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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胡适:离浪漫到底有多远

  他的爱情,犹如黑夜吞没了海水的潋滟,犹如海啸破坏了岛屿的宁谧。总在热烈的时候被生生地截断。

  夕阳的柔光一点一点地敛去,海水变得灰黯黯的,仿佛簇聚了浓郁的忧愁。

  形式上他恪守了一生的“规范”,而内心深处他真的能够释怀吗?

  他拥有几段真实而热烈的恋情,才子与佳人共赏良辰美景,同看秋月春风。

  “多谢你能来,慰我心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活。匆匆离别便经年,梦里总相忆。人道应该忘,我如何忘得!”

  然而,就像命运和他开了玩笑,临到末了,却又漫不经心地将美好抹去,变为了一片荒芜地。

  丢下他在风里,在雨里,独自惆怅。“我指望一夜的大雨,把天上的星和月都遮了;我指望今夜喝的烂醉,把记忆和相思都灭了。”

  与韦莲司

  “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这可以说是胡适自我爱情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他本人既能为爱情付出沉重的代价,也能忍受不应该忍受的爱情痛苦。

  1910年8月,胡适由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胡适学习很用功,成绩一直保持在85分以上,也很擅长演讲。第二年,胡适对农学失去了兴趣,于是转入文学院。

  这时,一个大他16岁的美国姑娘让他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爱情滋味。她就是艾迪斯克利德韦莲司。

  韦莲司是康奈尔大学地质系教授HS韦莲司的次女。她喜爱美术,后赴纽约学习绘画。

  两人相识在1914年春天,很快地,关系密切起来,常常漫步于湖畔,顺着落满树叶的小路,在日落时分,一边悠闲地散着步,一边谈着人生、理想,韦莲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但胡适觉得她很美,不拘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她的衣着发型所表现出的美国文化“风尚”,吸引了胡适,使他一开始就为韦莲司身上那种异于他人的性格着迷。

  韦莲司热爱艺术,胡适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他们谈艺术,谈国家大事,两颗心逐渐地贴近了。

  在韦莲司的影响下,胡适开始动摇了原有的爱情、婚姻和家庭观念。在不见面的日子里,他们频繁地通着信。胡适深深地感到:“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自由能独立之女子”,西方人是重视自由与独立,重视个性张扬的。

  这使他想起了,远在大洋彼岸的家乡人给他操办的婚事,江冬秀和韦莲司比起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说:“她(指江冬秀)对我的思想全然一无所知,因为她连写封短短问候的信都有困难,她的阅读能力也很差。我早已放弃让她来做我智慧上的伴侣了。”

  韦莲司早知道江冬秀的存在,也许她曾经试图改变胡适,但终未成功。

  胡适和韦莲司像恋爱中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去教堂参观婚礼仪式,布置、来宾坐次,男女傧相、牧师问话誓词,交换戒指,一切都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他耳目一新。

  1914年6月8日,胡适冲破了传统的束缚,第一次夜访韦莲司,她住在塞吉学院的家中。

  春暖花开之际,皎洁的月光洒满庭院。韦莲司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与家庭其他成员见解不同时,应当怎么办?是容忍还是决裂?

  胡适沉默了半晌说:“有关家庭的事用东方的办法,有关国家政治的事用西方的办法。”他劝她容忍。

  韦莲司长叹一声:“原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当晚胡适与韦莲司分手,冥思苦想后,他觉得这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胡适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前,两人时常往返互访。这段时期是胡适的第一段幸福浪漫的时光。

  他和韦莲司两人,经常去剧院看戏,到海滨散步,在月下谈心。有时站在城市边的山岭上,俯瞰纵横交错的街市,壮美辽阔,舒心至极。

  胡适与韦莲司之交往,并没有瞒着胡母。他曾多次在家书中提到韦氏一家如何善待他,及韦女士高洁的品行。

  也许就因为胡适坦白地向母亲报告与韦莲司的交往,再加上胡母致函韦氏一家表示谢意,以至引起江冬秀娘家的疑虑,谣传胡适已在美另娶。胡母在1915年8月28日的信中要求胡适澄清。

