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4.本着革命利益为重的精神，毛泽东主张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因为“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这是在人事安排上的一着妙棋

　　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为壮大革命力量，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实现北上抗日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这一目标能否尽快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合作态度。而张国焘又是一位关键人物。为了争取张国焘的合作，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按照红军的体制，总政委也就是军委总负责者。

　　为什么担任此职的周恩来要辞去这一职务而让位给张国焘？

　　这得考察一下张国焘的历史、为人以及当时红一、四方面军的实力状况。

　　张国焘长期在红四方面军中推行高压政策和愚民政策，实行个人独裁，红四方面军许多官兵都把他看成四方面军的灵魂和核心，如果不给他一个有职有权的职位，会使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丧失信心，以为中央不信任他们。因此，从团结和争取红四方面军来说，必须对张国焘做出适当的安排。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老党员。1919 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参与领导“五四运动”。1920 年参加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被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主任。1927 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回国后，进入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同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张国焘有辉煌的历史，其间也犯过严重错误，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譬如，在大革命时期，他执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产生动摇，南昌起义在酝酿时，他专程赴南昌阻止；在鄂豫皖苏区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时，他积极推进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并主持开展错误的“大肃反”，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压制和打击，致使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不得不在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创建川陕根据地后，他又不向中央请示，于1935年4月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等等。但是，他又是一个有一定能力的人。他在鄂豫皖根据地虽然不断丢弃根据地，但又不断创建新的根据地，而且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两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已由他刚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时的不足1万人发展到8万人，成为最大的一支主力红军。一、四方面军两军会师时，正值红军遭受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最需要干部的时候，给他一个合适的职务，从关心和爱护干部，发挥他的积极性和特长方面来说，也是必要的。

　　同时，张国焘还是一个崇尚实力的人，把红四方面军看成是他个人的资本。他认为，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该当领导。他的野心很大，随着四方面军发展壮大，他的野心越来越膨胀。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夕，1935年5月18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下设政治局，俨如党中央组织。同时，还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自封主席。5月30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自称“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便是西北革命运动的大本营、领导者与组织者”，“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俨然以西北的领导中心自居，大造声势，造成既成事实，以与即将进抵西北地区的党中央分庭抗礼。张国焘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这种“欢迎”态度，给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埋下了极为有害的隐患。

　　张国焘在没有掌握中央红军的实力以前，对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还是相当尊重的。6月12日，他在茂县得到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报告后，当即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表示欢迎。6 月15 日，张国焘又与陈昌浩、徐向前一起以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名义发出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的贺电。

　　这时，中央和张国焘虽然也有不同意见，但都是用商量的口气。然而，当张国焘了解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损耗，中央红军的人、枪不如四方面军的事实以后，他的态度便发生了截然的变化。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政治局考虑到为了给两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实现北上战略方针提供组织上的保证，在发布《松潘战役计划》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可是，张国焘的主要注意力似乎不在行动方向方面，而在红一方面军的实力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以后，他原以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他曾宣传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此时看到中央红军个个面黄肌瘦，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衣服，背的是五花八门的背包，便动起了心思。特意向周恩来询问起了一方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人比中央红军多，装备比中央红军好，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起来。他不愿攻打松潘，不愿承担攻打松潘的重任，意在保存实力，更是不再满足中央政治局常委给他中革军委副主席的任命，一再要求中央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

　　两河口会议的共识是迅速行动，但张国焘为了实现其权力野心，回到杂谷脑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后，先是按兵不动，同时进行了一些暗中活动，譬如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表示关怀，并说准备拨两个团给聂、彭补充部队；派人送东西，想收买中央红军的主要干部，挑拨党内的关系。时任红三军团长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说：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往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到当前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的团结……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了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当这一手不能奏效时，张国焘便公开向中央伸手要权。

　　6月30日，他致电中央，公然违反他刚刚举手赞成的两河口的会议决定，重新提出退却方针，主张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一部向西康发展，红一、四方面军就地向北稍微扩张一些。

　　这时，中共中央正派出由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组成的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张国焘赶紧来到中央慰问团驻地，表面上很客气，实际限制慰问团的行动，不让慰问团接近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并向李富春表示，非常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要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并建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

　　7月9日，张国焘控制的中共川陕省委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请中央速决速行。

　　7月10日，张国焘亲自出马，致电中共中央，借口毛儿盖战斗开始，胡宗南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提出：为了将主力迅速开到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宗南部，“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问题，反对右倾。”

　　7 月16 日，陈昌浩也致电中革军委，称“浩甚望指挥统一”。7月18 日，他又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任参谋长。要求“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并声称：“浩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

　　张国焘和陈昌浩密切配合，大演双簧。顿时，北上、南下战略方针之争转变成一场权力之争。

　　除连续发出电报外，张国焘还派人找红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情况。并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言论，损害中央的威信。

　　对于张国焘的这些活动，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评论说：“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

　　中共中央对于张国焘延宕红军北上的错误，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希望他能够觉悟过来，改正错误，服从中央正确领导，共同北上。

　　7 月10 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指出：“分路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告知：“弟等今抵上芦华，急盼兄及徐陈迅速集中指挥。”

　　同时大敌当前，本着革命利益为重的精神，对于张国焘提出的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中共中央在坚持组织原则的前提下，也给予了认真考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就张国焘的位置安排进行磋商时，张闻天为顾全北上的大局，主动提出让出自己总负责的职位。当时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么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周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样安排好，表示赞同。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并提出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 人，现增为5 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的，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

　　会议会后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当天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以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对张国焘的人事安排，既照顾到了张国焘的情绪，又没有影响到中央的权威，是中央在人事安排上的一着妙棋。

　　对此，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