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鼓铿锵

第二十四章 北飘的画友

　　自古以来，中国人出远门，说向东，是东渡日本；向南，叫下南洋；向西，叫走西口，如唐僧历经磨难，自西天取回真经；而向北，叫北上，如北上抗日，把小鬼子从东三省赶打回去，或者叫闯关东，到关外的东北区讨生活。如今内陆人说向东，是去东部沿海谋生；向南是去深圳、广州淘金；向西是去搞西部大开发；而向北是去北京，并不是去京城赶考谋个官做，而是被戏称为“北飘”，尤其是那些大学刚毕业还没找着工作的学生，他们在京城的各种招聘的场子里飘来游去，渴望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我在22年前，也动了离开老家的念头，不会做生意，不敢南下深圳；也没有西去，不敢去西部开垦未来；也没北上，没有底气去京城混个脸熟；只好向东，也过了海，不是东渡扶桑，而是找了个东海上的舟山岛，一待就22年了。几乎与我同时离开老家的，还有画友刘道富，他去了深圳。道富有个哥哥叫道荣，两兄弟都搞美术。老大是先当兵，再从部队考进解放军艺术学院。道富是高考直接考进江西师范学院美术系。刘老大，在军校学的是油画，受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影响很深，他的代表作品《方志敏在狱中》与著名油画家马宏道的《方志敏被捕》是一起创作的，现在还高挂在弋阳的方志敏纪念馆里。那时我还在读高中，准备考美院，对那两幅画很崇拜，经常跑到纪念馆去观看，现在我还记得刘道荣笔下的方志敏，穿着陈旧破烂的棉衣，那露出的棉花是油画颜料堆积出来的，很逼真。而马宏道笔下的方志敏是站在风霜过后的枫树林前，那一片片枫叶也是由颜料堆积而成的，被油画刀随意地修整过。

　　刘道富在师范学院学的是国画，以人物为主，兼学花鸟。我虽然没考上美院，后来是上江大读中文，但美术就像我的初恋情人似的，放不下，一直坚持着自修自学。我和道富的学校在南昌的同一条大街上，在校期间，我还常去他那里，偷偷地熏陶一下。毕业后我们俩先后都回了老家。在老家工作期间，我们经常相约着出去写生、摄影，把美术与摄影结合起来，亦画亦影，并与严建华、钟俊峰、火崽、红崽、斌崽等成了好朋友。我们骑着自行车，一起去曹溪东港拍水碓、去湾里西李拍戏台、去洲上刘家拍牛群，像电影里的敌后武工队，又像鬼子进村似的，一个村一个村去拍，常常被老百姓骂为“吃饱了撑的”。我们去的次数最多的地方是龟峰，住在钟俊峰放电影的礼堂楼上，赤膊打牌喝酒讲女人的故事。那时，道富已经结婚，拍了女人的裸体，吉他形的P股，线条很优美，要他拿出正面拍的，他死活也不肯，大家就骂他太保守，白白学了美术。拍过人体的还有钟俊峰，他把单位的美女放在龟峰的风景里拍摄，用丹霞岩石来衬托人体，很有质感。他们俩拍人体都是一个人偷偷地拍摄的。特别是道富，搞得很神秘。我们大家一起拍裸体是在曹溪农村，大夏天，拍得也不是村姑小娘子，而是七八十岁的老姆姆。曹溪女人到夏天，嫌麻烦，喜欢脱掉上衣干农活、奶孩子，所以在稻田、河边经常看到裸着上身的妇女。我们想找年轻妇女拍，道富说算了吧，曹溪的男人惹不起啊，万一被发现，拿起棍子追出来，我们就死定了。

　　这样的快活日子过了好几年。后来，我和道富先后离开了老家，火崽、红崽也跟着走了，我们这群“吃饱了撑的”的照相青年就散了，弋阳的摄影活动沉寂下来。

　　大概是2002年，我听电话里严老板说，道富在深圳出了车祸，伤好后回来了，待在家里不出门。那年的春节，我回老家过年时，把道富从家里拖出来，我们几个“吃饱了撑的”又好好地聚了几天。我问道富以后怎么打算，他有些迟疑地说：“深圳不去了，先在家待着，静下来画画、写字。”又过了几年，也是春节，我再次去找他，道富把我带进他的简陋的画室，从杂乱的书籍、纸张中翻出些字画，铺在地上，和我一张一张讨论着。他还在坚持自己的人物画，并试图用现代人的视觉语言来颠覆传统的笔墨，他画端午的龙船，变形夸张而不失法度；画牧牛的少女糅进了西洋美女的性感而不失东方女性的温润；更让我吃惊的是他的书法，竟然有了大家的风貌，一笔草书如长蛇游动，犹如王铎再世。

　　在我们的相谈甚欢时，道富的老婆陈菁（跟我也是同学）从厨房里出来，不以为然地说道：

　　“晓明，你不知道了，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门都不出，就画些这样的东西，有么里用啊！”

　　“陈菁，道富的画很有特色啊。”

　　“再画下去，把在深圳赚回的钱，吃光用光，就喝西北风了。”

　　“不理她，我们说我们的。”

　　道富已经习惯了老婆的埋怨与唠叨。继续和我讲着他的画。那天，陈菁也高兴，看到自己的老公难得这般兴奋，就把原来我们一起玩的几个朋友都叫来，做出一桌饭菜，请大家喝酒。酒过三巡，我一时兴起，作了一首诗送给道富，给大家助兴：

　　鹏城十载望高楼，繁华阅尽欲何求？

　　归隐故里闲无事，弋江清水写春秋。

　　道富高兴，第一个把自己灌醉了。我们只好向陈菁告别，散了。

　　又过了几年，到了去年的春节前，严老板打来电话问我回不回去过年。我说去上海陪父母。严老板说我不回来，大家不好玩，挂电话前，告诉我：

　　“道富要去北京了，你最好回来，大家为他送个行。”

　　“你说道富去北京？为什么？”

　　“北京有个叫什么的画家村，他老婆说道富把深圳的房子卖了，要去北京闯一闯。”

　　“我刚去过北京，画家村叫宋庄。”

　　“兄弟们都在为他担心啊。”

　　大年初一，我跟道富打电话问候春节，因为电话多，忘记了问他上北京的事。元宵节这天，我收到道富发来的短信：

　　“晓明，我现在北京宋庄，新的手机号是……”

　　我马上拨通他的北京电话：

　　“道富啊，你怎么说走就真走了呢？”

　　“潜水时间太久了，想出来呼吸一下。北京世面大，闯闯看。”

　　我在文联工作，对上海、杭州，也包括深圳、北京的艺术品市场，多少有些了解，也实地考察过这些城市的画家村落。年前对北京798艺术区、宋庄画家村的考察，使我对当代中国的所谓艺术市场颇有些反感，真不敢苟同这些市场背后的炒作，对于当下被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虚高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不抱什么希望。

　　而道富却在此时，离开老家，走出寂寞的画室，以半百的年纪，只身北上，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拼搏，开始了他的北飘。

　　难道是被生活所迫，为了换些孔方兄来买房买车，还是想借助北京的世面来提升自己的艺术境界？

　　我不能把自己的担忧告诉道富。电话里我最后说：

　　“你要保重身体，画画玩，累了就回老家歇息。我退休后也会回老家去，有机会兄弟们再聚一起。”

　　我想再写首诗，送给北飘的朋友，却无酒起兴。

　　2013年3月4日，于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