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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澳大利亚]帕特里克怀特

　　Patrick White（1912--1990）

　　马里亚卡斯在胡同里下车的时候，已经是他的英国家庭教师过去常讲的龌龊模样。他想起埃利森曾经说过，菲里庇底斯虽已八旬，但是不仅十分健康，而且很有绅士派头。他不禁犹豫起来，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早晨刚下过雨，地上还有不少水洼。绿树丛的上空凝聚着夏天常见的乌云。马里亚卡斯打了个喷嚏。此刻再想退缩已不可能了，只好继续朝前走去，脚上的意大利皮鞋溅满了泥水，终于跨进了菲里庇底斯家的院子。尽管埃利森曾经向他暗示过老人境遇大不如前，但是看来却仍然生活得相当优裕。

　　在宽敞、朴素、结构匀称的瑞士式门厅里，一个落落大方的姑娘告诉他说，菲里庇底斯夫人被请去看望病人了，不过可以见到正在路尽头小花园凉亭里的主人，并立即领他沿着石径走去。一路上，姑娘彬彬有礼地谈着天气，可是马里亚卡斯却心情阴郁，两眼打量着姑娘的臀部。

　　走到凉亭，姑娘扯着嗓门说道：“菲里庇底斯先生，您等的希腊客人来了。”

　　凉亭里坐着一位清癯矍铄的老人，亭子的纤细白色板条有的地方已经松脱。

　　“是啊，”他用英语说道，像一般耳背的人一样，声音平静而高亢，“我们接到了你的信。再说，在几年前，蒂洛森就来信告诉我们说您可能会来。埃利森是我在士麦拿时期的朋友，这一点他对您说过了，其实我是在那之前在科尼亚认识他的。我在科尼亚呆过几年，是一位表弟写信把我叫去的，因为他把地毯生意搞得一塌糊涂，可是我只用了三年，就把织毯机从三十三台增加到了三百二十台。”

　　老菲里庇底斯想起这些事十分得意，不由得大笑起来，可是客人却感到有些茫然。

　　“你喝茶吗？”菲里庇底斯问道。

　　马里亚卡斯虽然不渴，但还是同意喝上一杯，总得找点事做嘛。

　　“杰尼维爱芙，沏一壶茶来。蒂洛森想喝茶。要沏一整壶，像平时一样。”

　　女孩走下了台阶。

　　“你不是英国人，”菲里庇底斯想起来了，并立即改用希腊语讲话。

　　他头戴猎帽，身披花格呢上衣，精神抖擞地坐在桌子旁边。两只手像鸡爪子似的从针织的棕色双指手套中露了出来，面前桌子上的蜡锡托盘里放着半玻璃杯茶。

　　“我妻子会为见不到你而遗憾的，”菲里庇底斯搅动着茶水，小勺碰在玻璃杯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接着又说：“她被人叫去看望一个病得很重的女人，我不记得那人是谁了。”

　　马里亚卡斯为了不贸然打断主人的思路，就坐了下来。铁椅子很窄，他好不容易才坐了下去。凉亭里有一股霉味。

　　“他们总是来找她，”菲里庇底斯解释道，但是又突然转了话题。莫名其妙地说：“你一定很精通语言，就跟所有的亚历山大人一样。我妻子学过好几种语言。勒旺岛所有的家庭教师都被请去教过她们姐妹。在士麦拿，几乎无人不知她们的才干。你能相信吗？康斯坦莎能够用叔叔给的象牙镶把手枪站在院子一头打灭放在院子另一头的蜡烛。”

　　马里亚卡斯没有说什么赞扬的话，他发现主人是一位颇具描述才能的人。

　　“夏季的傍晚，那些女孩子穿着绣花长裙站在石榴树丛里等待着被人挑选。”

　　菲里庇底斯先生留着近乎时髦的小胡子，他呷了一口茶，含在嘴里咂着滋味。微风骤起，使花园里潮湿的绿树丛轻轻摇动。马里亚卡斯霎时间一阵紧张，以为女主人回来了，免不了要寒暄一阵。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女仆把茶壶放在桌上后又走开了。

　　“茶！”菲里庇底斯叹息道，“这是所余不多的一种享受了。你知道，每个人都免不了一死。”

　　为了对主人的议论表示敬意，客人开始自己倒茶。他发现他自己的手指肿着，上面长着一簇簇的毛，放糖的动作笨拙不堪。他是由于提到身穿绣花长裙女孩子手才变得如此笨拙的。

　　“你若是有时间，我很愿意给你讲讲我妻子的事，”菲里庇底斯十分信任地说，“康斯坦莎是一个热情而又难对付的女人。不过为她受些罪却也值得。”

　　他颤抖地微微一笑。

　　“在我认识的人中，她最具仇恨心理。她恨透了这些东西！”他说着敲敲杯子。

　　“噢？”马里亚卡斯低声应道。

　　他一边喝着淡蓝色杯子里的茶水，一边听着。他回想着过去，嗅着周围的霉味，觉得自己仿佛有点像着了魔似的，有点儿神志恍惚而又服服帖帖。

　　“对，你用的是茶碗，”菲里庇底斯注意到了客人手中的茶碗，“因为我甩的是最后一只玻璃杯了。我一共从那个急于离开科尼亚的俄国人手里买了十二只杯子，我妻子用硬纸盒子装着带上了我们乘坐的驱逐舰。只要你有时间，我就把一切全都告诉你。”

　　“我有的是时间！”马里亚卡斯说道，突然诚心诚意地准备听下去。

　　客人觉得必须把零零星星听到的话串起来才行，尤其应该等菲里庇底斯夫人回来。

　　“好啊，不过并不是总能有时间的，尽管心里这样想也是没有用的，”菲里庇底斯说着陷入了回忆，“当时有一个吉卜赛女郎。我刚才提到过吗？那是在乔斯岛的事，我们已经逃了出来。吉卜赛女郎要给我算命，康斯坦莎气坏了，因为没有给她算。”