  而对于韦莲司母亲的阻挠,胡适也曾有过不平和愤慨,他曾去信责备她:“夫人如役令媛和奴婢,则何不锁之深闺,毋使越闺阁一步,如信令媛尚有人身自由,则应任其善自主张,自行抉择。”

  其实,韦莲司的母亲这样做也不全是她的意思。在此之前,胡适母亲曾托人写信给她,要她尽力阻止两人的交往。

  胡适面对两位老人的反对,只好放弃这段爱,因为他始终信奉忠孝两全,孝顺之心是放在首位的。

  他和韦莲司的爱,也像一开始一样,没有朦胧和缠绵,而是理性和成熟,直到老年发展为醇厚的友谊,两人都保留着一段美好的印象和回忆,在胡适后来的《留学日记》里,记录了许多与韦莲司交往的事情,将这段异国情史,留给人间。

  也想不相思 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 情愿相思苦

  胡适写了这首诗,或许可以形容他对韦莲司的一片深情。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直到1962年胡适去世。1948年胡适到美国,故地重游,睹物思人,他感慨万千。

  韦莲司终生未嫁,保全了她的自由和独立。在垂暮之年,将她与胡适毕生的通信、摄影寄给了胡适的夫人江冬秀,请求胡适纪念馆妥善保管。

  50年的时光,在人的大半生里,韦莲司一直没有忘却胡适,情意珍藏在心底,缠绵悱恻。而由此带来的孤寂和怅惋,和那些刻骨的伤痛,又有何人知呢?

  历经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年代,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人命运难道就不坎坷吗?纵然历经沧海桑田,她依然将他珍存于心,保留着每一个可以与他心心相知的符号,这是多么深切的情意!

  直到1971年韦莲司去世,享年86岁。

  与陈衡哲

  告别了韦莲司,胡适的感情世界里又闯进了另一位去美国留学的中国才女陈衡哲。胡适跟陈衡哲之间在短短半年时间里,通了四十几封信,在戏谑调笑中,传递着热烈的恋情。就在陈衡哲满以为好梦成真的时候,软弱的胡适不得不回老家与江冬秀办婚事,陈衡哲万般无奈,只能退而与别人结婚。

  在哥伦比亚大学同是中国留学生的任叔永,是胡适在上海读中国公学时的好友,两人在旅美留学生办的刊物《留美学生季刊》中担任编辑。

  陈衡哲又叫莎菲,是沃莎女子学院的学生,1890年生,比胡适大一岁。陈衡哲1914年夏在上海参加公费赴美留学生考试,这是第一次允许女子参加考试,陈衡哲竟有幸成为两名女公费生之一。夏天,胡适上海公学同学任叔永和陈衡哲在纽约伊萨卡度假时认识。经任叔永信中介绍,胡适作为《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写信请莎菲写文章。

  陈衡哲对未见面的胡适“我诗君文两无敌”颇有微词。“我诗”就是胡适的诗,“君文”就是任叔永的文。陈衡哲说:“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意思是说,既然你和任叔永的诗文“无敌”了,那我们还写什么好文章呢?你又何必请我们这些次等水平的人写呢?

