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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雯渴望读书,在美国拿一个学历,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她的专业背景和语言基础,申请奖学金几乎没有任何可能,那么她就必须自费读书,而自费读书的学费和书费需要两万多美金。

  到哪里去赚两万多美金呢?她没有工卡,又不懂英语,摆在她面前的路似乎只有一条:就是到中餐馆打工。

  她给雪色佳和周围小城的几十家中餐馆都打了电话,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大多数餐馆的老板一听说她没有工卡,来美国不到两个月,刚刚开始学英文,当即就一口回绝,个别的留下了她的电话,但也是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

  除夕的前一天晚上,她突然接到了“金麒麟餐馆”的老板娘宋凤美的电话,通知她第二天去做工。因为过节,有一个男企台想在家陪太太和孩子,老板娘实在找不到人,就破例让急于打工的嘉雯来顶替。

  嘉雯从来没在餐馆打过工,岂止没打过,连想都没想过。她不知道在餐馆里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她连夜突击背了几句餐馆常用语,比如象“你想喝点什么?你想吃什么?”“我可以拿走这些盘子吗?”“这是你的账单”等等。她知道这几句英语是难以应付场面的,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第二天早晨还不到七点半,嘉雯和韩宇就在他们住的威廉姆斯公寓附近的车站等公共汽车了。由于学校附近的停车费用太昂贵,韩宇通常坐公共汽车去学校。雪色佳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有汽车,所以这里的公共交通并不发达。全城只有廖廖的几条公共汽车路线,每条路线上的汽车班次也很少。嘉雯必须坐早晨七点半的汽车到雪色佳大学,然后换八点二十的车到“帝王购物中心”,再从“帝王购物中心”走到“金麒麟”餐馆。

  朔风一阵阵肆意地吹来,像贪婪的劫匪,把嘉雯身上的热气全部掠走。她只好把脸深深地埋入围巾,只露出两只黯淡茫然的眼睛。

  韩宇声音低缓地说:“你现在要后悔还来得及,你可以不去打工,或者等你拿到了驾照再说。”

  “我不后悔,”嘉雯说,“你用不着这么沉重,又不是上刑场。”

  到了学校,韩宇目送她上了去“帝王购物中心”的公共汽车。他对她点点头,意思是让她多加小心。来美国后的这几个月里,她偶尔去邮局或者商场,都有韩宇陪她。现在她独自一人留在一辆空荡荡的公共汽车里,似乎把自己放逐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丝惊慌倏地从她的脸上掠过,她的眼里透出难以言喻的孤苦无助。

  汽车慢慢地开动了,她还立在车厢中间,犹豫着。她很想叫司机把车停下来,然后跳下车,和韩宇一起去雪色佳大学的图书馆,像他们从前在大陆读书时一样。她不能和周围的人交流,她就更依恋他,因为在这陌生的国度里他是她唯一的亲人。她仿佛一个落了水的人,她是否可以幸存,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肯不肯真诚地渡她过河。

  她终于还是坐了下来。

  如果她此刻跳下车,也许在未来的几年或几十年里她就只能在家洗衣做饭了。那一刻她的意识那么清醒,那么尖锐,清醒而尖锐得令她痛苦。她并不厌弃洗衣做饭,但这不可以成为她生活的全部,因为她有比洗衣做饭更多的梦想。

  公共汽车在雪地上摇摇晃晃地行驶着。她开始晕车了,眼前的一切都在微微旋转,早晨吃的鸡蛋在胃里逛动。公共汽车终于到了“帝王购物中心”,她下了车,看看表,离餐馆开门的时间还差一小时。她只好走进购物中心,在宽大的走廊上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从书包里拿出一本《美国实用口语》读了起来。四周的店铺都还没有开门,所以走廊上少见人影。偶尔有一个腰间别着手枪的警察从她身边走过,厚重的皮鞋一下一下地踏到光亮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响亮而单调的声音。

  嘉雯仿佛置身在一座孤岛上,尽管四周装饰华丽,灯光辉煌。这些装饰和灯光只是戏剧中的背景,精致却不真实,而她,将演出一场独角戏。

  离开门时间差十分钟,嘉雯走进了“金麒麟”餐馆。绕过两扇描龙画凤的黑色屏风,就看到了高高的柜台,一个满头卷发的五十岁左右的女人正站在里面接电话。女人见了嘉雯,并无表情,但眼光老练地在她身上搜来扫去,仿佛在掂量她做工的能力,同时又在估算她的魅力。等女人放下了电话,嘉雯马上问:“请问,您是宋老板吗?”