　　老人放声大笑起来。

　　“她给你算命了吗？”马里亚卡斯用听故事的人常有的喑哑声音问道。

　　“最后她终于给我算了。她说：‘你先从胸脯上揪下一根毛来，然后我就拿着这根毛到阿牙摩尼的山里袒着前胸露着后背跳舞。’”

　　马里亚卡斯能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

　　“你照她的话做了？”他问道。

　　“最后是照她说的做了，”菲里庇底斯说，“这并非易事，你知道，我身上没有什么毛。”

　　他隔着一层层羊毛衫搔着自己的胸部，微笑着追忆起往事。

　　“吉卜赛女郎都说了些什么？”

　　“她说，”菲里庇底斯答道，“我当时正用一只这样的玻璃杯喝茶，她说：‘你可以活到最后一只玻璃杯打碎的时候。’”

　　“说对了嘛！”马里亚卡斯很想让这个和颜悦色的天真老人高兴一下，“你不是活下来了吗？让那个吉卜赛女郎说中了。”

　　“我怀疑，”菲里庇底斯考虑了一下之后安详地说：“一个人也许会在寿数未尽的时候就死掉的，”接着语气变得比较轻快了一些，“康斯坦莎当时非常生气。她说这纯粹是一派胡言，吉卜赛女郎一定是从吉里娅阿西米娜嘴里听说了十二只俄国玻璃杯子的事。吉里娅既愚蠢又好多嘴多舌，曾经把她最珍视的两个碟子给打破了。不管康斯坦莎的责骂是否全都有道理，吉里娅阿西米娜确实爱砸东西。到被解雇的时候为止，她一共打碎了四个杯子。”

　　马里亚卡斯对于那只侥幸保存下来的玻璃杯着了迷。

　　菲里庇底斯说：“在科尼亚时，那个俄国人常请我赴宴，有伏特加酒和各种小吃，热的、冷的全有，最后就用大银壶沏茶。”他稍停了一下，然后诡秘地说道：“康斯坦莎嫉妒那个俄国人。她也嫉妒吉里娅阿西米娜。吉里娅的眼睛确实漂亮，只是在连衣裙领口上面的地方有一颗带毛的黑痣。”

　　夜幕已经降临。一架飞机在铅灰色的天空盘旋，犹如在书写着什么密码似的。

　　“我记得吉里娅阿西米娜打碎塞夫勒碟子那天晚上，突然要变天。百叶窗被吹得乒乓作响。康斯坦莎病着，当时她还年轻力壮。我可以告诉你，她的脾气一向很坏。她说要到雅典去住，果然就去了。她回来的时候，我知道会回来的，带回来了一个女仆，莱姆诺斯的一个年轻农妇。阿格雷娅也打碎过一只杯子，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

　　“她们这是比着催你快死呀，”马里亚卡斯禁不住说道：“你现在就算是够幸运的了。”

　　菲里庇底斯觉得这话很入耳。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他说道，“只要你有耐心。我没有死于康斯坦莎对我的爱情，这真是个奇迹。”

　　菲里庇底斯咳嗽了一阵，突然改用讨人喜欢的天真口气说道：“你知道，人就是这样的。”

　　马里亚卡斯躬着身子，仿佛听见了百叶窗碰撞的声音。那是在乔斯岛，还是在康斯坦莎的头脑里？他必须听到、看到一切，这是最为重要的。他从颜色变幻的茶杯里呷茶时，菲里庇底斯一边兴致勃勃地往手上绕着细纱布，一边搅动着那没有生命的玻璃杯。

　　后来，马里亚卡斯对康斯坦莎感起兴趣来，当时他就意识到会这样的。-他写了一篇关于她的故事，而且居然还写完了。他甚至有点儿飘飘然起来。不过那是后话，此刻事情才刚开头，他躬着身子坐在科洛尼花园凉亭里的铁椅子上，听着人家所讲的一切，满怀恐惧地等待着菲里庇底斯夫人的归来。

　　起初，弗兰克希街的这个人家不愿意把宝贝女儿嫁给一个出身平常而又无固定资产的年轻人。康斯坦莎也在为是否应该嫁给一个比她矮一头的人而犹豫不决。她经常会一面撕石榴花，一面低垂着眼帘往下看。她常常整个上午整个上午地把但丁和歌德的诗句抄到皮面笔记本上，或者用水彩胡乱地涂抹一张从未见过的英国风景，但是耳朵却在注意地听着那个令人讨厌的、肌肉发达的矮个子男人的坚定脚步声。她的姐妹们把身子探到窗口眺望着，并及时把那家伙什么时候能走上来告诉给她。每逢这种时候她总是情绪不好。

　　她的眼睛盯着地面（她的鼻子是完美无缺的）说：“你难道不觉得个头上的差别会使我们看上去很滑稽吗？”

　　“我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答道。

　　“噢，请不要碰我！我讨厌让我看不上眼的人摸碰，”她坦白地说，“就连我非常喜欢的亲姐妹都尊重我的感情。”

　　她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不过你并非冷若冰霜。”

　　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也可能是被石榴花映衬的吧。

　　“噢，走开。谁知道我是怎么一个人呢？反正我自己不知道！”她觉得自己简直在嚎叫。

　　结果他还是摸了她。他有一副虽小但却令人无法抗拒的手。

　　一对年轻人在弗兰克希街的房子里结了婚。客人们对糖果盒子的精巧设计的赞扬声还萦绕在耳际的时候，新郎就被他在科尼亚的表弟叫了去。

　　康斯坦莎写道：“央克，你在那些土耳其人当中干些什么呢？还有你提到过的那个俄国人。我不喜欢男人之间互相宴请。男人的举动有时带着些诡秘的色彩。”

