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五节 西方人眼中的王安忆

　　王安忆是新时期文坛上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以丰富深厚的意蕴、清新细腻的语言、性情抒写中蕴含理性哲思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成为当前文学评论界的热点之一。王安忆的创作不仅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受到国外的关注，其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荷、韩等多种文字，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一、王安忆作品在国外的传播

　　王安忆的作品在国外产生影响主要通过翻译，其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中国官方出版的向国外翻译中国文学的杂志上选译了王安忆的部分作品；二是一些国外的或旨在推向国外的中国当代文学选集收入了王安忆的作品；三是国外的出版商和汉学家直接找到王安忆，要求翻译出版她的作品。

　　就第一种渠道来说，1951年创刊的英、法文版文学刊物《中国文学》和1981年开始出版的英、法文版的“熊猫丛书”都关注过王安忆。《中国文学》的资深英裔翻译家戴乃迭（Gladys Yang）等人先后翻译了王安忆的《小院琐记》（“Lifeina Small Courtyard”，Chi-nese Literature，1983，No。9）、《命运》（“The Destination”，Chinese Literature，Autumn，1984）、《话说老秉》（“Speaking of Old Bing”，Chinese Literature，Autumn，1989）、《妙妙》（“Miao Miao”，Chinese Literature，Spring，1992）等。1988年，“熊猫丛书”出版了戴乃迭翻译的王安忆短篇小说集《流逝》（Lapseof Time），收入了《命运》、《雨，沙沙沙》、《小院琐记》、《舞台小世界》、《人人之间》、《流逝》等重要中短篇小说。“熊猫丛书”和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一些英文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集，比如《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1982）、《时机并未成熟：中国当代最佳作家及其作品》（The Timeis Not Ripe Yet：Contemporary China‘s Best Writersand Their Stories，1991）也收入了王安忆的作品。

　　第二种渠道也使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传播到国外。1988年刘年玲等编选翻译的《玫瑰色的晚餐：中国当代女作家新作集》（Nienling Liuetal。eds。，The Rose Colored Dinner：New Works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Hong Kong：Joint Publishing Co。，1988）收入了王安忆的《朋友》；1989年戴静编选翻译的《春笋：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Jeanne Taied。，Spring Bamboo：A Collection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New York：Random House）收入了王安忆的《老康回来》。2001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夏颂（Patricia Sieber）编辑出版的英文版《红色不是唯一的颜色：中国当代女性情爱小说集》（Red Is Notthe Only Color：ACollection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on Love and Sex Between Women），收录了张京媛翻译的王安忆的《弟兄们》；美国女编辑金婉婷（Diana B。Kingsbury）翻译的《我要属狼：中国女性作家的新呼声》（I Wish I Werea Wolf：The New Voice in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compiledandtranslatedby Diana B。Kingsbury，Beijing：New World Press，1994）以及《中国当代小说精选》（The Vintage Boo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Carolyn Choa and David Su Li-Qun eds。，New York：Vintage Books，2001）、《蜻蜓：20世纪中国女作家作品选》（Dragonflies：Fictionby Chinese Womeninthe Twentieth Century，Shu-ning Sci-banand Fred Edwardseds。，Ithaca：Cornell East Asia Series，2003）等也都收入了王安忆的作品。

　　通过第三种渠道传播到国外的王安忆的作品主要有：《小城之恋》（Loveina Small Town，trans。Eva Hung，Hong Kong：Re-search Centrefor Translation，Chinese Universityof Hong Kong，1988）、《小鲍庄》（Baotown，trans。Martha Avery，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89）、《荒山之恋》（Loveona Barren Moun-tain，trans。Eva Hung，Hong Kong：Research Centrefor Transla-tion，Chinese Universityof Hong Kong，1991）、《锦绣谷之恋》（Brocade Valley，trans。Bonnie S。Mc Dougall＆Chen Maiping，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2）、《长恨歌》（The Songof Ever-lasting Sorrow：A Novelof Shanghai，trans。Michael Berryand Susan Chan Eg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等。从全球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以Wang Anyi为检索词检索，发现里面收藏的中英文版的王安忆作品以及与王安忆有关的作品、著作达57项之多。除了上面提到的译成外文的著作外，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王安忆的中文版作品有：《69届初中生》、《富萍》、《启蒙时代》、《纪实与虚构》、《流水三十章》、《蒲公英》等。

