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篇小说精品

第二十五章 甜橙，冬天的水果

　　[南非]纳丁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1923--）

　　大凡人一旦成了名，在一般人眼里就不再是个简简单单的人了，他们所到之处，众目睽睽之下，成了让人引颈而望的东西，活像一棵由克鲁格总统当年亲手栽下的橘子树；活像公园里的一尊什么雕像；或者干脆像一座当年充当过历史上第一座礼拜堂的汽车加油站，不能不让人另眼相看。瓦纳斯先生就是个名人，然而，他之所以出名，却正像不少其他名人一样，纯粹是在不经意中造成的。他是个南非欧洲人，靠承包货运起家，那是在金矿发现之前的事了。现在的这个城镇，当年不过是德兰士瓦高原上的一个煤村，坐落在那些布满煤尘的黑黝黝的山丘之间。他的那些驴拉货车把康沃尔矿工们的摇摇晃晃的家什从火车站运到他们的小屋。后来，发现了黄金，一个个金矿的竖井向地下延伸；而在地上，一幢幢住房和商店如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瓦纳斯先生买了一队灰色马匹和四辆四轮大马车。他为各金矿送机器设备，同时为云集而来的矿工和商人们运来各种漂亮时新的家具。他买下了一座很大的波纹铁棚，把它改建成一座贮货场；他有了办公室；并且有了一辆专供自己使用的豪华的双轮轻便马车。他的运货马车上都漆着“瓦纳斯车行”的标记，每个字母有两英尺大小，在村里到处都能看到。在教堂里，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老。他给自己盖了一幢房子，游廊配有白闪闪的、像蛋糕花边似的栏杆，还有装饰性的角楼和葱头形的波纹铁的圆屋顶-这种在建设威特沃特斯兰市时曾广泛使用过的波纹铁，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当地建筑的核心材料。其实，用它盖成的房子，在整个冬天里，入夜便寒冷刺骨；而在夏天，一到正午便热得冒火。在瓦纳斯的这幢漂亮房子内部，各种长毛绒的华丽装饰、缀球的流苏绝没有半点偷省，房间里更有一面面装在红木镜框中的闪闪明镜，把他妻子和女儿们的倩影折来射去，增加了几倍。正如他由于金钱和财产而一下子产生了自我意识一样，这个村子，眼下成了一座小城，也产生了自我意识。城市的自豪感要求有一位市长，并且要为他戴一条金链，还要求有一群可以与市长先生共议大事的地方议会议员。瓦纳斯先生当上了市长，并且把那金光闪闪的链子一连戴了三年。该城的第一幢石头建筑是一家银行-它至今还巍然矗立着-这幢建筑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这样的字句：“尊敬的市长、地方议会议员格格瓦纳斯阁下奠基于1912年7月15日。”

　　多年后，他的一张照片被人们在当地一个拍卖商的售货厅里发现，它被扔在一个乱糟糟的角落里，那里专门堆放卖不掉的废物。照片上的瓦纳斯还是那个时候的一派威仪：身着市长制服，佩戴金链，留着两撇像獠牙似的小胡子。这两撇胡子倒是一件他从未丢失过的东西。这张旧照片被当地的报纸转载，人们像看到一张外质现象的照片一样，感到难以置信。

　　在城市的发展面前，瓦纳斯先生落伍了。随着瓦纳斯变得越来越衰老，城市却变得越来越年轻，变得日益充满活力，精力充沛，灿烂夺目。在新事物面前，他手足无措了。他的确赞成共济会的聚会、荷兰改革派教会的义卖市场以及英国舞会上的小伙子们；但是难道他会去主持露天游泳节开幕、参加评判选美比赛，或者欢迎一位来访的好莱坞女影星卖弄身姿吗？办不到。他的英语说得不太地道，他的南非公用语也强不了多少，尽管这是他的母语。在城市建立之初，当市长用不着讲很多话，只要他稳重、富裕，工工整整地戴好金链就够了。如果他继续干下去，干到生在南非的欧洲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干到南非的民族主义政府建立起来的时候，如果有一位南非联邦政府的部长为庆祝碾碎十亿吨金矿石进行正式访问，他肯定不会表示欢迎。那些部长们在公众面前都有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他们那种好像得了天启的尊容，以及那套做作的温文尔雅的举止，就好像鸭背上的油脂一样，总是无形地披挂在这帮政客身上。