　　她又写道：“你为什么不来信要我也去呢？我对脏土、苍蝇、土耳其人、烦闷（那儿只可能令人感到烦闷）全都不在乎。我来管家。我要把结婚时收下的五套茶具中最漂亮的一套带去。只要你写信要我去！在挑选窗帘布料方面我是有眼力的。噢，央克，我简直无法安心睡觉了！你信中讲的全都是鬼地毯的事！”

　　天凉以后，他回来把她接了去。在驿站换马的时候，她摘下面纱，十分厌恶地说：“我已经闻到骆驼味了！”他很担心她对他的感情能否经受得起环境的考验。

　　晚些时候，秋月又引起了她的一番议论：“你看见月亮了吗？这简直只是月亮边儿，像个小小的冰溜！”

　　她把他的头抱在怀里，仿佛那头已经不再属于他了，仿佛她打算保护它不受外界的伤害。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却不能保证它不受她的伤害。在晨曦中，他们斜着眼睛偷偷察看对方的嘴角，唯恐外人会发现上面的伤痕。晚上他们聆听着小街上的尘埃和讲话声。他不再为两口子一起坐在桌边念酒瓶上的商标和揉搓面包而感到烦闷了。实际上，他们搓揉着沉默，因为两个人都十分清楚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经过科尼亚的这段生活之后，他们发现在士麦拿时两个人经常不能待在一起。这倒不是因为由于生意上的需要而不得不经常外出（他确实常去雅典、亚历山大，有时也到马赛），在这种情况下，书信反倒使他们之间联系得更加紧密。主要还是由于社交上的需要。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动圈子，他们在别人家里经常不得不从房间的两头互相望着对方那张本应只归自己所有而实际上却属于大家的脸。每逢这种场合，他总是对她的漂亮身材和珠光宝气赞叹不已，可是她却痛苦地揣测着谄媚者们如何夸奖她的丈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他们俩居然会在朋友的家里一块跳起舞来。

　　她是否偷过情，他不愿意猜测。而她也对丈夫有情妇的事情泰然处之。对于男人的某种程度的不忠实，陈规陋习总是予以默认的。此外，她说，他永远也不会离开我。

　　他确实不会离开她。他们是相爱的。

　　有时他们两个人（通常是和别人一起）也骑马到布尔诺瓦上面的橄榄树林里去。她骑着丈夫在她生日那天为她买的栗色马，不断地回头在人群中找寻自己的丈夫，但是表面上又装出不是在找人的样子。一旦透过粗糙的黑色树干看到那闪闪发亮的皮鞋和裹腿，她就再转身去和旁边的法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谈论文学。她骑在油油光的马背上，懒洋洋地用手套轰赶着苍蝇。在三个外国男人中间，她最喜欢那个法国人，因为他的虚伪给了她一种安全感。

　　那天早上她从马上摔下来后，是艾蒂拉赫把她抱到大路上去的。

　　“我讨厌你们看到我这副样子，”康斯坦莎菲里庇底斯不高兴地说，但却没有抱怨的对象。“实在可怕得很。不过在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几乎所有场合，人的样子都是可怕的。”

　　她吃了很大的苦头，特别是为失去了两个人都希望要的孩子而十分伤心。

　　她一再安慰他，不让他泄气。“央克，这不会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然而，事情很可能跟他们的愿望相反。

　　他们在码头附近还有一幢玫瑰色的大理石房子，每次开门时，从光灿、蔚蓝的爱琴海上吹来的阵阵微风就会穿堂入室。凡是透过格子窗看到那对夫妇的陌生人，无不羡慕他们的美满。

　　开初简直无法相信他们的生活会受到任何外界事件的影响，而事实恰恰相反，至少他们在城市遭到洗劫之后被迫在驱逐舰甲板上度过的那段短暂的时间内是这样的。那个与他们在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城市如今变成了熊熊的大火，滚滚的浓烟映红了凝滞的海面。他四处奔跑寻找着失散了的妻子，连小腿撞到了扶梯上都没有发觉。他呼唤着她的名字。

　　逃难的人群中一片混乱，有的人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有的人衣服却很干爽；有的人毛发被烧焦，有的人血流不止。他们都因为头一次经历这样的事件而惊恐万状，没有一个人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身上的时髦衣服早已不成了样子，他们呆呆地望着烈焰中的城市，最后总算买通了法国驱逐舰上了船。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一个身穿破烂不堪的英国人字呢衣服的矮子推推搡搡地在他们中间跑来跑去并连声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这显然不会把他们唤醒并引回到现实中来。对他们来说，此刻即使把草帽边放到嘴里嚼一嚼，也会像饼干一样。“康斯坦莎！”他大声地叫道，“康斯坦莎！”人们的视线被他捶胸顿足的样子缓慢地吸引过来。人群中一个皮肤黝黑、块头很大、看来要体面一些的人走出来，给了这个疯子几拳，可能是因为无法忍受“忠贞”二字的讽刺意味吧。

　　菲里庇底斯只顾在人群中钻来挤去，根本没有停下来琢磨基考底斯（是基考底斯吗！他是个药剂师吧？）为什么在这条吉凶未卜的船的铁甲板上打他。事过多年以后，他已经不再去想这个问题了。可是，当时，他一门心思要集中全力爬上软梯。他在想，在他们莫明其妙地分开之前，他曾怎样想方设法帮助她不要在这充满敌意的气氛中从绳梯上摔下来。

