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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成人礼

　　徐则臣

　　“那你们不许说话。”

　　“吃蛋糕的时候也不行？”我说。

　　“就你话多。”行健说，“我说话的时候你们谁都不能插嘴。”

　　我们点头。蛋糕在屋顶上，奶油上插着二十根蜡烛。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驴肉火烧店。我去吃晚饭，照惯例，四个驴肉火烧、一碟油辣小咸菜、一碗小米稀饭。不需要我开口。我坐下来盯着一只蚂蚁沿对角线爬过桌面。一个女声问：‘请问您吃什么？’我抬头看见她，第一眼的感觉是：干净、清爽，适合穿白裙子。但我还是很生气，除了前三次，我在这里吃了一年多，头一次有人问我吃什么。米箩知道，我脾气不好，但从来不对陌生人发火，尤其是女的。”

　　“嗯，我作证。”米箩说。

　　“让你不要说话。”行健说，“我跟她说，就那三样。她笑笑，转身去了厨房。P股很好看，圆润，结实。别笑。两分钟后，她把晚饭用托盘端过来。然后她坐在吧台旁边的椅子上，两腿并拢，若有所思地看着门外。店里就我一个客人，没有人这么早吃晚饭。吃完饭我得去打广告，陈兴多规定，一天要打五千份。”

　　“他他妈的瞎扯，一天怎么可能打出五千份小广告？”米箩说。

　　“我那不是刚来嘛，不懂，他就把我往死里用。让你打岔--我说到哪了？”

　　“晚饭吃早了。”宝来说。

　　“对。一直就我一个人。她看着门外，下午的阳光照到她半个脸上，细密的小汗毛看上去是透明的。她很白，头发梳到后面扎了个马尾辫。让我想想。头发真是黑，没有刘海。她坐在那里像一幅油画。尽管我只敢时不时瞟一眼，我也知道门外她什么都没看见。眼神不聚焦，嘴边带着笑，那样子跟睁着眼做梦差不多。”

　　“她笑起来有酒涡。左边的脖子上还有一颗痣。”米箩补充。

　　行健白了他一眼，抓起酒瓶对嘴灌了一大口。米箩不吭声了。

　　夕阳半落，我们坐在屋顶上。桌子上摆着驴肉火烧、油辣小咸菜和小米稀饭，还有鸭脖子、麻辣鹅、猪头肉和啤酒。蛋糕在另外一张椅子上。

　　“想起那天下午，我的肠胃就会发抖，像饥饿一样难过。她就是一幅油画。哪天老子发财了，一定要找最好的老师教我，学油画，我要把那个下午给画回来。”

　　“然后呢？”

　　“我吃完就走了呗。”

　　没意思。抒了半天情，吃完就走了。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了。说真话，进了门我才想起来，从昨天晚饭后到现在，我早把她忘了。她又过来问，我原样报了一遍。两分钟后，托盘端上来。她在同一个位置上坐下，拿笔在吧台上的一张纸上画起来。阳光照到她的脸、脖子和半个肩膀上，她低眉顺眼，像另一幅油画。”

　　“能不能来点新鲜的比喻？”米箩说，“我觉得她挺性感的，像巩俐。”

　　“你这不是比喻。”我给他纠正。

　　“不是也像巩俐。”

　　“屁！巩俐多艳。她才不屑去化妆。”行健说，“我就觉得她像一幅幅油画，怎么了？不爱听喝你们的酒吃你们的肉！”

　　“爱听，”宝来说，“我同意行健，她不化妆。你继续讲。”

　　“吃完饭我就走了。”

　　“靠，吃饭，像幅油画，然后吃完走人。行健你来点实实在在的干货会死人啊？”米箩有点儿急。

　　“皇帝不急太监急。我说到第三次了吗？”行健说，“第三次我就跟她说话了。我说，叶姐呢，她怎么不在？她说，小叶回家了，我帮几天。我说，哦，前次我还欠叶姐三块钱，还给你吧？她说，也好，我代她收了。”行健停下来吃麻辣鹅和猪头肉，然后喝酒。

