿太守，奔走关节，谋求镇守河西。这差事好谋，别的官员只图眼前富贵，个个鼠目寸光，向来把去西北边陲当官视为畏途，哪里有这等眼光？刚取得政权的更始小朝廷正愁没人去呢。窦融顺便带走了家属，给人造成扎根边疆的印象。

　　窦融一到河西，便紧锣密鼓建设根据地了，他广结豪杰，安抚民众，很快就站稳脚跟了。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厍均、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一时成为窦融的座上宾。共同的处境使得他们必须寻找共同的出路。出路无他，只有河西一体，联手保境安民，才可站得住脚。五人形成了共识：“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谁当此任呢，从家世、资历、名望、才干，窦融均胜他人一筹，大家一致推他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

　　大权在握的窦融眼下要做的有两件事，一是治民，一是练兵。河西民风质朴，你投之以桃，我必报之以李，何况人家是官，我乃乱世草民，命如朝露，旦夕不保，而窦融却“政亦宽和”，所以，“上下相亲，晏然富殖”。民亲且富，窦融又以保卫家园相号召，共同利益将官民结合起来，河西一时兵源充足，赋税丰盈。窦融练兵习战，组织民间团防，打的旗号是防备羌人和匈奴侵扰，实则，窦融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原。天下大乱，而河西无兵祸，消息传开，人们奔走相告，临近诸郡，如安定、北地、上郡流民，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中原局势渐渐明朗，群雄争锋中，刘秀后来居上，且一枝独秀。他以刘家天下传人自许，在洛阳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此时的中原大地已告平静，只有陇上的隗嚣和蜀地的公孙述还在拥兵观望，但已不足抗衡扫平中原的刘秀了，而坐镇河西的窦融已具备了与刘秀博弈的资本。他的人生战略正在按计划实现。他曾是刘秀的敌人，来河西前，如果单身只影去投，即使刘秀能容他，也无非是在帐下做一走卒，继续在更始军中混，显然，更始不是成大业的料。河西这步棋走对了，如今五郡在手，民富兵强，足以成为与刘秀讨价还价的筹码。

　　是时侯了，刘秀还剩两大敌人，隗嚣正好夹在刘秀与河西之间，而要伐蜀必先得陇，假如陇蜀联兵，再有河西相助，刘秀要一统中国还得耗费时日。刘秀还是用他在关东屡试不爽的战略，即远交近攻，各个击破。那么，要顺利拿下隗嚣，与河西方面合作，刘秀出前，河西击后，方为十全之策。

　　两人想到一块了。窦融不能再观望了，若等刘秀平了陇蜀，窦融只剩两种结果了，一是率众归附，可对新朝无尺寸之功；二是起兵相抗，以河西而敌天下，胜算不大。其实，到那时只有一种结果，就是做刘秀的敌人，举手投降嫌太迟，问他个抗拒天朝之罪，是题中应有之义，死战到底，只落得玉石俱焚。窦融决定通款刘秀，但路途遥远又兵革未靖，没有接上头。刘秀经略西边，隗嚣首当其冲，他虽然表面拥戴刘秀，实则首鼠两端，“外顺人望，内怀异心”（1）。他也在做河西工作，特派辩士张玄到河西游说，他没说谁归谁的话，只建议各据一方，意图无非是要河西至少保持中立，别给刘秀帮忙。窦融召集各路诸侯商议，但意见不一，他觉得隗嚣之说，实属下策，正好便于刘秀各个击破。于是，“遂决策东向”（2）。

　　此时，刘秀已称帝五年了。刘秀不能再等了，窦融更不能再等了。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夏，窦融遣使者以献马为名，踏上了去洛阳的合作之旅，在中途，碰上了刘秀的使者。他们是奉刘秀之命来河西通款窦融的，要求双方联手夹攻隗嚣。窦融的使者随刘秀的使者一同去了洛阳。刘秀大悦，当即修书窦融，盛赞其安定河西的远见卓识，并赐黄金二百斤，还送了一顶官帽：凉州牧。

