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七节 卡夫卡与中国

　　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和乔伊斯、普鲁斯特一起被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三大师，在欧洲掀起过一阵又一阵的“卡夫卡热”，在我国新时期文坛上也出现了卡夫卡热潮。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为理解卡夫卡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形成了一门“卡夫卡学”。“卡夫卡式”（Kafkaesque）也作为一个词语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概指人受到自己无法理解、无法左右的力量的控制与摆布。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卡夫卡研究，对他作品中孤独、异化、焦虑的主题，荒诞、变形的手法，对其悖论思想和多重人格结构等方面研究得较多，而对卡夫卡与中国的关系相比之下研究得尚不够深入。实际上，卡夫卡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的书信、日记和谈话中多次谈到中国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推崇和赞赏。用德语写作、获得198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卡内蒂（Elias Canetti）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无论如何，根据卡夫卡某些故事的特点，他属于中国文学编年史的范围。从18世纪以来，欧洲作家经常采用中国主题。但是，在西方世界的作家中，本质上属于中国的惟有卡夫卡。”这番话以西方人的眼光说出了卡夫卡与中国文学的联系。本文拟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卡夫卡笔下的中国题材、卡夫卡对中国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 卡夫卡的中国情结

　　卡夫卡对中国的兴趣较为广泛，不仅体现在文学、思想上，还体现在绘画艺术上。他非常钦佩“古老的中国绘画和木刻艺术”，对“中国彩色木刻的清、纯、真”赞叹不已。卡夫卡阅读过多种中国古代典籍，他称赞由汉斯海尔曼（Hans Heilmann）编译的《中国抒情诗》（1905）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译本”，由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编译的《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1911）更是“精彩绝伦”，并将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1914）送给他最喜欢的妹妹奥特拉。卡夫卡对中国古代诗人李白、杜甫、苏东坡、杨万里等，都推崇备至，他曾向一位女友推荐了三位值得一读的文学家，其中就包括李白。

　　当然，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兴趣表现在他对清代诗人袁枚《寒夜》一诗的“着迷”、对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对老庄著作、思想的研读与思考上。

　　1912年，卡夫卡创作《变形记》时经常熬夜工作，而他的身体状况又一直不是很好。因此，卡夫卡当时的女友，也就是曾两度与之订婚的菲莉斯鲍尔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写信劝他别写得太晚。卡夫卡接到信后，“为了证明‘开夜车’在世界、包括在中国属于男人的专利”，马上从书架上取来海尔曼编译的《中国抒情诗》，为菲莉斯专门抄录了中国清代诗人袁枚的小诗《寒夜》：“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卡夫卡认为这是一首值得回味的诗，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起码有五次以上在信中向菲莉斯谈论这首诗。有一次他这样写道：“最亲爱的，不要低估那位中国妇女的坚强！直到凌晨--我不知道书中是否注明了钟点--她一直醒着躺在床上，灯光令她难以入眠，但她一声不吭躺着，也许试图用目光把学者从书本中拉出来，然而这个可怜的，那么忠实于她的男人没有觉察到这一切。天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没有察觉，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从更高一层意义来说，所有理由都听命于她，只听命于她一人。终于她忍受不住，把灯从他身边拿开，其实这样做完全正确，有助于他的健康，但愿无损于他的研究工作，加深他们的爱情；这样，一首美丽的诗歌就应运而生了，但归根结底，不过是那个妇人自欺欺人而已。”袁枚的《寒夜》在中国读者眼里本是描写书生情侣的闺情闲趣的，有佳人相伴的“寒夜书生”是一个快乐、幸福的男人，但在卡夫卡那里，为何变成了一个“可怜的”的人？而佳人不过是在自欺欺人？卡夫卡又是出于何种原因不厌其烦地多次向菲莉斯谈论这首诗？