　　八月底的天不冷不热，几只鸟从我们头顶飞过。离这里不远，北京的高楼大厦像热带雨林一样急速扩张。我们喝酒吃肉，在一间平房低矮的屋顶上，一起想象爱情。除了行健，我们三个人其实都觉得爱情十分遥远。就连行健的那个“她”，我们也相当怀疑，爱情难道不是个重口味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她。我还不知道如何喜欢一个人。有一天我站在屋顶上向南看，看到了叶姐的院子里空空荡荡。叶姐租的房子，一间屋，另外两间房东住。房东在白石桥做生意，一星期难得回来几趟，相当于叶姐一人占一个院子。我从屋顶上下来，踢踢踏踏往南走。经过叶姐的院子时，我推一下，不动，就趴在门缝里往里瞅。突然有了脚步声，我没来得及从门前撤回来，门打开了。她也吓了一跳。我肯定脚后跟都红了，说话都结巴了。我说，我……我就是顺道经……经过这里，看……看看叶姐回来没……没有。她说，没回，我住这里。我连道歉的话都忘了说，转身就走，恨不得一跺脚人就没影了。

　　“隔几天我才敢去驴肉火烧店。她不再问我要什么，直接端上来四个火烧、一碟油辣小咸菜和一碗小米粥。结账的时候她问，去哪了？我低着头说，没去哪。她转身到抽屉里找钱，说，出门在外，注意安全。她以为我出远门了。出门的时候我差点哭了，除了爸妈，到北京以后没人跟我说过这句话。我回过头，她正对着门外看，对我笑了笑。她比我大，笑摆在那儿。她的嘴不大，但笑得宽阔平和，全世界的好东西都能装进去。我的肠胃剧烈地抽搐一下。我上心了。”

　　“抽根烟接着说。”米箩帮行健把烟点上，“怎么个‘上’法的？”

　　米箩把“上”字说得很暧昧，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听到关键处了。

　　“米箩你闭嘴！别人你可以随便乱说，她不行。”行健说，“我也乱说，我也可以是个烂人，但我决不拿她乱说。有个词叫‘亵渎’，你看书多，你知道。我得给自己留点好东西。我开始每天去吃两次驴肉火烧，吃得我都恶心了。吃了三天，她说，好吃也不能偏食，你得注意营养均衡。我点点头，好，听你的。在她不上班的时间里，我爬到屋顶上，看见她进门，在院子里走，洗衣服，进屋，再出去。偶尔，能看见她穿很少的衣服，把洗澡水泼到外面。”

　　“我想起来了，”宝来说，“有段时间你打完广告回来，不管多晚都要爬到屋顶上转一圈，是那会儿吧？我说呢，这家伙深更半夜到屋顶上当诗人啊？”

　　“我也想起来了。”米箩说，“行健你实话实说，穿得有多少？”

　　“有时候只穿内衣，有时候内衣都没有。白白的身子。什么？反应？当然有反应了，老子他妈的是人，不是木头。就是因为看见她的身体，我开始对她有了身体上的欲望。一柱擎天有了一点实质的内容。就是那时候我发现，我十八了，开始想女人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那个--”我的两个食指慢慢地头碰头。都懂的。

　　“个小东西，这事你也明白了？”米箩笑话我。

　　我拿啤酒瓶跟他碰一下，喝一大口。出门在外让我们早熟，人情世故乃至七情六欲，都得一个人面对，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与你分担，你知道你必须独立承担生活了。来北京才几个月，我觉得像进了培训班，迅速地感知和体悟到生活可能出现的不同面向。

　　“那要到生日那天。”

　　“去年的今天。那之前呢？”

　　“生活如常。”

　　“没劲。干货，我们要干货！”

　　“哪那么多干货？你们都活了起码十七八年了吧，又有多少干货？”行健说，“那时候不像现在，已经结束了，你知道谜底，反而更功利地、迫不及待地奔着那个结果。那时候我在一个焦躁但美妙的过程里，我像被一种远处飘过来的香味招引着。幽香，淡淡的。闻着妥帖，放不下，又抓不着。很平常，我去火烧店，看见她，脑子里和身体里装着她，一遍遍忧伤甚至悲哀地经过她的门前。见到她、经过她的院门时，我心跳得轰轰烈烈。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多读几本书去当个他妈的诗人？”