  胡适接信,又高兴又惊讶。高兴的是,莎菲女士回信了,而且有此等妙语,实在难得!惊讶的是,莎菲女士伶俐过人,不是好扰的。这次,胡适读了陈衡哲的信好几遍,每次读,都有新的感受。睡在床上读,爬起来又读,他回信说:“细读来书颇有醉味……”

  陈衡哲也不让,回信说:“请先生此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

  胡适对陈衡哲的这个“一笑”,闲想许多。自己说“醉味”,陈衡哲说是“发明品”,看似贬意,其实是嘉奖呢!因为有“一笑”啊!但不知这个陈衡哲长的是什么模样,她的“一笑”是什么模样?因为不知道,胡适更觉妙味无穷,醉上加醉。

  得到干将助阵,胡适如虎添翼。接着,陈衡哲又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从而奠定了自己新文学运动女作家的地位。

  正处于孤单寂寞、渴望同情和支持的胡适,因为和陈衡哲有着共同的母语背景,一样酷爱文学,彼此心心相印,双双坠入爱河。他们几乎三天两头通一封信,言词中,充满了天真烂漫,在戏谑中传递着热烈的感情。

  胡适与陈衡哲二人在信中谈的不是恋爱,因为两人都是严肃而认真的人。

  当时胡适已接受了母亲包办给他的妻子,任叔永又是好朋友,胡适不忍伤害他。而对于陈衡哲而言,她虽渴望独身生活,仍寄希望于能遇见一位彼此真心相爱的人。两人的恋情宛如流星划破长夜,转瞬而逝。

  两人仅有的一次会面是在1917年4月2日。那天胡适应任叔永邀请一同到瓦萨学院所在地普济布施村访问陈衡哲。

  两人一见如故,更加倾慕。这一次的邂逅佳人,可谓有恋无情。

  同年,胡适回国,任叔永也回国了。

  1918年,陈衡哲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入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次年,任叔永远涉重洋三万里,第二次到美国,当面向陈衡哲求婚。陈衡哲深受感动,接受了任叔永的求婚。

  1920年夏,陈衡哲回国。同年秋与任叔永结婚,与胡适共同执教于北京大学。

  后来,胡适把他唯一的女儿取名“素菲”,暗含陈衡哲的英文名字莎菲。

  1962年胡适逝世,陈衡哲后来得知消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她接连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自己一生最好的知己,她独自一人承受着这份痛若,支撑着年老的躯体,过着隐居一样的生活。

  一代才女陈衡哲,有多少情可以重来,与一代才子擦身而过,留下多少佳话!

  直到1976年1月7日陈衡哲在上海逝世,享年86岁。

  与江冬秀

  胡适在“迁就容忍”的心情下,接受了他的婚姻。而韦莲司此时在胡适眼中是一个奇女子,“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韦莲司成了胡适留学期间“智识上的伴侣”。

  1917年11月21日,也就是胡适和江冬秀举行婚礼前的49天,胡适写了一封信给韦莲司,吐露了自己对这个婚姻的看法:“我不能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企盼着我们的婚礼。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实验--生活的实验!我相信韦莲司夫人不会喜欢上面这段话。然而,这却是一段老实话。”

  从胡适婚前写给韦莲司的信来看,结婚只是“尽义务”,虽然没有什么热情,但也绝无逃避的念头。既然这是一件躲不过的事,那就承担下来吧,这大概是胡适当时的心情。

  婚后不到两个月,胡适又写了一封信给韦莲司:我结婚已经7个多星期了,还没向你报告这件事!我高兴地告诉你我妻子和我都相当愉快,而且相信往后能相处的很好。接着他谈到了他对婚礼的改革:我12月16日离开北京,23日到家,30日结了婚。我自创了婚礼的仪式,废除了所有旧习俗中不合理的陋规。我们没有拜天地,这是废除陋习中最重要的一项。可是还是去祠堂拜了祖先。为了这件事,我母亲和我争执了好几天。我认为我们结婚和祖先是不相干的,我也不相信有祖先的存在。我母亲同意了我所有的改革,却受不了她的独子数典忘祖。在我们结婚前夕,我对母亲让步了。婚后第3天的早晨,我妻子和我到了祠堂向祖先牌位行了三鞠躬礼。

  1918年11月23日胡适母亲病故。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说:我唯一的安慰是我离家11年后,回来看到了母亲。临终前,她告诉病榻边的人说:她很高兴能活着见到我从海外回来,见到我和她所择定的人结婚,又听到我们即将得子的消息。