　　使者回报，窦融又惊又喜。没法不惊，再迟几天，洛阳使者先到河西就被动了，也不由不喜，使者派得恰到时侯，足以说明是君臣同心。窦融这下得主动点了，他立即遣使上书，一者谢恩，一者表投顺之意，为慎重，又特派弟弟窦友赴洛阳面陈心曲。但中途正逢隗嚣起兵抗汉，道路塞绝；窦融又遣使者绕道洛阳说明情况，刘秀表示理解，回书慰勉有加。窦融已将自己看成汉朝的封疆大吏了，致书隗嚣，责其不识时务，不顾民生，要他深思顺逆之道，息兵罢战，归顺汉朝。窦融碰了个软钉子，隗嚣不理他。先礼后兵，窦融也要在刘秀面前表现一下，便联合五郡太守联名上书清战。

　　刘秀当然喜不自胜，并与窦融拉上了亲戚关系，说窦融是文帝窦后娘家的后代，他则是窦后所生景帝之子定王之后。二百年前的血缘也是缘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不是命令的命令来了，刘秀称，汉军将西进，望窦融“以应期会。”窦融得到不是诏令的诏令，与诸郡长官合兵攻占金城。此时金城已落入先零羌封何手中，这部羌人是隗嚣的支持者。窦融率久练之精兵而来，又急于立功，羌人自然非其敌手。可汉兵未能如约前来，金城不便久居，河西是其根本，窦融便率众而还。

　　河西与金城事务只有交给后来者了，窦融已完成了个人使命，在这场博弈中已获得了足够的筹码，再留连河西便有虎踞深山待时而动之嫌，刘秀正好召见，不如抽身东归。到了洛阳，他想自己并非刘秀功臣勋旧，且有沙场相搏之憾，便处处小心，时时歉让，但刘秀对他还是不错的，终东汉之世，窦氏一门，贵显无比，他族莫及。仅窦融时代，便有“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西汉末群雄混战数十年，窦融只替光武帝刘秀把羌人从金城赶跑了，退兵后，羌人又占了金城，但窦融获得的利益远胜于百战功臣，除了个人的修为韬略，河西和金城实乃窦氏一族的洞天福地。

　　仁者无敌：来歙的为将之道

　　窦融退兵河西，羌人又占金城。摆在刘秀面前的大敌是陇上的隗嚣和蜀地的公孙述，而要灭蜀，必先得陇。

　　大将来歙应时而出。

　　来歙是河南新野人，与刘秀沾点亲戚，天下大乱时，他见更始帝势力强大，怀着建功立业的雄心投奔过去后，却不被重视，奇策异谋，往往被束之高阁。来歙气不忿，也看出更始是个有始无终的主，便称病去职。良禽择木而栖，他见刘秀识见超拔，便去投奔，刘秀当即延为上宾，见他衣衫粗疏，又解衣衣之，并被任命为太中大夫，这让来歙感动万分。给新主子送份什么见面礼呢，当时，让刘秀最头疼的莫过陇蜀了。来歙主动请缨出使隗嚣。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来歙首次出使隗嚣，先稳住了隗嚣；过了两年，奉命持节送大将马援回西州，并再次出使隗嚣，这次他带来了刘秀的亲笔信，以此软硬兼施，逼隗嚣就范，又乘便结交陇上士绅。隗嚣答应送儿子去洛阳为质，以示诚意。来歙出使成功，被任为中郎将。人质在手，刘秀便约隗嚣联兵伐蜀，隗嚣明知是各个击破或假途灭虢之计，但儿子又在人家手中，在那里瞻前顾后，委决不下。来歙得了理，赶去责问隗嚣说，天子念你知大体，明是非，特赐手书与你交结，你为表忠诚，送儿子为质，这是臣主互信的证明。可你倒好，在关键时刻，听信谄言，违背诚信，既背叛皇上，又害了儿子，灭族大祸就在眼前，你自己看着办吧。任他说破天，隗嚣还在那哼哼哈哈，没有明确态度。来歙越说越激愤，竟然抢步上前要杀隗嚣。隗嚣没想到碰上这样一个不怕死的，没防备慌了手脚，情急之下，抽身躲入后堂。这还了得，在我的地盘上竟敢撒野，隗嚣气得手脚乱颤，令手下将来歙斩讫报来。