　　但是，他连汽车风行的时代也没能干到。到二十年代，这个城市里又有了另外两家运货承包商，而且这两家都各有一辆运货汽车。就是那种外形笨重、装着铁皮车篷的东西。这玩意儿能够使所运的家具无论在什么天气里都保持清洁和干燥。但是它必须用摇把来发动，像给一个巨大的发条玩具上弦一样。瓦纳斯的爱妻在1922年去世了。她是在生他们的第四或第五个女儿时死的。

　　也许这就是造成他在是否用新式运货汽车代替马拉货车问题上长时间犹豫不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失去了在运货买卖上领先的地位。那是个多事之秋，在威特沃特斯兰，发生了多次罢工，随之而来的是商业活动的瓦解，酒店关闭了几个月；而在约翰内斯堡，则出现了一些场面壮观的宴会和狂欢，当时大街上到处扔着抢来的威士忌和进口的巧克力。当人们回想起这件事情时，他们说，自从瓦纳斯妻子一死，他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但是当时人们不愿意正视正在潜行而来的灾难，他们看不到一些恶兆-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人们总热衷于循规蹈矩地生活，结果命运剥夺了他们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利。瓦纳斯太太把脸转向了墙壁，于是幸运和她一起背过脸去；这成了瓦纳斯没落的一个起点。

　　瓦纳斯仍然住在那幢豪华的房子里，和长女住在一起。她才是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便成了管家和其他几个孩子的妈。气象风向标还没有掉下来，包着长毛绒的各种家具还显得簇新光鲜。为新开的金矿运货利润丰厚，但是几个这样的运货合同都落在了那些有现代化运货汽车的人手里；而当原来那些旧合同到期后，需要重新签订的时候，瓦纳斯车行又失去了一些旧日的老主顾。看来，他已经心灰意懒，对一切听之任之了。这以后，他什么东西也没有抓住，错过了很多机会。他借钱给人家，从来没有收回过；事实表明，借钱时对方交给他的抵押品，在催还借款时不起一点儿作用。从他当市长那会儿算起来，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他在地方议会落选也差不多有同样长的时间了。他在一些事情上打错了算盘，卖掉了自己的运货行。他被宣布破产了。

　　也许这就是他垮台的标志，他没有能力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他和他身边的一些事物依然故我地保持着原样。他并没有离开那幢华丽而时髦的房子（这房子是他妻子名下的财产，根据她的遗嘱传给他们的几个女儿），他仍然留着那两撇伟大的、獠牙似的胡子，那曾经代表着一位城市父母官的尊严。没有任何东西比起一成不变的东西衰退得更快。到了三十年代，当他最小的孩子长到十岁，最大的女儿已经给他生了外孙、外孙女的时候，他的这幢房子，对于这座如此年轻的城市，无疑已成古董路标了。生锈的风向鸡在刮风的天气里摇摇晃晃地发出尖厉的声音，房子的白色扶栏再没有油漆过。从街上向起居室的窗户中望一望，就可以看到被虫蛀坏了的长毛绒；在有些地方，窗帘架垂下的流苏上，小球球已经遗失了。瓦纳斯一家已经无力更换任何东西了。大女婿因为在地下矿井里干活儿得了肺结核，全靠着病残津贴过日子。所以大女儿一家又搬回来，住在有洋葱头形圆屋顶的旧房里。老瓦纳斯-似乎他从未当过什么名人-则在一个成品仓库找到了一份工作。这种工作，如果是一个刚刚离开学校的生气勃勃的小伙子来干一干，倒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一个中年人干上这种工作，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已经不适宜干任何别的工作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家电影院在瓦纳斯家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兴建起来（老的住宅区正在被这个城市的日益扩展的商业中心区所吞噬，日见缩小，住在步行可以走到邮局的距离之内已经不时兴了），他迷上了每周有两三个晚上去电影院。莫非说他爱上电影了？没有人问过他，就连他的孩子们也没有问过。他去电影院的时候，就像一些老年人到小酒馆去时一样，是绕道儿走的。他的孩子们都在忙碌着，千方百计寻找着得以施展自己才干的天地，力求人们承认她们的力量。她们当中有一个已经有了几个追求她的男朋友；另一位在弹钢琴，想要通过苦练参加天才竞赛；而第三位在收集蝴蝶标本，正努力谋求一份奖学金。

