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湖神韵

第七节 我那遥远的父母官

　　我是匡山蠡水的儿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结束记者生涯，调入星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持政务工作。为了解县情，我分别找来了《南康府志》、《庐山志》、《星子县志》，去感悟星子的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

　　一

　　在人物篇和艺文篇，在这块地方管理过摧科抚字的军、路、府州官和县官人数众多，但有一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名字，不断在我的眼前跳动，他在这里任职的时间不长，而留下的政绩，青史留名。留下的思想，不断展现出灿烂的光芒。他是匡山蠡水间，像陶渊明一样，又一颗耀眼的明星，是一座不朽的丰碑。这就是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诗人朱熹。

　　对朱熹，我并不陌生，我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我最早读到朱熹的鲜活诗话。我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是继周敦颐之后的理学大师，他的理学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理论大纲。被封建统治者尊崇为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圣人。我更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恢复弘扬的白鹿洞书院，一度成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他制定的白鹿洞学规，成为中国教育近千年的教育方针。但是，我不了解，他还是一位勤政亲民的地方政府官员，他在南康知军的任上，在画山秀水之间，同样写下了他勤政爱民的辉煌篇章。现在，我们从朱熹勤政的足迹，去展示他的勤政爱民的丰采，去了解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朱熹吧！

　　朱熹，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别称紫阳、考亭，小名沈郎、季延，是南宋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诗人，安徽婺源万安乡松岩里（今江西婺源县紫阳镇）人。朱熹十八岁中进士，长期为官，是封建社会里难得的勤政廉洁的官员，历史给他的评价是：“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

　　神熙五年（公元1178年）秋，南宋朝廷任命朱熹为南康军守。

　　朱熹接到任南康守军的任命后，没有那种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激情，主要原因是，他已在地方为官多年，本人也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已经缺乏官场的激情。这时候的朱熹已经在理学的王国里，找到了心灵的绿洲，他热衷于学术研究，著书立说，用他的思想去教化万民。同时，相儒以沫的妻子刘清四因病辞世，刚刚葬于卸任之地建阳，他还处在失去亲情的悲痛之中，所以，他决定脱去锦衣玉带，向朝廷请辞南康军职务。但朝廷没有答应朱熹的要求，而是“累辞不受”。朝廷不但不接受他的辞呈，而且还摧促他尽快到位，在这种情况下，朱熹的一些好友也纷纷劝说，不要违抗君命，吕祖谦就来信劝他：“今幡然一起，上可以承领朝家善意，下可以泽一方之民，而出处议，考元圣贤，亦无不合……”总之，朱熹是带着一颗孤独的心，带着对爱妻的思念，带着万般的无奈，来到南康军的。朱熹到任的时间，在他的《南康军到任谢表》记载得非常详细，“臣已于神熙六年三月三十日到任，交割职事讫者”。在宋代，新官到任，都要向皇上写一个到任谢表，以感皇恩浩荡，这是一个例行文书，当然，朱熹就是一百个不愿意，这样的谢表，他是不敢不写的。

　　南康军，属州，路、府一级的行政机构，辖星子、都昌、建昌（今永修、安义）三县，军治在星子县。星子县，北依庐山，南临鄱阳湖，湖光山色，绚丽多姿，是匡山蠡水间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里有陶渊明的不朽诗篇，有他的先师周敦颐爱莲池遗迹，还有他敬仰的高洁之士刘凝之在落石湾隐居时留下的高歌。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展现在朱熹面前的是万种风情和勃勃的生机。朱熹的心情豁然开朗，忘却了忧愁和失去爱妻的悲痛，他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我那遥远的父老乡亲面前。

　　二

　　三月的庐山脚下，鄱湖岸边，乍暖还寒，但春天的脚步声已是势不可挡了，湖边的杨柳泛着青绿，鄱湖草原翠绿芳香，朱熹此时的心情，也和这春天一样，充满着希望。朱熹推脱了一切应酬迎奉，走出了军治的深宅大院，他要去察看民俗民情。从淳熙元年的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对辖区内的星子、都昌、建昌进行了实地考察，从时间的安排来看，朱熹应该是轻车简从，如果是要坐八抬大挢，一个月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完这三县的山山水水。朱熹为这三县民众留下了一个勤政爱民的形象。一个月的考察很快就结束了，他在军治所在地星子召开了领导干部大会，对他的执政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出了要求：“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也精彩。便若小官，他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有下梢。”同时，朱熹还对政府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也提出了要求，“凡事须仔细体察，不可飘浮，一切要从实际出发，都要有勤政善政之举。”与此同时，他开始安民告示，把自己的执政理念，对父老乡亲的承诺，以榜文的形式广为张贴，他的第一号文件《知南康榜文》就是这样告诉老百姓的：“本军土瘠民稀，役烦税重……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军民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源况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宽恤，并请子细刑具著实事状，不拘早晚，赴军披陈。”