　　从深层来说，这是因为袁枚的这首诗触动了卡夫卡潜意识中的“婚姻综合症”。卡夫卡暴君式的父亲给他带来许多心理症结，“婚姻综合症”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一方面，他必须成为父亲，在“父亲法庭”上为自己洗清罪名，为此目的他必须要结婚。另一方面，由于他把文学创作视为生命之所在，又害怕婚姻会占用他的创作时间，破坏他创作时需要的孤独。婚后万一菲莉斯把他从写字台边拉开，或夺走他的台灯，他该怎么办？这实在无异于夺走了他存在的意义。在卡夫卡心目中，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地窖居民”：“对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即带着我的书写工具和台灯住在一个大大的、被隔离的地窖的最里间。有人给我送饭，饭只需放在距我房间很远的最外层的门边。我身着睡衣，穿过一道道地窖拱顶去取饭的过程就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回到桌边，慢慢地边想边吃，之后又立即开始写作。”由此可以看出，卡夫卡对袁枚那首诗“着迷”的背后隐含的是对婚姻的欲望和焦虑。作为西方正统文化培育出来的女性，菲莉斯需要现世的婚姻，而卡夫卡幻想在拥有婚恋状态的同时回避婚姻的实质，让他的“佳人”菲莉斯克制婚恋中的正常人性诉求，直到凌晨都醒着一声不响地躺在床上，只用幽怨的目光来表达人性的诉求，至多也不过是起身含怒夺灯，而表达的仅是对伴侣的疼爱和关心，这样，“佳人”（菲莉斯）的婚恋对象（卡夫卡）则得以成功地逃避日常婚恋中的人性内容。卡夫卡用《寒夜》这首诗来转喻他与菲莉斯之间的爱情情势，从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诗篇中，卡夫卡找到了自己深层的心理寄托。

　　在中国文化中，最令卡夫卡迷恋的还要数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老庄思想。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奥茨曾说过：“卡夫卡对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深感兴趣。”在去世前的几年里，卡夫卡曾与年轻朋友古斯塔夫雅诺施进行过多次交谈，说道：“我深入地、长时间地研读过道家学说，只要有译本，我都看了。耶那的迪得希斯出版社出版的这方面的所有德文译本我差不多都有。”卡夫卡阅读过孔子的《论语》、《中庸》，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庄子的《南华经》。对于这些经典著作，卡夫卡评价说：“这是一个大海，人们很容易在这大海里沉没。在孔子的《论语》里，人们还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但到后来，书里面的东西越来越虚无缥缈，不可捉摸。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对我却依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我却发现，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发现我的思想槽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但卡夫卡还是不无欣慰，因为“这些书中，只有一本我算马马虎虎读懂了，这就是《南华经》。”他向雅诺施念了一段庄子的语录：“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有待邪？皆有所一体。”并说出了他对庄子这段话的理解：“我想，这是一切宗教和人生哲理的根本问题、首要问题。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把握事物和时间的内在关联，认识自身，深入自己的形成与消亡过程。”可见，对于老庄思想，卡夫卡不仅深怀敬慕之情，而且还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认识到老庄思想所具有的普遍价值。

　　卡夫卡之所以对老庄思想感兴趣，是因为这与他本人对现实、对人生的冷静思考不谋而合。他们在思考时都着眼于事物的两极，关注两极之间关系的悖论性，惯常采用“转移”、“倒转”的思维方式，引发出一个超出常规思维的、非语言可理解的、只能在悖论关系中用心灵去体悟的结论，因此奥茨说：“恰恰在道教中我们找到了卡夫卡的精神实质。”这种精神实质实际上就是“道”，“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它控制和支配着一切客观自然规律，有着永恒、绝对的本体意义。奥茨认为，卡夫卡在长篇小说《城堡》中就“表现了老子叫作道的原始力，所不同的，卡夫卡是从欧洲人的、历史的观点，以晦涩、阴沉的笔法来表现的。城堡显然就是处于永恒的、静态的或者无目标的真理，只有在静止了的、不知进取的思想中才得以认识。”《城堡》中的K。深夜来到城堡所属的一个村庄，想得到城堡最高统治者的允可在村子里安家落户。城堡就耸立在前面的小山上，看起来近在咫尺，可当K。朝它走去时，却有千里之遥。通往城堡的路上并无障碍物，也无人把守，但K。却辗转不能到达。城堡最高的统治者威斯伯爵是个神秘的人物，人人都知道他的存在，可谁也没有见过，但伯爵的权威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始终控制着一切，支配着一切。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尽管城堡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尽管城堡的统治者伯爵是一个虚位、虚设，但却真切地道出了人类存在的一种基本状态，即人虽然渴望绝对的自由，但又注定要受到种种无形的制约和束缚。