　　瓦纳斯无力为她们谋任何事，所以她们唯有自己奋斗，争取出人头地。

　　当然，他已经不再是教堂中的长老了。参加宗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地位的一部分，而他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地位。他再也不去教堂了，好像他的到场会使自己和上帝都难堪，正像他瓦纳斯如今一旦走进市会议室，就会让现任市长和他的议员们难堪一样。（这位现任市长是一位牙科医生，在股票市场上发了财，有一幢附有鸡尾酒酒吧的房子；他还带头搞起为本城大吹大擂的运动，他搞了许多光闪闪的标语，上面写道：您现在进入工业城市努尔多波-好客热情，繁荣昌盛！）四十年代，瓦纳斯丢了在成品仓库的差事。有一段时间，人们常常看到他在城里到处闲逛，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看着商店的橱窗，似乎在掂量什么重要的买卖。就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管他叫可怜的老瓦纳斯了。但是，他这种被迫的百无聊赖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到这时战争正打得火热，老瓦纳斯穿上了军装：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征兵处找到了工作。这件事在这个城市里成了一桩小笑话。本城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元老们（他们自己仍然干得不错，而且宁愿认为瓦纳斯的衰落不过是一种怪癖），用手戳着他穿着不合身的列兵服的胸口，大声喊着（大家都知道他似乎已经变得相当聋了）：“好嘛，现在咱爷儿们没什么可担心的啦，是不，瓦纳斯？这回希特勒算是玩完了，因为您来了。”而老瓦纳斯总是喘着气笑着，他的嘴巴在那乱糟糟的胡须下面含糊地说着一些让人难以听懂的话。

　　一周又一周，他坐在那家电影院的同一个座位上。这是那种便宜位子，在前面第二排。常常一整排座位上就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坐在那儿就要十分滑稽地和银幕上那些巨大的面孔面面相觑。

　　在整个冬天里，他总是把自己的耳朵-那苍白、耷拉着的耳朵，耳孔里丛生着白花花的毛-缩到军大衣里面。如果他把随身带着的几份厚厚的报纸铺在地上，自己四仰八叉地躺在上面，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不合适，他在这个难看的小电影院里安营扎寨了。墙上的壁灯发出红幽幽的灯光，好像动物的眼睛；地板上乱扔着很多花生壳，弥漫着一种公园里的无家可归的气氛。

　　严冬酷暑，人们总是能够通过他的咳嗽声知道他的存在。在每次看电影的过程中，至少要咳上两三次：这是各种乐器齐备的慢性支气管炎交响乐，一开始，是一阵令人窒息的喘息，好像一阵发闷的笑声；继而上升为一种由哽塞、喘鸣和干呕组成的多声部大合唱；然后平息下去，通过更多的喘息而逐渐趋于沉静。这便是典型的老瓦纳斯的咳嗽。

　　他在火车上也照咳不误，就在每天他去约翰内斯堡的征兵处上班的早班火车上。早晨的空气甚至使他咳嗽得更频繁。老瓦纳斯在此，于是，那些由于不信任当地商店而到约翰内斯堡去执行重要采买任务的太太们，在那些由于实行汽油配给制而不能坐私人汽车旅行的日子里，都纷纷避开这班会听到这种咳嗽声的客车。

　　他在车厢里咳个没完，唾沫横飞，令人讨厌。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和可怜的老瓦纳斯一起关在一个车厢里，那是很苦恼的。他穿着那身滑稽的军装，平静地坐在那里。可怜的老家伙，岁数那么大了，能对他说什么呢？人们不能不理睬他，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叫花子。但多年没人当真和他说话-这样干实在太笨了。不过，说老实话，瓦纳斯家的闺女们倒个个都是好姑娘，特别是艾茜（她现在已经学有所成，是一所幼儿园的老师）-对孩子们总是体贴入微，充满慈爱。

　　男女中学生每天早上在上学的路上都要爬上这班火车，他们的学校就在下一站威特沃特斯兰市（努尔多波的学校在建新校之前没法接纳所有的学生）。他们根本不注意老瓦纳斯，也注意不到他的咳嗽。他们挤满了他坐的这节和别的车厢，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尽情地喊着，开着玩笑。这些身材高大、发育得很好的南非孩子们，他们的身体和大腿以一种最精彩的轻歌舞剧的传统风格使学校让他们穿学生制服的目的彻底落了空。在那些身体上，呈现出的不是庄重与循规蹈矩，而是强健和富于刺激性。女孩们的哔叽短体操服暴露出黑袜子以上几英寸的大腿。那绷紧的袜子遮盖住她们强健而曲线毕露的大腿和圆滚滚的小腿，她们那丰满的乳房在扣得紧紧的衬衣下高耸着。男孩们穿的足球短裤仅仅包住了他们那肌肉发达的P股，他们把粗大而多毛的大腿横七竖八地伸在车厢的过道上。他们只有十四五岁，体重却有一百七十磅。他们发出吓人的捧腹大笑声，那笑声发自新近开始变声的嗓子。不知怎么的，下巴上新生的胡须顶破了青春的脓疱冒出来。他们在车厢的许多门上写下了一些四个字母的词。他们把口香糖黏在座位上，他们互相捶打，他们和女孩子T情，他们根本不介意老瓦纳斯，正像他们根本不理会自己生活轨道之外的任何人一样，他们正处在一种激烈而变声的年龄。