　　在过去的封建官僚体制内，地方长官，都要亲自管理司法，升堂断案，而且是主要工作职责，从榜文中可以看出，为了辖区内的政治清明，朱熹真是鞠躬尽瘁，晚上还是经常加班的。

　　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常常向朝廷谎报太平盛世。特别是在自然灾害面前，要么是谎报灾情，骗取国家的抚恤，要么是瞒报灾情，不管老百姓死活，虚报虚假繁荣。朱熹走出了这种欺上瞒下的怪圈，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在朱熹任南康军的当年，老天就要来考验他的执政能力。盛夏一到，旱象抬头，本是禾苗扬花吐穗的季节，翠绿的禾苗开始枯黄，湿润的土地开始干裂，各地旱情的快报不断向朱熹的案头飞来。朱熹来不及去欣赏湖光山色，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抗旱工作中去了。三县县长和幕僚连夜赶往南康军朱熹的办公室，在朱熹召开的紧急抗旱会议上，他要求南康军所属全体官员，都要深入抗旱第一线，全力搞好抗旱救灾。这次紧急会议，以通告形式发往各地，《与星子诸县议荒政书》，在城乡张贴，他要求：“逐县知佐，既是同在一县协力公家，当以至公敢诚之心相与。”他进一步强调：“凡百事务，切要通情，仔细商量，从长措置，自然做修事举，民受其赐”。朱熹深知旱情带来的严重后果，如何去夺取抗旱的胜利，度明年的春荒，将是极为严重的事情。他要求各级官员，都要深入第一线，而且行动不得迟缓。淳熙六年的秋天到来了，旱情没有减轻，特别是建昌县（永修、安义）灾情更为严重。在这个节骨眼上，建昌县令又暂缺，这急坏了朱熹，县丞和幕僚又不能独挡一面，朱熹果断决定，临时派遣司户参军毛大年去建昌主持抗旱工作。事情没有按照朱熹的愿望所为。长期的衙门作风，毛大年养成了漂浮的工作作风，并没有把抗旱工作抓起来。由于政府组织抗旱工作不力，农民觉得收成无望，为了不坐以待毙，纷纷举家外出逃荒。朱熹很快就掌握了这一不应该发生的情况，又派出南康军佥判杨王休组成工作组，代替自己行使军守职权，前往建昌慰问灾民，并对工作不力者进行处理。杨王休一行出发前，朱熹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今请同官当其任者，少带人，从严切戒，约给与粮米钱物，不得纵容需索骚扰。又须不惮苦劳，逐一亲到地头，不可端坐宽凉去处，止凭乡保撰成文字，又须依法公检定分数，切不可将荒作熟，将熟作荒。其间或有疑似去处，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宁可分明过加优恤，可纵令随胥吏受其计嘱，别作情弊”。这段话，朱熹将他行成榜文，详见于《与星子诸县议荒政书》，从以上文字我们也可以看出，朱熹对抗旱工作，十分重视，对工作的细致程度，是令许多官僚主义汗颜的。朱熹在这件事情上，不仅对部下毛大年这样的僚属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自己并不诿过，他觉得属地出现迁移逃难现象，他应负主要责任，他先后两次上表朝廷，要求处分，他在《自劾不合格致人户逃移状》，明确要求朝廷免去自己的军守职务。