　　卡夫卡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中国的古典文化遗产，他从老庄哲学中吸取了关注弱者、反对强权的内质，摒弃了其“不争”的消极因素，采取一种在绝望中积极抗争的策略，即为了争取人的自主的、人性的生存空间，即便以牺牲自我为代价，也要做出不懈的努力。K。为进入城堡筋疲力尽而死，但在奄奄一息之际，终于等来了同意他入住村子的通知，他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换取了对人的存在和人性的承认。

　　卡夫卡何以对中国文化保持浓厚的兴趣？首先，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掀起的第二次“中国热”有关。18世纪时，“中国热”曾席卷整个西方世界，那时中国对西方来说是一种尺度，是一方视野，从政治制度到生活方式，中国都是西方的样板。德语文化圈中的歌德也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通过英文、法文译本阅读了一些中国小说和诗歌，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今古奇观》等。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接触中，歌德看到人类共同的东西，在同助手艾克曼的谈话中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样；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并提出“世界文学”这一著名的概念。这股“中国热”到了19世纪由于西方在机械文明方面的巨大进步和中国相对来说的发展缓慢而告终结，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人带来了普遍的沮丧和绝望情绪，尤其是一些青年人对技术社会的堕落感到幻灭，而相比之下，中国的道家思想和东方神秘主义却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希望到中国的古老文化、哲学中寻找和平、安宁、人道的生活理想。在这股时代潮流中，老子、庄子格外吸引西方人的目光，德语文化圈中也掀起了一股新的东方热潮，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典籍，这为卡夫卡接触中国文化提供了机会和便利条件。另外，卡夫卡家族成员的生活经历也为他提供了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契机。譬如他有一个舅舅曾在中国生活过两年，舅舅带回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卡夫卡对中国的热情。

　　其次，从心理层面来看，“代表着罗曼史、异国情调、美丽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的中国，一直是欧洲人借以逃离欧洲的理想国。卡夫卡一辈子都在努力逃离布拉格，他把布拉格比作“小母亲的爪子”，竭力想摆脱它，为此，他多次请在西班牙铁路上工作的舅舅帮忙想办法。逃离布拉格后去往那里？遥远的东方古国无疑是卡夫卡心醉神迷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在卡夫卡的想象中过着与欧洲人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欧洲人中间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的卡夫卡，幻想到了东方这块土地上会不再感到陌生，因此中国就成了卡夫卡的希冀和憧憬之所在。

　　二 卡夫卡笔下的中国题材

　　由于卡夫卡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有关中国的题材自然就会出现在他的笔端。卡夫卡以中国为题材的主要是几个短篇小说：《中国人来访》、《拒绝》、《一道圣旨》（一译《诏书》）、《在法的门前》以及《中国长城建造时》。

　　《中国人来访》是卡夫卡的一篇微型小说，区区四五百字，描述了他想象中的中国学者的样子。一天午后，叙述者“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女仆进来通报，说有一个中国人来访，他穿着中国的服装，讲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语言。于是，“我”出去将这个中国人领进来，看到这个中国人系着丝绸腰带，“显然是个学者，又瘦又小，戴着一副角边眼镜，留着稀疏的、黑褐色的、硬邦邦的山羊胡子。这是个和善的小人儿，垂着脑袋，眯缝着眼睛微笑。”这就是卡夫卡脑海中中国学者的基本形象，既陌生又亲切，既可敬又可笑。

　　在另一个短篇小说《拒绝》中，虽然没有出现“中国人”这样的字眼，但从对人物外貌、语言、性格的刻画中，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卡夫卡描绘的是中国人。小说描写了一个远离边境的小城的统治者及其臣民。该城的最高长官“穿着漂亮的丝绸衣服”，“嘴里叼着烟斗”；远道而来的士兵是“一些矮小、体格并不强壮但很敏捷的人，”闪着“略带不安的小眼睛”，讲一种“我们完全听不懂的方言”，身上表现出一种“与世隔绝的、难以接近的特质”，他们“沉默寡言，严肃认真，固执刻板”，露出一种“极其谦卑的微笑”。“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固执刻板”、“难以接近”、“谦卑”等是19世纪“中国热”退潮以后西方人惯常使用的描述中国人的词语，卡夫卡一生基本上都在布拉格度过，不曾涉足中国，中国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从书本上感知到的遥远国度，因此，他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很难超出西方人的“集体想象”。

