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戎战事

第2章 汉羌拉锯：锯不断的是黄河魂

　　匈奴人走了，羌人来了：汉羌黄河扳手腕

　　秦始皇太心急了，也太自负了，自负得有些刚愎自用。秦统一全国用了上百年的时间，几世用心经营，不懈卓绝争战，可他想在一朝一夕将到手的成果巩固下来，结果欲速则不达，速成而导致速亡。守天下并不比争天下更轻松，筑长城需要多大力气，守长城同样需要，甚至更多，而且更要求守卫者的戮力同心，所谓众志成城是也。秦始皇是在地下宫殿明白这个道理的，当然，已经晚了。而他苦心经营的长城变成了任人跨越的土墙。

　　匈奴的马队照样长驱直入，让改朝换代的汉家天子一时束手无策，不得不把自家宗亲女儿嫁给匈奴，卑辞下礼，托言和亲，借裙带关系求得眼下的安稳。事实证明，汉家天子比秦始皇沉得住气，几世经营，韬光养晦，在武帝时，国力终于强大了，大军北上西进，将匈奴人赶到了漠北，并将永登、皋兰等地归入汉朝版图。如此，兰州一带的河北、河南均在汉朝手中，用不着像秦时或凭河拒守，或跨河邀击了。河西四郡的设立，永登、皋兰的拥有，兰州有了外围拱卫，可兰州的边防之责愈显重要，因为兰州成了西北的枢纽，成为立足长安的汉王朝在西北的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一城在手，西部大门铁锁铜关，一城之失，西部大门洞开。

　　匈奴走了，还有羌人。羌人与匈奴不同，他们占据着甘肃青海高原和今川西一带，最近处仅与兰州一道湟水谷地相接，并且获得了地理上的优势。进之，一日之内，马队可直抵兰州城下；退之，凭险守御，汉军徒唤奈何。羌人成了汉朝在西北的主要对手，而且，这个对手极难对付。还是老办法：筑城。以稳固防守，来化解羌人的铁马雄风。匈奴虽远走，但匈奴不会就此罢手，他们与羌人结为同盟。战火再次在河湟谷地汹汹燃起。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九月，秋风渐起，草茂马肥，匈奴贵族策动先零羌、封养羌、牢姐羌等部族联兵十万，浩浩荡荡杀奔令居（今永登一带），一时山河失色，举朝震动。匈奴是为复仇而来，汉朝夺取了他们的牧场，“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哀兵出征，志在必得，又有羌人相助，而汉朝政治、经济中心远在关中，鞭长难及，局面陷于被动。

　　汉武帝虽有好大喜功的毛病，但也不失为胸藏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西北边关频频告急，是守，是退？守则必有一番血战，退则多年经营，一朝废弃。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联军拥兵十万，我也发兵十万。将军李息受命持节征调陇西、天水、安定等郡将士十万，星夜西进反击，元鼎六年，双方二十万大军对垒于临夏到兰州间的黄河谷地。联军以骑兵为主，汉军则以步军为主，在如此宽阔的河谷对阵，汉军劣势明显。李息见状，先扎住阵脚，待敌冲锋，用强弓硬弩挫其锐气。联军几次冲锋被射退，渐渐焦躁起来。这些都是草原健儿，平日飞马扬鞭自由散漫惯了，如今，马飞不起来，鞭扬不起来，本来军容不整，受挫后更是三三两两，不遵约束。李息还发现，联军貌合神离，号令不一，两军结合部破绽百出，要想取胜，必须击其软肋，乱其阵形。他暗传将令，密调精兵，鼓角一响，令旗挥动，一支骑兵从阵中突出，直冲联军结合部。十万人一齐呐喊，鼓乐大作，声震天地。联军正在懈怠，猝不及备，队形已乱，汉军纵兵猛击，两军已杀在一团。联军虽乱了阵形，但各自为战的能力很强，只是马步军搅在一起，骑兵的优势不好发挥。狭路相逢勇者胜，二十万大军互不相让，汉军部伍整齐，以队为单位，结成方阵，将联军分割为无数小股，一一围歼。战场上锣鼓声，喊杀声，人的惨叫声，马的嘶鸣声，兵器的撞击声，声震九天，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这是兰州历史上的第一场大战，此处的山川日月，从未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血腥格斗，此处的飞禽走兽仿佛世界末日来临，惊叫着，逃往别处。从旭日东升直杀到夕阳西下，双方的承受力均已到了极限。看看时机已到，李息亲率预备队鼓噪而出。这是一支生力军，双方混战一天，而他们只作壁上观，人吃饱饭，马去鞍辔，一天的血腥熏染，一天的精力储备，人思战，马奋蹄，乍然投入疲惫的战场，奇效立见。联军倾巢出动，哪防汉军留有一手，立即兵败如山倒，羌人大败，残兵败将一路狂奔数百里，直到青海湖边，方才稳住阵脚。汉军乘胜追杀，顺势攻取了河湟地区。