  “我是。”女人扬了扬描红涂紫的脸。

  “我姓舒,是来做工的。昨天晚上您给我打过电话。”

  老板娘介绍她认识在店里打工的崔红。崔红也是从大陆来的,个头很矮,脸上有一些太阳晒过后留下的棕斑,嘴唇却涂得腥红。

  老板娘说:“今天你就跟崔红学。按我们店里的规矩,学是没有工钱的,你也不能赚小费,小费都归崔红。我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已经很好了。”

  昨天晚上打电话的时候,老板娘并没有说要嘉雯来学,今天她的调子却变了,但嘉雯并没有多言。

  “你告诉她具体要做什么,她就是你的学生了。”老板娘吩咐崔红,张大嘴打了个痛快的哈欠,“我实在忙不过来,我又没有三头六臂。”

  “先用这个桶到厨房去取几桶冰块。”崔红递给她一个白色的塑料桶。

  嘉雯提着桶进了厨房,险些被脚下的一滩水滑倒。一个身量高大、头发稀疏的男人一把就抓住了她的胳膊,使她站稳了,可男人并不肯放手,长而黑的指甲透过她薄薄的白衬衣嵌进了她的皮肉。男人嘻嘻一笑,露出被烟熏黑的牙齿:“你是新来的小姐吗?”

  还没等她回答,老板娘推开门进来了,立刻接住了话茬儿:“老刘,你这个老色鬼,见到漂亮小姐又流口水了?”

  厨房里的人葱花呛锅似的爆出了笑。有的停住了正在搅拌汤汁的手,有的把锅架在火上却忘了去添水,一起把浑浊疲乏的眼神投向了嘉雯和老刘,眼里同时燃起了勃勃的兴致。

  嘉雯拼了最大的力,才从老刘的手指间挣脱出来。

  老板娘走过来,点了点老刘的太阳穴,“人家可是读过书的,不会看上你这个一身臭的厨子。”

  “小姐还没说,你倒先说了。”老刘嘟嘟囔囔。

  嘉雯不去理会他们的拌嘴,径自走到制冰机前去装冰块。

  她先后提了五桶冰才把饮料机上的冰盒填满,这时她已虚汗淋漓。随后她按照崔红的吩咐,擦了大门的玻璃和餐厅里所有的桌椅。等到餐前的准备工作做完了,第一台客人,两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也就进了门。嘉雯急忙递菜单、倒茶水。

  崔红站在柜台旁,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口红来,摸索着在自己嘴上涂了几圈,恰到好处地把口红涂到唇线里面。等到客人读完了菜单,崔红慢慢地走了过去。

  “你好,约翰。”她熟络地拍了拍其中一位客人的肩头,“今天带了新朋友来。”另一位客人立即伸出手来,作自我介绍。

  嘉雯站在一边,想听他们点菜。

  “你是新来的?”约翰问她。她点了点头。

  这时崔红转过身对嘉雯说:“去拿一碟芥末来。”随后又用英语说:“我知道约翰喜欢芥末。”

  客人越来越多,几个企台都忙得团团转。嘉雯一直收拾脏碟脏碗,擦桌子,摆刀叉,倒茶倒水,还要不时地听从老板娘和崔红的指挥去取调味品或饮料。

  “嘉雯,去拿一罐可乐来。”崔红又在嚷。

  嘉雯立即跑到冰箱前,抓起一罐可乐就立刻给客人送过去。

  过了几分钟,崔红到厨房里来叫她,说老板娘找她。老板娘把她叫到客人的桌子前,涂成了墨绿的眼皮垂了下来了,像合拢了一间老屋的两幅旧窗帘:“你怎么拿了一个减肥的可乐?”

