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六节 西方读者视野中的莫言

　　一

　　莫言是一位在国内国外都享有极高声誉的作家，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深刻，情节曲折诡秘，语言汪洋恣肆，其作品之多，获奖之多，翻译成外文之多，在国内作家中都是不多见的。其重要作品如《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师傅越来越幽默》、《檀香刑》、《十三步》等已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韩文、挪威文、日文、希伯来文、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等多国文字，被国外权威人士称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唯一的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主理人马悦然先生甚至在上海等地两次提到，中国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莫言。曾获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公开说：“要是让我来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我就选莫言。”

　　一个作家在域外的声誉明显受到翻译的制约。文学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会丢失一些东西：本土语言的风格和节奏会减弱，语言的内涵和外延、修辞方式、习惯表达、特殊的文化符号蕴含等等，都难以通过翻译传递出来，而这些又恰恰是一个作家独创性的标志。翻译中能够传达的是一切语言中文学解读的基本要素，如情节、人物、对话、人称、叙事方式等，用特定的文学术语来说就是：文学的构架容易传达，文学的肌质或神韵很难传递。幸运的是，莫言遇到了一个才华超群的翻译家--美国著名的汉学家霍华德戈德布赖特（Howard Goldblatt）教授，中文名字葛浩文。葛浩文有很深的中英文功底，其博士生导师是柳亚子先生的公子--美籍华人柳无忌先生，他本人曾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任美国圣母大学教授，是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他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Red Sorghum，1993）、《天堂蒜薹之歌》（The Garlic Bal-lads，1996）、《酒国》（The Republicof Wine，2000）、《师傅越来越幽默》（Shifu，You’ll Do Anythingfora Laugh，2001）、《丰乳肥臀》（Big Breasts＆Wide Hips，2003）译成英文，均获得了好评，其出色的译文令人几乎以为就是用英语写成的。莫言本人对与葛浩文先生的合作也很满意，2000年3月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博尔德校区演讲时说：“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并说：“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能与这样的人合作，是我的幸运。”

　　二

　　莫言及其作品受到西方学界和海外中国学者的好评。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S。杜克（Michael Duke）教授认为，莫言“正越来越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真正伟大作家的潜力”。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赢得了他的热情褒扬，称赞这部作品是“一件完美的艺术杰作，风格与众不同，深切感人，有智性的魅力”，并说“它是20世纪中国反映复杂的农村生活小说中最具想象力，艺术上堪称完美的作品”。

　　哈佛大学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教授认为，莫言“执著于一种丑怪荒诞的美学及史观，莫言藉原乡的坐标，发展另类的历史空间。摆脱现实主义的窠臼，他演绎出驳杂怪异的记忆和叙述流程。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他以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的写作姿态，虚实错置的叙事网络，以及充满瑰丽文采与奔放想象的文字象征，展现一位世纪末中国作家的独特情怀”。在谈到《红高粱》时他这样说：“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

　　莫言的《丰乳肥臀》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后，《华盛顿邮报》的专职书评家乔纳森亚德利（Jonathan Yardley）撰文说，此书处理历史的手法，让人联想到不少享有盛名的作品，如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亚德利盛赞莫言在处理重大戏剧场面如战争、暴力和大自然的剧变时那高超的技巧，“尽管二战在他出生前10年便已结束，但这部小说却把日本人对中国百姓和抗日游击队的残暴场面描绘得无比生动”。他还说，此书也许是莫言成功的良机，或可令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该书的英译者葛浩文在介绍《丰乳肥臀》时引述莫言的话说：“如果你愿意，你尽可以跳过我的其他小说，但一定要读一读《丰乳肥臀》。我在其中写了历史、战争、政治、饥饿、信仰、爱情，还有性”。