　　“你应该写小说。”我说，“你跟小说家一样会罗嗦。”

　　米箩和宝来咧开嘴笑。行健也笑了。

　　“那我该怎么说？难道要我跟你们说，我很想给她写情书？我的确是写了，写完就撕了。我把不敢当面说的话都写在信里了。我在写‘我想你’、‘我爱你’的时候都哭了。我还是撕了。不敢给任何人看。恋爱的时候你是个诗人，同时你也是个贼。何况我只是暗恋、单恋，人家根本没把我当回事，没往心里去。我不能怪她，我只是个贪吃驴肉火烧的顾客乙，小屁孩一个。可我马上十九了！我胆小如鼠，然后就到了生日。”

　　“我和宝来一块给你过的。”米箩说，“你非要把生日蜡烛点到驴肉火烧店里。”

　　“你是全世界第一个吃驴肉火烧庆祝生日的人。”宝来说。

　　“我们把蛋糕拎到火烧店，才发现那天她歇班。”行健说，“开头我吃得很失落，后来因为悲伤，才觉得身上有了劲儿，我吃了好多肉，喝了很多酒。你们俩都没见过我喝那么多啤酒吧？你们以为我醉了？那点酒哪能放倒我？对，吃完蛋糕我是趴到桌上了，我只是想让你们先走，我想一个人难过一会儿。我十九岁了。过去觉得十九岁很遥远，可是在北京的一家火烧店里，远离家乡和亲人，想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它这么简简单单地就来了。我趴在桌上把衬衫袖子都哭湿了。然后我站起来，捧着剩下的蛋糕--我先喝几口。”行健又开了一瓶燕京啤酒，一口气下去半瓶。

　　“然后呢？”

　　“到了她的院门口，开始敲门。”

　　“哪来的？”她问。

　　“给你吃的。”行健说。他让自己瞪大眼，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自己的胆量。他也担心眼睛一闭自己就哭出来。他很想把眼睛闭上，七瓶啤酒的重量都压在眼皮上。

　　她带他进屋。酒喝多了鼻塞，行健还是闻到了一股与脂粉不同的怡人暖香。她的长头发散开披在肩膀上，穿着拖鞋，粉白的光脚跟有点向外歪。日光灯放大了她的影子，其实他比她高半个头。只有一把椅子，行健坐着，蛋糕还捧在手里。她坐在床上，两腿并拢，拖鞋自然就吊在了脚尖上。床单是天蓝色的。一本书打开后倒扣在床头边的桌面上。她像在店里看着门外一样看着他，似笑非笑。行健避开她的目光，努力睁大眼，捧着蛋糕走到她跟前，说：

　　“我十九了。”

　　她接过蛋糕，抹了一块奶油连食指一起放进嘴里。“蓬蓬松松的甜，”她说，“都十九了。”她又抹了一块奶油送进嘴里，看着他垂在她身边的两只一直在哆嗦的手。看了足有两个钟头。这是行健的感觉，他觉得度日如年，不知道此刻该继续站着还是退回到椅子上坐下。“送你件礼物，”她说，“去，把门关上。”

　　关上门。她对他招招手，行健重新走到她床边。她用纸巾擦了手，开始给站着的行健解衬衫的纽扣。

　　现在想起来行健还觉得像在做梦。七瓶啤酒都喝到了头脑里，他昏昏沉沉晃晃悠悠，这件事他在睡梦和想象里操练了无数遍，很多次女主角就是她本人，他可以像专家一样条分缕析地把每一个环节都说清楚，但事到临头，他只能相信的确是喝多了。脑子里的酒变成糨糊，整个人都在抖。他只记得她光着身子躺下后，对他说：

　　“到我身上来。深呼吸。听话。”