　　二、王安忆作品在国外的影响

　　随着王安忆的作品越来越多地翻译成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字，国外阅读、研究王安忆的群体不断庞大，有普通读者的表层欣赏，更有专家学者的深层研究，王安忆在海外的声誉不断提高。

　　2008年5月4日的《纽约时报书评》赞赏王安忆。该期登载了四篇中国当代小说书评，王安忆的《长恨歌》排第一，并给予她很高的“专业”评价。2007年10月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举办的“新加坡节”上，新加坡作家称，王安忆和莫言是在新加坡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家。德国汉语翻译家卡琳说她喜欢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原因之一是其表达方式委婉，很有意思。

　　在王安忆被译成外文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长恨歌》。这部小说在国内就获得了很高的赞誉，曾荣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有些中国评论家甚至认为这是王安忆的巅峰之作。《长恨歌》的法文版于2006年由法国毕基耶出版社推出，在法国引起较大反响。法国的《世界报》、《图书周报》等纷纷发表评论，对该书做出不无赞赏的评价。《世界报》刊文说：“王安忆的作品中飘出一种音乐，萦绕、低徊、紧迫。”“王安忆精雕细刻，细腻微妙地表达了人物的激情、焦虑和羞耻，而最令人震惊的则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刻画。”法国图书界权威性的刊物《图书周报》称：《长恨歌》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杰作”，作者王安忆以“微妙、细腻、幽默而流畅的巴尔扎克式的笔法开篇，并贯穿始终”，认为王安忆赋予小说中的上海一种“精致的质感”，使之“色彩斑斓，波纹闪烁，如同一幅书法作品”，称赞王安忆“既继承了传统，同时柔中有刚地更新着传统”。

　　《长恨歌》的英文版2008年1月在美国问世，引起了读者、学者甚至作家的诸多关注。美国作家弗郎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在美国著名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书评《上海小姐》，认为这部小说是王安忆的“杰作”，并对小说的主题、人物、故事背景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解读。普罗斯认为《长恨歌》有不同层面的主题，其中最重要的主题是“小说考虑的是什么能够持久，什么保持不变--什么东西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流逝，又是什么会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面目全非”，上海“迷宫一般的弄堂消失在新崛起的、闪烁着不友好目光的高楼大厦之中”，而“小说的角色，或是或非，都有一种独特不变的特质，不光超然于历史之外，也丝毫不受个人经历的影响”。对于《长恨歌》的主人公王琦瑶，普罗斯认为她“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置于三角关系的核心，却很少考虑这样做给他人带来的痛苦。她不乏智慧，本质上也不是坏人，但不能完全理解人类情感的炽热激越”。“作为一个天生丽质却又普通平凡的女人，她太容易在时尚、财富和欢愉面前迷失，而领悟忠诚和仁慈的价值又太过迟缓。”普罗斯评论说该小说另外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是王安忆用“犀利的笔锋描写了有关女性友谊的问题--是什么使她们亲密无间，又是什么使她们分道扬镳”。除此之外，普罗斯还赞叹小说中上海独特而神秘的弄堂，认为弄堂和生活在弄堂里的市民给小说提供了强烈的现场感，为诸多诗意的描绘提供了场景，“当《长恨歌》接近尾声时，读者对小说中时间的流逝产生一种普鲁斯特式的伤感，这种伤感既映射出王琦瑶的忧伤，也映照出读者对正在消失的上海弄堂的留恋。”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王德威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上“一本有重要意义”洲华尔街日报》记者利萨莫维斯（Lisa Movius）在《重写老上海：漂亮女子的悲情故事》中认为“《长恨歌》是王安忆最出色的小说”，它“用一个女性的故事串起上海的社会动荡和文化变迁”，“小说对上海弄堂的细腻描绘和对典型上海姑娘王琦瑶的悲情塑造令人爱不释手，这部小说和她的其他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让王安忆成为新时期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对于小说的主人公王琦瑶，利萨评价她“一生命运坎坷，原因在于她过分看重自己的美貌而忽视了品德培养”，并阐释说《长恨歌》的声誉远播，一方面在于它“感同身受的魅力和最终对传统道德的维护”，另一方面和人们对上海的怀旧情结有关，“它契合了人们对上海的怀旧情绪，上海背景和对上海的怀旧使《长恨歌》声誉鹊起”。