　　李息将羌人逐出黄河谷地，并控制了湟水下游。

　　这便是史书上说的：平定“羌乱”。羌人是游牧民族，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瞅空，大掠一把，子女玉帛，尽情享用。这次，李息不走了，他要以静制动。汉朝在金城设置护羌校尉，专理羌人事务。《后汉书·西羌传》说：李息平定羌乱后，“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金城是郡名，护羌校尉则驻节金城郡之令居县。令居在今永登县城附近，这已是庄浪河流域了，直接威胁着湟水流域羌人的侧翼安全。汉朝为了以示重视，护羌校尉的级别定得很高，《后汉书·百官志》云：“护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属下的佐官有长史、司马，秩“皆六百石”。二千石是多大的官儿？与州刺史、朝中九卿大约同等待遇。护羌校尉的职责是，平时处理羌人事务，“理其怨结，岁时巡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译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得儆备”；发生变乱时，则率兵镇压。也就是说，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还安插眼线，收买奸细，侦探羌人动静，随时为朝廷提供情报。官阶上去了，职责明确了，那么，护羌校尉这个特设机构与地方官又是什么关系呢，护羌校尉与郡守分置理事，各成系统，直接向朝廷负责。对护羌校尉的选拔尤为严格，须经丞相、御史、车骑将军、前将军和后将军等五府首脑共同举荐，方可确定。封建朝廷各大衙门之间向来你争我斗，水火不容，一人之选，而要得到五大衙门的联手举荐，出众的才能，深刻的背景，卓越的品行，还有高超的协调手段，缺一样，是难以得到这一职位的。可见，汉王朝对这一机构的重视。

　　金城在今兰州市西固区、永登县一带，扼守着黄河和湟水的交汇带，口袋扎紧，羌人出不得湟水河谷了。其实，早在霍卫二将夺取河西走廊后，汉朝已着手兰州一带的防务了。河西是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取得的，此后的十年间，直到元鼎初，李息平羌前，汉朝已开始在这一带修筑长城，按现在的地名，始自永登县咸水河中部起，沿河谷向北，经东山乡，进红城镇的塌墩子，复经龙泉寺乡的大坡沟靠向庄浪河川，顺山梁蜿蜒向北，再经大同乡、柳树乡、城关镇、中堡镇、武胜驿镇，入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

　　地名两千年间变化多端，而地形依然如旧，汉长城的修筑，使得汉朝在河湟一带已尽得山川自然形胜，在与羌人争战中占得先机。

　　汉要种地，羌要放牧：汉羌拉锯河湟

　　元鼎六年一战，羌人元气大伤，汉军虽胜，也已筋疲力尽，双方相安无事三十年。汉武帝晚年荒诞，耽于酒色神仙之事，又穷兵黩武近半个世纪，国势大衰。武帝死了，昭帝即位，羌人也缓过劲了，经常越界放牧，时不时地劫掠一回。羌人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丰茂哪里便是牧场，边界概念淡薄。而河湟地区水草以河湟谷地最为丰茂，现在落入汉家手中，时时侵扰，伺机夺回，便是羌人心愿。汉宣帝初登大宝，很想有些作为，便把目光投向了西北边防。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出台一个重大举措，在今河湟地区设置金城郡。这是一个大郡，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取二县，加上原有辖地，一郡下辖十三县，即允吾、浩门、令居、枝阳、金城、榆中、枹罕、白石、河关、破羌、安夷、允街、临羌等，辖地涵盖了今天兰州市的黄河以南地区、临夏、青海等河湟地区。其中，浩门、令居、枝阳、金城、榆中、允街六县在今兰州市辖区内。郡名取之金城，是因建郡之初，郡治设于金城县城，即今兰州市西固城。以此为据点，郡域又逐渐西扩，扩一步，巩固一步，后来直接将郡治迁往允吾，即今青海民和县古鄯镇。

