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英杰

第四节 通信保障建奇功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周涌被调到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任电台队长。不久，随一一五师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之后，调到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任电台队长。到达三四三旅那天，周涌在旅部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上级三四三旅政委肖华，肖华非常热情，问长问短，了解他各方面的情况和电台队的情况，接着又带他去见旅长陈光和参谋长陈士榘，向他们介绍：“周九生同志率领电台队来我旅工作，我们热烈欢迎。”话音刚落，陈光和陈士榘就异口同声地说：“不用介绍了，我们都是老战友了。”陈光同志说：“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路上，他们二十二分队经常来我们二师执行任务，我们常见面。”陈士榘也说：“我在一军团任作战科长时常到他们二十二分队吃夜餐，常见面。”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周涌和他所率领的电台队，出色地完成了保障三四三旅旅部和八路军总部、一一五师师部以及各团的通信联络任务，对三四三旅取得广阳伏击战、午城镇伏击战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8年8月，周涌被调到即将出征的苏鲁豫支队任电台队长。随苏鲁豫支队挺进苏鲁豫边区。1940年10月，苏鲁豫支队南下，番号改为新四军三师七旅，周涌的电台队也随即改名为七旅电台。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以往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首先是电台的联络对象多了，由原来只有几个增加到十几个。因此电报数量和急报数量大幅增加。其次是报务员数量少且成分新，技术水平低，加之频繁的行军打仗，能开机工作的时间很少，因此电报不能及时收发，容易造成积压，甚至可能贻误战机。再就是部队发展很快，下属单位增多，急需增设新电台，而增设新电台除了增加报务员和机务员外还需要机器，而那时，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搞到机器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困难吓不倒周涌。没有报务员，周涌和他的电台队就组织培训，还亲自上台讲课，手把手地帮助学员练习，从1939年底到1941年初，先后开办了3期随军报务员训练班，共培养男女报务员20余人，解决了报务员奇缺的问题；没有机器设备，就自己造，周涌和他的电台队曾动员部队和群众搜集国民党退却时散落在乡间的通信器材，甚至收购老百姓家里的收音机，从中挑选可以利用的电子管、变压器、电阻、电容等元器件，组装了一批收发报机，完成了增设新电台的任务；缺少电源，周涌和他的电台队就组织部队和群众搜集国民党退却时散落在乡间的蓄电池、充电机、马达（包括柴油发电机和手摇发电机），收购群众家里收音机用的干电池，利用小商贩到敌占区购买手电筒用的电池，还派地下交通员到敌人占领的大城市购买电池，用盐水浸泡电池以延长电池的寿命。为了做好苏鲁豫支队和七旅的通信保障工作，周涌以身作则，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一边要做好行政管理工作，一边还要当教员培训报务员，当机务员装配机器，当报务员收发重要电报，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因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1年2月，周涌被调到一一五师师部即后来的山东军区司令部任通信科长（正团级）兼通信营长，后来又兼电台中队长和电台副大队长。周涌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只负责一个具体的作战单位、一个支队或一个旅的通信保障工作到负责我军一个战略区的通信保障工作。山东军区当时下辖六个军区，二十个军分区，三个旅，一个警卫团，后来又有很大发展，到抗战胜利，山东军区八路军发展到27万之众，根据地面积125000平方公里，人口2400多万。周涌所管理的业务范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管无线通信，还要管有线通信和徒步及骑兵通信。

　　周涌到达一一五师师部驻地蛟龙湾的第二天，去政治部交组织关系，见到师政治部主任肖华。肖华说：“咱们1938年8月在山西兑镇石相村分手后已经快三年了，在这三年中我们的部队发展很快，由三四三旅不足五千人已经发展到三四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就更多了，活动区域也比过去大多了，因此各方面的工作，包括通信联络工作都比过去复杂多了。把你调过来，就是要你把通信保障这副担子担起来。”不久，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还专门找周涌谈话，听了他的汇报，指示他：要有克服困难、做好工作、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决心，要虚心学习，努力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提高领导水平，工作中要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听取大家意见，要有民主精神，遇事要冷静沉着，通过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后再下决心等等。给周涌以深刻的教育和鼓励。