　　战争结束了，他们离开了军校。但另一批孩子成长起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重复着他们的生活。老瓦纳斯从军队复员了，但他仍然每天到约翰内斯堡去，干另一种工作。没有人确切知道那是什么工作，无非是某种老年人干的微不足道的职业。他当然不穿军装了，但天冷时，他还是把军大衣罩在他那很脏的衣服外面。而且，他仍然经常咳嗽。

　　孩子们偶尔会半心半意地试着逗弄一下这个老头；简直不值得惹这种麻烦，因为他好像戴着眼罩旅行，他只是单调地坐在那里，直至目的地；有时打打瞌睡，甚至很少向车窗外看。有一次，有个孩子把一块石头包在一张糖纸里递给他，但他只是把手举起来，以咳嗽作答。他晃着头，也不知道是表示感谢还是拒绝。好几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男孩女孩们只是在走过他身边时用他们的书包或沉重的脚步打扰他一下，他被人忘记了。有一天，有一个男孩拿来一块用橡皮做的假狗食，他把它在所有可能放的地方和人面前都放过了，看来再也不能用它来捉弄人了。这时，一个女孩为了要给这个男孩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拿起它，把它放在这个老头的靠角落的座位上。不出所料，这天老头一上车就走到他坐惯的老地方-倒数第二节车厢，并且果然坐在那个东西上。但是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它就在自己P股底下。这时，那个女孩坐着，忍俊不禁，用手捂住自己的嘴，那双黄铜色的大胆的眼睛观察着他的动静。她的朋友们挤在她的两边，大声嘲笑着，笑得浑身哆嗦、挤作一团。有一小会儿，老头好像在看着她们，但是没看懂她们为什么大笑。他那满是皱纹的眼皮扑闪了一两下，好像电影片的空白从他的两个瞳孔里闪过。他就像动物园里某种不伤人的、反应迟钝的动物，人们扔的橘子皮打在它的兽皮上弹起来，而它只是模糊地听到一些零碎的声响。

　　就在火车快到孩子们下车的那个车站时，那个女孩说话了：“你坐在我的东西上了。”老头根本想不到她会对他说话。“你坐在我的东西上了。”她很不耐烦地又说道。他用手拢在耳朵上十分吃惊地听着：“我说，你坐在我的东西上了！”

　　他急忙笨手笨脚地站起来，向自己周围看着。女孩一把抓过那个东西，神气活现地走开了，十分无礼。而这时，她的朋友们高兴地互相推搡。而老头甚至没有看见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便又沉重地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第二天早晨，那个不成功的玩笑已经被忘掉了。还是那群女孩，咯咯地傻笑着，小声地议论着一本叫《真实浪漫故事》的平装本杂志。她们没有意识到这位老人的在场。但这时，老头正在看着她们。

　　一两天后，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老头错过了每天必乘的那班火车，坐了下一班车。而那个开玩笑的女孩（她看来和其他女孩很相像，也许就是那群女孩中随便的哪一个），也错过了那班车，而且也乘上了这班车。过班火车几乎是空的，因为它对于上班的工人和上学的学生来说都太迟了。出于习惯，老头走进了倒数第二节车厢；可能也是出于习惯，那个女孩也走进了倒数第二节车厢。她一P股坐在了他对面。她气喘吁吁，心情很坏，因为自己不可宽恕地要迟到了。她身上带着一种沾满尘土的哔叽料子味儿、墨水味儿，还有她那油腻腻的黄头发发出的碱性碳酸铜的气味。她的头发每天晚上都要卷一下，但是不经常洗。她用一种冷漠的爱理不理的眼神瞥了他一眼。她总是用这种眼神看老头和小孩的。她没有多久就沉浸在一本新买的《真实浪漫故事》里了。太阳直照她的眼睛。她突然站起来，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杂志，一边一跳，蹦到这个分隔间的对面，坐到老头的旁边。