　　来歙面对危局，却像没事人似的，手持汉节，徐徐上车，缓缓离去，隗嚣部下持枪舞刀，虚张声势，却无人下手。太丢面子了，隗嚣这下真的火了，他严令部下赶往来歙下榻馆舍，格杀无论。来歙人头眼见得要落地了。正不可开交，部将王遵止住士兵，对隗嚣说：

　　“愚闻为国者慎器与名，为家者畏怨重祸。俱慎名器，则下服其命；轻用怨祸，则家受其殃。今将军遣子质汉，内怀他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议谋汉使，轻怨祸矣。古者列国兵交，使在其闲，所以重兵贵和而不任战也。何况，承王命籍重质而犯之哉？君叔虽单车远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无损于汉，而随以族灭。——小国犹不可辱，况于万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1）

　　君叔是来歙的字，伯春是隗嚣之子，王遵是来歙的朋友，一席话，可以说，大道理，小计较，说得头头是道，不由隗嚣不格外掂量。这也是来歙的高明之处，数次出使西州，往来其间，行必合规，言必有据，有情有义，诚信无欺，地方贤达都信之，重之，今朝有难，便群起救援。隗嚣权以利害，只好纵之东归。

　　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上次脱离虎口的来歙再次西来，不过，这次与前几次都不同，先前他都是以使者身份来的，这次却是平叛者、解放者。他的第一个对手便是上次差点要了他命的隗嚣。与他搭档的是名将官拜征虏将军的祭遵。不料，在半路上，祭遵病了，病得不轻。谁的军队归谁带，但祭遵还是分出一部分精兵由来歙指挥，自己回去养病了。现在，来歙得独自面对顽敌了。他其实只有两千多人，而对手却经营陇上多年，大军以逸待劳，占尽先机。可兵不在多而在精，在会用。从正面进攻显然不可，陇上地理复杂，来歙决定率军从间道偷出。这是什么路啊，崇山峻岭，人迹罕至，古木参天，百兽横行，来歙率军士伐山开道，硬生生辟出一条路来，直插战略要地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隗嚣军猝不及防，弃城而去。

　　这是一场关键战役，犹如在隗嚣心口上捅了一刀，防线全线崩溃，其他几路大军乘势而进，盘踞陇上多年的隗嚣就这样风飘云散了。隗嚣死了，归附隗嚣的五溪先零羌人极为恐惧，纵兵四处掳掠，将所获财物尽数搬入各营寨，然后深沟高垒，坚壁清野，做长久之计。各州县军兵无力征讨，告急文书纷至沓来。羌人兵势已成，来歙也不忙着进兵，而是秣兵厉马，大修攻战之具，捕捉战机。还是批亢捣虚战术，他避开羌人堡寨，集中兵力直插羌人腹心金城，一战斩首数千，获牛羊万余头，谷物十万斛，然后掉过头来，攻克襄武（今甘肃通渭），陇西宣告平定。

　　大乱过后，民不聊生，来歙尽出库内存粮，转运各郡县，令地方长官负责赈济，局面很快好转，于是，陇右安宁。

　　来歙身为名将，其一生功业主要在关陇，征羌平陇，所向披靡。固然，他通晓用兵之道，但他的战绩却来源于他待人的诚信；何况，战争只是手段，目的是战后的结果，来歙用兵，攻必克，守必坚，攻必要害，守必机枢，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无血流成河之规模，却收重整山河之奇效。贪功邀名，乃为将者之大忌，民生之大害，来歙为将朴素，大仗小大，打之必胜，胜后抚慰百姓，安定地方，着力医治战争创伤，金城之战后，社会稳定多年，来歙功不可没。