  嘉雯这时才发现这罐可乐和普通的有些不同,但她并不认识diet(减肥)这个词。

  嘉雯急忙道歉。客人是一个瘦削的美国女人,虽然心里不悦,但嘴上仍礼貌地说着“没有关系”。

  “你真是个傻子!”老板娘用汉语响亮地说。

  嘉雯转身走开了。

  终于忙过了午餐,餐厅里恢复了安静。嘉雯腰腿发软,像一个迟钝的陀螺,突然被快节奏的抽打抡得晕眩。

  崔红从厨房里端出了她们的午餐:一盘鸡骨头熬白菜。一小团苍蝇似的东西浮在菜叶上,大概是炸糊了的葱花。嘉雯一阵恶心,胃里的蛋液又涌到了喉咙。她急忙奔进洗手间,吐了个翻江倒海。一股沤馊了饭菜的气味立即扩散了,她为自己的恶心而恶心,忍不住又吐了起来,而下面吐出的就只有苦涩的胃液。

  她在洗脸漱口之后,抬眼注视镜中的自己。额头上渗出的虚汗把刘海黏成了几缕,牢牢地贴在脑门上。白衬衣似乎太瘦,黑裤子又太肥;黑马甲上黏了几滴番茄酱,像厨师砍鸡时溅上的血。领结早已扭歪,霜冻过的茄子似的无精打采。

  “你是个傻瓜。”老板娘的声音叮叮铛铛。

  “我是傻瓜吗?”她盯着自己问。她还来不及回答,眼泪倒先骨碌碌地滚落下来。

  眼泪是咸的,大概是大西洋的滋味。

  因为刚刚呕过,嘴里干涩,眼泪流进去反到成了一种滋润。

  此刻,在大西洋的那一端,正是除夕夜。父母和亲戚们一定坐在一起吃饺子,看“春节联欢晚会”呢。他们会说起她,揣想她此刻正在美国的一座美丽的大学里听着神圣的讲座。他们还会把她从小苦读的故事再一次讲给她的表弟、表妹们听,让他们把她作为榜样和偶像。而当她的表弟、表妹们对她的生活充满憧憬的时候,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她正在美国东北部的一家中餐馆的洗手间里偷偷地哭泣。

  在她离开洗手间前,她已把领结重新戴整齐,用手指把刘海梳打得蓬松。她甚至还尝试着让脸上挂一丝微笑,这种尝试失败了,但至少她恢复了平和的表情。

  嘉雯强迫自己吃了半碗米饭,然后开始扫地、拖地。腰越来越绵软,脚步也变得轻飘了,仿佛一个醉酒的人,踉跄地走在泥泞的田垄上。

  后来她和崔红坐了下来,一面削芥兰,一边听她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崔红说凑近嘉雯的耳朵,小声而神秘地问:

  “你知道这个老板娘是怎么发达的?”

  “不知道。”

  “她二十年前从台湾来美国时一贫如洗,后来中了一张六合彩彩票,用那笔钱买了一家餐馆,结果生意越做越大,现在已经有六、七家餐馆了。”

  嘉雯有些茫然地看着她的薄嘴唇一张一合,她讲的内容似乎早已不重要了,而重要的是自己无法选择地成了她的听众……

  晚餐结束后,当嘉雯再一次吸完餐馆的地时,她早已精疲力竭。这时老板娘走过来对她说:“你要去洗厕所。你到了美国,首先要学会洗马桶!”

  “为什么不让洗碗的人洗马桶?”