　　国外的新闻媒体也热情赞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认为“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莫言在国际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作品会赢得美国读者的青睐，就像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受到美国读者的喜爱那样”。《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则认为：“莫言显示出他是鲁迅--一位深切忧思中国人命运的优秀作家的真正继承人。”《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对《丰乳肥臀》的评价是：“引人入胜的细节，毫不畏缩的描写……莫言的这部小说是一次感官的盛宴……莫言的描写非常大胆，有时甚至极为冷酷，因为他的幽默来自恐怖的东西，而整个故事非常吸引人，构思精巧，结构紧凑，更有许多有趣的插曲，带给读者满意的阅读……小说充满野性，令人回味无穷……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小说。”《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The Washington Post‘s Book World）认为《丰乳肥臀》“这部长篇巨著有500余页，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对于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这样评论道：“莫言把日常生活中的灾难编织成一种有用的、令人振奋的、罕见的东西。”《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则刊登文章说：“被视为中国的威廉福克纳，有着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风格的莫言，对中国乡村的描写有一种魔幻般的抒情诗情调，对政府的腐败不乏嘲讽，黑色幽默和超自然的描述灌注其间……即使对不熟悉中国作品的读者来说，这八个故事也令他耳目一新……莫言的作品万花筒一般地反映了中国的当代现实。”而英美学界重量级文学评论刊物《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认为：“《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的几个短篇展示了作者毋庸置疑的创作才华……莫言所表现出的叙事技巧可看作是一种中国式的巴洛克，充满了华丽、诡异的想象。”

　　三

　　莫言的创作深受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世界级大师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吸引了众多海外读者。莫言曾满怀信心地说，中国文学离不开世界文学的发展，而且认为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如果中国文学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学不可分割，如果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莫言的创作正是朝这一方向的努力。

　　莫言是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的，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许多西方现代派作品被翻译过来，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莫言读了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夫卡等人的作品，眼界大开，发出了“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喟叹。他称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是两座“灼热的高炉”，可以说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给了莫言创作观念上的启迪和艺术探索上的理论依托。20世纪80年代初的莫言，童年的生活淤积在他心头涌动，敏锐的艺术直觉使他感到必须冲破传统的规范，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在寻找艺术突破口时，莫言遇到了与自己的艺术个性有相通之处的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对他们作品的阅读，让他找到了新的自我，两位大师在艺术上的大胆试验使他深受启发，为他进行艺术上的革新提供了心理依托。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他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受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发，他大着胆子把他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这简直就像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他的童年生活被全部激活了，在他开创的这块文学天地里，他呼风唤雨，移山填海，饱尝大权在握的幸福，也给读者带来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文学世界。中国新时期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借鉴有“不化境”和“化境”两种情形，莫言追求的是比较高级的化境。从福克纳身上，他学到的是对传统的讲故事方法的挑战和改变的自觉精神，是通过某个特定地区的故事反映全人类的普遍问题的能力，以及那种相信人类即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也能生存、忍耐并延续下去的信心，而不是照搬他的内容和技巧。他要努力使他的“高密东北乡”成为中国的缩影，使那里的痛苦与欢乐同全人类的痛苦与欢乐保持一致。他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而马尔克斯最初令他震撼的是那些时空颠倒、人魔交错的生命世界，极度渲染夸张的艺术手法，但在认真思索后，他发现艺术上的东西总是表层，《百年孤独》提供给他的、拓展他的视野的，是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他之所以能如此潇洒地叙述，与他哲学上的深思密不可分。我认为他在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他认为世界是一个轮回，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的位置十分渺小……他站在一个非常的高峰，充满同情地鸟瞰着纷纷攘攘的人类世界”。

　　莫言的这种现代气质，使他的作品容易在西方读者中产生共鸣，因而西方世界对他的看好也就在情理之中。

　　四

　　西方读者首先喜欢莫言叙事技巧上的革新。

　　托马斯英奇指出：“他真正的魅力是他进行了小说技巧上的革新。”他认为莫言的小说大都有着精心的结构。这一点也符合莫言创作的实际情形，他曾在访谈时谈到结构对于长篇小说很重要。托马斯英奇解读《红高粱》时指出它在时间上是跳跃的，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阅读将事件重新组合，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技巧，它让读者参与编织故事。而另一项值得一提的创新在托马斯英奇看来是对不同人称的交互使用。莫言在《红高粱》中采用了“我爷爷”、“我奶奶”这一独特的叙述视角，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嫁接起来，避免了第一人称视角的狭窄和第三人称视角的枯燥，叙述起来顺畅自然，也给小说的风格带来了变化。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从三个角度讲述了同一个故事：一个是瞎子张扣，他用他的吟唱把蒜薹事件讲述了一遍；作家用客观的笔调叙述了一遍；官方的报纸用他们的口吻描述了一遍。这就像三个声部的大合唱，突出的是同一主题。