　　“是康斯坦莎吗？”他哀求着，想把她召回到残存的生活中来。

　　他看着她从黑暗中走过来，不合时宜地戴在头上的那顶插着羽毛的帽子被城市的火光映成铜绿色。她奔跑着，身上那件原本很好看的银色连衣裙从上到下撕了开来，但摸上去倒还柔软。她偎在他身边，安慰着他。

　　“央克，”她歉疚地说，“我差一点儿把咱们那个盒子给丢了。我把它放到地上，一转眼的工夫，等我再去找的时候，却发现上面坐着一个人。”

　　他模糊地记起了当时如何费劲地把那个完全可以处理掉的、经不起磕碰的纸盒子弄上了软梯。实际上本来没有必要把它当作唯一幸存的财产这样加意保护。

　　如今她站在令人很不舒服的亮光里面，头上戴着那顶愚蠢地插着羽毛的小帽子，手里抱着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硬纸盒子。

　　他松了口气，大声问道：“那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从科尼亚的那个俄国人手里买来的玻璃茶杯，”她答道。

　　“这些杯子完全可以跟着他一起回到俄国去，或者在科尼亚砸掉了事，我才不会介意呢！盒子！天哪，玻璃杯！”

　　熊熊的火光使她睁不开眼睛。她实在受不了啦，于是在甲板上放肆地失声痛哭起来，不过这已经不再引人注意了。

　　一条小船随波飘去，上面空无一人，看来已经被人丢弃了。一具尸体脸朝下地漂在水面上，头一直沉在水里。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叫喊：“船开了！我们得救了！”似乎真的可能得救，确切点说是死而复生吧。

　　他挽着她的手臂，默默地凝视着士麦拿的死亡。纸盒子在她的裙兜里，正随着她的呼吸在一起一伏地动着，看来，她决心不再放开它了。

　　菲里庇底斯坐在日内瓦郊区的小花园凉亭里，搅动着杯子里的剩茶。马里亚卡斯也喝了不少，茶水在他的空肚子里翻腾，搅得他很不舒服。

　　“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菲里庇底斯说道，“只不过是因为牵涉到了我们自己。”

　　头戴猎帽的老人此刻似乎对那次不幸早已淡漠，一心只想着眼前的小事。他瞧了一下表说道：

　　“真讨厌，我妻子还没回来。我们说好了要吃柠檬鸡蛋汤。她做的鸡蛋汤好喝极了，可能是跟吉里娅阿西米娜学的，不过她自己不会承认。吉里娅是我们在乔斯岛时的管家。她不喜欢吉里娅。”

　　菲里庇底斯的目光现出了出神的样子，想到妻子要做的汤，眼睛里又有了光彩。

　　“我们在乔斯岛住过一段时间，”他说，“住在我祖父的房子里。那幢房子大概至今还算我的产业。”

　　“是那个百叶窗老是乒乓作响的房子吧？”

　　“对！”菲里庇底斯答道，“你还记得？”

　　客人并未作答，他在体验着这一切。

　　“海风一吹就响，”他听见菲里庇底斯喃喃地说道。

　　海风吹进了陈设过多的屋子。拥挤不堪的家具上面覆盖着一层灰色的浮尘。康斯坦莎菲里庇底斯在阴暗的房间里奔忙着。

　　“阿格雷娅，吉里娅阿西米娜！”她大声喊道，既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控制不了百叶窗，“窗户在怦怦直响！”她大声抱怨道，风使她的声音变得更加洪亮。“两个女人连一点儿脑子也没有，还真得让我在你们脑壳里塞进去一些才行。快！快来帮帮忙！我手指甲都快劈了。”

　　两个女仆（一个是后来结仇的吉里娅，一个是从莱姆诺斯来的女孩子）为了避免一场大难，趿拉着拖鞋急忙跑了过来。

　　“阿格雷娅可真壮实，”菲里庇底斯夫人常对丈夫讲，“简直是头牛。”

　　他可能正在吃樱桃，所以没有吭声。看到他把樱桃核吐到手里的样子，她禁不住咬了咬嘴唇。

　　“而且还很善良。”菲里庇底斯叹了口气说。

　　这个结实而文静的棕色皮肤女孩子很会摆弄乔斯岛那栋房子的令人讨厌的老百叶窗上面的锈插销。菲里庇底斯夫人为把她带了出来而十分得意。因为她丈夫经常外出；不是去亚历山大就是去马赛。

　　只要他在家里，傍晚的时候，他们常一起坐坐，他拿着外国报纸，她摆弄着纸牌，不时地用小时候从家庭教师那儿学来的英语交谈几句。

　　“我把阿格雷娅买回来只是为了做伴儿。”菲里庇底斯夫人有一次说道。

　　“买回来？”他大笑起来。

　　“带来！”她有些愠怒地改了过来，接着又一再地重复道：“带来！带来！”

　　他没再就这件使他和女仆更加接近的事情谈下去。

　　“要我给您梳头吗，夫人？”在没有风的早晨女仆常这样问。

　　康斯坦莎很喜欢让她梳头。在梳头的时候，阿格雷娅虽然很用力，但却又十分轻柔。康斯坦莎穿着睡衣，坐在那里读着祖父留下来的书籍。她读过赫瑞迪亚和勒贡特戴里斯尔的诗篇和保尔一路易柯瑞尔的信札，也读过《艾凡赫》。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她经常感到烦闷，非常烦闷。

　　她经常站起来，在空房间里走来走去。啊，她真是爱他（即使他并不爱她），世界上就不会有人真正像她那样去爱一个人。

　　“你能够理解他怎么竟然会爱上魔鬼的吗？”康斯坦莎听到背后有人这样说。

　　这是吉里娅阿西米娜的声音。菲里庇底斯夫人没有听到回答，因为阿格雷娅没有吭声。

　　“魔鬼！”吉里娅阿西米娜低声说。

　　有一次吉里娅尖声嚷道：“她若不是魔鬼，还有谁是呢？难道拜占庭的女王会是魔鬼不成？”

