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湖神韵

第一节 桃花源文化的产生与积淀

　　陶渊明诞生在匡山蠡水间，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故里后，写下了不朽的《桃花源记》，设计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人们渴望自由与幸福的天堂，它无疑是虚幻的，但在历史上人们一直在探索，是否存在一个真实的“桃源仙境”，它也同样具有陶渊明所写的山水田园，阡陌纵横，水草鲜美，落英缤纷？应该说，这种探索是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

　　一

　　在华夏大地上称为桃源的地方有多处，其中名声最著的当属湖南桃源县的桃花源，但在这里也有关于桃花源的两种不同说法。一处是湖南省桃源县的乌头村，这里相传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原型，其主要根据是《桃花源记》中“武陵人捕鱼为业”一句话。这里距常德市40公里，面临洞庭，雄距五陵源，与南岳衡山相邻，其地名中如桃花山、桃源溪、桃源洞等都与陶渊明诗文中的景物相对应。另一处在桃源县城隔河相望的沅水右岸，这里有个小地名叫浔阳坪，还有一个古老的浔阳寺，而且被称之“桃源八景”之一，有宋人诗云：“浔阳古寺久荒凉，倒柱颓梁卧夕阳。一盏佛灯犹未灭，霁天云淡月华光”。看来这座古寺至少在宋之前就有了。浔阳古寺最后一次修复是在清乾隆年间。据说这座古寺是为纪念家居浔阳的陶渊明而修建的，陶渊明为浔阳人，这是得到武陵桃源人认同的。这里春季桃花盛开，四季景色宜人，似乎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桃源仙境。但从陶渊明的出生、出仕、隐居的经历来看，他往西边最远只到过邻近家乡的湖北荆州，根本就没有去过2000多里之外的武陵源，后来在庐山附近的彭泽做过83天的县令，归隐故乡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因此，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今桃源县，是缺乏依据的。而浔阳古寺的说法，则可以让人联想到，“世外桃源”的雏形，很有可能就在陶渊明生活的九江境内浔阳故里，而桃源县里的桃花源，虽然历史悠久，且有很多景观和传说，与《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相对应，但这应该是陶渊明的爱好者与追慕者为了纪念陶渊明而做，是先出现了《桃花源记》，才出现了湖南的桃花源。

　　事实上，在浔阳境内的庐山脚下，也有一处桃花源，原名康王谷，这里由于缺少宣传和人工建设，名声远没有湖南桃源那么显赫。这里离陶渊明的上京故里和栗里故居不远，也是陶渊明到东林寺与一班文人交往的必经之路，从这里步行到东林寺大约有两个小时的路程。从八十年代到现在，笔者曾多次到其中考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用散文和诗歌两种文体表现的。《桃花源记》写一个捕鱼的武陵人偶然误入桃花源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诗》则以诗化的语言，赞颂了桃花源的美好生活和优美环境，《记》与《诗》相互映衬，展示了一个梦幻天堂，人间仙境，令无数后人憧憬和向往。

　　考察庐山脚下的康王谷-桃花源，不难找到《桃花源记》、《桃花源诗》中所描述的真实图景和相关的历史背景。《桃花源记》中说：“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隔绝。”《桃花源诗》中说：“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清楚地介绍了桃花源中居民的来历和生活背景。而康王谷这个位于陶渊明故里的桃花源，也有避秦之乱的历史遗存。据有关方志和地方传说可知，这里的康姓人家就是避秦之乱者的后裔，两千多年来，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烟火不断，历史上既有“楚人村”的称呼，至今也还存在康王庙、康王观等遗址。《南康军图经记游集》、《庐山志》、《南康府志》及《星子县志》都记载，秦始皇24年（公元前223年），秦大将王剪伐楚，楚王子熊绎率眷属以及邑人，避难于庐山南麓深山峡谷中。熊绎系康王后裔，居民为纪念先祖，同时也为了躲避秦人的搜捕，遂将熊姓改为康姓，并自袭康王爵位，在此筑康王城、康王庙，立志恢复楚国的天下。这些记载，还可以在当地的《康氏家谱》中得到印证，这里的康姓人家至今不与熊姓通婚，认为熊姓与康姓同属一脉，同族不通婚。这也进一步证明，康姓属楚康王的后裔。当时楚国的都城在今安徽境内，与庐山相距不远，熊绎来庐山避难，合情合理，可信度非常之高，不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传说而已。