　　《酒国》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特别侦察员”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地方官员烹食婴儿的案件。同时，小说不断插入作者莫言和文学青年李一斗的通信，以及李一斗频繁寄给莫言请求帮助发表的9个短篇小说。由此，整部小说的结构层层叠叠：它不但编织故事，也发表作者莫言和李一斗对这些故事的看法；它不但是莫言所叙述的单个故事，也是由李一斗帮助完成的多层文本。而且由于李一斗不断地把现实带给莫言，莫言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不但创造了虚构和想象的场景，也混合了已经发生的、应当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事件。莫言与李一斗说的故事一实一虚，莫言写丁钩儿查案的故事大抵以实笔入手，李一斗的9个短篇小说大抵以虚笔拟就，虚实相辅，营造出一个真假难辨的世界。

　　《丰乳肥臀》的结构同样独具匠心。前六章塑造了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形象，描写了她如何在战争的饥饿、疾病和各种压迫下顽强生存，把自己的一群儿女抚养成人，然后又抚养儿女的下一代。而第七章则从母亲的出生写起，她生下来父亲就被德国人杀害，跟着姑姑长大，4岁缠脚，婚后在夫家备受虐待。由于丈夫的性无能，传统的子嗣观念迫使她为了生孩子跟不同的男人睡觉。这样写好像是把前面六章塑造的美好母亲形象瓦解了，许多读者接受不了。但这正是莫言的匠心所在，他正是要通过前面母亲的高大，向我们展示她受了多少苦难，母亲所受的最大苦难不是饥饿和战乱，而是跟她不爱的男人睡觉。当一个女人为了纯粹的生育目的跟一群素不相识的人，甚至乱兵、败兵、和尚睡觉，她已不把自己当人，只当作为家庭生育后代的工具。传统子嗣观念对女性的迫害是母亲最深重的灾难和痛苦。最后一章不但没有消解母亲坚韧、伟大的形象，反而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到母亲曾经受了怎样的摧残。

　　其次，莫言说故事的神奇天分尤其令西方文学界倾倒。莫言有着出色的文学想象力，不管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莫言的作品都充满了丰富的想象。

　　莫言爱说故事，故事不但要说得过瘾，而且还要曲折，有新意。说故事是人类的本能，更是一种高层次的艺术形式。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柯木铎（Frank Kermode）在他的《终结的感觉》（The Senseof an Ending）中，从宗教的观点论述了说故事的动机与结构。根据他的看法，《圣经》以《创世纪》开宗明义，让西方人有一种原罪感，《圣经》的完结篇《启示录》预告了世界末日的来临，人们惶恐不安，于是小说应运而生，人们希冀在有生之年，利用自己的想象，塑造出另外一个宇宙，而这个人造的宇宙有头有尾，完全操纵于我。这便是西方小说的哲学基础。

　　柯木铎的理论有其见地，但不免让人觉得陈义太高。小说是平民百姓的史诗，属于街谈巷语，在形而上的层次上谈它似有格格不入之嫌，而且与终极意义也不一定相干。莫言说故事，很大程度上与他所处的社会现实相关，他说故事的主要动机，是想借助各种艺术手段，把他对现实的观察，对历史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演习一番，释解自己的情怀，激荡他人的心灵。

　　莫言擅长叙述感人肺腑的悲剧故事，来揭露原始人性的残忍和现实生活的严酷。他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以喜剧性的笔法来化解生命中的沉痛，收入其中的《翱翔》讲述两个家庭换亲的故事，其中一对情侣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像小鸟一样飞向了天空，结果却被迷信的村民用箭射落下来。与小说集同名的《师傅越来越幽默》讲述省级劳模丁师傅在工厂辛勤干了一辈子，眼看就可以圆满退休，却突然被抛入下岗的队伍。当微薄的积蓄被一场伤病花光之后，丁师傅走投无路，将林中报废的公共汽车壳子改造成“休闲小屋”，为男男女女提供幽会、野合的场所，想挣点晚年的生活费用。当天气渐冷，丁师傅想歇掉“生意”以待来年再做时，一对爱得不能自拔的男女钻进了他的“小屋”，似乎在里面殉情了。当他慌慌张张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发现不过是一场虚惊，里面根本没有人！这些故事或鞭挞现实，或嘲讽陋习，无不具有强烈的穿透力和感染力。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作者通过插入民间的幽默、笑话和喜剧故事，缓和了小说的黑暗。譬如令人忍俊不禁的城里虱子与乡下虱子的寓言故事，张家湾的蛤蟆不会叫的故事，以及一位想偷人妻子的教书先生被捉弄拉磨的故事，让人在凄惨、愤懑的现实中，暂时忘却生活的重重灾难，露出苦难中的微笑。他的《红高粱》讲述的并不单纯是一段家族的历史，而是一个家族的传奇。在写作《红高粱》时，莫言认识到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不可信，民间口口相传的历史同样不可信。正统教材曲解历史是政治的需要，民间把历史传奇化、神秘化是心灵的需要，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更愿意向民间的历史传奇靠拢，并从那里汲取营养。因为他认识到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激动人心，必须讲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必须在讲述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时，塑造出性格鲜明、非同一般的人物。莫言自己说他的创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写历史的，一类是写现实的，而《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正是这两类的典型代表。写历史事件更容易调动他的想象力，写现实则表现了他的良心，在写现实故事时，他是和老百姓站在一个立场上的。