　　根据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的指示，周涌深入通信科和通信营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并根据调查中发现的问题逐项加以解决，很快，一一五师的通信工作呈现了崭新的面貌。例如，由于通信距离远，当时使用的15瓦电台功率小，因此与延安和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很困难。为此周涌发动群众想出了许多办法，例如，双方约定，都选择最佳的时间，最佳的频率，把机器调整到最佳状态，选最佳的报务员上机，有时周涌还亲自上机操作。这样就保证了通信的顺畅，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先前积压的电报都收发完毕，受到罗荣桓政委和军区首长的表扬。又如，根据技术干部既缺又弱的情况，周涌积极开办训练队，培养大批新的报务员；开办在职干部轮训队，提高在职干部的报务、机务水平和领导能力。还从地方动员一些专家入伍，从所属军区选调一些技术骨干，充实军区的技术力量。再如，为了解决通信器材奇缺的问题，以原机务室为基础，成立了通信材料股，自行修理和装配有、无线通信机。并且自行制造电池和电阻、电容、变压器等元器件。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对通信器材短缺的问题也很关心，曾派周涌带上他给陈毅和刘少奇的亲笔信，去新四军寻求帮助。周涌到淮海区第五旅驻地陈围子，由梁兴初同志陪同见到陈毅同志。又在盐阜区新四军军部见到刘少奇同志。在两位首长的大力支持下，周涌带回了新四军支援的许多通信器材。罗荣桓还曾指示周涌，派人到上海等敌占区采购了很多紧缺的通信器材。

　　为了满足部队对各种通信方式的需求，周涌还扩编了有线电话队、徒步通信排、骑兵通信排、便衣交通排和司号排等，加强了军区通信队伍的实力。例如，便衣交通排的任务就是专门传递重要的机密文件，特别是通过敌人封锁区和敌占区传递文件。周涌还组织下属各军区广泛破坏敌人的通信线路，利用缴获的电线、电杆、机器设备等，建设根据地自己的长途电话网。

　　抗日战争中，山东军区进行了许多次反扫荡和反顽战斗，都取得了胜利，这得益于军区首长对敌我情况的准确了解和决心的正确、指挥的灵活机动，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有畅通无阻、准确、保密、不间断的通信联络来保障。周涌及所属各通信分队、各电台，出色地完成了军区与延安和八路军总部，军区与友邻军区，军区与所属各军区、各旅、团，以及各军区、各旅、团之间的通信保障任务，为各次反扫荡和反顽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例如，淄博战役时，周涌就曾亲自带领部分通信人员随战役指挥员肖华同志前往淄博前线，协调鲁中和滨海两军区的通信联络，保证了战役通信联络畅通无阻。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中国人民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为了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策，从各解放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抢占东北。山东军区也抽调了六万多战士、四千多干部由罗荣桓和肖华率领，分海、陆两路挺进东北。

　　1945年10月，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指定周涌率领一批干部和几部电台由海路赶赴东北。他们由临沂出发，经潍坊到达龙口。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向他们介绍了情况和渡海经验，并安排他们于第二天晚上分乘两艘汽船出发。船行至庄河附近海面时被苏军巡逻舰发现，登船检查，几经交涉未成，周涌和另一同志被扣留，其余放行。在苏军驻大连司令部，周涌设法向苏军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因当时中苏两党关系友好，苏军释放了他们并帮助他们归队。他们乘同一艘巡逻舰在海面上寻找我军其他渡海船只，准备登船归队，但找了一整夜也没有找到。于是周涌向苏军提出乘火车去沈阳寻找部队。当天下午，他们搭上苏军军列前往沈阳，中途在海城下车并找到驻海城我军的司令部，第二天，该司令部派一辆卡车把他们送到安东（即现在的丹东），才得以与同船的同志们会合。到达安东后，周涌立即向先期到达的肖华报到，并向肖华汇报了任务完成情况和被苏军扣留的情况。肖华当即指示他：“山东来的部队和干部即将先后到齐，你们要设法与他们沟通联络。现正加紧准备机关、部队整编方案，上报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批准后执行。你应迅速准备通信器材和人员，把通信联络建起来。”周涌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46年初，辽东军区成立，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周涌被任命为参谋处副处长兼通信科长。部队刚到东北，人生地不熟，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根据地不巩固，百业凋敝，匪患猖獗，大敌压境。摆在辽东军区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迅速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络，因为通信联络是部队的神经，通信联络一旦中断就意味着指挥中断，指挥中断就意味着打败仗。但是，当时从山东军区调来的五个师部、二十六个团、数万部队，除了随军现用的通信人员和设备外均无备份，甚至有些该带的人员、设备也被留下。部队要大发展，执行繁重的剿匪任务，还要准备应付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迫切需要增加通信设备和人员。为此，周涌和他的通信科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开了五期报务训练班，培训报务员290多名。他们还以师父带徒弟的方法培训了一批机务员。另外，还大胆地利用留用的日伪技术人员为我服务。特别是地方电信部门，除军区派去的领导骨干外，基本上是留用的日伪技术人员。为了解决通信器材短缺的问题，周涌组建了通信材料股，专门负责解决通信器材问题。他们除发动部队广泛收集日伪遗散的通信器材，充分利用缴获的国民党军队的通信器材，还利用汽车发动机发电办起了自己的修配所，自行装配和修复了大量通信器材，并制造了电池、手拉击发信号弹等通信器材，受到部队的欢迎。周涌还负责接收日伪地方电信局的工作，任务艰巨、复杂、政策性强，还要提高警惕防奸、防特、防敌人破坏。