　　吉里娅把尿盆顶在头上。菲里庇底斯夫人不能不发话了：“这个习惯太叫人恶心了！吉里娅阿西米娜，我对你的举动感到奇怪，你还是个有些教养的人哪！”

　　由于某种原因而变得十分珍贵的俄国玻璃杯子被打碎了一只，菲里庇底斯夫人理所当然地朝阿格雷娅冲了过去，打了她一记耳光。当时，女仆挨打是常有的事儿，所以阿格雷娅照样一声没吭。

　　“天哪！真谢谢你，阿格雷娅！”这是菲里庇底斯夫人偶然听到的。

　　“我若是你，肯定会叫唤的。”吉里娅说，“那些玻璃杯真讨厌，难看极了！好像剩下来的还不够似的！一看见她，我就精神紧张，手里拿不住东西。”

　　阿格雷娅一言未发。

　　那天傍晚，菲里庇底斯夫人把女仆叫到了身边。她没有道歉，因为一个人是不能道歉的，尤其不能向一个在岛上土生土长的棕色皮肤的女孩子道歉。

　　“把你的针线活带来，”她温和地说，“在这儿坐一会儿，陪着我看书。我觉得有点儿孤单。”

　　她们就这样平等地一起坐着。这是有失体统的，不过不会有人知道。

　　菲里庇底斯夫人的房间在榕树篱笆后面。她经常透过油漆斑驳的百叶窗扇偷偷看夏日的游客，那些人们不愿意与之交往的雅典的阔佬。他们从帽檐下面向她张望。光天化日之下，她看上去是个很不起眼的女人，但是骨子里却高雅不凡。

　　丈夫不在家时，她常常利用傍晚的时间在她祖父家的花园里闲逛，或者砸开杏核，把甜丝丝的杏仁放进嘴里嚼着。通常她身边总是带着女仆，就是那个不知道她从什么地方带回来的头发蜷曲的女孩子。

　　菲里庇底斯夫人也常外出。在吉卜赛女郎的那件事情之后，她去了雅典。

　　吉卜赛女郎来的时候，菲里庇底斯先生正坐在台阶上，旁边放着一只玻璃茶杯。茶杯是吉里娅阿西米娜端来的，当时，莱姆诺斯的那个女孩子阿格雷娅还没有来。

　　“先生，只要几个铜板我就可以给您算算命，”吉卜赛女人说道。

　　她的乳房像两只皮口袋一样耷拉在棉连衣裙下面，身上有一股炭火和公园拐角的售货亭里卖的香糖的味道。

　　“不过您得从胸前拔下一根毛给我。”吉卜赛女人接着说道。

　　个子很矮、毛发不很发达的菲里庇底斯在身上摸索了好一阵子。

　　吉卜赛女人究竟一丝不挂地在阿牙摩尼的山里跳了多久，只有老天知道。不过她一定是跳过，因为她走起路来就像是迈着长腿跳舞一般，而且，身上的衣服也轻如浮云。有些女人的腌身体很快就会不由自主。菲里庇底斯先生勉强能够想象出吉卜赛女人的舞姿，在冷冰冰的满月下她的似乎离开了主体的影子。

　　这就是康斯坦莎对吉卜赛女人的预言如此恼怒的原因。她走了（完全可能是去了巴黎），但是随身带着丈夫的那张镶在银框里的相片，她本可以不再回来，然而，还是回来了，并且为了生活得舒服一些还从莱姆斯带回来了一个女仆。

　　“你看，”她对她丈夫说，“无论对别人还是对你，生活都会自有安排。”

　　在那幢灰房子里，声音显得特别响。

　　不过，在她回来的那天夜里，却只能听见他们两个尽量压低了的声音。

　　“哎唷！”她叫道，“央克！你疯了！真是疯了！”

　　他为自己的疯狂而欣喜，在疯狂中她用牙咬住了他。

　　当时还未被辞退的吉里娅阿西米娜怎么也听不够那个声音。

　　“那么咱们走吧，到雅典去。”他考虑成熟之后说道。

　　“噢，我并不要求你去！”她赶紧说明，因为她不愿意以自己体质孱弱作为理由，而她丈夫已经认定她身体不佳了。

　　“但是这关系到你的健康。”

　　“是我的年龄。”她边说边把嘴角收拢。“我知道，像我这个年龄的女人总免不了有些荒唐，不过，这样说了也无济于事。”

　　他把自己的手放到了她的手上，那副样子几乎让她受不了，她真想抓住他那已经干瘪的手，把它深深地藏到心里，因为在那里，一切都永葆青春。

　　实际上并不完全是由于她孱弱的身体，尽管与此不无关系。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屋子里面到处覆盖着灰尘；百叶窗乒乒乓乓地响个不停；防波堤对面灯塔的光夜间总要射进屋子里来。岛上的道路全都布满了深深的车辙，绵延的山峦是清一色的灰色浮石。无所事事的贵妇们每天傍晚一边坐在那里吃着碟子里的果酱，一边思索着从雅典定做什么样的手提包。唉，乔斯岛上那漫长而凄凉的夜晚啊，即使不下雨也充满了潮气。菲里庇底斯夫人可能觉得最糟糕的还是丈夫的厄运，如果换个地方，也可能会躲过那场灾难。

　　就这样，康斯坦莎菲里庇底斯没有去定做什么手提包，而是为自己和丈夫安排新的生活。她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非常激动。嘴唇在背面涂银的镜子中不住地颤抖。这镜子曾经见到过多少爱人们的眼睛和拥抱呀。

