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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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风云

　　转眼间到了1919年春，卢作孚已经做了将近两年的数学老师，而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期。当年《群报》的主笔李劼人受人之托，在成都又创办了一家新的民间报纸《川报》，自任社长兼总编辑。报社刚一组建，李劼人就想到，昔日的同事卢作孚可当大任，于是去函诚邀卢作孚担任《川报》的主笔、记者和编辑。

　　李劼人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他生于四川成都，1919年赴法国留学。23岁任《四川群报》主笔、编辑，《川报》总编辑。建国后曾任成都市副市长、四川文联副主席等职。代表作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另外，发表各种著译作品几百万字。

　　李劼人从1915年担任《四川群报》首任主笔起，就聘请了周太玄、王光祈为驻上海和北京的记者。《川报》创刊后，周太玄、王光祈仍然被聘为驻外记者。1919年2月，周太玄在法国组建“巴黎通讯社”。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国内民众十分关注我国政府能否在“和会”上争回山东的主权。因此，“巴黎通讯社”从组建之日起，就密切注视着“和会”的动向，随时都有新消息传回国内。

　　有一天，会议的重要内容让他们探得了以下消息：西方列强要把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在文件上签字，真是岂有此理！消息核实后，周太玄连夜写稿，最终抢在英美日等国通讯社之前，第一个将报道发回了国内。随即，“五四运动”便在北京爆发了。

　　“五四运动”时，王光祈正是北大的旁听生，理所当然参与了北大学生的集会和游行。敏锐的王光祈立即感觉到了这一大事件深远的历史意义。5月4日当天从赵家楼出来，他就直奔电报局，用专电将北京的消息发回了成都。

　　李劼人收到王光祈发出的第一封“五四运动”的专电后，意识到一件历史大事件发生了。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编发了周太玄发回的巴黎中国留学生反对“和会”签字的新闻，现在又收到王光祈从北京发来的更激动人心的消息。他立即就在《川报》的重要位置以最大的字号登载。以后每次收到北京来的文章，他都以最快速度在最显著的位置发表。

　　随着“五四运动”的进行，《川报》及时跟进，大量报道，把发生在北京的一系列活动迅速传到巴山蜀水。通过《川报》，成都的学子了解到“五四运动”的情形，并且一致决定拍发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声讨北京卖国政府，要求罢免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呼吁全国各界一致反对“巴黎和会”签字。随后，成都各校数千人开展游行示威活动，向督军、省政府请愿，通电各省各县共起反日救国，并一致通过反对日货运动。

　　“五四运动”在四川播撒了新思想、新文化，使大批有志青年受到了新时代的洗礼。巴金、艾芜等热血青年正是沐浴着“五四”的阳光，踏上了他们追求光明理想的人生道路。李劼人犹如优秀的火炬接力手，“五四运动”的思想之火最终经他的手燃遍了巴山蜀水。

　　卢作孚正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川报》，成为李劼人的得力干将，直接参与《川报》对“五四运动”的报道工作，再次感受到革命的力量。在“五四运动”前，风起云涌的国内外形势，已经让卢作孚意识到要有大事发生，此时需要借助报纸的力量来推动事件进展。当收到李劼人的邀请时，他当即决定辞去教师职务，前往成都再次从事新闻事业。就在卢作孚就职的当月，“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成都各校学生群情激奋，纷起响应。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为首，各校开始罢课游行。

　　在“五四运动”中，卢作孚有着双重身份，其一，作为记者，他是事件的见证者、记录者，他要秉着记者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地报道发生在成都的运动；其二，他是运动的参与者，“五四运动”是以爱国青年为主体的运动，没有爱国青年的发起、参与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成功，而卢作孚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不可能不参与到这样一场伟大的运动中。白天，卢作孚加入到游行示威者的行列中，举起爱国的旗子，呼喊爱国的口号，即使手臂酸疼，嗓子沙哑也不能让他有丝毫松懈；晚上他又端坐案头，奋笔疾书，将当天的见闻翔实记录，写作成新闻稿送到报馆编排印刷。

　　运动期间，卢作孚除了参与运动和报道运动之外，他还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学会是由李大钊、王光祈、陈愚生、张尚龄、周太玄、曾琦、雷宝菁等人于1918年联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筹备组织起来的。当时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体回国，国内各学校学生请愿受到反动军阀压迫而失败，因此感到要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之必要。这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开会筹建，后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