　　你来我往：汉羌将士红血染黄河

　　西汉烂了，东汉接过西汉的衣钵，号称延续了刘姓江山，也被史家称为“光武中兴”。但此汉非彼汉，此刘亦非彼刘，中兴了的充其量只是刘姓的旗号。东汉自洛阳建鼎之日起，国内周边，从来就没断过战火纷争，先是为西汉内乱埋单扫尾，旷日持久，平定陇蜀，大一统天下稍见眉目了。外科手术刚做完，体格还在恢复中，五脏六腑又出问题了。东汉继承了西汉的旗号，也继承了西汉末年的腐败，因此，所谓中兴，无异于回光返照。在刘秀手里，大概事业处在开创期，刘秀本人，以及在战火中洗礼过的一批谋臣武将，挟战胜之威，还可保持昂扬之势，各种病症暂时潜伏了下来，暗暗孳生、发育，渐成阵势，待机大作。内部的病变，往往从外部呈现，终东汉一世，金城一带简直就是汉家江山的脉搏，金城感冒，朝廷必然在发烧，金城打一个喷嚏，朝廷感冒无疑。

　　刘秀本人的兴，标志着汉朝的兴，刘秀的亡，预示着那一根强心针的效力要消退了，汉朝从此一直都在走下坡路，直至彻底灭亡。第一个信号便是从遥远的金城传来的。在刘秀死的前一年，即中平二年（公元57年），这年秋天，距来歙平羌仅三十年，河湟地区战端又起。羌人经过三十年的休养生息，渐渐壮大起来，而朝廷沉浸于平定四海再造汉朝的虚假繁荣中，刘秀当年一同叱诧风云的中兴二十八功臣，如今死的死了，活着的，夕阳无限好，功成名就，养尊处优，晚年的刘秀，也壮志不再，耽于声色，惑于宵小，走了所有帝王晚年走过的路。而烧当羌却从未忘了恢复故土，饮马黄河，在滇吾为首领时，势力渐大，于是，在秋草马肥季节，兵发陇西，一战而下枹罕、允街，原来归顺汉朝的守塞羌兵也纷纷倒戈响应。

　　王莽时，曾将金城郡改为西海郡，刘秀称帝后恢复西汉旧制，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将金城郡并入陇西郡，第二年又恢复金城郡。此时，金城郡下辖十县，在今兰州市范围内的有六县，即浩门、令居、枝阳、金城、榆中、允街。允街失守，震碎了朝廷的平安梦，即遣谒者张鸿率军镇压，两军相遇于允吾。允吾乃今青海民和县古鄯镇，地处湟水河谷狭窄处，两岸山接高天，鸟飞不过，中间湟水湍急，飞流喧天，羌人兵势正盛，汉军远道而来，乍一接战，汉军不支。在这逼仄处交战，有点拳打卧牛之地的境况，谁阵脚不稳，要不马踏人亡，要不落水为鬼，此役汉军大败亏输，主帅张鸿也死于乱军之中。

　　败报传入洛阳，快要走向生命尽头的刘秀，终于顾得上朝西一瞥了。人道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刘秀毕竟是开国皇帝，良臣猛将打天下的传统还未断绝，而且，政令军令尚且统一，以一国敌一隅，胜算在握。当年十一月，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率四万大军杀奔河湟，两军对垒半年，汉军逮住战机，大破烧当羌。

　　前面说过，王莽无事生非，落得国破身亡的下场，其实，因一人无事生非而导致天下大乱的人何其多啊，汉羌军士的鲜血仅仅换来了不足二十年的安定，血迹未干，硝烟未散，金城一带战端又起。起因是一件相当碍口的事情。金城郡安夷县有一吏，被一名羌人妇女的姿色所激动，便不由分说，带人抢了过来。人家是有夫之妇，夺妻之恨为为人之大恨，再说，汉羌之间，多年关系不睦，夺妻之事，不仅与哪个人有关，直接与一个民族的颜面沾上边了，羌夫一怒，带人将此县吏剁为肉泥，夺回了妻子。县吏死了活该，谁让他身为公职人员，不走正道，色胆包天，自寻烦恼来着。可死了，却把麻烦留给别人了。县吏被杀，固然是件大事，只要措置得当，还不至不可收拾。安夷县令二话不说，便派兵追捕凶手，追一人，动用许多兵力，杀气腾腾，跟打仗相似，那些早对朝廷不满生了反心的羌人豪杰，见有机可乘，便大造舆论，说朝廷要尽灭羌人男子，将羌女一律配于汉官汉卒为奴为妻，于是，羌人奔走相告，蓄意造反的，反了，不想反的，情势所迫，也跟着反了。事情闹大了，金城太守发兵弹压，杀死数百羌人。