　　作为辽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通信科长，并兼临江卫戍司令，此时周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不但要负责全军区的通信工作，还要参与领导和协调作战科、情报科、机要科、训练科、军务科等各科的工作，负责临江地区的剿匪、反特、治安、保卫等工作。例如，为了及时准确地获取敌人的情报，情报科从上到下建设了一个多手段的情报网：全国性的战略情报主要靠中央军委提供，东北地区的情报主要靠东司提供，辽东地区及当面敌情则主要靠自己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如打入敌人内部和敌占区的秘密情报网，收听敌有、无线电话的监听网，窃抄破译敌电台的电报网，师以下战术侦察网等。作战科则根据情报科提供的情报和首长意图，拟制作战计划供首长参考。战斗中，作战科要督促参战部队按作战计划和命令行动，同时要掌握敌我双方在战场上的变化，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向首长提出建议。而通信科则将战场情况不断地上传到指挥部，将首长的命令不断地下达到各部队。总之，那个时期周涌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作战室里，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协调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各种建议，为军区首长当好参谋。

　　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是辽东军区最困难的时期。东北的国民党军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集中大部分主力猛烈进攻辽东军区所辖的南满地区，企图一举消灭南满我军，然后再集中全力进攻北满。我军控制的地区一度被压缩到只有长白山附近的临江、长白、抚松、濛江四个县的狭小地区。为了扭转危局，党中央派陈云和萧劲光来到临江，分别任辽东军区政委和司令员，肖华任副司令员、副政委，指挥辽东军区部队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进行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在四保临江的艰难岁月里，陈云、萧劲光、肖华经常来到作战室，和参谋人员研究敌情、制定方案、指挥战斗，周涌有机会亲耳聆听首长们的教诲，亲自接受首长们的言传身教，亲自向首长们建言献策。陈云还亲自找周涌谈话，一次是了解我军通信保障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一次是亲自带周涌到鸭绿江岸边看地形，并指示周涌查明临江到大栗子沟段的水深、结冰厚度、码头分布等情况。在北满我军“三下江南”战役的配合下，辽东军区部队经过四个月的英勇奋战，终于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从此，我军完全转为主动，改变了东北的战略态势。

　　1947年12月，周涌调任安东军区参谋处长，1948年12月，任辽东军区副参谋长。在此期间，周涌参与指挥军区所属部队一六三师参加辽沈战役，解放了本溪、抚顺，直插苏家屯并占领沈阳南站，配合野战军解放了沈阳。所属一六四师配合野战军对营口逃敌进行了阻击。1950年8月，周涌升任辽东军区参谋长，1952年12月，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辽东省东临中朝边境，隔鸭绿江与朝鲜相对，因此辽东军区除一般任务外还肩负着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当时的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曾指示：辽东省地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线，是我志愿军出入国境的必经之地，你们要大力协助志愿军部队的各项工作，这是你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不可推脱的神圣职责。根据这一指示，辽东军区做了大量工作，全力支援前线，支援志愿军。例如，积极协助志愿军各部队做好来往渡江的准备工作，如宿营、物资保障、伤病员转运等工作。数十万志愿军都是经过辽东军区辖区内的安东、长甸、辑安三个渡口渡江的，而主要是安东，彭德怀、杨得志、邓华等志愿军首长也都是在安东渡江的。当时，凡是入朝的志愿军部队都要到辽东军区来了解情况，要求军区介绍敌情、我情、地理、民情等情况。为此，周涌要求军区情报科和作战科，指定专门参谋人员负责收集情报和资料，整理汇报提纲，制作路线图、地形图、敌我态势图等供入朝的志愿军首长和指挥机关使用。辽东军区积极支援驻安东等地的我空军、防空部队作战，支援苏联援我的空军和防空部队作战。还派出部队抢修浪头、大东沟、大孤山等军用机场和鸭绿江上的桥梁。军区还协助回国的志愿军部队整训，协助省委、省政府组织迎送志愿军的群众活动。组织救援和安置朝鲜难民。组织所属部队和民兵加强江、海防的保卫，维持社会治安，防止敌特的渗入和破坏。当时美军和南朝鲜伪军在黄海离我大东沟不远的水运岛驻有侦察部队和特务，经常潜入我国境内，搜集情报、进行破坏活动。周涌参与指挥军区部队一举攻占水运岛，全歼敌军，挖掉了敌人安插在我们近海的耳目。为了更好地完成支援抗美援朝的任务，周涌曾多次亲赴朝鲜前线考察、调研、协商事宜。