　　羌人丢了黄河谷地，现在湟水谷地也保不住了。允吾已是湟水腹地，为羌人的东大门，此地一失，使其随时处在汉军的威胁之下。优良牧场丢失，“田畜”范围缩小，战略要地易手，几乎大门洞开了。羌人害怕了，也急了，但汉军强大，打，无必胜把握，退，汉军得寸进尺，又能退到哪去。

　　羌人和匈奴再次走到一起来了。匈奴退往漠北是不甘心的，可汉朝正处在强盛时代，急切间无从下手。共同的利益再次将两家结为同盟。这次，是羌人主动找上门的，两家一拍即合，决定先从汉朝西北边界下手。这种选择是有战略眼光的，河湟地区离汉朝的腹地较远，且隔着崇山峻岭，大军往来不便，而控制河湟，则可先得地利，或沿黄河东出，与漠北匈奴联手，威胁汉朝北部边疆，或沿渭水河谷直捣长安。即使做不到这些，也可固守要地，解除汉朝威胁。

　　计议一定，羌人便整备兵马，待机而动。因不明汉军底细，羌人便以小股马队四处骚扰，与先前一样，发挥马军优势，一得手，迅速退走，汉军疲于应付，却无应对良策。西北战事一时陷于僵局。

　　仗终于打大了。

　　羌人骚扰汉界，汉人不堪其苦，汉人以牙还牙，也不断侵扰羌地，羌人也不得安生。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宣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羌人各部，先零羌首领杨玉请求朝廷允许他们过湟水放牧，安国答应了。消息传到朝廷，老将赵充国怀疑羌人有诈，上书指责安国“奉使不儆，引寇生心。”宣帝召回安国，拒绝羌人要求。杨玉大怒，联合本部各部落，强渡湟水，占据汉朝边地。边郡无力禁止，二百多名羌人首领大规模会盟“解仇交质”，即消除冤仇，交换人质，共同对汉。有一酋长，竟派使者向匈奴借兵，企图进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通西域之路。

　　宣帝向赵充国问策，赵认为，羌人一旦与匈奴联兵，而各部结盟成功，“到秋马肥，变必起矣。”他提出，应先派员检阅边防部队，令其积极备战，同时，派人出使羌部，相机离间，散其同盟。宣帝准奏，派安国使羌。

　　这次，汉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到陇西后，采用欺诈手段，召集羌人三十多位部落首领开会，严词谴责他们图谋不轨，将其一齐处斩，又率大军对羌人大开杀戒，一千多羌人死于非命，而蒙难者多为羌人平民和老弱妇幼。民愤已起，羌笛横吹，匈奴人和羌人豪酋乘机发难，迅速组成一支大军，向汉军杀奔而来。闯了祸的义渠安国，亲率三千精骑屯扎浩门（即今永登河桥），严阵以待。不料，羌人经几十年卧薪尝胆，这次又是挟怒而来，一鼓作气，竟将汉军三千铁骑打得落花流水。义渠安国尝到了羌兵厉害，慌忙率残部退往令居，一边深沟高垒固守自保，一边申奏朝廷请求发兵。

　　此时，汉朝正逢国丧，昭帝驾崩，宣帝初登大宝。汉朝自武帝晚年已从强盛的高端跌下来了，昭帝虽可勉强维持局面，但内忧外患，汉朝雄风难再。宣帝是有作为的皇帝，可是，任何作为都是要有物质和精神基础的，国库空虚，水旱频仍，许多地方已经民不聊生，朝堂上，大臣之间，内宦与外臣间，帝党与戚党间，你争我夺，互不能下，一时腐败公行，国势不振。宣帝急于扭转这种局面，而边关军情乃刻不容缓之事。

　　七旬老将出马：安边还看赵充国

　　有道是，内事不决问相，外事不决问将。这是对皇帝说的。一个有作为或想有作为的皇帝，最起码的要做到这点。西北边关出事了，边关无小事，一个小小的冲突都有可能导致兵连祸接国本摇动。义渠安国逞奸施诈，妄杀羌人，羌人同仇敌忾是当然选择。羌人各部本非铁板一块，内部矛盾重重，安国的滥杀行为，成为羌人联合反汉的催化剂。