　　从此开始，你来我往，大的流血冲突，小的摩擦，绵延数十年。较大的冲突有：

　　建初二年六月（公元77年），烧当羌迷吾起兵反汉，金城太守郝崇率兵征讨，反被羌兵打败；

　　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三月，羌人一部要迁徙别处，被护羌校尉傅育当做“叛羌”追杀，结果中其埋伏，反被杀死。边帅被杀，朝廷惊恐，四月，汉章帝令将关在郡一级监狱的囚犯各减刑一等，发配金城戍守。七月，烧当羌再攻金城，护羌校尉张纡率由犯人组成的军队出击，大败羌人；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烧当羌酋迷唐率兵攻金城寨，太守侯霸统兵三万抗击获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汉羌之争终于酿成旷日持久的羌人大起义，汉军防不胜防，战不能胜，城池纷纷失陷，金城许多堡寨也被攻破。此乱，贯穿了整个汉安帝一朝，长达二十年。

　　仅仅过了十年，战端又起。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十月，烧当羌进攻金城，被护羌校尉马贤打败。马贤首战取胜，不但不是朝廷之福、边关之福，相反，倒成了更大灾变的原由。为什么呢，《资治通鉴》说：

　　“初，上（汉顺帝）命马贤讨西羌，大将军商以为贤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汉；帝不从。……贤行军，稽留不进。武都太守马融上书曰：‘今杂种诸羌转相钞盗，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处处留滞。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后，则必侵寇三辅，为民大害。臣愿请贤不可，用关东兵五千……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闻吴起为将，所不张盖，寒不披裘；今贤野次垂幕，珍羞杂沓，儿子侍妾，事与古反。臣惧贤等专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东，且其将士将不堪命，必有高克溃叛之变也。’”

　　上书规劝汉顺帝换将的大臣还有，但都被这个昏君当成耳旁风。也难怪大臣们着急上火，看看这个马贤哪像个带兵打仗的样子，带着儿子家人，还有小老婆，战阵之间，华屋美食，穷极声色口福之欲，兼之老迈昏庸，用兵保守，不败才怪。将不在老少，关键要用得其人。西汉用七十老将赵充国，边关捷报频传；东汉用马贤，灾祸在眼前。真让马融等人不幸言中了，仅过了不到两年，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且冻羌、傅难羌便攻略金城，又与西塞、湟中等地羌人联合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三辅（今陕西关中地区），历经六年才被平息。

　　而要说明的是，这个后果恰由马贤一手导致。永和六年刚开春，西北大地仍然千里冰封，马贤身为大将，不作战备，整日躲在暖和的房子里，与家人亲信纵酒取乐，沉溺于声色犬马中，而士卒冻馁交加，兵无战心。且冻羌乘机起兵，马贤仓促应战，双方战于射姑山，马贤大败。这一仗，马贤的将军当到头了，他及家人的福也享到头了，马贤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于军中。个人的灾难虽值得同情，却也是咎由自取，可国家和人民的灾难就大了。攻破金城，等于拔掉了汉朝钉在东西羌之间的一颗钉子，东西羌合为一处，兵势大盛，一举拿下陇西，又东出关中，陷没三辅。三辅地区是东汉西边的统治中心，都城虽已东迁洛阳，可汉朝历代祖陵仍在这里，让羌人大烧大掠一通，惨不忍睹。

　　把这么大的罪责一股脑儿推给马贤一人，不但不公平，他也担不起。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家老祖先有此一劫，是早就注定了的。在马融上疏顺帝要求更换马贤的同时，皇甫规也上疏切谏，而且，分析了东汉王朝在整个边务上的失误。《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

　　“马贤始出，知其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贤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县师之费，且百亿计，出于平民，回入奸吏。故江湖之人，群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因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滑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叛则经年，臣所以博手扣心而增叹者也。”