　　李大钊和王光祈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等进步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还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他当时极力反对政治改革，主张社会改革，要用教育和实业来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这些主张与卢作孚的思想有契合之处。然而，“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多是一些年轻学生，并没有找到以教育和实业救国的途径，而“五四运动”后全国政治情绪高涨，许多人加入政党或组织新政党，又回到了政治改革的老路，一些不愿意放弃原来主张的人也找不到出路，只能安心读书做学问，王光祈自己也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史去了。

　　相比之下，卢作孚的做法则更加务实。王光祈、曾琦坚决要求不依靠既有势力，要和军阀官僚划清界限，要完全用青年自己的力量建设理想国家。这样的想法固然可贵，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却无异于空谈；卢作孚则不然，他认同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而且，他认为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来实现这个理想，他不反对利用青年的力量，但是，他不赞同只依靠青年单枪匹马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最终，不同的主张让这些热血青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他们都是来自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人会否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只是不同的主张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未来。选择政治革命的人，在枪林弹雨里缔造了一个新的国家；选择潜心治学的人，则再次丰富了中国的学术领域；而卢作孚则用自己的行动成就了一代船王的辉煌。

　　出任公职改革教育

　　1921年对卢作孚而言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卢作孚开始把自己的想法变为现实。他不再当老师，也不再办报纸，而且接受公职，借助手中的权力来改革教育。他教育救国的伟大理念终于进入实质性阶段。

　　在1920年，川军著名的军阀杨森任川军第9混成旅旅长、泸永镇守使、第9师师长，一时间成为地方上最有权力的人物。杨森出身军官学校，早年加入同盟会，有一定的革新思想，当杨森执政之后就提出了“建设新川南”的口号，而卢作孚作为当时四川省内知名的改革人物，自然得到了杨森的重用。杨森邀请卢作孚到泸州任永宁公署教育科长，让他主持当地的教育改革事宜。

　　得到杨森的邀请之后，卢作孚认为这是一个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理想的好机会，他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来更加快捷有效地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可以用最少的时间收到最大的效益。于是，他欣然接受杨森的邀请，离开成都的报社，赴泸州与杨森面谈。

　　两人之前虽然从未谋面，但是见面之后谈起改革大计让彼此感觉相见恨晚。尽管杨森推行的改革更多的时候是为了炫耀其执政的功绩，但是他支持改革的态度却能够为卢作孚的改革提供强大的支持。最后，杨森以卢作孚“为人谙练有识，劲气内敛”，任命他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主持川南的教育行政工作。

　　接受任命之后，卢作孚就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他的社会改革实践中去，怀抱“教育救国”的理念，领导川南的新建设。卢作孚大力推行教育改革，革除学校教育弊端；广泛开展民众教育以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整个泸州地区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一时间，“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口号传遍全川。

　　卢作孚在川南施行的教育改革试验主要针对民众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方面。民众教育针对全体民众，把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继续下去，要让民众从思想上把皇帝赶走，摆脱精神上的枷锁，接受民主共和的观念，认识到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学校教育则是为了培养国家的未来，让孩子从小就接受认可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让他们以全新的状态走进这个全新的社会，适应这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时代，以此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合格的新主人。

　　卢作孚进行民众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创办“通俗教育会”。他一上任就创办了该会，而且亲自负责。同时，他还建立图书馆、阅览室，举办各种展览，还派人挑担送图书下乡，开展阅读活动。他这些工作所针对的都是最普通的劳苦大众，这其中的许多人甚至目不识丁。卢作孚认为启蒙最广大的底层人民尤为重要。早期的思想启蒙都只是集中在某个特定的阶层，往往与人数最多的普通大众无关。例如，清末的资产阶级改革，虽然是一次思想启蒙，然而启蒙的对象都是具有一定眼界和学识的上层人物，目的是要让他们接受资产阶级思想，至于普通大众则几乎是毫无相关。“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启蒙则集中在学生等青年阶层，虽然“五四运动”启蒙了一大批青年，但是最广大的贫苦百姓依旧无动于衷。卢作孚深感底层人民不觉醒，国家就难以真正富强起来。因而，他社会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民众教育。

　　“通俗教育会”是卢作孚进行民众教育的主要机构，他们通过定期举办时事讲座、辩论会等方式来传播新思想。当时传播新思想的主要场地就设在了泸州白塔寺的旧戏台，粉刷一新的旧戏台夜夜灯火通明，吸引了大量围观的人群。

　　最初很多人以为是要唱戏，就纷纷上前，谁知上台的不是穿戏服抹花脸的演员，而是一个个子不高穿着一身中山装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