　　情势危殆，举朝惶恐，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这时，汉宣帝想起了熟悉边务，又老成持重的赵充国。

　　赵充国何许人也？

　　赵充国原籍陇西人，后移居金城令居。少有大志，研习兵法战略，留心边防，初以“良家子”参军为骑兵，因善骑射被选入羽林军，守卫皇宫。天汉二年，汉武帝下诏征讨匈奴时，赵充国以代理司马身份，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师酒泉，攻击匈奴右贤王部，被其大军包围。流沙千里，黄尘漠漠，匈奴对汉军围而不打。赵充国判断，匈奴意图有二：一者困死汉军，一者迫降汉军。于是，他建议，趁汉军尚未疲惫突围而出，并自告奋勇为前驱。

　　一百多人的敢死队组建起来了，赵充国面对这些视死如归的壮士说，我等离家万里，受困大漠，与其等死，何如拼死决战，死则上报天子厚恩，胜则报父母养育之劳。一百多壮士一齐振臂呐喊：愿随司马同生共死。鼓角大作，全军振作精神大喊助威，一百多匹骏马，一百多名健儿，刀枪映日，愁云惨淡。匈奴兵满以为汉军已成瓮中之鳖，不劳动手，再困几天，只消收尸或押送俘虏罢了。猛不防一支精兵杀出，被冲得立脚不住。回过神来，看对方冲阵的人并不多，牛角号震天响起，大队人马从四面围裹上来。李广利乘势率大军突围而出。

　　大家满以为敢死队必死无疑，而他们是为了掩护大军牺牲自己的，突围到安全地带后，个个伤感不已。这时，却听见身后一串马蹄声急，只见赵充国血透铠甲，手下壮士只剩十余人，个个成了血人，所乘战马皮开肉绽伤痕累累。好在他们活着回来了，死里逃生的汉军将士齐声欢呼，个个热泪盈眶。李广利这位没什么将才，只因是皇帝舅子才作了将军的将军，见状也百感交集，在给赵充国换衣疗伤的当儿，仔细一数，伤口竟达二十多处，好几处几乎致命。这位才略不济却自视甚高的将军，此时也被震撼了，感动了。回到京城，他向皇帝如实汇报了战场情形，汉武帝也大为惊异，当朝亲自查验赵充国身上伤口，满朝文武无不感叹。赵充国当即被拜为中郎，旋即又升为车骑将军长史。

　　汉昭帝时，氐人在武都造反，赵充国奉命率兵镇压，因功升为中郎将，又为水衡都尉。水衡都尉是干什么的，是主管皇家上林苑的长官。可见，昭帝对其也是很宠信的。就在这年冬天，匈奴二万大军犯边，赵充国率兵征讨，一战斩、俘九千人，并获其西祁王。回朝后，论功行赏，赵充国官拜后将军，兼水衡都尉。

　　此时的赵充国已冲上权力的核心层了，也正好到了用权的时候。昭帝崩，无子，谁继承皇位，各派政治势力粉墨登场，一时皇宫内杀机四伏。大将军霍光是外戚，权高位重，信义素著，他倾向于迎立宣帝，赵充国积极赞同，迎立成功后，宣帝论功行赏，赵充国被封为营平侯。边关又有事了，匈奴与车师联兵进攻乌孙，乌孙乃西域小国，如何抵挡得住，便向汉朝求援。匈奴是汉朝死敌，乌孙是汉朝保护国，此事不可不管，要管还要管好。在朝大将首推赵充国。他被拜为蒲类将军，率三万骑兵，西出酒泉一千里驰援乌孙。两军接战，首战斩匈奴数百人，匈奴暂退后，集中十万骑兵反扑，赵充国统兵四万，沿北部九郡长城沿线布防，屯驻不出，匈奴无机可乘，引兵北去。

　　将赵充国的履历行状详细交代，目的是想说明：在专制体制下，一个人所建立的功业大小，与体制对他的认可程度有关。赵充国历事武、昭、宣三朝，每朝对其都是信任有加，因而使他有更多的建功立业机会，能够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发挥自己的才干，而对于汉宣帝，赵充国不仅是于国有功，对自己也有迎立之功，这为赵充国的“安边”事业奠定了政治基础。