　　如果说《中国人来访》和《拒绝》主要描述了卡夫卡对中国的外在认识，那么《在法的门前》、《一道圣旨》则熔铸着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法的门前》是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中的一节，也是该书的点睛之笔，1916年抽出来单独发表。小说中的门警“那鞑靼人的稀稀拉拉、又长又黑的胡子”明显地暗示出这是一个中国人。“门警”与“乡下人”是小说中的两个核心人物，乡下人来到法院门口，要求门警让他进去，但得到的回答是“现在不行”。乡下人做了种种努力，把带来的东西都送给了门警，门警照单全收，但并不放他进去。乡下人在这儿等了一年又一年，头发白了，眼睛花了，身体也僵硬了，仍被挡在大门之外。临死之前，乡下人忍不住向门警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么许多年里却没有一个人要求进法的大门，这是何故呢？”门警回答道：“因为这道大门仅仅是为你而开的。”这个故事充满了悖论：门警答应放乡下人进去，又始终不肯放行；大门是专为乡下人一个人开设的，但他等待终生却不得而入。仔细分析，这里的“法”和“法门”实际上隐喻着人的一种存在状态，门是法的限定，又是这个限定的缺口，人可以破门而入“进入存在”，又可以破门而出“超出存在”。现实生活中“法”和“法门”无处不在，并伴随你一生，但你却不能理解，不能“入门”，这个“法”，这个“法门”，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中国文化中的“道”，不可道之“道”。

　　《一道圣旨》原是《中国长城建造时》的一个片段，卡夫卡生前将它抽出来单独发表。这个故事的基本结构是：弥留之际的皇帝欲通过使者将他的谕旨传达给遥远的臣民。使者立即出发，他是“一个孔武有力、不知疲倦的人，一会儿伸出这只胳膊，一会儿又伸出那只胳膊，左右开弓地在人群中开路。”使者前进的道路上障碍重重，他永远也到达不了目的地，永远也不能将皇帝的密旨送达给那些遥远的臣民，永远也不能完成他的使命。奥茨认为在道教中能找到卡夫卡的精神实质，“就是说意识到有一种绝对无个性并且无法理解的存在”，这种“无法理解的东西”就是“道”，它完全超越了语言，也完全超越了个人理解，正是这个“道”使卡夫卡与老子产生了心灵的契合，并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表现，《城堡》中K。无法到达的“城堡”，《审判》中莫名其妙的“审判”、《一道圣旨》中使者永远也走不出的“障碍”，都是“道”的无所不在。

　　《中国长城建造时》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是“根据布拉格的一处名胜，即劳伦茨山的‘饿墙’写成的。它离卡夫卡的住宅很近，是由囚犯建造的，墙本身毫无意义，只是为了不让囚犯闲着才造的。”应该说，这样一堵普普通通的墙，与中国的万里长城很难发生关联，可天才的卡夫卡却凭此去写作自己不曾涉足的地方，由此可看出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与喜爱。

　　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中，卡夫卡开门见山：“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采用的是“分段修建”的方法。对于对外在事物并没有多少兴趣的卡夫卡来说，其目的显然不在于给读者讲述一个关于长城的故事，而是借助长城这个古老中国文化的象征，来表述他对中国的想象，对中华帝国文化模式的独特理解，甚或是一种把中国纳入他关于人之存在的文化批判体系的尝试。