　　“你不该看，”当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背后的时候，她不满意地说道，并随手放下了镜子，“你难道不知道吗，女人的脸在镜子里面比在实际生活中还要秘密？”

　　她的实际生活究竟是什么呢？他暗自寻思。动乱已经使她的声音变得嘶哑，左下眼皮已经开始痉挛。他爱她，因为他们一起解开了许多谜，他爱得越来越深。因为有些谜他永远也无法帮助她解开。

　　没过多久他们就乘小轮船走了。每当这班船靠岸的时候，全城的人都去接希冀得到它永远也不会带来的东西。

　　菲里庇底斯夫妇去了雅典，住在利卡维多斯脚下的一套公寓里。那个地点不能说不时髦，虽然为了使生活快乐一些她本来可以结交一些朋友。

　　关于自己的态度，她做了这样的解释：“我太知足了，也可以说是太自私了，所以不愿意去参加那类活动。”

　　她的口气十分坚决。似乎准备着有人前来验证。然而，她丈夫从不吭声。至于仆人嘛，终究是仆人。

　　菲里庇庇斯夫人在丈夫因为生意上的事情到地中海沿岸各港口去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孤身独处。他猜想，自己走后她可能感到更幸福。分离使她心平气和（至少从她的脸来看是这样的）。

　　最亲爱的央克（她有一次这样写道）：

　　每逢你不在，我总能够平心静气地回想过去的事情，不受眼前那些令人难受的事情的干扰。你可能会说：哪些叫人难受的事情呢？哎，事情一过也就不必再去为之难受了。

　　我顺便告诉你，阿格雷娅打碎了一只玻璃杯，我给了她一嘴巴，她没有哭。有时候我想，这个女孩子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感情，现在我才知道：她很会体贴人，所以难得哭一次。央克，我十分器重她，不过这话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直接告诉她的。如果讲了，我们两个人都会非常尴尬的！但是她打碎了一只玻璃杯，如今你在科尼亚从俄国人手里买来的杯子就只剩下两只了。在我们所受的一切损失中，这无疑是最严重的，所以每打破一只这么结实、这么经摔的杯子，我精神上都要受到很大刺激……

　　菲里庇底斯夫人的确受了很大的刺激，甚至一病不起。他回来时发现她躺在床上。

　　“没事儿，”她说。“不过是偏头疼。”

　　可是她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讲出声来。

　　她说：“你不在的时候，家里没出什么事情。只是打碎了那只玻璃杯，那只倒霉的俄国杯子。”

　　他们俩为这件事情放声大笑了好一阵。他轻轻地抚摩着她，但却并没有表示亲昵的意思，只是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她为丈夫没有更进一步的表示而感到很高兴。

　　菲里庇底斯夫人很快就痊愈了，并且开始下床活动。她穿着睡衣，站在台阶上为娇嫩的天竺葵浇水，当然还有在夏末的空气中摇晃着沉重的脑袋的栀子。

　　“这香水的味道太重，”康斯坦莎抱怨说，“我得把它处理掉，”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的央克，把它送给你那些漂亮的女朋友吧！”

　　尽管她的话是极力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还是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她将以忍让甚至同情的态度面对现实。

　　他把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穿着一套英国衣服，看上去还很神气。有时候，她还拿起修指甲用的小剪刀替他把从鼻孔里伸出的一两根长毛剪掉。

　　“这样一来，你在漂亮的女牌友面前就会显得更加有风度，”她解释道。

　　他常常去打桥牌，一直玩到很晚才回家。那种地方她是不去的，只是站在自家的台阶上在他回来的时候叫他。于是，他就走过去，在她的藤躺椅的一头坐下。也许只是在这种时候，她才能完全占有他。

　　“都有谁在那儿？”她常常这样问。她并不真想知道那儿都有些什么人，而他也记不清楚。

　　他有点儿疲倦，尽管心里很舒服，而她却精神十足地在被晚凉复苏了的花丛之间走来走去。有时步子迈得很大，缎裙发出急促的沙沙声。康斯坦莎的头发依旧高高地盘在头上，因为这种发式很配她的脸形。在城市的灯光照射下，或者在月光的照耀下，她的脸在她走动时看上去像闪亮的镶嵌画，虽然模糊，但却永世长存。

　　“如今我又瘦又丑了，”她常常这么说，然后沉默下来。

　　他们俩都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在夏末的许多夜晚-这些夜晚加在一起就是生活-她仍然是只有激情才能创造的艺术品。

　　“我饿了，”他有时会说，“我去叫阿格雷娅弄点吃的。”

　　“对，只要你-声吩咐，咱们的阿格雷娅就会给你准备好东西吃的。”每逢这种时候，她往往故意用庸俗难耐、不堪入耳的语气讲话，“假如在打桥牌的时候你还没有塞够那些乱七八糟的小点心的话。”

　　在撕裂的黑暗中他听得见她把一组组的花盆挪到其他的讨厌的花盆的地方。

　　“至少阿格雷娅能给你做点正经的东西吃。我这个人嘛，从来没学会做饭！”

　　“要是你想学的话，本来也可以学会的。”有一次他轻言细语地说道，说完就走开了。

　　“那我就得整天地炒呀炒呀，还不把人烦死？我可不敢领教！”

　　她气哼哼地笑了起来。

　　“真烦人！真烦人！央克，我惹你烦过吗？”她大声问道。

　　他没有回答，她以为他没有听见，但是，实际上不论他如何回答，她都不会满意。她从胸前掏出揉皱了的手帕，擤了擤鼻涕。

　　她常常听到他们谈话-她讨厌偷听模糊不清的对话。她常常听到他们在厨房里谈话，无关紧要的谈话发出犹如金属轻轻落地的声音。那甚至都说不上是谈话。那个结实的女仆在和别人讲话时总是言轻语细。实际上，她早已不是一个孩子，身体已开始发胖，头发也都灰白了。