　　经过朱熹的整肃，军、县两级政府全力抗旱，但终因旱情持续，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损失，人民群众的生活开始变得困难以来。怎样让灾民度过难关，朱熹是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在《劝渝救荒文》中要求，劝导富裕之家，要同情救济他的佃户长工，“务令民食”，应将粮以公平的价格和足够的斤两卖给农民，不要出现“流移饥饿之患，”同时要求本治所的农民，“各依本份，凡事循理”，不要离乡流亡。若有不轨者，“定当追捉”。除自身采取一切措施，确保灾民度荒外，朱熹还以过人的勇气，要求朝廷减免灾区的赋税。报喜不报忧，是历代官场的潜规则，朱熹陈情实报，这是需要人格精神的。他在《乞蠲减星子县税钱状》中，向皇上陈述，“窃见本军诸县，大抵荒凉，田野榛芜，人烟稀少，而星子一县为尤甚”。朱熹提出减免赋税的原因是“民间虽复努力耕种，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纳赋税，须别作营求，乃可赔贴输官”。他还进一步陈述“民之憔悴困穷，而不可以恤者然也”。朱熹的赤诚和爱民之心，看来是感动了南宋朝廷，灾区不仅减免了赋税，而且还得到了朝廷的救助，使我遥远的父老乡亲，免受了饥荒之苦。

　　上苍对朱熹的考验还没有结束，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仍是赤地百里。春节到端午，仅有小雨，而且干旱一直持续到当年的十月份。连续两年大旱，这在南康军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朱熹年谱》记载了当时旱情由于连旱，造成南康军三县田地荒芜，草木凋枯，据三县统计：“计苗失收七分以上”。在这样的大旱面前，南康军的百姓，没有发生大量的流民迁移，而且大部安居乐业，这不能不说是朱熹创造的人间奇迹，以至数百年后的《庐山志》和星子、都昌、永修、安义四县的志书，多有对朱熹的赞美之辞。我在读过这些志书后，不禁对朱熹这样的先贤哲人肃然起敬，他的亲民和爱民的执政理念，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宝贵的。

　　朱熹在任南康军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连续两年的大旱外，其中还有鄱阳湖的洪涝灾害，这样频发的自然灾害，的确考验了朱熹的执政能力。他以自己的智慧，勤劳和亲民之心，战胜了困难，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和爱戴。

　　我在史志中，看到了一个鲜活的朱熹，他勤勤恳恳，夜以继日的忙碌身影。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他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沉着应对，方法得当，措施得力，帮助父老乡亲，战胜了灾害带来的严重危机。他的可圈可点的执政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力抗灾救灾，把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军、县两两级官吏，都深入到抗旱第一线，采取互助的形式，提水灌苗，保住了30%的农田稳产；二是平抑粮食市场价格，打击囤积居奇行为。特别强调富人对穷人的宽容和接济，不要在老百姓的饥荒之中，向穷人追讨旧欠。为了保障灾年的市场公平，朱熹亲自撰写文告，要求买卖公平，他在《约束米牙不得兜揽搬米入市》中明确要求：“契勘诸县乡村人户，搬米入市出粜，多被米牙人兜揽拘截在店，入水拌和，增抬价值；用小升斗出粜，赢落厚利。遂致细民艰食，情实切害，合行约束。”；三是发布《劝农文》，号召灾民开展生产自救，采取水田损失旱地补，主粮损失杂粮补，对能耕种而抛荒的，采取必要的惩罚措施。他要求各级官员，对他的《劝农文》“先此劝谕，各宜知悉”，也就是说，要把他的开展生产自救的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于如何搞好生产自救，朱熹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他要求克服“懒惰”，崇尚勤力；要抓住季节，抢收抢种；要精耕细作，确保丰收；要重视灌溉和培育施肥等；四是如实向朝廷呈报灾情，争取朝廷赈济，开放官仓，为灾民应急。朱熹的赈灾场面，史无空前，据史料记载，淳熙九年的正月，本来朱熹知南康府的任期已满，完全可以卸下身上的千斤重担，将拯救灾民的重任交与下任知军。但朱熹心系南康军的父老乡亲。那年辞旧迎新的时候，刚刚经受大旱之苦的灾民，又迎来了冰雪灾害。天寒地冻，但南康城辞旧岁的爆竹声不断传来。虽然朱熹是快要卸任的官员，他想两年多来，全军官员和百姓，跟着他抗旱，修水利，搞建设，没有过上安逸的好日子，心里非常不安。他透过窗户，看着漫天飞舞的大雪，那些饱受旱灾和涝灾之苦的百姓，还有许多日无隔夜粮，这个春节该怎么过呢？想到这里，他越发感到不安。看来，这个春节朱熹注定是不能在轻松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下定决心，再次开仓赈济我那遥远的父老乡亲。

