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英杰

第三节 红色通信兵

　　1932年7月，周涌从红军学校毕业，经红军学校特派员黄火青同志谈话被分配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学习保卫工作。同年10月又被国家保卫局派到瑞金红军通信学校做保卫工作兼学无线电报务技术。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红军还没有无线电通信这种先进的通信手段。1930年12月30日，红军在永丰县的龙冈歼灭了张辉瓒的国民党第十八师，缴获了一部电台，只可惜，混乱中发报机被砸坏，而收报机侥幸保存下来。不久红军在宁都歼灭国民党谭道源师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自此红军从一部半电台起家，建立起自己的无线电通信队伍。

　　设在瑞金的红军通信学校（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就是红军为培养急需的通信干部而创办的第一所通信专门学校。1933年5月，周涌从通信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革军委电台当见习报务员。同年8月又被派到红一军团电台二十二分队任报务员兼做保卫工作。二十二分队是红一军团的机动电台，哪个师单独行动就跟哪个师执行任务。1933年冬，周涌随红一军团回到家乡，得知父亲被害，悲愤万分，更加深了他对阶级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决心。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周涌也告别了家乡，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上，上有敌机轰炸扫射，下有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红军战士几乎每天都在行军打仗。由于离开了根据地，没有了后方，他们经常风餐露宿，挨饿受冻，受了伤，生了病也缺医少药，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长征中的电台工作人员不但要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行军打仗，而且宿营时，别人可以休息，他们却往往不能，因为军情紧急，他们随时都要架起电台与各方联络。他们的任务虽然主要是通信保障，但敌情瞬息万变，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参加战斗，面临生与死的考验。1934年11月，红军强渡湘江时，肖华为政委、彭绍辉为师长的少共国际师担任阻击敌人、掩护主力渡江的任务。周涌所在的电台二十二分队也被配属到少共国际师，和师直机关一起行动。一次，师直机关突然遭到敌人的偷袭，敌人从侧后方冲上来，子弹在头上嗖嗖地飞过，情况万分危机，周涌和同志们也投入了战斗。千钧一发之际，肖华政委亲自带领警卫连抢占了附近的一个山头，猛烈还击，才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转危为安。尽管长征路上如此艰难困苦，危险丛生，但是凭着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周涌跟着红军，抢湘江、夺乌江、占遵义、渡赤水，革命意志从来没有动摇过，并且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1935年2月，红军第二次攻打遵义时，周涌病倒了，他的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疮肿。由于部队缺医少药，又在不停地行军打仗，他的疮肿感染化脓，日趋恶化，以至于无法行走和值班。上级决定把他留在地方养病。一天晚上，军团卫生部给他留下5块银圆和少量药品，并用担架把他送到遵义城北门外一老乡家里，同去养伤的还有一名炊事员。临别时，护送的干部给他们留下话：“我们部队就在贵州创建根据地，你们暂时留下来养病，病愈后部队会来接你们。”望着同志们离去的背影，周涌百感交集，他不愿意离开生活战斗过的部队，不舍得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但又不得不离开，因为他知道，他不能拖累部队和战友，而且这是上级的命令，他必须坚决执行。他下决心，赶快养好病，重返部队。经过自己精心地调养和老乡的照顾，伤口排脓、消肿、愈合，短短的十几天，周涌的病情大有好转，很快就要痊愈了。

　　周涌眼看着归队有望，可是军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红军撤离，敌人重占了遵义。敌人一进遵义就挨家挨户地搜查，把在遵义及周围地区养伤的红军伤病员，包括周涌在内的200多人都抓了起来，关进遵义城里的一所贫民医院监护治疗，实际上是关进了一所临时集中营。在医院里，周涌和红军伤病员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和敌人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如敌人虐待伤病员，全体伤病员就团结起来集体抗争。敌人对红军伤病员搞政治审查（查党团员）和职务审查（查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伤病员们就约定，任何人不许暴露自己和其他同志的真实身份。因此周涌连级干部、共产党员、报务员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周涌痊愈后就和几个已经痊愈的伤病员，其中有红军部队的医生和护士，一起看护其他伤病员，并且学会了一些基本的医疗和护理技术。1935年4、5月间，国民党新编第八师到贫民医院抓兵，周涌也被抓去。因他懂得点医术，就被安排到二团卫生处当医兵。在深陷贫民医院和敌营的日子里，周涌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红军战士、共产党员，一直在寻找机会逃出虎口，回到自己的队伍。

　　1935年12月，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西转战到湘黔边界的铜仁地区，国民党新编第八师奉命到龙溪口附近阻击红军。一天，新八师二团到达距龙溪口20华里的一个小村庄时，被红六军团教导团的游击分队发现，交了火。枪声一响，周涌就知道，机会来了。当天，敌团部夜宿该村，周涌被敌政训员，一个国民党特务，安置在一小阁楼上住宿，周围有岗哨巡逻，周涌曾当过红军，受到敌人格外严密的监视。那天晚上，周涌一夜未合眼，反复思考如何摆脱敌人的监视逃出虎口，回到自己的队伍。第二天早上，雾气很大，能见度很低。周涌装着和平常一样，照常起床、洗漱、干杂务活儿，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政训员还特意过来看了他一眼，没有发现什么，就走开了。乘敌人放松警惕的机会，周涌假意散步，向后山走去。路上碰见敌一哨兵，幸好这个哨兵曾经找周涌看过病，一身的疥疮，就是周涌给他治好的，因此互相熟悉，对周涌还有些感激之情，没有戒意，只招呼一声就任由周涌踱出哨卡。周涌一走出哨兵的视线，就撒开腿向前一天响枪的山上猛跑，跑到山跟前时，红六军团教导团的红军战士端起枪向他喊话，他也高喊：“是自己人，不要开枪，我原来也是红军，现在归队。”话音刚落，敌人就追了上来，200米开外向周涌射击，红军也马上还击。危急关头，周涌不顾一切，拼命奔跑，任子弹在耳边呼啸，终于在红军的掩护下跑回了自己的队伍。

　　回到红军队伍后，周涌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审查。第一个和他谈话的是李贞同志，当时红六军团的组织部长、后来的开国女将军；后来又到军团保卫局接受审查，保卫局长吴德峰同志询问了他的详细情况。经过组织的详细审查，加之周涌有几个通信学校的同学在六军团电台工作，可以证明他的身份，因此周涌很快就通过了审查，恢复了报务员的工作，先是在六军团电台工作，后来又到红四方面军四军工作，1936年7、8月间奉命到红三十二军任电台队长，并紧随红二、四方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