　　义渠安国与羌人彻底翻脸后，河湟边地局势迅速恶化，纷争时时有，大战一触即发，并且势所难免。《汉书·赵充国传》记载，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宣帝决定派兵平羌。这么大的事，谁当此任呢。宣帝颇费踌躇。一时委决不下，派为官清正的御史大夫丙吉前去征询赵充国的意见。赵却笑而不答。丙吉急了，说国难当头，将军世受皇恩，又权高位重，为天子分忧，为社稷出力，是我等为臣子的本分，何儿戏如此！再三请教，赵充国方慨然道：“亡逾于老臣者矣。”意思是说，当此大任，舍我其谁。丙吉闻言大惊，却默然无言，只是定定地望着赵充国。赵充国笑道，大人莫非谓我老不堪用？丙吉不置可否。赵充国说，国家命将，要在专任，今主上忧疑，群臣议论，即使孙吴复生，亦难见功矣。丙吉心下肃然，忙起身告辞，答应把这个意思如实禀报。别说丙吉惊诧，宣帝闻报也是大感意外。要知道，赵充国时年已是七十三岁高龄了，而这次是兵发西陲，别说临阵决机，就是地远路险风霜酷寒的自然条件，也非老者所能承受。

　　宣帝心中壮其忠勇不减当年，又虑其老迈不堪大用，但对于赵充国的军事才能，宣帝还是心中有数的。他生在边地，熟悉边地民情风俗，又长年从事边务，久经战阵，威名远播，朝中大臣没有能跟他相比的了，挂帅出征未必力能胜任，但运筹帷幄非他莫属。召见后，宣帝便垂询羌人情况，以及应对之策。赵充国见宣帝焦急，他不急，他不像有些大臣为讨皇帝眼下欢心，口出大言，大包大揽，终致误国误民。他徐徐言道：陛下勿忧。如今羌人情势未明，山河悬远，军情大事不便遥测，待老臣前去金城观察过后，再作处分。《赵充国传》写道，宣帝忽然长叹一声说：

　　“廉颇虽忠勇可嘉，无奈自古英雄出少年啊。天乎，天乎，霍卫已逝，充国白发，谁佑大汉？”

　　赵充国闻言，含泪道：“圣虑如此，老臣之过也。老臣恨不能重生天地，为国驱驰。然依老臣浅见，为将之道，在于临阵决机，所谓一将无能，千军遭殃，至于冲锋陷阵自有健儿担当，老臣不能，亦不为也！”

　　一席话，说得满朝文武瞠目结舌，又觉合情合理。宣帝释了疑虑，决定拜赵充国为统兵大将，率军西征。

　　汉宣帝没有选错人。兵者国之大凶也，不是随便可以用的。在旧兵器时代，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两国交战，尚不以杀伐多少为胜，白起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家，打仗固然厉害，可杀心太重，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赵人为之切齿千年，秦人对他也没什么好感，无论对谁，想想那个残忍！何况，汉朝面对的仅是周边的一个民族部落。战的目的在于和，在于相安无事。赵充国一生征战，经历了太多的血腥，厌倦了杀伐，他说此次西征舍他无人，并不是老汉口出狂言，目无他人，说实话，按照当时汉羌双方的实力，真要像汉朝和匈奴那样你死我活，羌人绝非汉朝敌手。可是，战后如何？从赵充国后来的行为看，他主要考虑的并非战场业绩，而是善后事宜。他的那句大话是因此而说的。

　　当然，既然是打仗，就得把仗打好，打得好，善后工作才可做得好。赵充国率两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金城。羌人占据北岸，汉军在河南扎下营寨，求战心切的将士主张一鼓作气打过河去，赵充国说不忙，先搞清情况再说。河北羌兵零落，不像大兵压境的样子。有人又要即刻渡河发起攻击。赵充国为防羌兵趁半渡偷袭，在夜间，先派三个分队偷渡过河，建起滩头阵地，第二天，大部队方从容过河，安营扎寨，严阵以待。这时，有一百多名羌人勇士前来挑战，属下跃跃欲试，赵充国说，我军远道而来，人马疲惫，不利速战。再者，敌骑轻装而来，人数又少，显然是诱我之计，我军志在全胜，不可贪图小功。羌人见汉军不动，打马扬尘而去。