　　古南康军，从腊月二十四开始，就拉开了过春节的序幕，也叫过小年，腊月二十八谓之过大年，腊月三十叫做过岁。虽然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浓，朱熹的家人，也在盼望着他早日退堂，与家人欢度春节。但朱熹始终在那显得陈旧的知军大堂，听取各地报来的雪灾和饥寒交迫民众的情况报告。腊月二十五，他紧急召集三县官员来到他的大堂，研究赈灾事宜。并从军治抽调见任、寄居、指使、添差、监押、酒税、监庙等大小官员三十五人，分别到都昌、建昌、星子三县设立赈灾场所。并严令各县官员，不得休息，巡回监察赈灾情况，严格禁止营私舞弊，确保饥民不因天寒地冻而倒毙街头和乡村。这次赈灾场面和规模，在南康军历史上是空前的，从年前到第二年三月十五日，时间之长也是少有的，全南康军共设三十五个赈灾场，其中星子县七处，都昌县十一处，建昌县十七处，救济的标准为大人一斗五升，小孩七升五合。据史料记载，这次共赈济灾民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零七人，小孩九万零二百七十六人。在赈灾期间，朱熹由于身体不好，加之脚疾，虽然没有去都昌、建昌巡视，但他还是亲自参加了南康军附近赈灾工作。

　　朱熹在特大自然灾害面前，采取了一系列的荒政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史书记载是，“民无流移逃荒者，乡闾安靖”。朱熹在南康军声望远播，在民众中广为称颂，连朝廷也知道朱熹鞠躬尽瘁的精神。淳熙八年二月初五日，宋孝宗召集饱受旱灾的各地官员至京，议论荒政，就向各地推广了朱熹的抗旱救灾的方法。为此，江东提举尤袤有一首《送朱晦庵南归》，“二年摩手扶疮痍，愿与庐山五老齐”的诗句，赞颂朱熹的功绩，与巍巍的庐山五老峰一样，永昭日月，万古长青。

　　三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历代官吏为留名青史而追求的目标。同样，朱熹在官场中，也有着同样的理想和目标。朱熹作为一个文化大师，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有着文化人鲜明的特色。在南康军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大部分精力，还是用来了抗击旱灾，就是在这样的困难的情况下，还是重点进行了一些文化方面的建设，而且这些建设项目，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陶渊明作为伟大的田园诗人，特别是他辞官归隐的人格品德，朱熹是非常崇拜的。这次他来到陶渊明的家乡为官，这就进一步拉近了他与陶渊明的感情和距离。朱熹在《知南康军牒》中，坦陈了对陶渊明的敬慕之情，他说：“隐循高风，可激贪懦，忠义大节，足厚彝伦”。他还评价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甚远”。他认为，虽然崇拜陶渊明的不乏其人，但要写到渊明的真谛，那还差得远呢。淳熙六年的四月，朱熹到南康军不久，就想到了要去拜谒陶渊明。他多次来到陶渊明的故里上京和栗里，考察陶渊明的故里遗迹和文化遗存。《朱子语类》这样记载了朱熹当时考察陶渊明故里后，说下了这样的话：“庐山有渊明古迹处，曰上京。《渊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磐石，石上有痕，云渊明醉石。”这就是上京大醉石。在上京醉石上，有古人题刻“日映斜川”等字样。朱熹除看到了上京醉石外，他还发现了一处醉石，那就是栗里陶村的渊明醉石。朱熹在写给吕佰恭的信中这样说：“陶公栗里，只在归宗寺西三、四里……”栗里村旁，“谷中有巨石，相传是陶公醉眠处”。看来朱熹对这处醉石是深信不疑的，淳熙六年的九月，他一边组织劳力抗旱，又请来工匠在醉石旁建纪念亭和纪念馆，并收取陶渊明的诗书和史料，在纪念馆中展出，对这个付诸了他心血的陶渊明纪念馆，他亲笔题写了馆名，叫归去来馆。岁月沧桑，朱熹当年所建的纪念亭和纪念馆，早就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但有陶渊明的爱好者，把“归去来馆”四个大字雕刻在那块大醉石上，使归去来馆永恒在匡山蠡水间。