　　“我的央克，”康斯坦莎经常大声地说，“叫阿格雷娅把饭端到花坛来。你一边吃，咱们还可以一边聊聊。”

　　她时常站在黑暗中听着她自己的声音，或者是在听……

　　她喜欢亲手为他抖开餐巾、端来茶杯。

　　阿格雷娅认识了孟尼迪的一个警察，这倒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她始终这么说：“噢，吉里娅，别把这当成一回事，他只不过又是一个罢了。”就在阿格雷娅同警察一起到乡下去了的当天晚上。康斯坦莎取来了最后剩下的两只玻璃杯。

　　“来！”她说着把茶杯放到了桌上，“虽然我不会做饭，至少这点活还是干得了的。”

　　他注意到，由于激动，她坐在那里喝茶时脚脖子在不住地哆嗦。

　　“你打完桥牌一定饿了，”她不无遗憾地说，“可我又不是阿格雷娅。”

　　“我不饿。”

　　“不饿？这么晚了！怎么可能呢！”

　　她那矮小的丈夫坐在那里慢慢喝着茶。他在看着她吗？他在想着她吗？她可能一时情急烫了嗓子。灯光的修长的手指竟敢此不在意地抚摩她的皱着的眉头。

　　她在声音恢复自然之后，又问道：“至少你得告诉我，都有些什么人在萨兰迪底斯打桥牌？”

　　“我不知道，”他答道，“忘记了。”

　　真让人扫兴。

　　八月的天气无比炎热。就连漆黑的夜晚都变得火盆似的。在八月，夜晚的灯光会充满恶意地照出一个人的疵斑。她痛苦地发现白天的阳光已经把栀子花烤焦了。

　　“唉，”她叹了口气，随手揪下了一朵花，“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要骗人呢？”

　　那朵花虽然枯了，但却仍然十分漂亮。她随手撕着花瓣，对自己的话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

　　“你觉得需要骗人吗？”他问。

　　“不知道！不知道！”她反复地说，“自己也说不准啊！”

　　“我对我自己还是把握得住的，”他回答说。

　　“是吗？”她问道，身体挺得笔直。他可以看得见她头发盘在一起的样子。

　　“你能知道自己对别人会有什么影响吗？”他听见她问。

　　她的声音有些嘶哑。从房间里透出来的光亮划破黑暗一直射到了瓷砖花坛上。

　　“那些穿着巴黎时装的娘儿们，整天叼着烟卷，手里握着一把牌，可真贪得无厌啊！”

　　她站在那里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

　　“除了她们，”她说，还有阿格雷娅。甚至连阿格雷娅……

　　“天哪！”

　　“对，就是阿格雷娅！”她大声说道，“你可真是风流得头脑发昏了，竟然跟一个女仆眉来眼去。”

　　永生的缎子长裙和黑暗翩翩起舞，发泄出它的仇恨。黑暗被仇恨纠缠得透不过气来。

　　“天哪！”他重复地说。“要是阿格雷娅进来听见你在胡说八道该多不好？”

　　“是呀，胡说八道！全是胡说八道！阿格雷娅老实巴交，她像岩石一样，除非上帝打得太狠，她是不会垮掉的。”

　　康斯坦莎越说越来气，最后竟失去了控制，一扬胳膊就把手里的玻璃杯摔到了瓷砖花坛角上，碎玻璃碴子“哗”的一声闪着亮光朝四下飞去。

　　当他上前去搀扶她的时候，她仿佛听见他说：“康斯坦沙，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都损害不了我对你的感情。”

　　她是多么希望他讲的是真心话啊，多么愿意听他关于爱情的表白啊。她渴望能达到他的高度，最后还是证明她离得太远了。

　　她说：“我想可能我已经摧毁了自己。而这……是最好的办法。”

　　他把她扶了起来，搂在怀里，想给她那虚弱的躯体注入一些支撑的力量。

　　接着，她鼓足残存的力气拿起了还剩下的最后一只玻璃杯。这时，阿格雷娅刚好戴着帽子来了，她从女主人手里接过杯子，冲洗干净收了起来。

　　马里亚卡斯已经在科洛尼的花园凉亭里面呆了很久，铁椅子硌得他P股和大腿非常难受，眼睛里现出了烦躁的神色，倒不是他为花掉那么多时间惋惜，而是他还从来没有这么专注地听人讲过话。

　　不过，他咳嗽起来，并且看了看手腕上那块昂贵的瑞士表。

　　“她还没有回来，”老人说着把目光扫到忧愁的湖那边。“都是因为她心好，老是被人家利用。”

　　就在客人挪动椅子准备告辞的时候，听到有人从房子那边顺着石子路走了过来。

　　带格扳的亭子更狭窄，马里亚卡斯无法抬头，只好猫着腰站在那儿听着自己急促的呼吸声。

　　脚步声已经到了眼前，看来是无法回避了。这时候老人又说道：“她被人家利用了。”随后他连眼睛都没有抬就非常肯定地补充说道：“她回来了。你和她见面认识认识，我也可以喝汤了。”

　　客人瞧了一眼，正朝着凉亭走过来的那个棕色皮肤的女人。她看上去行动有些迟缓，但却相当稳健。她在湿漉漉的石子路上走着，小心翼翼地绕过烂泥和水坑。

　　“阿格雷娅，”菲里庇底斯先生终于说话了，“这就是那位亚历山大人。蒂洛森从士麦拿写信告诉过我们的。这是他的朋友。你记得吗？蒂洛森大概在做无花果生意。他网球打得很不错。”