　　自从她走进车厢的这个空旷的分隔间，他就一直在看着她，温柔地，从他自己的位置上看着她，又似见未见。当她坐到他身边时，他叹了一口气。

　　后来，她告诉别人说，就是那个爱咳嗽的老头，那个总是乘坐七点半这班车的老头，“哎哟，我的天，那个老猪猡，真是个神经病，是吧？”（这些大孩子们说话时就用这种粗鄙不堪的英语与南非公用语混合的语言。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个有两种语言的国家里，只受过有限的教育，他们使用的就是这种语言。）她的朋友们叫着笑着，直到她发脾气为止。她的老师不想再听这种胡编乱造的故事。但是这个女孩子的父亲（虽然他根本不知道她平时到哪儿去，干什么，或者晚上什么时候回家）却不依不饶，出来煽动某种原始的宗族荣誉感（毫无疑问，他是很好斗的），并且发誓，要“公审”老头，要掐住他的脖子，要把他送官。

　　就这样，在1951年的某日，此时年近七十的瓦纳斯，因为在火车上吻了一个女学生而被逮捕。这是一个长着长长的大腿、沉甸甸的乳房、高大强壮的女学生。她虽然是个女性，但还不是一个在各方面成熟的女人：她是一个做着从青春期到衰老期的全部性爱白日梦的女性，由于身体内各种腺体的作用，她凭幻想作出许多无心的、下流的、甚至几乎是恬不知耻的想象。

　　老瓦纳斯呀！那个可怜的老东西，聋得像根木桩子，牙都掉光了，长着发臭的糟胡子。呸！人们反感地咯咯笑着，厌恶地咧嘴笑着。噢，没有一个女人会看上他，他肯定有二三十年没和任何女人有关系了。自从太太死了以后，他根本没有再婚，也没干过这类事-当然没有，老瓦纳斯！就是做梦也没有人想得到把一个女人同他联系起来。他脑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这个老鬼，怎么回事？谁想得到这种事呢！嗨，这个老坏蛋……你知道，那家伙咳嗽起来你就别想听清电影里的对白……就是他……那个穿军大衣，看起来倒人模狗样的老东西。

　　在约翰内斯堡，各报都作了一些版面很小的报道，一个上岁数的退伍军人因为企图对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非礼而受到指控。

　　瓦纳斯当年身着市长制服、戴着金链子的照片，被人从拍卖商的废料堆里翻出来，再次登在本地报上，并冠之以这样的标题：“前市长亲吻女学生”。说明是“格格瓦纳斯，曾担任过六年的努尔多波市市长与市议员，本周因被控吻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安娜科内丽娃朱斯特而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该女孩家住莫米克里普，丹垂路17号”。

　　关于这次事件的新闻报道，有一个标题是“母亲说，她很喜欢洋娃娃”。顷刻之间，事情变得好像是一个肮脏、好色的老淫棍吓坏了一个娇弱、幼小的小女孩。瓦纳斯的女儿们（特别是艾茜，她很有名气）简直抬不起头来。她们实在是丢尽了脸，对她们来说，他不啻是个屎盆子，人人都这么说。有些人甚至私下议论说：他真不该活这么大岁数，妻子死了近三十年了，又没有任何朋友-他这么活着，对己对人都毫无益处。

　　他女儿艾茜找了一位律师为他辩护，使他得以获释。当然罗，这事是由于一时之间丧失记忆而造成的-律师大致是这么辩护的。然而本城对他好色行为的义愤在他获释之后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其实，他的事并没有那么严重-这一点，却几乎没有人谈到。既然在电影院里，初吻是使人的眼睛颇受刺激的事情，那么可以想象，最后一吻必然是滑稽可笑而又污秽肮脏的了。但是，正是这最后一吻，作为一个奇异忘情的时刻，在这一刻里，他是超越了自我的，超越了老瓦纳斯，超越了那獠牙似的胡须，超越了那个滑稽的老兵，超越了那电影院中的咳嗽，使他变得引人注目。

　　这件事，就像本城中唯一的那尊塑像一样-就像那个耸立在尘土飞扬的公园里、年久失修又被顽童们涂画得乱七八糟的、骑在马背上的无名将军一样-注定要悲哀地，受到世人们的观察与议论。

　　（邹海岑 译）

　　1994年获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