　　首先，卡夫卡认识到西方传教士和启蒙学者盛赞的中国长城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众所周知，长城之建造意在防御北方民族。但它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到防御作用呢？”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长城建成后的两千多年里，并没有真正发挥过人们所期望的那种防御战争的作用。汉朝和南北朝时期，它没能有效地抵御北方蛮族的入侵。元清两代，北方民族更是长驱直入，统治中原几百年。卡夫卡写这篇小说时，西方列强已经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挑衅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而结果却是清政府割地赔款，甚至连京城里被誉为园林艺术奇葩的圆明园也被抢掠烧毁。而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却只能无所作为地匍匐在荒凉的北方，任凭侵略者为所欲为而无力阻挡。可以说，正是20世纪初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凌辱欺压的现实，让卡夫卡看到了被中国人视为骄傲的万里长城实际上的无意义性。

　　其次，卡夫卡在这篇小说中表达了他对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大一统帝国文化模式的独特理解：一是领导者有意为之的“分段而治”的高明统治术；二是被统治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奉行这样一种处世原则：“竭尽全力地去理解领导者的指令，但一旦到达某种限度，就要适可而止，进行思考。”三是国家机构职能的“含混不清”。在这篇小说中主要出现了三类人：享有神明般的权威却又是肉体凡胎、强大而又脆弱、实有而又虚无的皇帝；像家长一样深谋远虑、仁慈却专横、可敬又可怕的领导者；以及天真、幼稚、质朴而又愚昧的百姓。分段修筑长城实际上是中华帝国内部机制的隐喻。正如分段修筑不至于使民工一辈子看不到完工的希望而失去工作效率一样，统治者的“分段而治”也给痛苦不堪的百姓暂时营造了海市蜃楼般的幻影；每一个施工队在完成一个五百米的工程后，得到上级的嘉奖，同时也因同行的工作而受到鼓舞，形成一种“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个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的局面。同样，统治者在给予百姓适当的安抚后，百姓便在统治者制定的轨道内行驶，这样统治者的统治就得到强加。而一旦百姓在不堪重负的压力下“进行思考”后走出轨道，或是把统治者推翻，或是被统治者镇压下去，那么就又开始了新的循环。然而，在开始与结束之间，整个帝国对百姓来说又像是弥漫在一片烟雾之中，永远模糊不清。百姓不知道是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对朝代的名称也分辨不清，“把以往的统治者弄得面目全非，把今天的统治者与死人相混淆。”

　　最后，卡夫卡有意无意地把长城的修筑与建造巴贝尔塔（即巴比伦塔）相提并论：“我们必须得说，当时长城所完成的业绩，比起巴贝尔塔的建筑毫不逊色。”巴贝尔塔是《圣经》中的“通天塔”，是基督教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卡夫卡在这里将二者并列在一起，是否意味着他已开始考虑，要把与基督教文化大相径庭的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模式，纳入他关于人的存在的文化批判体系之中？从当时东西方交往的日益增多和西方人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来看，卡夫卡有这种考虑是完全有可能的。遗憾的是由于病魔缠身，卡夫卡英年早逝，没能在他的创作和关于人类的思考中更多地向我们展示这方面的内容。

　　三 卡夫卡对我国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卡夫卡是20世纪对中国当代文坛影响较大的西方作家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新时期小说中，“几乎所有描写变形、怪谬、反常规、超日常经验的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卡夫卡有关。”也许正是由于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吸纳，才使得新时期作家与卡夫卡产生了心灵的契合。

　　“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这是许多中国新时期作家在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后发出的惊叹。老一代作家宗璞提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令她大吃一惊的另一个世界，使她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先锋作家残雪着迷于卡夫卡的“灵魂的城堡”，余华说“卡夫卡解放了我”，并特别提及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中的那匹马：“卡夫卡写作时真是自由自在，他想让那匹马存在，马就出现；他想让马消失，马就没了。他根本不做任何铺垫，我突然发现写小说可以这么自由。”莫言在接触卡夫卡、马尔克斯的作品后谈到：“我原来只知道小说应该像‘文革’前的写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噢，原来可以这么写！无形中把我所有的禁锢给解除了。”北村在接触福克纳、海明威、川端康成、乔伊斯、卡夫卡等外国作家后说：“我更容易进入卡夫卡。”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尽管这种钟情是通过鲁迅完成的。格非曾对鲁迅与卡夫卡做过比较研究，他说：“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他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诗人王家新说卡夫卡“在一种彻底的黑暗中所洞见的，正是艺术本身的命运”。“我自己主要工作在诗歌的领域，但在事实上卡夫卡比许多诗人甚至大诗人更能对我讲话，以至于我会感到卡夫卡一次次来找我。”由此不难见出，卡夫卡对我国当代不少作家包括诗人在内，造成了强烈的心灵震撼，而这一切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下面我们以宗璞、残雪、余华为例，进行个案分析。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于批判的需要，宗璞就阅读过卡夫卡的作品，结果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多年之后，她说自己“从卡夫卡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宗璞是“文革”后老一代作家中较早借鉴现代主义手法进行创作的，她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在事，可在精神上是那样准确……这一点给我以启发。”宗璞的《我是谁》、《莴居》、《泥沼中的头颅》是受卡夫卡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直接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特别是卡夫卡的荒诞、变形的手法，表达孤独、异化主题的文学果实。