　　国外也有一些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题的学位论文，比如美国南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袁媛（Yuan Yuan，音译）的硕士论文《女性化的城市--解析王安忆的〈长恨歌〉》。该作者认为，王安忆在《长恨歌》中“通过女性记忆来重绘历史，通过颠覆传统的性别角色来重新界定男女两性的关系”。论文还将王安忆同中国当代其他女作家进行比较，以凸显王安忆的文学地位和杰出成就。

　　王安忆的小说集《流逝》推到国外后也引起了一定反响。斯佳丽程在《纯文学》上发表的一篇书评中认为：“西方人之所以关注中国的文学作品，是因为想要从文学中了解中国这个遥远而又重要的国度，文学作品中往往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某些心理特征，西方读者很可能正是怀着这样的心理来阅读王安忆的《流逝》的。”并说“王安忆的这些中短篇小说给西方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独特视角，从中西方人看到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离婚率上升，邻里不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斯佳丽程对收入该小说集的《雨，沙沙沙》不吝赞美，认为这样的作品是“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具有打动人的魅力”。但同时也指出中国的许多小说，包括王安忆的在内，大多讲述集体的故事，很少突出个人，缺少人性色彩。其中用作书名的那个中篇《流逝》沉入生活琐碎的泥潭，主人公花的每一分钱都尽展读者面前，给人一种冗长感和细碎感。

　　英籍巴基斯坦裔作家安曼胡笙（Aamer Hussein）则对王安忆的中篇小说《流逝》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赞叹王安忆巧妙地将个人生活和政治风云融合起来，认为《流逝》“表面上描述了‘文革’期间一位中年女性灰暗、琐屑的生活史……但在深层上则从社会学的层面，向我们展示了一家三代人对政治变革的不同反应”。小说采用“事实呈现而不是分析的方法，通过主人公的思索和主人公之间蕴含丰富的对话来展现小说中人物的复杂感情。王安忆用极俭省的笔墨，节制而不铺张地表现了她对当时的物质主义、消费至上主义的批判，精彩地揭示了上海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并指出《流逝》是一篇“忠实地探索女性生存状态的小说，女性的理想、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女性生存的真实境况，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安曼胡笙对王安忆的另一部小说《小鲍庄》也评价颇高：“王安忆的《小鲍庄》剥去了意识形态内涵，揭示了毛泽东去世前后中国农村生活的编年史，小说既有写实，亦有虚构。”“以悬置、省略、空白和沉静带给人一种不确定性和音乐感，它不是破碎意象、明确期待的外在呈现，而是带给人内在的启发。”他尤其赞赏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形象：“王安忆热衷于塑造女性主人公，她们的力量，她们的坚韧，无不刻画得生动鲜活。这些女主人公善待他人，保持自我，是推动生活运转的源泉，也是社会变革的真正催化剂。”

　　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因是中国新时期文坛上最早触及性题材的作品而在西方引起关注。西尔维亚陈在关于《小城之恋》的书评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上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对性主题感兴趣，这是数十年的性压抑之后的反弹。但绝大多数的性主题小说都是男性作家创作的……对女性作家来说，打破长期的性沉寂需要相当的勇气。1986年以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宽松，王安忆率先发表了描写女性性爱的三部小说。”“这让不少人感到意外，作为知名女作家，王安忆一直以纯真、优雅著称文坛，但突然之间她把创作转向了性爱主题。”西尔维亚认为《小城之恋》是“三恋”中最好的一部，讲述的是成年男女的性爱故事。“故事中男女平等的思想……显而易见，考虑到男女平等在当时的中国还受到嘲笑和反对，一位女性作家能有这样的勇气的确难能可贵。”并指出小说最后“对女性性要求的肯定实际上是对女性创造性的肯定”，“这样的小说很可能会改变西方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呆板乏味、缺乏文学价值和终极关怀的看法”。