  “洗碗的人要洗厨房厕所的马桶,而你,洗餐厅厕所里的马桶。”

  她拿上了清洁水和刷子,进了卫生间。嘉雯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脸色蜡黄,两眼无神。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她去同学宋维家,正碰上宋维的妈妈叉着腰站在院子中间骂他:“你这个小扫帚星啊,你要再不好好念书,长大就只能去扫厕所了。你怎么就不学学嘉雯?人家一看就是一块上大学的料!”

  她的确是一块上大学的料,岂止是上大学?她还读了研究生。但现在扫厕所的不是宋维,而是她。尽管这厕所比宋维妈妈指的那种用颤微微的木板搭成的,四面透风,结满脏冰的要好得多,但是无论里面的瓷砖多么光亮,香草的气息多么清爽,天底下所有厕所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嘉雯发现马桶里挂着一绺绺的黄斑。她刷了几次,黄斑的颜色浅了许多,可是仍然看得出来。她只好多倒了一些清洁剂,用足了力气再刷,又接连地冲水。水花翻滚、转动,很快就流走了。她总算看出了马桶原有的白色。

  生活中总是要有改变的,关键在于改变幅度的大小;或许改变幅度的大小并不特别重要,而至关紧要的是人的适应能力的强弱。适者生存,嘉雯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最简单易懂的原则,她必须做一个适者,虽然这绝非易事。而此刻对于她,在美国做一个适者,就是要从洗马桶开始。

  终于到了收工的时间。嘉雯出了餐馆,走到了公共汽车站。寒风一下下摇晃着“金麒麟”黑底烫金字的招牌,发出拳击场看客般的疯狂呼嚎,扑过来把嘉雯身上的汗卷走,接着又把热气掠走,只留下她在昏黄的灯影下形销骨立着。

  她做了整整十二小时的工,但没有得到一分钱。

  回到家,正坐在书桌旁读书的韩宇问:“感觉怎么样?”

  嘉雯不愿回答。这一天被塞进脑子里的事情太多,语言突然变得愚笨。

  这时电话响了,韩宇站起身去接电话。对方显然不是中国人,因为他一直说英文。韩宇似乎和对方越谈越投机了,不时地笑出声来。他平常不是多言多语的人,但碰上了谈得拢的人,却是例外。

  他的笑象一粒粒尖锐的小石子哗啦啦地从她的心口倒进来,让她憋闷,又随意地把她划疼,因为她今天不想笑。

  到美国后第一次听他说英语,她很惊奇。和他结婚三年了,他的一切就像那幅在自己家墙上挂久了的山水画,即便背对着它也能回忆出上面的每一根线条来,但某一天这幅画突然冒出特别的色彩来,而这种色彩又不是她所能把握的,她就有些不知所措了。

  每当他和别人说英语时,就像小孩子做游戏一样,用粉笔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开心的圆圈,而无意中把她圈在外面了。英语,对于他,仿佛新鲜的游戏,而对于她,却是一道难以攻破的围城。

  他的电话粥煮完了,但兴致仍然很好,告诉她明天他很早就有课,他最喜欢的一门课,他要早一点睡觉。

  即便她说她没有赚到一分钱,只是做了一天学徒,而且没有机会认清一个菜,记住一个英文菜名,他也没有表现出她所期望的愤怒,只是说:“这个老板娘太资本家了。”

  她隐隐地希望他能立刻拨一个电话给老板娘,质问她为什么不事先讲好,但他已经躺下了,“大概在美国的中餐馆就是这样的规矩吧。”等不及嘉雯再说什么,他就睡着了。

  嘉雯四肢疲软,像科幻片中被打散了的机器人似的,机械而零落地躺在床上,但她的精神却聚拢着,清醒中发着锐痛。

  她从小就常常被父亲舒墨扬形容成“弱不禁风的林黛玉”,林黛玉似的沉醉于诗书,林黛玉似的多愁善感。对于她,凭体力谋生,是最无法想象的事情了,因为这意味着智慧的沉睡,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靠体力生存,但她还是选择了这样的生存。

  黛玉葬花只是一年伤情一回,而她却在狼藉的杯盘中间日日不停地埋葬她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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