　　像一次溺水，艰难、漫长又短暂，有种窒息一般的美。喷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过了电一样火红透亮，然后是从头皮开始贯穿全身的爆炸。他趴在她身上，眼角滴出泪来。离开家这么久，他头一次饥肠辘辘地想家。

　　她抚着他的后背说：“好，听话。”

　　他知道自己弄得一团糟，时间短得她都没来得及出声。但她在收拾的时候还是跟他说：“非常好。”

　　穿好衣服，她坐在床上，他坐回到椅子上，就好像他们的位置没有变化过。

　　“你经常站在屋顶上看我。”她说。

　　行健不吭声。

　　“我问了小叶，她不记得你欠过三块钱。”

　　“真欠了。”

　　“好吧。”她笑笑，“来北京多久了？”

　　“一年。”

　　“这么小。为什么不念书？”

　　“念不动。就被亲戚带出来了。”

　　“你还小。”

　　“我十八了。”

　　“知道。”她笑起来，“我是说，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出来。”

　　行健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念不好书，家里人说，不能闲养着，出门找点钱，磨练一下也好。他就来了。碰巧陈兴多在北京，如果他在上海或者广州、南京，此刻他就会待在上海、广州或者南京的某间小屋里。

　　“十八岁那年我中师毕业，在镇上一所小学当老师。”她说，“那时候我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到市里念师范学校，离家四十五公里。我想到更远的地方去。县城有个小火车站，有趟车去北京，两天一班。从小我就想坐上那趟火车，跑得越远越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往远的地方去。直到我中师毕业，一次火车都没坐过。--我有个故事，你想听么？”

　　“想。”

　　十八岁那年，我当了小学语文老师。在一间玻璃碎了一半的教室里，红瓦的房子，四十个学生。学校隔壁是中学。那年分了一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听说是北大的，犯了大错误，又是拦车又是演讲，还到处散发文章，都说没坐牢是给了他恩典。但他课讲得好，整天读书，认识很多我们没见过的字。带我的师傅跟他熟，经常让我帮他借书、请教个问题，就认识了。帅？呵呵，没你帅。但他人好，不喜欢笑，一天到晚板着脸。我们都知道他心情不好，这事搁谁身上谁心情也不会好。小镇哪盛得下这样的大才子，可他别的地方也去不了，很可能一辈子只能待在我们那地方了。但他跟我说，你要多出去看看。我问去哪里，他说，能去哪里就去哪里。只要别在一个地方蹲死圈了。蹲死圈你知道吗？我们那里的方言，就是猪一直待在圈里，哪也去不了，哪也不敢去，直到被抬出去杀了，死了。

　　“你可能猜出来了。对，我喜欢他，没什么难为情的。当然，那时候喜欢一个人还是挺害羞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十九岁生日那天，我去找他，那天是端午节，他的舍友回家过节了，他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我们在一起了。我也哭了，但我很开心，我愿意。他送了我两本书还有一句话当生日礼物，那句话他说过好多次：你要多出去看看。你困了？”

　　“没困。”行健说，把力气都用到眼皮上，睁大，再睁大。眼皮很沉，但他很清醒。“我在听。你继续讲。”

　　“又过了一年，他考上研究生走了。我知道他迟早会走。这样的人只要给他机会，他能干成任何事情。我在小镇上继续教书。我看他留下来的书。我不是读书的料，很多书我都看不懂。但我逐渐明白了他说的要多出去看看的意思了。我越来越想出去走走了。我不好高骛远，就是想到远处去看看。我们不再联系，一年以后我有了男朋友，他是我同事。我们的关系很好，双方父母都满意，开始谈婚论嫁了。有一天我去县城买教学资料，顺路经过火车站，开往北京的火车正好在启动，车头冒着白烟像头牛闷头向前跑，我突然觉得很难受，眼泪就下来了。回到学校我跟男朋友说，我要去北京。”

　　“他怎么说？”