  母亲临终前这番话,对胡适来说太重要了。他相信万里之外的韦莲司也会理解这番深刻而细致的母子深情。

  胡适的母亲把一辈子的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他也不负母亲厚望,放弃了“不婚”,放弃了“无后”,放弃了心中所爱,给母亲临终前一点安慰。他觉得是值得的,也是令自己非常安心的。

  婚后,胡适为了留江冬秀照顾母亲,只身回到北京。直到1918年,江冬秀才离开乡村,到胡适身边。自此以后,天涯海角,江冬秀总是伴随着他。以至于唐德刚戏言:“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

  新婚之后,两人感情稳定。他们一起逛琉璃厂,逛古董店;一起去前门大栅栏买东西、看戏。空闲时,相约到便宜坊打牙祭。前门和大栅栏都是北京著名的商业区,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他们还到位于菜市口米市胡同的便宜坊吃焖炉烤鸭。

  每逢佳节,江冬秀都要按照家乡风俗来过节日。元宵节,端阳节,中秋节,她都要做徽州菜,节日里,朋友一同欢叙,吃些家乡菜,其乐融融。江东秀还擅长做腊八粥,胡适最爱吃的,有一次与程仰之打赌吃腊八粥,结果胡适赌输了。欢聚之时,他最高兴,还经常讲一个怕老婆的玩笑,他说:“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说完后,自己都哈哈大笑起来。胡适开玩笑时决不会想到,这些玩笑日后竟会一一应验。

  爱热闹的江冬秀一过年总要拉着胡适去逛北京的庙会,尤其是厂甸庙会。

  江冬秀平时在家里喜欢打扑克,做安徽锅,请客,爱热闹,家里常常高朋满座。她在厨艺上可是一把好手。胡适的朋友石原皋30岁时,远离家眷,单身在外,江冬秀就热情的要为他过生日,在胡适的家里请了两桌客,江冬秀亲自下厨,大菜里有一个徽州著名的“一品锅”,这是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的端了上桌,里面还滚沸着,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是萝卜白菜。胡适详细介绍这一品锅,告诉客人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汤,都在其中矣。对于胡太太的烹调本领,他常常赞不绝口。朋友也考说他娶得贤妻,那一天胡适喜不自禁。

  出乎胡适的预料是江冬秀并不像一般乡村女子那样羞怯、胆小,一个琐碎的女人却有一种男子的气概。

  她颇能果断,办事泼辣。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挺红火。但是渐渐的,胡适就感觉到以前自由自在的生活离自己越来越远,而束缚却越来越多。比如饮酒,人们都知道胡适虽然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告罄。胡适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胡适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

  但胡适结婚以后,一有好友设宴相待,他便赶紧从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指环给大家传看,上面刻着“戒酒”二字,这就是江东秀送给他的。反差之中,可以看出胡适生活的变化。

  而导致他们感情出现裂痕的更深的原因,则是两人性格与知识层次的冲突。

  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徐志摩那样多情。在北京,胡适家里每到星期六总是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概欢迎。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

  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晓以大义。也有人只是去问候,他便报以零零散散的闲谈。客人辞别后,都有不虚此行之感。他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至有一次幽默杂志《论语》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为人可见一斑。

  江冬秀的性格却恰好相反,时人曾盛传江冬秀泼辣如母老虎,徐志摩就曾写诗,说胡适于江氏之外,不敢造次,是因“为恐东厢泼醋瓶”。为一点小事,江氏就吵闹不休。尤其胡适是一代学术领袖,经常有崇拜他的知识女性登门拜访,却惹得江东秀醋意大发,采用“非常手段”来整治“负心汉”。这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胡适怕老婆的传闻不胫而走,传为笑谈;二是胡适在家中的地位急转直下。胡适有一张婚后的全家福照片很说明问题,江冬秀端坐于太师椅上,颇有“一家之主”的风范,而胡适和儿子则规规矩矩的垂手站在两边,胡适的目光中还透出几分惶恐,让人忍俊不禁。

