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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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贵意象的选取与巧达，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把秋天的金刚桥，“引人袖手少行舟”；九月的重阳节，“鼓楼闲步算登高”，这样平常的事表达意趣盎然，清新老道，特别是“少”与“算”字用得恰到好处，分寸感极强，没有诗才和功底是写不出来的。

　　凌叔华在女师期间仅《会报》上留下的书信、诗词、游记、论说、日记等十九篇（见年表篇名）之多，且题材多样，笔法纵横，思随时代，让我们看到青春时代的凌叔华文采卓然，不同凡响，作为女师学生中的翘楚，深得老师和同辈的称羡。

　　从民国九年（1920）一月起，天津各界群众和爱国学生又投入到抵制日货的斗争中。那时有两名参加罢工的工人被日本厂主杀害，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联合会向天津市长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他转呈总统。凌叔华和全校学生走上街头讲演宣传，说服商店抵制日货，关门一天，并要求政府向日本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那时天津许多日本商人的商品以次充好，把便宜货运到中国市场，以高价销售。他们还将走私品运到天津，谋到暴利。中国人对此非常愤慨。

　　游行返校后，语文老师张皞如要求凌叔华和其他几个学生，立刻把当天的请愿活动写成作文，他选出最好的一篇送到《天津日报》发表。

　　第二天早上，张皞如带来一张报纸。下课时他当着全班同学朗读。凌叔华听到是她写的作文时，脸红心跳，激动得流下了泪水。张先生把报纸递给凌叔华说：“留着这张报纸，上面有你的名字，等你有一天成了作家，你会更加珍惜它。”

　　张皞如是凌叔华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南满人。一八九六年，他的家乡被日本人占领，父亲被捕，母亲出走，他流落街头，叔叔找到他，把他带到天津上学，中学毕业后又到北京一所学院学习，他的中文学业非常出色，毕业后回到天津任教。他非常憎恨日本人，也讨厌洋货。学生运动在天津持续了两年，他经常帮助学生会为他的学生制定活动计划，修改讲演稿、请愿书，还推荐到报纸上发表，像对待自己的工作一样，这为他赢得了叔华和许多同学的尊敬和爱戴，叔华做什么事都事先同他商量。抗日战争前一年，张暤如在南满被日本人杀害。

　　凌叔华的老师张皞如，也曾是周恩来的老师。凌叔华在女师写的文章，倍受张先生赞誉，并写了许多评语留在《会报》里。

　　在凌叔华《雨后天晴邀女友看菊小启》，他的评语写道：“一路雨天花。此文家纤秾之品，亦文家自然之品也。二者兼得，真乃难事。”

　　在《与同学书劝真熟读尤西堂〈反恨赋〉》，他的评语是：“无一语不神韵，无一笔不风华。凌生才人也，亦学有根抵人也。勉之进之。”

　　在《张允瑛女士追悼会记》，他的评语写道：“匹马单枪，如入无人之境。此语惟凌生当之。”

　　在《论女子学文之功用》，他的评语是：“入门下马气如虹。惟斯文得之，虽后幅于文字稍略，而议论坚卓，根底宏深，大气盘旋，实有他人能不可及者。瑞棠勉之，吾为吾校得才贺。”

　　在《与执友书：历述生平得意事与失意事》，他的评语是：“谈得意处，如龙跳天门；谈失意处，如蝉呤秋树。光明俊伟如子由，抑郁慨恻如子长，读之领人神往。”

　　在《拟中秋夜与嫦娥书：对月述评》，他评论更是议论纵横：“神情遥远，气象万千，壮夫之怀，才人之笔。金圣叹所谓‘灵眼觑着，灵手捉着’，史家所谓‘天雨为栗，鬼为夜哭’者，此也，有此文乃不负此题”。

　　在《人必如何而后为得志说》，他评论说：“色色空空，唤醒世人，理既超妙，笔复纵横，读之如遇南华老仙，放言谈道，句句令人点头称是。”

　　在《对于中日秘约之感言》，他评论说：“笔有锋芒，辞挟风雷，使当道者见之，不知心有慽慽焉否。”

　　凌叔华对张皞如老师十分敬佩，曾将她的思念写在小说《古韵》里，但又朦朦胧胧，今从校友会《会报》里终于得到一些具体细节，他不仅文采斐然，对凌叔华也有识珠之明。上世纪二十年代凌叔华走上中国文坛，印证了他的判断并非虚言，上述评语便是佐证，今抄录在这里，与读者诸君共飨。

