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鼓铿锵

第七章 下乡写标语

　　年前出差在北京，晚上闲着去逛书店，习惯性地走到美术书法的书架区。一个留着长头发的小伙子，正好把刚翻过的一本《计划生育美术字汇编》往架上抡，动作不到位，书掉在地上了，就在我脚边。我弯下腰顺手捡了起来翻，看见书中的标语，好生亲切，心想，要是26年前，有这书就好了，只要照着往墙上放大，也可省下我不少的脑细胞。

　　中国人曾经把标语使用到了极致。尤其是在社会革命、发动战争、政治运动、推行政策中，走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走进每条街道与巷弄，几乎都能看见标语。大的标语10多米甚至几十米长，占据着整幢房屋或整条巷弄的墙体；小的标语，张贴于大门、电线杆上，抬头可见。

　　刚参加工作不久，我也写过标语，江西省弋阳县樟树墩人民公社的主要村庄的适合写标语的墙体，几乎被我写的标语覆盖过。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那些用石灰水书写的标语是否还有遗存，不得而知。但我至今还觉得很有些成就，因为我接受这份工作任务的时候，头都晕了，要写一个公社的标语，实在是个很大的工程啊，这要写到猴年马月啊？那时我儿子刚出世，老婆远在上饶工作，叫我怎么不头晕啊！心想，谁让你自己要求到文化馆工作的？谁让你能写会画还会拍照片呢？能者多劳，自古而然。写吧，领来一大箱猪毛排刷，几十盒粉笔，好在石灰水不用领，搭上公社派来的拖拉机，钻进没有玻璃的驾驶室里，开往乡下，车后斗里装的石灰包没有扎紧口子，一路抛撒着石灰，把我呛得眼泪汪汪。下车时，迎接我的公社干部见我像个白毛女似的，露出黄稀稀的大暴牙大声笑着，一下把我拉到水井边，丢给我一只水桶，让我把自己洗出个人样来。等我重新出现在公社干部的面前时，他把一叠油印的材料塞给我，再让我签字领了一个月的饭菜票，指了指窗外不远处正在冒烟的食堂，说睡觉的地方还没有找好农民家，晚上再说。

　　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下乡干活。要我书写的标语内容是“计划生育”，标语口号都在油印的单子上了，自己去选，哪个房屋可以写、写什么，自己定。我问公社干部，我选好房屋后，请您去跟农民家打声招呼。

　　“打什么招呼？房屋是农民的，就不能写吗？”

　　“我是怕农民不喜欢啊。”

　　“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你去写，谁敢反对，我把他抓来。”

　　我不再要求，他也不会答应我的要求。心想，还是自己小心为好。

　　吃过午饭，就拿了一盒粉笔和一把卷尺，去公社附近的村子找墙壁了。听说要在墙上写标语，一个年事已高的农民老爷爷扶着门柱对我说：“写字的老师，进来吃杯茶，把我家的写大点啊。”

　　刚好从菜地回来的他家小媳妇，拎着一大篮猪菜，靠在红石墙上说：“你老糊涂了，不要写，写别的可以，不能写计划生育的东西！”

　　我还没有应话，这家的公公就与媳妇话不对劲了。但我还是很天真地问那农家妇女：“为什么呀？”

　　“你能保证我第一胎生个崽俚，就可以写。”

　　无语的我，只好拎起东西上别处看看。天快黑时，回到公社，把饭吃过，公社干部对我说，现在不好找住的，抓来公社做引产、结扎的人太多，附近的农民家全住满了，你就将就点先住礼堂边的仓库吧。

　　我在堆满生产工具的仓库里找到我的临时床铺，胡乱地洗了下，就早早地睡下了。半夜时分，我被隔壁礼堂传来的哭闹声惊醒，迷糊地听见妇女的哭泣、小孩的吵闹、男人愤懑的谩骂和热水瓶被摔出的爆炸声。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好奇地走进礼堂去，看见礼堂的主席台上下铺满了稻草与床被，还有箩筐、锅碗等生活杂物。很多农家妇女、男人、小孩各自挤在自己临时划定的区域内，年轻的妇女盖着自家的棉被，头上缠绕着坐月子用的那种毛巾，年老的妇女在给自家的媳妇或女儿准备早饭，有的在喂食鸡蛋红糖水，有的只是稀饭、红薯，而男人则蹲在地上抽着竹烟筒，脸色十分难看，不懂事的小孩叫着肚子饿，也想吃母亲的早饭。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拎着盐水瓶不时地走进走出。

　　我默默地看着眼前的这些，我知道这就是做完引产或结扎手术的临时病房。我心里也十分清楚，我是与县里派出的计划生育医疗队一起下乡的，也很清楚分配我写标语是起什么作用的。在樟树墩人民公社大概住了一个半月，走遍了这个公社所有的大队，用掉几十把猪毛排刷，自己和出的石灰水估计可以粉刷好几百平方米的墙壁。当时统计过，现在忘记了我一共写了多少条标语。有些老百姓，问他借梯子或者凳子，他们很愿意，也会倒杯热茶给我喝，甚至炒碗米粉、大米果端到我手里；有的见我来写，就关上门，不理不睬，躲得远远的。只记得老百姓最喜欢我写的标语是：“优生优育，美好幸福”、“计划生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等；最不愿看到的标语是：“只生一个孩子好”、“超生偷生要法办”等；有趣的是，我头天写好的标语，第二天路过时一看，墙面全被石灰水粉刷掉了，或者刻意地只粉刷掉其中的关键字，更有人把围墙拆去一段石头，或者在墙前堆放些柴火使标语前后不能读通。我看到了，好补的补几笔，不好修复的也就作罢，全当自己没有看见。

　　有一回，公社干部把我叫住说：“你的美术字写得还不错，就是写得不够狠！”我问他什么叫写得狠，他板着脸说：“要多写警告性的话，要让老百姓看了害怕。”

　　我说：“老百姓已经很可怜啊！”他很不高兴地把手一挥，让我出去：“你懂个屁，书都是白读的！”

　　那时年轻气盛，不懂社会上的事，更不会做农民的工作，受气了，也不能回单位说，只是消极地怠了几天工，把标语的字写歪斜了些。好在我写完了，就回城去，今后也不会再来写了。

　　在北京书店看到的那本《计划生育美术字汇编》，我没有买下，因为那里面并没有收录我当年写的标语字，如果收了，我肯定买回来做个纪念。那书估计没有多少人会买，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在电脑里找字体了，而且，现在的街道、墙壁，不可以随便乱写标语了，穿制服的城管要抓你，没有经过他们审批，你写，就罚你款、没收你的工具。要是话不投机，搞不好还要挨上一顿拳脚。

　　2013年3月13日，于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