　　在另一疏里又写道：

　　“西羌叛乱积年，费用八十余忆。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皇甫规在疏中句句击中要害，字字触目惊心，这才是边患频生的真正原因。守边将军需要边患，边患不生也要制造出边患来，战端一开，他们就可得到封赏了，就可纵兵掳掠了，就可喝兵血了，发战争财，自古及今，多少不逞之徒在用国家的利益和他人的鲜血做个人的运营成本啊。

　　可是，主暗臣刁，汉顺帝是个愚暗至极的皇帝，身边围的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小人，便是正事干不来坏事样样能的亲戚，他们个个手握重权，横行不法，朝里朝外，搞得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如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话，汉顺帝哪能听得进去一句？所以，司马光在写完汉顺帝本事后的“臣光曰”里面，在将他与前面愚暗的皇帝做了比较后，写道：

　　“暗又甚焉！”

　　司马光是史家，遵循的是言必有据，事有出处，面对一切都得保持客观冷静态度，但司马光这一句是客观评价，也是一声长叹。这声长叹穿过近两千年的烟雨迷蒙，仍让人竦然动容。

　　犹如一顶千疮百孔的破帐篷，风雨袭来，这儿堵住雨，那儿漏进风，尽得山川形胜的金城，铁锁铜关肯定不是的了，形同虚设倒是实情。偶尔有勤于边事的将军出现，事情才略有转机，当然，也是无关大局的转机，只不过是给病如膏肓者的一针强心剂。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部羌众，联手进攻金城、陇西，朝廷任命段颎为护羌校尉领兵镇压。不得不说，段的应时而生，是东汉王朝在西部边关最后一个亮点，至于，汉王朝与羌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事事非非，历史问题只可交给历史才有评判的价值，身为一个时代的守边将军，他的职责是造就边关安宁，可以说，他尽职尽责了，完成了一个将军的使命。

　　从延熹二年，到延熹六年，段部与羌人各部大小一百八十余战，共斩杀羌兵三万八千多人。

　　我们无法想象，那五年多时间里，金城到底是何等情形，在近两千个日日夜夜里，平均十天一战；自古，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在这两千天中，平均每天都有几十名汉羌将士血染城池。

　　无论如何，这次羌人起义是暂时镇压下去了，东汉王朝也行将走进坟墓。

　　汉羌最后一战是在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十一月。人都知道，这年春，在中原内地发生了黄巾起义。东汉王朝内脏早已坏了，坏得七零八落，只是外面的架子还没倒，而这个架子又很庞大，多少人在多少年里，都一心想推倒它，但力气不够，犹如一截参天枯木，生命虽然没了，分量却是在的。黄巾是在东汉肌体上发育壮大的病菌，到发觉时，谁也无力控制了，汉朝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名号，内容已被各路军阀尽数置换了。在西边，屡次起义屡被镇压的羌人早已按捺不住了，在此地游荡的汉人豪酋也心怀异图，这下，不同的企图共同的目的使他们暂时走到一起来了，羌人出力，汉人出谋，在西边，给垂死挣扎的东汉王朝后背狠击一拳。羌兵是由湟中义从胡首领北宫伯玉和先零羌组成的联军，军师是金城人边章和韩遂，他们一战攻杀护羌校尉冷征和金城太守陈懿。羌人是不满足于称雄西边的，中原的汉人正打得热闹，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你争得我争不得？他们也要逐鹿中原参与天下事务了。第二年，北宫伯玉率大军直扑关中，他心想，汉朝现在已经风雨飘摇，随便伸出手来一推，便会颓然仆地。想当年，韩遂和边章，带着羌人大军杀奔渭水直抵武功时，碰上了几年以后要祸乱洛阳的董卓。此时的董卓正在为后来的短暂发迹抢占制高点，两军相遇，边章、韩遂，乘兴东进千里，狼狈败退千里，回到榆中喘息未定，车骑将军张温又遣周慎率三万大军随后追来。后来，独占江东的孙坚此时是周慎帐下参军，他主动请缨要率一万人马断边韩粮道，可周慎不从。兵权在主将手中，孙坚的军事才能在这里只好埋没了。周慎不纳孙坚奇谋，反以重兵围困榆中城，边韩二人屯兵葵园峡（今桑园峡），喘过气后，反断周慎粮道，周慎不胜反败，仓皇退出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