　　1954年8月，辽东省和辽西省合并为辽宁省，辽东军区和辽西军区也合并为辽宁军区，省委书记黄欧东同志兼辽宁军区政委，周涌任副司令员。1959年8月，周涌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2年1月毕业，并调任军委通信兵部参谋长，后升任通信兵部副主任。周涌乘到总政治部办理组织关系之机，拜访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肖华非常热情，鼓励他干好工作，并指示他：“现在你来通信兵工作，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你所担负的责任是不同的，那个时候工作范围小，任务是局部性的。但军委通信兵部的工作范围和任务是全军性的，甚至涉及全国和世界，所以既重要又艰巨。工作中有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论困难有多大，总会有办法克服它。”

　　在和平建设时期，周涌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认真贯彻上级指示，深入部队、边、海防进行调查研究，不断探索部队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到通信兵部任职后，重视通信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部队建设，积极进行传帮带。他是我军通信兵的元老之一，长期担任通信兵领导职务，积极贯彻军委、总部领导对通信工作的指示和要求。在通信值勤、长途通信网、指挥自动化建设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涌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革命立场坚定，思想敏锐，善于钻研，工作作风严谨，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为人正派，处事公道，平易近人，宽以待人，关心部属，性格直爽、开朗、乐观，对党和同志坦率、诚恳、热情、无私。他始终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生活待遇高低。他经常用革命传统教育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对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他的夫人付瑞芸，1925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苍山县湧泉村，1941年入党，同年入伍，与周涌于1942年10月结为革命伴侣，恩爱一生，育有4个儿子，个个靠自己的努力成才。大儿子周晓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工程排长、参谋长、团长等职，1990年任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处长。二儿周晓光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三儿周晓亮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通信工程学院政治教员，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留该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历任科研处处长、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哲学动态》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休谟哲学研究》，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四卷，该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四儿周晓晨是国家邮电部高级工程师，事业有成。

　　周涌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在他的家乡传为佳话。20世纪六七十年代，周涌每次回乡探亲，都有亲属找他安排工作。有一次，他的弟弟周道发跑到县委招待所向周涌哭诉务农辛苦，要求帮助解决工作，哪怕安排守门、扫地等临时工也行。周涌劝他安心在家务农，当劳动模范，弟弟不听劝告，为此事兄弟俩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周涌外侄女婿在通信兵部队服役，要求当志愿兵也未满足其要求，退伍后要求安排进工厂，周涌耐心劝说，鼓励他安心在农村发展生产。其他亲属也有类似要求，都婉言拒绝，深受当地干部群众敬仰。

　　1968年至1973年，周涌曾兼任四机部军管会副主任，1975年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顾问，1981年6月离职休养。

　　周涌于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1955年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4年11月6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主要参考资料

　　1.周涌《回顾我的一生》，1982年2月7日。

　　2.周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1987年2月20日。

　　3.《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教员及无线电学员名单》。

　　4.萧克《红二一六军团长征记》。

　　5.《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

　　6.王金福《长征中的红军无线电通信》。

　　7.黎东汉《回忆红军电台》，《无线电》，1959年第5期。

　　8.周涌《山东抗战的通信工作》。

　　9.《彭富九：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10.刘寅《草地入党》，《刘寅文集》。

　　11.江西省吉安市委党史办编《长征中的井冈儿女》，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刘云和）

　　§§第九章 海疆万里建功勋——记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第一任政委张华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