　　新馆落成，朱熹由衷地高兴，他写下了《归去来馆》诗一首：“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每寻高土传，独叹渊明贤。及此逢醉石，谓言公所眠。况复岩壑古，缥缈藏风烟。仰看乔木阴，俯听横飞泉。景物自清绝，优游可忘年。结庐倚苍峭，举觞酹潺湲。临风一长啸，咏以归来篇。”

　　归去来馆落成后，朱熹把他当作南康军的一张文化名片，有朋自远方来，都要请客人来归去来馆。特别是那块渊明醉石，时时梦萦在他的脑海中，还为醉石写下了诗篇。“驱车何所适，往至秋云边。企彼涧中石，举觞酹飞泉。怀哉千载人，矫首辞世喧。凄凉义熙后，日醉向此眠。仰视但青冥，俯听惊潺湲。起坐三太息，涕泗如奔川。神驰北阙阴，思属东海堧。丹衷竟莫展，素节空复全。低徊万古情，恻怆颜公篇。为君结茅屋，岁暮当来还。”从南康军所在地到栗里陶村的归去来馆，有二十华里的路程，从“岁暮当来还”中我们可以看出，下班后的节假日，看来朱熹是经常来归去来馆的，并要在这里住上几天。虽然身负朝廷使命，但他忙里偷闲，来陶渊明的家乡过几天隐居的日子，寻找陶渊明的生活乐趣。朱熹在栗里陶村，一建馆，二作诗，对后人了解陶渊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刘凝之这个我们并不陌生的名字，他的高风亮节，在北宋年间是引起过轰动的，他甘愿清贫，在陶渊明的故乡隐居达三十年之久。当时的名士大家都非常佩服刘凝之的风骨，陈舜俞为刘凝之作《骑牛图》，称刘凝之为“云白老”，李佰时画《骑牛图》，都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对刘凝之的赞颂。黄庭坚的老家与庐山不远，曾多次到刘凝之住过的落星湾凭吊先贤，还写下了一首讴歌刘凝之的诗篇：“弃官清颖尾，买田落星湾。身在菰蒲中，名满天地间。谁能三十年，保此清静退。往来涧谷中，神光射牛背。”同榜进士欧阳修，在送母归葬故乡永丰时，也专程赶到落星湾，看望他的好友刘凝之，并写下了气势磅礴的《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诗，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唱。刘凝之高风亮节的精神，世人皆知。朱熹来到南康军时，刘凝之去世一个世纪了，他在匡山蠡水间，有很高的声望。朱熹也是非常敬重刘凝之的，但一百年来，刘凝之的遗迹已很难寻觅，想去凭吊先贤，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因此，在到南康军后不久，他就发出通告，要寻找刘凝之父子的遗迹。属下来报，刘凝之的墓已找到，就在城西落星湾畔的少府岭。朱熹便亲自前去凭吊，但眼前的景象，使朱熹本来就沉重的心情格外悲凉，去刘凝之墓地的路早已荆棘丛生，墓地也一片荒凉，封土早已塌陷，只有墓碑眺望着落星湾。对这样一位先贤哲人，仅一百年时间，就淡出人们的视线，朱熹心情十分的沉重，弘扬先贤哲人的思想和人格品德，是他这个地方官员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为此，他决定重修刘凝之墓，并在墓旁建“壮节亭”，方便人们前来凭吊。同时还在刘凝之先前住过的西涧原址上建“清静退庵”和“静隐亭”，以纪念刘凝之的高风亮节，把刘凝之住宅旁的一条小溪改称“冰玉涧”。本来他还打算建一处刘凝之读书台，因为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地址，未能如愿。刘凝之墓、壮节亭、清静退庵和静隐亭落成后，朱熹还举行了一个简朴的仪式，邀请了一些好友前来参加。朱熹还为壮节亭的落成，写下了《壮节亭记》，他在记中说明了建壮节亭的过程和目的，赞颂了刘凝之高风亮节的名士精神。

