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惊悚

3

　　景予飞后来的折腾，都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局里的司机钱国大。

　　科技局当时有两辆“上海”、一辆“伏尔加”共三台小车。钱国大是三个司机中资历最浅的一个，半年前才招聘到局里来，还是个合同工，所以晚上常常被派在局里值班。他也就像景予飞一样，在三楼东头司机班里架了张钢丝床，三天两头睡在那里。无聊的时候他就到楼下会议室里看电视，后来熟识景予飞以后，就常到景予飞房间里串门了；有时候下班了还在食堂里多打一份菜，两个人一起喝几口。

　　酒这东西很有意思，未必见得真能解忧，尤其是一个人喝闷酒的时候，效果可能是相反的。但若两个人相处时，有它没它就不一样。尤其是景予飞和钱国大这种身份、经历和气质本来很少共性的人，如果没有酒，是很“隔”的，也难以敞开彼此的心扉。而几次酒喝下来，两人很快就找到了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就是发财梦。

　　这方面，钱国大的经验和想法是要大大胜过景予飞一头的，事实上他早已开始了实践。他本来是郊区的菜农，土地被一家集体纺织厂征用后，他进厂学习开车，当了厂里的货车司机。跑长途的时候，他就经常暗地里帮人捎带些货物，有时还偷偷帮外单位跑几趟运输，因为这个让厂里给了个停工待岗的处分，后来就托关系找路子来到了局里。

　　钱国大老婆是和他同厂的挡车工，状况也可想而知，用他的话说是天天从鸡叫做到鬼叫，却拿不到几个工钱。于是他毅然让老婆办了病退，在家门口开了个小杂货铺，虽然赚头不大，但毕竟人轻松多了，油水也比在厂子里足一些。但不管怎样，钱国大对自家这种经济状况是无法满意的，他年纪刚过三十岁，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两个都还没上小学的孩子，所以他和景予飞喝酒的时候，三句话有两句话说的都是钱。

　　也别以为钱国大满口是钱，他其实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平常到景予飞这里来的时候，常常就是歪着头坐在景予飞对面汪馆长的办公桌前，瞪着两只圆滚滚的大眼睛，一会儿望望天花板，一会儿有滋有味地啃他的指甲，要么就一味抽他的烟，总之对面像是没有人似的，常常半天也不吐一个字。

　　起先景予飞很有点厌烦他。他一来，你想做点什么或者写点什么吧，不可能。干脆和他聊聊天吧，他又有一句没一句地对不上号，却习惯性地怔怔地盯着你，眼睛都不眨一眨。有时还在他桌上东翻西翻，看到感兴趣的东西就拿过去，埋着头旁若无人地一路看下去，还一杯接一杯地灌着景予飞老远从食堂打来的开水。

　　所以景予飞觉得酒是个好东西，几口酒下去的钱国大就像是换了个人，天文地理、局里局外，几乎就没有他不懂的东西，话也常常是滔滔不绝，有时候景予飞几乎就插不上话。

　　说得最多的，当然就是钱。或者说是挣钱的门道。

　　这个时候的钱国大俨然就是个布道的行家。尤其说到他开货车捞外快时那一笔笔肥美的“夜草”，他的三个手指就搓得刷刷响，黑瘦干枯的脸上明显泛着异样的油光，让景予飞听得一怔一怔的，心里直流口水。

　　钱国大也有钦佩景予飞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朋友徐志明和他的扣子。钱国大主动提出让他老婆在小店里代销扣子，结果也是杯水车薪打不开局面。

　　有一天下班后，钱国大忽然邀请景予飞到他家去喝酒。

　　正是仲秋，天气不冷不热，晚来的秋风不疾不徐地轻拂着，令人很觉惬意。钱国大便在杂货铺门前人行道上摆了张小木桌，两人换到外面，坐在小板凳上边酌边聊，情绪渐入高潮，话题很快就又转向赚钱的想头上。

　　钱国大指着马路对面的菜场说：其实有个现成的好门道，就看我们敢不敢做了。景予飞问是什么门道，钱国大屈起两根细长的手指在小桌上重重一敲：烫鸡！

　　景予飞大为疑惑：什么叫烫鸡？

　　钱国大说就是在菜场里租上个摊位，放个煤炉烧开水，帮那些买鸡的人杀鸡煺毛。他扳着手指头说：我仔细考察过，这菜场虽然不大，贩鸡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许多买鸡的人要么不会杀鸡，要么嫌麻烦。要是我们像大菜场一样摆个烫鸡摊子，一只五毛加工费，保证赚得你夜夜从梦里笑醒。