　　卡罗琳梅森同样对王安忆的“三恋”感兴趣。她在介绍评论《荒山之恋》的书评中认为“王安忆对人类性意识的描写敏感而具有说服力，她认为女性从根本上来讲比男性更富有生命的韧性，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金谷巷的女儿）和大提琴手的妻子这两个人物身上”，并坦率地说：“我为作者对细节的描写所打动，为她对人类情感的敏锐把握、对人类情感易变性的捕捉而喝彩。我相信她对于男人、女人还有很多新颖、重要的见解，任何一个熟悉过去几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人都会认识到王安忆坦诚、公开地探讨性主题，需要何等的勇气。”

　　另外，一些国外出版的论文集里面也收入了从性别、性意识角度评价王安忆创作的论文。梅仪慈主编的论文集《意识形态、权力与文本--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自我呈现与农民他者》收入了她的论文“韩少功、莫言和王安忆的后现代‘寻根文学’”。在该论文集的结语里面，梅仪慈富有洞见地提出了将女性放在知识分子或农民的参照下加以探讨的模式，她评论说：“由于女性的双重性，她们一直处在质疑、挑战知识分子的自我与农民‘他者’这一二元对立的界限的位置上”。著名汉学家雷金庆在评价这部论文集时指出，尽管梅仪慈将王安忆划归到“寻根文学”里面，但王安忆实际上是以探讨“女性问题”--比如浪漫爱情、婚姻家庭而闻名的作家。此外，海伦陈的《性别、主体性与性：王安忆四部性禁区小说的颠覆性叙事》、杜博妮的《作为集体话语的个人叙事：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意识》等也都侧重从性、女性角度来探讨王安忆的作品。

　　三、王安忆作品在国外受关注的原因

　　王安忆的作品在国外不仅为汉学家所关注，还走进了国外的大学课堂和普通读者的视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王安忆的作品紧扣时代脉搏，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变革提供了一幅时代跃动图。走上文坛之初，王安忆结合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写了一批表现知青、“文革”、“右派”题材的小说。

　　王安忆的第一篇知青题材小说是发表于1980年的《广阔天地的一角》，该小说采用一名年轻女知青郑雯雯给妈妈不断写信的形式，讲述了她作为省积代会代表在开会期间的见闻。之后，王安忆的知青小说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如《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麻刀厂春秋》、《69届初中生》、《大刘庄》、《岗上的世纪》、《妙妙》等。这些小说涉及知青的爱情、婚姻、工作、房子、事业、命运等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反映了王安忆对经历过特殊时代的青年人命运的思考，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基于自身的生活经历，王安忆也写了一批‘文革’题材的作品，如《文革轶事》、《老师》、《苦果》、《墙基》、《大地苍茫》、《流逝》等等。其中中篇小说《流逝》描写文革时期资本家家庭张家被抄家、封房，张家儿媳欧阳端丽如何坚强地支撑起一家人生活的故事。在家庭财产被没收之前，欧阳端丽过着优裕闲适的资产阶级少奶奶生活。当家庭发生变故后，她没有像其他家庭成员那样消沉，而是坚强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一方面起早贪黑地操持家务，另一方面不辞劳苦地赚钱补贴家用。王安忆把叙述的重点放在这个家庭的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行为上，为那些想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人生活的西方读者，提供了大量真切的生活细节。

　　《叔叔的故事》是王安忆描写“右派”题材的一部中篇小说，“叔叔”被塑造成一个时代的代表，表现出作者对特殊历史时期“右派”不幸遭遇的反思。“叔叔”曾经历了屈辱的殴打、压抑的婚姻生活、日益麻木粗粝的生存状态，这些都被王安忆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娓娓道来。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国对外部世界封闭了将近30年的时间。这期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危言耸听的传言不断地钻进西方人的耳朵里，他们信以为真，却也疑窦丛生。他们想了解中国社会动荡的实情，想搞清楚中国人生活的真相，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成为他们触摸中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渠道，西方人用小说中的背景、情节、人物来校正或印证他们捕风捉影得到的传闻。王安忆的翻译成外文的作品由于满足了他们这方面的需求，对其加以关注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确切地说，这一层面的关注主要不是美学、文学上的关注，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关注。不独对王安忆如此，西方人对中国作家作品的关注，很多时候都是如此。从本质上讲，这也是文学交流的重要意义之一。