  胡适与江冬秀在知识层次上的差别同样悬殊,一个是名闻天下的新学术领袖,一个却是大字不识丁的小脚太太,两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更不会有人们想像的那种浪漫故事,两人之间除了偶尔有一点火花外,大部分时间都平静如流水,激不起半点涟漪。

  胡适曾写诗道:“我把心收拾起来,把门关了,叫爱情生生地饿死,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与曹诚英

  当年胡适留学归来,青春年少,声名远播,更兼风度翩翩,对女士温柔体贴,颇有绅士风度。他讲课的时候,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与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有说有笑,温厚机敏,幽默风趣。自然免不了有许多女孩苦苦追求他,写来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赠给胡适一诗,描写的就是当年胡适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

  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的确追求者众,却多是无缘人,极少有人真正让胡适动心。只有曹诚英,她是胡适留学归国后,最让他刻骨相思的一位女性。

  曹诚英,字佩声,乳名丽娟,是胡适三嫂的妹妹,小胡适11岁。1917年胡适回乡成亲,曹诚英是婚礼上的伴娘之一,两人初识。曹诚英喜欢种花草,胡适夫妇到北京后,她常写信给胡适,要他寄花籽给她,也不时作些小诗请胡适评阅,两人通信往返,互有好感。

  1923年,胡适到杭州休养,曹诚英也在杭州读书。久别重逢,曹诚英此时心境万分凄凉。原来是因她四年前出嫁,嫁与了上庄村的胡冠英。在自己争取下,成婚后不久她就离开了丈夫,就读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她的婆婆对她十分不满,借口曹诚英结婚3年未有生孕,让胡冠英续了小妾。曹诚英作出大胆的反抗,她毅然于1923年春天,与胡冠英离了婚。

  胡适十分同情,写了一首《怨歌》寄寓自己对曹诚英遭遇的感伤情怀,并且尽可能安慰她,陪她散心。

  两人交往日多,不久之后,胡适写下《西湖》:“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然而西湖毕竟可爱。轻雾笼着,月光照着,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了……”

  胡适日记中开始不断出现曹诚英的名字:“5月3日,在杭州,有两日脚很肿。游时,除这6人外,又有曹诚英、汪静之、胡冠英……”23日,他在日记中摘录了《西湖》,25日,“作书与佩声”。

  到了6月,胡适搬出他住的新新旅馆,租了烟霞洞和尚庙的3间房,邀请暑期中的曹诚英来做客,曹诚英欣然前往。两人同住、同吃、同登山、同玩水、同下棋。

  9月初,秋月惹人醉。桂花开了,微风拂过,到处都是香气。窗外栏杆下有一株小桂树,花开得很繁盛。早上,门外摆摊的老头子折了两大枝成球的桂花来,他们把花插在瓶中,芬香扑人。

  12日晚上两人一起下棋到深夜。

  13日下午,两人一同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讲了一个莫泊桑的故事,很悠闲也很惬意。

  14日两人到山上陟屺亭内闲坐。胡适讲莫泊桑小说《遗产》给曹诚英听,上午下午都在那里。

  这段神仙一样的日子,令胡适流连忘返,直到12月份,他才回到北京。虽然人到了北京,感情上仍然久久沉浸在杭州烟霞洞的温馨中。12月大冬天,胡适不住家里,跑到西山借住实业家刘厚生的房子,清夜孤灯,独自回味。在那里,他写下《暂时的安慰》,记述与曹诚英同住烟霞洞同登南高峰的回忆。又写了一首《秘魔崖月夜》:

  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踏月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这期间,胡适和曹诚英两人书信频频,转信的人却是胡夫人江冬秀,她负责将各处来信转送给西山胡适。一来二去,不免对曹诚英产生了怀疑。后来胡适为了方便,就回到城里,在邮局特备一只信箱,自己亲自取信。但是不知为何,过了元旦,曹诚英却不再给胡适写信了。胡适坐立不安。