　　景予飞觉得他这个想法倒不无道理，但一想到那种鸡飞狗跳的混乱场面就差点喷饭：我们做这种事……况且，菜场晚上要关门的，我们白天又要上班，怎么做得来？

　　钱国大显然没想到这个关键，愣了一下无奈地点了点头。一条妙计就这样流了产。

　　这天钱国大买了条半斤重的鲫鱼，景予飞见了忽然技痒，自告奋勇要献艺，结果他烹调的葱烤鲫鱼让钱国大夫妇俩大为赞叹。

　　这种赞叹景予飞还是当之无愧的。因为父母都忙，他小学四年级开始就承担了买菜和做晚餐的任务。加之他有这个兴趣，又经常向母亲和邻里学习，久而久之，一些家常菜如红烧鱼、醋熘肉、鱼香肉丝、煎素鸡之类都相当拿手。

　　钱国大盛赞之余便又拍了下大腿，说他早就有个想法，就是他家小店市口不错，马路对面菜场西边有个中学，中学旁边还有几家街道工厂，每天晚上住校学生和厂里的工人会出来溜达，附近几条巷子里的人也会从这里出出进进，所以夜里推着三轮车出来做小吃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怎么能跟钱国大的条件相比？他家店前现成有个很大的墙角空地，要是搞它个夜排档，添几张塑料桌椅，卖点家常小炒和啤酒什么的，赚头一定可观。

　　这生意只在晚上做，不影响我们上班，而且不需要多少本钱。怎么样？我们俩合伙，你专管炒菜端菜，我跟我老婆负责采买原料、招呼客人和洗碗之类杂活，赚了钱四六分成。保证比你卖纽扣肥得多！

　　景予飞怦然心动，当即表示赞成。可是到底还没有喝糊涂，转念一想心里就打起鼓来。凭直觉，这种生意因为本钱小、客源未必不多等因素，赚钱应该是有把握的。但这是什么生意？在路边摆小吃摊的不是待业工人就是进城后找不到工作的贩夫走卒之流，自己好歹也是个科技馆职员，编制上属于国家干部，居然也扎条围裙大颠起马勺来了？这倒也罢了，我有我的难处，顾不上那么多虚荣了。可是万一让熟人或者直接让局里人看见了，会作何感想？笑话倒也可由他笑话，钱我自赚之。但传到领导耳朵里的话，会不会影响我的前途？那恐怕也不至于，这又不是违法的勾当，他们还能开除我不成？要不我戴个口罩？这更显得卫生文明……

　　钱国大一眼看出景予飞的心事，立刻叫他不要胡思乱想：现在是什么年头？解放思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靠几个死工资，鬼才富得起来。我们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影响正常工作，正大光明地为人民服务，光荣得很！起码，不比你卖纽扣丢人！你还是掌大勺的，是厨师！厨师在人家外国你懂吗？那么老高的白帽子，地位比老师还高哪！

　　一番开导加酒精的激励，根本上还有景予飞急于发财的内在动因，他终于答应试一试再说。于是两人便兴冲冲地商量开了细节，最后决定由钱国大筹备桌椅炉灶之类，一俟就绪，立刻开张。

　　可是几天后钱国大再到景予飞寝室来时，景予飞看到的却是一张苦瓜脸，而且又成了个三拳打不出一个屁的闷葫芦。

　　景予飞问他排档的事进展得如何了，他摇摇头，一个劲儿抽他的烟，就是不开口。景予飞再逼问究竟，他才吐出三个字：再说吧。

　　好一阵景予飞才弄清楚，原来钱国大还真是认真，不仅买了两张塑料桌子和十把简单的塑料椅子，还定做了一口柴油桶改装的大煤炉。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却亲眼目睹了街道人员驱逐流动排档、掀翻油锅、没收他们三轮车的行动，这才想起自己恐怕也得去办些手续。一问街道，什么营业许可证、卫生许可证、治安费、占地费还有罗里罗嗦的一大堆证啊费啊的都是以前没有想到的。不办好这套手续分明干不长也干不安生；办吧，七扣八扣的，真有那么大赚头吗？据说还有一种成本也是他们这种小本经营者难以承受的，那就是各种权力部门人员和黑社会性质的混混来蹭吃蹭喝，你有强硬的背景撑腰还好说，没有，一个星期就把你吃光喝干！

　　景予飞一听也头大了：算了算了，还是让那些“游击队”去玩吧，我们犯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