　　莫言讲故事的才能得益于他童年时期独特的“用耳朵阅读”。莫言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10岁时便辍学回乡当了农民，能读到的书很少，他的主要知识来源是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故事。他的祖母、爷爷、大爷爷都是很会讲故事的人，而且村里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是满腹的故事，莫言在与他们相处的几十年里，从他们嘴里听说过的故事难以计数。这些故事既神秘恐怖，又十分迷人，死人和活人、动物和植物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甚至许多物品，如一把扫帚，一根头发，一颗脱落的牙齿，都可以在某种情形下具有了魔力。莫言虽然从小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但通过聆听，通过耳朵的阅读，积累了大量的故事。他曾感叹地回忆起那段生活：“用耳朵阅读的二十多年里，培养起了我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培养起了我的历史观念、道德观念，更重要的是培养起了我的想象能力和保持不懈的童心……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作家，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写作，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与我的二十年用耳朵的阅读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写作，并且始终充满自信，也是依赖着用耳朵阅读得来的丰富资源。”

　　再次，莫言对历史、对人物的处理也深得西方读者的喜爱。他的作品中不是一味地歌颂或批判，而是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写出了历史的传奇性。托马斯英奇特别提到莫言《红高粱》中的两段话。一段是作者对他的高密东北乡的评价：“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一段是对他的祖先的评价：“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雄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前一段话表现了他对故乡那种极端仇恨和极端热爱的矛盾心理，后一段话表达了他对祖先的怀念，不管是杀人越货还是精忠报国，他们的行为赋予其人生以辉煌的意义。在《丰乳肥臀》中，莫言对母亲这一形象的处理也表现出人物的复杂和美丑兼有的双面性。在论述莫言作品的结构时我们已经提到，小说的前六章塑造了一个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的母亲形象，第七章却追叙了母亲童年的不幸遭遇和与一个又一个的男人睡觉的故事。作者这样处理一方面表现了传统观念对母亲的戕害，另一方面也赋予母亲这一形象更多人性的内涵，一改往日高大完美的母亲形象。莫言塑造的母亲虽然有污点，但同样令人亲近，是人性的全面铺展。

　　莫言将历史传奇化的书写是基于他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在他的心目中，没有历史，只有传奇。他说：“许多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其实也都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是人们在口头讲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的结果。我看过一些美国的评论家写的关于《红高粱家族》的文章，他们把这本书理解成一部民间的传奇，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种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和他受民间口传历史的熏陶有关，他少时从长辈口中听到大量的故事，爷爷奶奶一辈的老人讲述的大部分是妖精鬼怪，父亲一辈的人讲述的大部分是历史，而他们讲述的历史是传奇化了的历史，与教科书上的历史大相径庭。在民间口述的历史中，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只有那些有非凡意志和非凡体力的人才能进入民间口述历史并被不断地传颂，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提高。在他们的历史传奇故事里，甚至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一个人，哪怕是技艺高超的盗贼、胆大包天的土匪、容貌绝伦的娼妓，都可以进入他们的故事，而讲述者在讲述这些人的故事时，总是使用着赞赏的语气，脸上洋溢着心驰神往的表情。

　　中西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莫言的作品表现了人类相通的领域，表现了人类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向往和追求。他在借鉴外国文学时对“化境”的追求，既表现了中国人的气派，也是他的作品对外国读者有难以抗拒的魅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