　　家在附近的陶渊明，无疑知道康王谷这样一个说法，也无疑曾经来过这里，并受到了康王后裔的热情款待，如同《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一般。陶渊明诗中说的“奇踪隐五百”，是指从秦到晋500多年来，桃花源中人既不知有汉，更不知魏、晋，与世隔绝之久，令人啧啧称奇。《桃花源记》中说武陵人发现了桃花源，又说太守和南阳刘子骥寻找过桃花源，这与前面所说楚康王后裔生活在桃花源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并不矛盾。陶渊明的曾祖父被封为长沙公，其族望就在湖南，武陵无疑会在陶渊明的脑海中留下很深的印记。由此设计一个武陵人的故事，写进《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之中，也合乎情理。因为《桃花源记》与诗用的是文学的表现形式，虚实结合是常见的表现手法，并不一定要像史书那样信守历史事实。

　　陶渊明笔下描写的桃花源，除风景如画、令人神往之外，还有桃花源中人和睦相处、共同劳动、人人平等、同享丰收的快乐等，也令后人追崇。虽然中国大地幅员辽阔，人间仙境比比皆是，要找一处类似桃花源的地形地貌并不困难，但是要找到一处陶渊明笔下具有历史遗存可以印证的真实生活画卷，就不见得很容易了。而康王谷的康王后裔，经历战乱与磨难之后，来到庐山峡谷中，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他们同属一脉，血脉相连，没有官府的欺诈，没有豪强的掠夺，少了自私和纷争，平等自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就为桃源社会奠定了必要的条件，也成就了陶渊明的不朽杰作。因此，《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虚构，而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佳作，而我们认为先有桃花源，再有《桃花源记》，也就应该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

　　庐山脚下的桃花源，自然风光极为优美。进入谷口，远远望去，山峦叠翠，山腰白云缭绕，苍松翠竹，风和日丽，春光迷人。在桃花源入口处，有一座雄伟的花岗石牌坊，是1998年建成的，高16.33米，寓意陶渊明1998年诞辰1633年，坊宽15.7l米，寓意1998年陶渊明逝世1571年，牌头主题词为毛泽东的“桃花源”手迹，副题为“尘外”和“神界”，取陶渊明诗中“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的诗意。两侧有楹联，分别为“世上无双梦，天下第一泉”和“千秋康五谷，万古陶令篇”，为书法家米芾后裔米南阳所书。跨过牌坊，两峰对峙，碧水中流，山峰蔽日。蜿蜒前行，路傍芳草鲜美，野菊缤纷，约半小时路程，便能听到鸡鸣狗吠；再往前行，天空豁然开朗，四下眺望，一派田园风光，只见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桑竹尽收眼底。桃花源属庐山第一大峡谷，全长12公里，从谷底登山，能直达庐山第一主峰汉阳峰。

　　庐山桃花源成为陶渊明《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的原型，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位居长江中游的九江市，地当东西、南北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秦汉到近代，战火一直绵延不息。因此，附近山高林密、重峦叠嶂的庐山，就成了乱世中人们追求和平安定生活的天然场所。而在陶渊明之前与之后，这里的桃花源就不断积存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最多的是文人隐居文化和居民躲避战乱文化，与《桃花源记》的主题一致，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不少的历史遗存和景观，都与此有关。

　　与康王躲避战乱有关的遗迹是康王城。康王熊绎修筑的康王城，是取桃花源中的岩石叠成的一座城堡，它既有防御外敌入侵之功能，又可以作为复楚灭秦的据点。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古康王城早已不复存在，只有散落的岩石和遗迹，但相关的康王城、康王庙、将军山等名称依然存在。今天看到的康王城，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产物，它是为配合旅游开发而修建的一座仿古城堡。现今的桃花源中，除康姓外，还有张、吴、余、帅、钱等六个自然村，居民有1300多人。这些居民，都是在历史上由于躲避战乱而不断迁入的，在他们身上，显然可以看到《桃花源记》的文化精神。