　　眼看放跑了敌人，部属嘴上不敢说，心里都在嘀咕，说朝廷派此老头为将，岂不误事。又觉得，老了就是老了，再英雄无敌的人，都是越活胆子越小。赵充国不管别人心中怎么想，军中无戏言，令行禁止，毫不含糊。他命人连夜前去四望峡侦察敌情，发现那样紧要的关口竟无羌兵把守，便连夜率大军穿峡而过，直插西部都尉府。西部都尉府在哪儿，在今天的青海海宴，青海湖北岸。汉军绕过了羌人湟水天险，不仅直捣腹心，几乎是打到后方了。羌人惊为天兵到来，忙组织反攻，可这时，汉军又按兵不动了，只是紧守营寨，无论羌人如何挑战，一律不闻不问。赵充国每天杀牛宰羊，歌舞美酒，与将士一起吃饱便睡，好似不是来打仗的。

　　赵充国在等什么呢，他在等羌人内部的变化，他侦知，羌人的意见并不统一，很多小部落都是受胁迫而反汉的，坚决反汉的只有先零羌首领杨玉。果然，罕部首领派人来了，向汉军表明被迫反汉的心迹。赵充国对来使说，这些情况我都知道，这也是我按兵不动的原因，战鼓一响，玉石俱焚，滥杀无辜，非天朝大军所愿。汉军只问有罪的人，你本无罪，不必害怕。今放你回去，望能转告各部，速与叛乱者脱离关系，以免自取灭亡。今天子有诏，对参与叛乱而能投案自首的人，或能协助官军捕杀叛乱者，既往不咎，并论功行赏。凡捕杀一个有罪的大贵族赏钱四十万，中等豪酋十五万，小豪酋二万，壮年男子三千。

　　消息很快在羌人各部落中传开，反叛者惶惶不可终日。不料，赵充国将自己的做法汇报给宣帝后，却引起了麻烦。皇上不通边务，大臣不通边务，在他们的眼里，打仗就是冲锋陷阵，就是人头落地，就是你死我活，哪有这样温文尔雅婆婆妈妈的。反对最力者要数酒泉太守辛武贤。客观地说，他也是懂得打仗的将军，可他不懂得战争中的政治，属于单纯军事观点。他认为，如今边防部队都在南山，北边空虚，而且塞上酷寒，中原人马不适应，不如等到七月再起兵，各带一月粮草，从张掖、酒泉分路进兵，先征讨鲜水羌人，夺其牲畜，虏其妻儿，然后迅速退兵，再伺机出击，必能震慑羌人。

　　这个损招，居然得到了宣帝的赞同。他一面颁诏调陇西兵实施此策，一面遣使与赵充国商议。说是商议，其实是命令，汉宣帝还算明白，赵充国毕竟德高望重，深谙军事，且有功于己，对待起来，便客气一些。赵充国心中明白装糊涂，既然皇上要商量那就商量。他拟就一个奏折，请来使上呈。在折子中，他先严词反驳了辛武贤的论调，继之，则给皇上算了一笔账。他说，辛氏此举，实属轻率，一万人马，远道千里击敌，一匹马驮三十天粮食，再加上装备，行速必慢，即使赶去，羌人或逃或拒，都会劳师无功。那么，该怎么办呢，他认为只有“先行先零之诛”，才可震慑各部，使之“悔过反善”，此乃“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应该说，赵充国的做法是对的，与羌人作战，是与反汉的羌人作战，而非与所有的羌人为敌。鲜水羌与汉相隔遥远，并无反汉行为，辛武贤此举乃为国树敌。可宣帝听不进去赵充国的良策，反而一面下诏切责，一面任命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率兵征讨已经与汉合作的罕部羌人，并令其速战速决。

　　赵充国接到诏书后，并未诚惶诚恐，他不是那种为保个人富贵放弃主张，对皇帝唯命是从的将军。他再陈安边之策。他说，先零羌叛汉有罪，理应讨伐，而罕部并未反叛，如今是伐无罪，开脱有罪，无罪遭伐，形同树敌，有罪不伐，是鼓励有罪，攻罕部，先零必援，汉军树敌，先零得友，各部见状，必结同盟，此策两害而失有利，望皇上勿听。