  1924年1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这15日来,烦闷之至,什么事也不能做。很想寻点事做,却又是这样的不能安坐。要是玩玩罢,又觉得闲的不好过。提起笔来,一天只写得头200个字。从来不曾这样懒过,也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致。”他作了一首小诗,题目就叫《烦闷》:

  放也放不下,忘也忘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

  1924年对胡适来说,是家庭生活很不幸的一年。其侄思聪病死,爱女素菲病重,几经反复,次年亡故。胡适自己从2月份起也大病一场。等到病好,又久未得到曹诚英来信,他的恋情渐趋平静。但是这份平静,只不过把情感深藏心底罢了。这年秋天,他写下一首《如梦令》:

  月明星稀水浅,到处满藏笑脸。露透枝上花,风吹残叶一片。绵延--绵延--割不断的情线……

  这一年,胡适和曹诚英的关系日趋明朗,在沪杭求学的友人尽知此事。当徐志摩来信问他与曹诚英的进展,胡适以此诗为答:“隐处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

  这年春天,胡适开始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不听则已,一听则勃然大怒。她从厨房中拿起菜刀,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孩子也不要了。”吓得胡适再不敢言。胡适是极力赞扬恋爱自由的,认为美满的婚姻、幸福的爱情常出于自由的恋爱中。但具体到胡适自身,爱情却被“生活”压倒。泼辣的江冬秀掌握了胡适的弱点:爱名、爱面子、尤其珍惜一顶作为青年导师的帽子。何况江冬秀的背后还有像梁启超这样的一代学术宗师作为后盾。这位具有真性情的人在爱情和荣誉面前处于两难。一场痴烈的恋爱由此而止。正如胡适《尝试》集中一诗所言: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哪一个,孤身怪可怜。

  在爱情的领域,胡适做了欲走还留者。孤苦的曹诚英则在绝望之时,打掉了肚里的孩子。从此漂泊异域,两人远隔重洋,音信渺茫,但情难断,人难忘。对曹诚英来说,维系一生的就是这段没有结局的苦恋记忆。

  很巧的是,胡适早年进康奈尔大学,选读的是农学院。曹诚英师范毕业以后,也读了农科,直至193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然后赴美深造,获得硕士学位。胡适特意写信给韦莲司,托她照顾:“她得节俭过日子,还得学英文口语,你能在这两方面给她一些帮助和引导吗?”1937年曹诚英学成回国,抗战爆发,胡适出使美国,海天万里,情牵一线。两人再次天各一方。

  此后,曹诚英终身未嫁。解放后,任教于沈阳农学院,1958年退休,后住在山上深居简出,1973年病逝于故乡安徽绩溪。

  佛言:“掬水月在手,拈花香满袖。”一段未了情,虽苦及一生,亦美丽一生。为情累及一生的曹诚英,在生命最后一刻仍未忘却这一段尘缘。将自己的最终归宿定在去往上庄的要道之畔,她等待胡适的归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认为叶落归根,魂归故里。她坚信胡适会向她走来……

  [人物存档]

  胡适,字适之,1891年生,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史家、诗人,新红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就读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杜威。1917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多篇论文倡导白话文运动。翻译了都德、莫泊桑、易卜生等的世界名作,以供创作新文学借鉴。在学术上,他曾致力于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工作,所著《红楼梦考证》,否定了索隐派的旧红学,开创了《红楼梦》研究的新红学派。在治学方法上,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学术界深有影响。所有这些,使胡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1938年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驻美国大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4月旅居英国。1958年任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晚年主要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1962年病逝于台湾。

  胡适一生著述宏富,除以上列举之外,还有《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白话文学史》、《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劄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书评序跋集》,以及《胡适文存》、《胡适作品集》等。译有《短篇小说集》二集、易卜生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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