　　“他说好啊，放暑假我带你去，看看故宫、天安门和长城。可是你知道我不是想旅游，我想到北京待一段时间，现在就去，刻不容缓。他想不明白。我们开始吵架。他暴跳如雷，我不说话。最后，他把一个包和一个行李箱捆到摩托车上，送我到火车站。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包在怀里，行李箱在他脚前。他不打算从窗口把箱子递给我。他希望我下车拎箱子时再也不上去了。他把箱子放在站台上，看着手表对我说，我在车站门口等你，五分钟你还不到我就回家。离开车只有三分钟。他从站台上消失。我下车，抓着箱子拉杆站在原地，看着火车在我面前缓慢地开始前行，然后我跟着火车往前走。乘务员在关车门时对我喊，上不上呀你？我跑起来。”

　　“你上了车？”

　　“没有。我到了车站门口，已经过了十分钟，我男朋友走了。”

　　“你回家了。”

　　“我在县城住了两个晚上，坐下一班火车来了北京。”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找……找过那个人么？”

　　“没有。我只是生活，做自己能做的事。谋生，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实实在在地生活。火烧店会是最后一个工作。”

　　“你打算--”

　　“嗯，回家。六七年了，该回去了。”

　　“必须走？”

　　她点头。

　　“北京不好？”

　　“跟好不好没关系。你不明白。人到了一定时候，你要听自己的，听从你最真实的那个想法，不管你面临的是什么。我想回家了。”“叶姐也回去了？”“嗯，你叶姐。小叶决定回去的时候我还想，她被打败了，妥协了，认命了。她扛不住了，我要挺住。后来想明白了，出来和回去都不是较劲儿，只是顺其自然。其实回去比留下来更难。”她把反扣在桌面上的书拿起来，行健只看见用白纸包住的干净封面，“这书上说，法国有最好的信鸽，过去战争的时候常用。在前线把它们放飞，带着战况信息往家飞。它们必须横穿整个战场。这个过程里，它们不能低头，你可以想象一下，那血腥和恐怖的战争场面；它们只能向前看，要不到不了家。你明白吗？”

　　行健不明白。但他瞬间有了勇气承认这一点，他说：“我没听明白。”“我在说小叶的勇敢。出来难，回去更难，还有比梗着脖子不低头地跨过一片战场更勇敢的吗？”行健说：“我明白了。”“你只是听明白了。以后你会懂的。”

　　“我还是有点糊涂。”米箩说。

　　“以后你就懂了。”行健说。

　　“故弄玄虚！”米箩哼了一声，“懒得明白。”

　　“接下来呢？”我问。

　　“我离开了，她睡了。”

　　“我是说，再接下来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出。那两天晚饭我继续去吃火烧，她还坐在吧台前的椅子上看门外。我们没说多余的话。不该说的都是多余的。晚上我来来回回地在她院门前走，每一次推门都是闩上的。又过了两天，我想我不能考虑那么多，我就是想听她说说话。她说了，要听从你最真实的那个想法。我就敲了门。半天门才打开，房东打着哈欠站在我面前。我问，她呢？房东说，哪个她？你房客呀。哦，她呀，退租了，回老家了。”

　　我知道故事已经到了结尾，但还是忍不住问：“然后呢？”“没有然后。我再没见过她。”米箩掰起手指头：“你们别吵，我算算，怪不得行健就喜欢二十八岁的女人。那女的二十八岁吧？”“我没问。”行健说。“那她的名字叫什么？”宝来问。“不知道。”“靠，一问三不知，白让你睡了。”“米箩你他妈闭嘴！再乱说话我跟你急你信不信！”屋顶上一下子静下来。只有傍晚的风经过院子里柿子树的声音。宝来说：“好了好了，行健二十岁了，该吹蜡烛吃蛋糕了。”我们重新高兴起来，围在蛋糕前，从四个方向挡住风，点上二十根小蜡烛。小火苗摇摇摆摆。米箩说：“这回我不乱说话了。行健，过了二十岁你想干什么？”“好好干，”行健说，“在北京扎下根来。”现在开始吹蜡烛。行健闭上眼，闭上以后发现自己并不知道要许什么愿。

　　他凭感觉把自己移到西南方的那个院子的方向，睁开眼，吹灭了蜡烛。天黑了下来。

　　（原载《作家》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