　　南康军，有真儒过化之称。朱熹的先师周敦颐在一百年前，就担任过南康军守的职务。理学的创立者周敦颐和传承理学的大师朱熹，跨越了时空隧道，在画山秀水间会合，这真是天作之美。朱熹对于自己的先师，更是带有一颗敬慕之心。淳熙六年的四月（1179年），朱熹就在军治的儒学宫，新建了五贤祠和濂溪祠，五贤祠里是五位星之骄子，他们分别是陶渊明、刘凝之、刘恕（刘凝之之子）、李常、陈瑾五位先贤哲人。由于对周敦颐的感情不同，特地为周敦颐建起了濂溪祠，除祀奉他的先师外，还将周敦颐的第子程颢、程颐也列入祀奉。朱熹在修复历史文化遗存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但更感人的是，朱熹不是因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来做某一件事情的，更不是利用自己的职权来达到某一种目的，他没有忘记正在与旱魔抗争的贫民百姓，这些文化遗址恢复和建设，都是从自己的岁银中捐出来的，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更没有滥施民力，就是我们今天来看待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朱熹在南康军留下的能名垂青史的伟大工程，是他亲手恢复了白鹿洞书院，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南康军严重的干旱，使朱熹不能在他的大堂里过清闲的日子，虽然身体不那么好，走路还有点困难，但他还是顶着炎炎的烈日，到田野乡村去巡视旱情，指导抗旱工作。一天，朱熹在巡视旱情的过程中，来到了庐山南麓五老峰下，在一处山水环抱，古松苍翠，峡谷幽深的盆地，发现了北宋颇负盛名的白鹿洞书院遗址。朱熹无疑知道白鹿洞书院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地位。

　　据史料记载，白鹿洞书院原为唐代李勃兄弟的隐居读书处，就是后来做过江州刺史的李勃。李勃在这里读书时，驯养了一只白鹿，这只白鹿通人性，李勃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只要写上一个单子，在白鹿的脖子上挂一个布袋，这只白鹿就到十几里外的南康镇去帮李勃购买，李勃与白鹿终日相随，因此，当地人就称李勃为白鹿先生。后来，李勃当了江州刺史后，时常怀念他隐居时与白鹿在一起的读书生活，常旧地重游，建亭台楼阁，并引来庐山的山泉，种植名贵花木，成为江州城外的一个休闲场所。由于这里山峰回转，形状如洞，加上白鹿的传奇，就有了白鹿洞的称号。五代南唐升元年间，这里开洞讲学，被称为“庐山国学”，有很高的教育地位，这也就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宋代初年，书院教育兴起，南康军对白鹿洞进行了改造扩建，并正式定为白鹿洞书院。一度书声琅琅，成为北宋的四大书院之首。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书院毁于兵灾战火。到朱熹这次来到白鹿洞书院时，书院已人去楼空，一片荒凉，朱熹十分痛心。破败的书院虽然缺乏生气，但书院四周的环境，自然秀色可餐，朱熹对前来巡察旱情的同僚说：“观其四面山脉，清邃环合，无井市之喧，有泉石之声，真群居讲学，循迹著书之所”。

　　朱熹下定决心，要恢复白鹿洞书院，重振庐山国学雄风。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军府财政，由于抗击特大旱灾，已囊中羞涩，朱熹也因为修壮节亭、五贤祠和濂溪祠，家中已无积蓄，怎么办呢？他想到了皇上和朝廷。朱熹在《申修白鹿洞书院状》的奏折中，说明了要恢复创办白鹿洞书院的意义，似乎没有得到朝廷多大的支持，朱熹只得一手抓抗旱救灾，一手找商贾富豪，广募资金，终于在任南康军的第二年的三月，完成了书院的修复。虽然书院达不到当初“庐山国学”的规模和恢宏，仅有七架小屋五间，但他还是非常欣慰的。而且他亲任洞主，当年就招生20多人，开堂授课。

　　白鹿洞成就了朱熹一生最灿烂的辉煌，这主要与白鹿洞教规成为一千年来中国教育的教学大纲分不开的。我现在将书院学规展示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略）

　　正是由于上述的白鹿洞书院学规，符合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被视之为圣经。朱熹也就成了继孔子之后，声望最高的教育家，列入圣人序列。