　　三

　　与文人隐士密切相关的文化是以谷帘泉为中心的茶文化。中国古代的茶文化，从生长于深山的茶叶到出于深山的泡茶用水，以及隐居深山中的好茶之士和那种超然世外的品茶之风，莫不带有浓厚的隐逸文化色彩。在庐山桃花源内的茶文化也是如此。这里有享誉天下的“天下第一泉”，又名“谷帘泉”，它在桃花源谷底，发源于大汉阳峰之水。《星子县志》记载：“因西行为枕石岩所阻，湍怒喷涌，散落纷纭，数十百缕，斑驳如谷帘，悬注三百五十七丈，故名谷帘泉，亦匡庐第一观也。”在春季雨水最盛的时候，可见一副白练从天而降，喷雪奔注，有银河落九天之势。但真正的谷帘泉并不是这条壮观的大瀑布，而是瀑布下方的石缝里喷出的一眼清泉，大雨不涨，大旱不涸，味质甘甜，这就是茶圣陆羽品茶的第一泉。

　　陆羽一生考究泡茶用水的水质，尝遍了天下名泉，最终将谷帘泉列为“天下第一泉”。曾任江州刺史的唐代诗人张又新，在他所著的《水经》一文中，清楚地记载了陆羽当年将庐山谷帘泉水列入全国二十大名泉之首的详细过程。陆羽对谷帘泉的赞美，成为连接众多文人隐士的一条纽带。张又新有诗云“何日结庐舍，长在水帘前”，他想和桃源人一样，在这人间仙境中，享受生活的乐趣。此外尚有唐朝李白、吴筠、刘长卿、吕岩、王维和宋朝苏轼、黄庭坚、王十朋、朱熹等留下诗咏佳作和金石题刻。王维的《桃源行》，记述了陶渊明描述的武陵人入桃花源的情形，婉转多情，诗意传神，其中“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体现了对桃花源的眷恋之情和思念。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来到桃花源后，写下了“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的诗句，崇拜陶渊明的心情溢于言表。李白对统治集团的腐败，痛心疾首，对政治倾轧深表厌恶，并将自己的感情寄托与桃源仙境联系在一起，写下了“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的诗句，他希望眼前的桃花源不是虚幻飘渺的，也希望陶渊明的理想能够得到真正实现。桃花源中的金石题刻中，以苏东坡题的“桃源洞”，黄庭坚的“日出云中”，朱熹的“谷帘泉”最为珍贵。这些题刻韵味传神、飘逸潇洒，给人以美的享受，也为庐山桃花源增添了更加浓厚的隐逸与躲避战乱的文化色彩。

　　到了现代，庐山桃花源成为人们与黑暗现实抗争的场所，也成为人们向往桃源生活的地方，这些依然与躲避战乱的文化主题密切相关。例如1927年10月，中共赣北特委书记林修杰与星子县委书记卢英瑰、九江县共产党员徐上达等人，在桃花源的帅家村多次召开秘密会议，策划了著名的赣北暴动。1938年的抗日战争中，赣北成了大武汉保卫战的主战场，中国守军的两个团在庐山坚持抗战，被称为“庐山孤军”，此时的桃花源，成为战火中的一块净土，蒋经国就是经过桃花源，来到庐山慰问抗战将士的。在抗战中，共产党员胡茂赏领导的庐山抗日游击队，依托桃花源不断打击日军。美国空军第四航空大队志愿来华参战，1944年8月17日，美空军轰炸机被击中在星子、九江两县交界的蓝桥乡降落，飞行员负伤，被桃花源中人救走并安顿在桃源的居民家中养伤。这些事实，对人们探索庐山桃花源何以形成也有一定的帮助。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表现了陶渊明对美好社会的真心向往，这种向往也是超越时空，永远存在的。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写下了“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的诗句，也就隐约联想陶渊明所描述的桃花源就在庐山之中。甚至在当下，桃花源被建设成风景旅游区，吸引众多游人到这里观光，也同样体现了现代人对桃花源理想的向往。由此看来，从历史的纵向来考察这里的桃花源，就能更好地把握《桃花源记》的文化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