　　汉宣帝终于明白过来了，由不满而龙颜大悦。

　　内部关系协调妥了，战机也来了。先零羌屡次挑战，见汉军不应，军心有些懈怠，赵充国则暗传将令，引兵潜行接近先零羌突起攻击，羌兵猝不及备，望风奔逃，辎重财物丢弃遍地，逃至湟水边，军士争相抢渡，乱成一团。赵充国却收住士兵，任羌人渡河，部将急了，请求乘势掩杀，必获全胜。但赵充国不同意，不是他不会打仗，说起来，一个军人征战一生，未必能碰上一次这样好打的仗。此次打仗，只是为了安边、宁边，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以杀伐多少为目的。但这层意思又不好明说，他只好虚言道，此乃穷寇，不宜追击。其实，哪有什么危险呀。羌人渡河而去，汉军慢慢追赶，此役，羌人除被淹、被杀、被俘数百人外，七八千主力部队渡湟水而去。赵充国也不去追赶，而是移兵罕部，严肃军纪，秋毫无犯，罕部羌人心悦诚服，远近羌人部落闻讯，忧疑之心稍解。

　　毕竟年纪大了，连日征战，饱受风寒之苦，赵充国身患重病。病中的赵充国仍是一脑门的边务，他挣扎着给汉宣帝上“屯田之策”，建议将骑兵撤回，只留一万步兵在此屯驻，以农养战，以战扩农，兵农一体，安边自给。

　　此策一上，在朝廷又掀起轩然大波，各种责难纷至沓来。宣帝命赵充国与辛武贤合兵进攻先零。赵充国按兵不动，继续上表陈情。他的儿子赵卯害怕了，知子莫若父，同样，知父莫若子，他不敢面见父亲，托人来劝：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绣衣，就是御史，是管官的官，御史敲门，与敲丧钟差不多。儿子的话不能不说没有道理，与皇帝闹别扭，那是拿全家、三族、九族的脑袋开玩笑，皇帝要是翻脸了，什么功臣勋旧，连亲老子亲儿子都不认的，何况您这是给战场上的敌人谋利呀，搁得着吗，皇帝说杀就杀呗。可赵充国不这样想，他断然道：头可断，计不可改！他不是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心想，老子在宦海沉浮时，你小子在哪里！老子混到这份上了，也混到这把年纪了，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只要是为国家着想，为皇上尽忠，豁出去了。他拖着病体，连夜上奏，条陈屯田十二策，字字恳切，句句辩驳，再次呼吁：“班师罢兵，万人留田。”当然，他是一个明白人，只有打动皇上的心，才有望皇上听自己的忠言。

　　且看他是怎么说的，他在奏折中让皇上看到了屯田罢兵的三个好处，在政治上，“万人留兵屯田以为武备”，免得劳师远征，虚耗国力，引发民怨；在经济上，屯兵自给自足，朝廷既不用千里馈粮，还可创收，以实国库；在军事上，以往由于供给跟不上，万里疆域，日常守军只有数千人，敌人来犯，才发兵远征，代价既大，又远水难解近渴，现留兵屯田，我为主，敌为客，以逸待老，战无不胜。

　　俗话说，话有三说，巧者为妙。与皇上说话，要说到他的心坎上。赵充国书凡三上，有效果了。每次折子奏上，宣帝都要与群臣讨论，第一次赞同者不足十之三，第二次十之五，第三次十之八。丞相魏相原是坚定的反对者，到第三次，也改变态度了，他诚恳地说，我等昧于兵事，后将军规划有方，定当奏效。今天的红古区一带，便是当年赵充国的主要屯田处。汉宣帝认可了赵充国的方略，可他仍和了稀泥。他两策并用，命许、辛二将和中郎将赵卯会师进剿，三人各杀羌人数千，收降数千，只有赵充国兵不出营，而收降五千多人。赵充国担心别的将领滥杀无辜，便上书说，羌人共有五万军兵，已斩七千六百，降三万一千二百，他死者五六千，逃者不过四千，况且罕部承诺要带杨玉人头来献，现在应该班师回朝了。宣帝准奏，赵充国于神爵二年“振旅而还”。当年秋，杨玉被部下杀死，部属四千多人降汉。羌人降者，前后达四万人，被安置在今永登、红古、永靖、青海民和等地游牧。为了管理这些羌人部落，汉朝于神爵二年置金城属国都尉，以统降羌。

　　还得对赵充国的后事略作交代。他还朝后，宣帝没有追究他的抗命行为，相反，给了他很好的待遇。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赵充国病逝，享年八十有六。这是在汉朝，人生七十古来稀。古人云，仁者寿。赵充国征战一生，在血雨腥风金戈铁马中，对敌尚存仁爱之心，攻心为上，兵革慎用，堪为后世用兵者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