　　除文化建设以外，朱熹还做了一件深得民心的民生工程，这就是在军治所在地的鄱阳湖边上被后人称之为的紫阳堤。

　　朱熹在任南康军后，除了面对旱灾以外，他还遇到了鄱阳湖的大浪滔天。鄱阳湖属季节性湖泊，涨水受长江水位的影响，如长江水位高，或是鄱阳湖的五条水系出现局部性的洪涝，鄱阳湖就会出现洪涝灾害，一般7--8月份，是鄱阳湖的洪涝季节。正在田野里抗旱的朱熹，又接到了洪涝灾害的报告，他亲自到湖区察看，看到翠绿的禾苗，被无情的洪水吞灭，心情十分沉重，而且军治所在地星子县城南，也被洪水淹没，城里居民，深受其害。而且城南的落星湾，鄱阳湖水位在二十米以下时，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当水位超二十米时，水阔南天，风大浪涌，船只无法安全停泊。他再次想到了朝廷对他的信任，任知军第二年的九月，他向朝廷申请修建鄱阳湖星子城南石堤，请朝廷下拨修石堤的民工工钱。这是南康军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民生工程，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除此之外，由于旱灾，许多老百姓家里生计困难，他们通过出工修石堤，又可增加收入，度过灾荒，这一创举，可谓是一举两得。

　　刚刚在抗旱中得到朝廷表彰的朱熹，趁热打铁，又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很快就得到了钱200万文，米1000斛的治湖工程经费。为了把这件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办好，他除亲自督办外，还抽调了星子县令王文林，南康军司户毛敏担任建设指挥部的指挥，要求他们“功职其事”。这两位属下，没有辜负朱熹，尽职尽责，征调星子、都昌、建昌三县饥民组成了建设队伍数千人，在星子城南拉开了修建防洪工程的序幕。他们开通淤塞，从庐山东牯岭开采花岗石，在落星湾上建起了一条宏伟的大坝，长数千米，坝高超出正常水位三尺，既可以保障船只的停泊，又挡住了风浪，城区免受洪涝灾害。史料记载，朱熹的这一举动，“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三邑民众欢趋之”。这可能也是南康军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工代赈项目，这是朱熹的一个伟大创造。

　　朱熹，1178年朝廷任命他知南康军，由于他的请辞，朝廷不允，延迟了上任的时间，他来到南康军上任时，已是1179年的三月了，忙碌而又充实的日子过得真快，朱熹的任期就要结束了。1181年的三月，朱熹改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

　　朱熹离任之际，正是南康军城南大堤竣工之时。这时候的庐山南麓、鄱阳湖岸边，在战胜了特大的自然灾害之后，天空更蓝，大地碧绿，春暖花开，和风吹拂，朱熹的心情格外轻松，他已经对他洒下过汗水的这块土地产生了浓浓的感情，有了不舍的眷念。当初，他千方百计要辞去南康军职务与今天要离开南康军的心情比较以来，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他要再去看一看落星湾，写下了“我愿辞世纷，兹焉老渔蓑”，他真的好想脱去身上的官服，像陶渊明和刘凝之一样，到落星湾去做一个无忧无虑的打鱼翁了。

　　在南康军的两年多来，朱熹在工作中也到过境内庐山的一些地方，但对于庐山这座文化圣山来说，他还“不知庐山真面目”。朱熹离开南康军的时候，是个闰月，三月二十七日，他与新任知军钱闻诗办理了接交事宜，为了不惊动南康城里的父老乡亲，他黄昏悄悄出城，夜宿庐山罗汉寺。

　　朱熹离开的消息，还是被老百姓知道了，数以百计的南康城居民赶到罗汉寺挥泪相送，五十二岁的朱熹与南康民众洒泪相别的那一刻，将永远留在庐山南麓的时空里。

　　三月二十八日，朱熹最后一次走进了他亲自恢复的白鹿洞书院，并作了最后一次演讲。随后，他绕山辞行，山上山下，山南山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赞颂庐山的诗篇，至四月七日，到达江州江矶寺，与从南康军星子县赶来送行的王仲杰等乡亲话别，离开了他钟爱的匡山蠡水，把南康永远留在了心里。

　　两年多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弹指一挥间。

　　看着那一行行鲜活的文字，我为我遥远的父老乡亲有这样的父母官感动和自豪。朱熹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他在匡山蠡水间留下的业绩，永昭日月，他留下赞美南康军的诗篇，永远是匡山蠡水间最响亮的交响曲。

　　朱熹，这位先贤哲人，你永远活在匡山蠡水间，展示着你的迷人丰采。

　　§§第三章 故乡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