　　残雪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解读、研究卡夫卡，并撰写了一部解读卡夫卡的书--《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残雪是从灵魂城堡的角度来解读卡夫卡的，在她看来，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是作者对人类和自己的内在灵魂不断深入考察和穷究的结果。在残雪眼里，卡夫卡的《美国》描述的是现代人格的形成过程，是主人公成长的心路历程；《审判》不是对任何外在迫害的控诉，而是描述了一个灵魂的挣扎、奋斗和彻悟；《城堡》实际上是一座“灵魂的城堡”，这个“城堡”在残雪眼里不是评论家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官僚机构的城堡，而是人性理想的象征，是人在一次次的犯错误和沦落后不断提升的过程。残雪的《历程》和《思想汇报》讲述的是主人公生命提升和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前者的主人公皮普准在周围人的帮助、教诲下，不断克服自身的幼稚、软弱、依赖、肤浅，逐渐变得成熟、坚强、独立、深刻；后者的主人公A君在周围“异在”们的启蒙、激励下，自我意识由沉寂到显现，再到露出峥嵘，一次一次峰回路转，终于达到了全新的境界。

　　对余华来说，卡夫卡启发了他对精神真实的美学追求。余华于1983年在川端康成的影响下开始创作，一直到1986年的春天，都在川端康成的影响之下，写了许多温情、优雅而又感伤的东西，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余华面临着创作的困境。在苦苦地寻找摆脱笼罩、超越自我的方法和途径时，他读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深感庆幸，说：“在我即将成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于是余华的创作出现了转机，他把这理解成一次命运的恩赐，不无感激地说：“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不久之后，我注意到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使我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犹如田野上的风一样自由自在。”从卡夫卡那里获得灵感激发的余华，确立了自己反常规的文学思维，这种思维引发了他对现实真实性问题的重新思考，由对生活常识的怀疑，到对它的否定与批判，并最终建构起自己精神真实的艺术世界。《河边的错误》、《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世事如烟》等作品较为清晰地显现了他的这一创作演变轨迹。前三部作品虽然体现出对常理的破坏，但还不能完全摆脱对现实的依托。从最后两部作品开始，余华则基本上建构起自己精神真实的文学世界，他发现了一个无法眼见的整体的存在，而且这一世界有其自身的清晰的规律。

　　同样是受到卡夫卡的影响，宗璞、残雪、余华三人对卡夫卡又有着不同的接受程度。宗璞的作品严格来说，除了有意识地借鉴卡夫卡的技巧而带有现代意味以外，其基调和内涵都是现实主义的，她对卡夫卡的借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剥离形式的借鉴。残雪在创作观念、思想认识、审美体验上都和卡夫卡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因此，残雪对卡夫卡的接受是基于一种天性的契合，基于心理上、情感上、精神上的亲和力。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卡夫卡追求本质真实的美学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余华对精神真实的美学探索，但追求现实生活的本质真实和追求精神的真实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二者在内涵上又有着不可抹煞的差别，这种同中之异正是余华对卡夫卡的“创造性转变”。由此可看出，三位中国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由剥离形式的借鉴（宗璞），到精神与观念的相通和认同（残雪），再到突破与超越的创造性叛逆（余华），一步一步不断深入，把对卡夫卡这位大师的接受推向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