　　二是随着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对女性及女性作家的关注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突出现象，王安忆作为女性作家，再加上她创作了众多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因而进入了西方批评家的视线。王安忆虽然不是女性主义者，但她认为女性拥有比男性更为强大的人性力量，因此她构建的男女主人公以及两性关系模式，都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女性叙事想象，表现出一种潜在的女性意识。《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表达了女性隐秘幽深的本能欲望，《长恨歌》表达了女性复杂多变的情爱经验，建构出一种新的以女性为主体、突出女性价值的两性关系模式。

　　王安忆小说中出现得最多的男性性格是软弱怯懦，没有主见，像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渴望女性的温暖和庇护。《荒山之恋》里的大提琴手像是一个体质与精神都过于孱弱的孩子，需要母爱的加倍滋养才能长大成熟。《长恨歌》里除了那个刚出场就谢幕的李主任外，其他几个男性包括程先生、阿二、康明逊和老克腊全都苍白贫弱，无力护卫爱情，更无力对抗现实。相对于男性人物的模糊贫弱，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则比较丰满圆润，她们坚强勇敢，认准了一个目标就意志坚定，一往无前，而且还表现出处变不惊、从容优雅的风范。《流逝》中的大家闺秀欧阳端丽面对家庭的变故、年迈的公婆、幼稚的小姑子和无能的丈夫，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担，支撑起他们的天空，充当他们的保护者。《长恨歌》建构了一个以王琦瑶的生活为主体和中心的话语世界。不仅程先生、阿二、康明逊和老克腊平庸弱小，即便那个被体制赋予了强大性别权力的李主任，也只是一种表面的、有限的强大，而王琦瑶以她生命的延续和她在私人生活中持续不断的欲望，映衬了李主任不能主宰自我、终至被权力毁灭的男性政治生活。在不经意的对比中，王琦瑶式的女性生活就体现出它的价值，它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女性私人生活，而是对政治化的男性生活的一种质疑和对抗。这种质疑和对抗赋予处于被动地位的王琦瑶们以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它颠覆了传统的男性中心价值规范，确立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凸显了女性的主体价值。

　　基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兴未艾的背景和王安忆作品中对女性意识的强调，国外关注王安忆（也关注其他当代女性作家，如张洁、张抗抗等）就很好理解了。他们要了解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评价中国女性作家对女性意识的表现，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西方人对上海的怀旧情怀是王安忆的作品在国外受关注的第三个原因。王安忆对上海有着独特的情结，她的许多知名作品都是以上海为背景或以上海为主题创作出来的，比如《长恨歌》、《妹头》、《富萍》等。旧上海曾有“东方巴黎”之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英、美、法等国先后在上海设立租界，一度形成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分天下的异常局面，强行将上海推上了一条开放的、国际化的道路，西方的物质文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随着商品迅速进入上海。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繁华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对外贸易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是真正的“国际大都会”。十里洋场充斥着各色洋货，晃动着洋人的身影，嘈杂着洋人的声音，他们出入旧上海的各种场所，就像出入自家的后花园一般。新中国成立后，西方人恋恋不舍地辞别旧上海，连同他们的趾高气扬和各种特权一并消失在上海辞旧迎新的欢庆之中。之后便是新中国与西方世界长达30年的隔膜，西方人对上海的记忆和怀念也只能在梦中重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新时期的文学作品被介绍到西方，西方人的上海梦又萌动了，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新时期的上海是怎样改换了容颜。王安忆的大量描写上海的小说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那些昔日在上海生活过或者对上海情有独钟的西方人，在王安忆的作品中重温了过去的时光，看到了新上海的种种变化；而那些西方“新生代”读者则从王安忆的作品中了解到上海曾经有过的沧桑和独特的地理人文，从而丰富了对上海这个今天仍是世界上重要城市的认识。