　　刘表扬（1894-1977）、郭隆真（1894-1931）、张若茗（1902-1958）毕业后，一九二○年十一月同周恩来一起赴法勤工俭学，成为早期的共产党员。邓颖超（1904-1992）毕业后，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任教，一九二二年夏应天津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聘到该校任教。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党，同年与周恩来结婚，奉调南下广州从事妇女运动。许广平（1898-1968）晚一届毕业，一九二二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一九八四年，邓颖超来天津会见女师校友，还记得同班同学岫尘名字叫秀臣。梁岫尘（1900年生，是班上最年长的学生）说：“我是封建家庭出身，爷爷盼孙子，可惜生了两个孙女，姐姐叫秀君，我叫秀臣。到了民国，姐妹怎么还称君臣呢？这个名字是毕业时白老师给改的。”邓颖超说：“我原来叫文淑，白老师给改为颖斌，我不喜欢，后来自改为颖超。”

　　凌福彭退居林下后，曾两次到北戴河度夏。

　　北戴河在商、周时属孤竹国，伯夷、叔齐即孤竹君二子。公元前六六四年孤竹亡，又属燕地。秦始皇第五次东巡到此，刻“碣石门”。三国时曹操北定乌桓，来“碣石”赋《观沧海》诗，这是耳熟能详的历史。

　　北戴河的开发始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正式划定“鸽子窝”沿途三海里为避暑区。民国六年（1917）北宁铁路局为方便中外游人，开设了北戴河至海滨的支线。民国八年（1919），建莲花石公园和第一、第二公共浴场，吸引了大批游客。凌淑浩按奈不住宣传的吸引力，鼓动父亲凌福彭携家人来此度夏。第二年，美、英、德人又建“东山会”（组织），海滨增添了人力车和驴脚为载客工具。凌淑浩不甘落后，和姐姐叔华又随其父来此避暑，在饱尝海浴滋味的同时，又意外地圆了她的求学梦，上医科学校的计划有了眉目。

　　第一次到北戴河度夏，凌福彭带叔华、淑浩住在朋友的别墅里，她们曾记得，在二楼阳台上能看附近跑道上的赛马。凌福彭在这里办过一次宴会，和一帮北洋老友一边喝着木桶里堆着冰块的德国黑啤酒，一边畅谈往事。凌淑浩在这里认识了两个外藉女人，一个是印度青年女子，她帮她学中文；另一个女人是在山东齐鲁医学院教书的美国人，她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杂货店，凌淑浩因买浴帽与她相识。她问能否到她那儿上学。那位女士告诉她，医学院有一半课程是用英语讲授的，上医学院先得练习好英语。于是她明白了上医学院必备的先决条件，从而坚定了学医的志向。

　　大约在民国九年（1920）淑浩毕业前夕，表哥冯耿光（小说中叫康光）因事到府上看望姑夫凌福彭，并为叔华、淑浩姐妹回北京上学说项，得到了父亲的同意。

　　冯耿光（1882—1975），字幼伟，广东番禺黄埔村人，是凌福彭大夫人的侄子。他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先在福建马尾要塞任司令，后改任清政府军咨处司长。辛亥革命后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兼山东临城矿务局督办，后脱离军界。民国七年（1918）冯国璋任命他为中国银行总裁，直到民国十一年（1922）辞去总裁一职，改任常务董事。在这期间曾发生安福系攻击中国银行总裁、副总裁“贪渎”一案。

　　冯耿光是梅兰芳（十四岁相识）一生重要支持者，梅早年住宅芦草园，便是冯耿光所赠，梅妻福芝芳亦是冯牵的红线。梅赴美、苏演出，经费都是冯为之筹集。梅称自己“一生事业中受他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

　　另一位表哥冯祥光（小说中叫康贤），字玉潜，广东番禺黄埔村，清举人，曾赴德国留学。历任闽浙总督署和两广总督署文案，考察宪政大臣参赞。民国后任驻巴拿马、旧金山、汉堡、新加坡总领事。

　　二位表哥还劝说凌福彭不要“成天跟那帮军阀费唾沫”，尽早搬回北京去居住，也让两表妹到北京去上学。

　　凌福彭很快同意了两位表侄的建议。

　　民国九年（1920），凌淑浩以优异成绩从直隶女师毕业。两姐妹一起考入燕京大学女子学院。

　　凌叔华站金刚桥头，回忆着七年来天津女师的读书生活，一颗心像海河荡漾的澄波，不停地翻腾着这段青春似水的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