　　菲里庇底斯夫人十分自信地走上前去，看得出，她脸上的微笑略有变化。尽管她肤色黑，脸上的微笑却是那样纯洁而可爱。

　　马里亚卡斯虽然不再觉得紧张，但还是喃喃地说要去赶公共汽车。

　　“对，对，是得去赶汽车了，”菲里庇底斯夫人附和道。她接着去摸了一下丈夫。“衣服都潮了，”她说着还帮他把身上的花格呢衣服拉了拉，“你的茶凉了。”

　　“我们等了那么久，早就该凉了，”菲里庇底斯抱怨地说，“柠檬鸡蛋汤怎么样了？关于这个汤，我们已经谈了半天了，早就想喝了。”

　　“好的，”她安慰说，“会给你做柠檬鸡蛋汤的。”

　　她伸出胖乎乎的戴着金戒指的手，不慌不忙地拍了拍他-这是她惯常使用的抚慰办法。

　　她心平气和地说：“我把客人送到车站去。”接着又哄他道：“你不跟我们走到门口吗？杰尼维爱芙会生火的。”

　　“生火！我自己再在这儿待一会儿，”菲里庇底斯冷淡地说，“我要看太阳下山-如果看得见的话。”

　　瑞士的那些乌云否定了这个可能性。

　　菲里庇底斯夫人看样子要在前面带路，马里亚卡斯立即跟上去。

　　“以后再来，”老人说，“我一定要把有关我妻子的事情全都告诉给你。我们一直想回到士麦拿去把财产找回来，但是她不愿意看见土耳其人。我们总是想做这，想做那。比方做饭啦，不发脾气啦。”

　　但是，另外一个菲里庇底斯夫人已经领着客人走了。她又矮又胖，头上戴着夏季用的宽帽，马里亚卡斯紧紧跟在她的背后。

　　她由于背对着马里亚卡斯（在狭窄的小径上走路，这是不可避免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

　　“他会在那儿一连坐上几个钟头的，”她说，“那是他喜欢的地方。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用那只玻璃杯子喝茶。他一定把玻璃杯的事告诉给你了。”

　　她这样说，并不要他回答。

　　“他不会感冒吗？”

　　“噢，他在户外的新鲜空气里待多久都不会有问题，而且还可以回忆回忆过去。”

　　她不停地说着，显得更加平静。

　　“他一定对你谈过她了吗？”她问。“如果她还在，肯定会对你招待更好。说话也会更加得体。”菲里庇底斯夫人说。

　　脚在石路面上发出咔嚓的声音。

　　“她是个贵妇人。”她解释道，“我是农民，仆人。不过我也尽了做妻子的责任，因为我爱她。我希望……我想她不会不同意的。不会对此有什么异议的。”

　　“菲里庇底斯夫人死去很久了吗？”马里亚卡斯谨慎地问道。

　　“很久？是很久了。多久？反正是很久了！”菲里庇底斯的第二位夫人叹息着说，似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距离大得无法想象。

　　“看来她的身体不是太好。”

　　“问题不在于她的身体！”菲里庇底斯夫人答道，“夫人是突然死去的。突然死去！这是我早就预料到了的。”

　　话从这个农妇的嘴里说出来，开始还断断续续，接着就变成湍急的流水一般，客人也不自觉地被卷了进去，默默地跟着她冲下楼，到了街上。

　　女仆穿着拖鞋跑下了大理石台阶。

　　这是一个夏日的黄昏，他们并肩站在人行道上，淡红色的霞光罩在他们的头顶，马里亚卡斯明显地觉察到这个壮实而一筹莫展的农妇心里满怀着焦虑。

　　“我的夫人！夫人！”女仆叫着。

　　她弯下身来。

　　她那宽大的臀部在痛苦地颤动，丰满的胸部简直要停止、呼吸。

　　她俯着身子看着躺在水沟旁边的人。

　　康斯坦莎菲里庇底斯只有脑袋可以挪动，身体已经摔坏了。女仆用皱褶裙子把她盖了起来。除了一条狗和住在楼下的两位太太之外还没有人凑过去。

　　“阿格雷娅，”康斯坦莎开口说话了。暗红色的血在嘀嘀嗒嗒地流着。她对跪在身边不住哆嗦的女仆下达命令。

　　“夫人！哎呀，我的夫人呀！我们可怎么办哪！我们可怎么办？”

　　她哆嗦着，哀号着已经在准备送葬了。

　　“我很高兴，阿格雷娅，”康斯坦莎菲里庇底斯说道，“你永远也不会垮掉的。永远不会，你也决不能垮！”她不顾血如泉涌，欠了欠身子说道：“你看，是我垮了。”

　　警察把她抱到楼上。如果警察不在，女仆也会这么做的。

　　故事讲完的时候，两个人已经穿过了冷漠无情的街道，来到了汽车站。

　　“不会误车的，瑞士人向来总严守时刻，”菲里庇底斯夫人安慰他说。

　　她又恢复了常态-严肃、呆滞、安详。

　　“先生跟你谈得很投机，”她说。“一定挺高兴。现在他感兴趣的事情太少了。”

　　她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后又焦虑起来。

　　“你知道，”她气喘吁吁地低声说道，“那是最后一只玻璃杯了，如果再打破，我可怎么办？那我可就一无所有了。”

　　菲里庇底斯夫人突然收住了话头，似乎意识到自己泄露了内心的隐秘。她转过身，迈着沉重的步伐向潮湿的令人窒息的花园走去。马里亚卡斯没有勇气目送她回去。再说还有公共汽车。瑞士人是守时的。他跑去赶车。想尽快远远离开那宁静的环境。他紧张地笑着，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亲耳听到最后一只玻璃杯打碎的声音。

　　（胡文仲 译）

　　1978年获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