　　王安忆的《长恨歌》凝聚了作者对上海所有的理解和领悟，她以一种鉴赏的眼光和趣味，用文字提供了上海的一个个速写：喧闹豪华的大饭店、侍应生穿行其间的优雅咖啡厅、用身份和经济实力堆砌出来的爱丽丝公寓、佳丽争艳的选美晚会。雪天午后三五个人围炉而坐，边喝茶边闲话，滋生一些流言蜚语。某些时候，人们可以透过高层建筑的窗口看到波光闪动的江面；而某些时候，人们又只能坐在屋子里面，看着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阳光慢慢地从地板上滑过。王安忆是把上海作为一个角色来写的，她写出了人与城市的互动和互映。主人公王琦瑶跌宕起伏的一生是上海赋予她的，上海深入到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将她的传奇经历衬托得具体鲜活而又富有时代气息。在经历过历史的狂风暴雨之后，从旧上海的尸骸上又生长出一个崭新的上海。时代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但旧上海的精致和讲究却顽强地留存下来。王琦瑶依然做着精细的家常菜，过着用繁华旧梦的残片装点的寂寞而优雅自足的生活。

　　王安忆的《妹头》干脆将上海设置为小说的主人公，作者在司空见惯的青梅竹马加移情别恋的故事中将她所熟悉的上海，细致而精巧地描绘出来。在后来的小说《富萍》中王安忆更是将人物与情节置放到次要位置，上海成了主角。作者只是将富萍作为小说的线索人物，或者说引子，通过她将许许多多上海底层人们的故事引发出来，并将富萍这个外乡人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儿塞进小说，甚至让它们成为小说的主体部分，在简单的线索上连缀起无数的上海生活画面。王安忆成了上海的记录者和代言人。

　　王安忆小说中展现的一幅幅上海图景，对一些西方人来说就像一首老歌开启了一段尘封的记忆，又似是在冬日的阳光里打开的一本旧相册，泛黄、模糊的照片散发出从前的娇艳与富丽。怀旧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岁月之网留住的一切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见其光彩，西方人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解读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书写的。关注中外文学创作交流并身体力行是王安忆的作品在国外受关注的第四个因素。早在1983年，应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的邀请，王安忆就随母亲茹志鹃一同赴美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举办的“国际写作计划”活动，历时四个月。这次美国之行是王安忆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她的人生经历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她回国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王安忆曾这样谈到她的访美感受：“美国之行为我提供了一副新的眼光：美国的一切都与我们相反，对历史，对时间，对人的看法都与中国人不一样。再回头看看中国，我们就会在原以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来。”这次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使王安忆的艺术视野得到拓展，从对人的社会哲学思考进入文化哲学思考，从此她的写作开始由自发状态进入到自觉阶段。以《小鲍庄》为开端，她相继推出了“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等优秀作品，既表现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渴望，也加强了自己创作的新探索。

　　作为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还积极促进与外国作家的交流。2008年，她推出了“上海写作计划”，商定每年举办一期，邀请若干海外作家到上海居住一段时间，让他们看看上海，感受中国人的生活，了解中国社会的欣喜变化。同时和上海作家举行座谈会，交流创作经验，提高创作水平。这一计划得到世界各地作家的积极响应，王安忆在2008年的首届“上海写作计划”报告会上说：“人在有限的空间，总是向往无限的空间。我们和故乡隔离的时候总会制造一个故乡，当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就会制造一个他乡。”“他乡和故乡之间有一个可以进出的中间地带，我把它命名为：虚构。”在他乡和故乡之间穿行，在怀旧与布新之间挪移，使王安忆在国外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国外对其人其作也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

　　王安忆的文学生涯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每一个文学潮流里面都有她的身影：从伤痕文学到知青文学再到寻根文学，从先锋文学到新写实主义甚至再到美女文学。王安忆是一个在热闹的地方安守宁静的作家，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永不停止追寻的作家，我们期待王安忆的作品能更多地传播到国外，成为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