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周恩来摆事实，讲道理，让张国焘表态同意“北上”

　　毛泽东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正是在这个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行动方向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还在两军会合前夕，中共中央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因此，才有6 月16 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联名发出《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

　　张国焘不赞成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他于17日复电党中央，声称：“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提出要红军北攻阿坝，过草地西进北上，“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中）主力打”，或者"暂时利（向）南进攻"的主张。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认为张国焘过分强调向东或沿岷江向北发展的困难，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向西、向南的主张，又不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在接电后次日，即复电张国焘等，明确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并指出：以这样大的部队“经阿坝和草原游牧区进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望即下决心为要”。

　　20 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坚持其西进南下主张，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

　　当天，中央复电张国焘，强调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打电报官司能解决的，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24日，毛泽东等率军抵达懋功县两河口。张闻天发挥他的特长，在他所住的关帝庙，迅速挥就一篇论说充分的文章《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在油印的《前进报》上发表，先声夺人。

　　25日，张国焘骑马在30多名骑兵卫队的护送下从杂谷脑来到两河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冒着滂沱大雨，欢迎他的到来。

　　张国焘的懋功之行，受到了热烈、真诚的欢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作了描述：

　　“6月的一天下午5时左右，在离抚边约3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隆重的欢迎仪式之后，领导人坐在一起，开始讨论实质性话题：两个方面军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方针。

　　涉及到这个关键问题，毛泽东和张国焘这两个中共一大的代表，虽多年未见，却话不投机。

　　在欢迎会上，张国焘即公开提出“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主张。他说：“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我与毛泽东等在懋功初会时，双方在政治军事以及两军的关系上，就表现了针锋相对的看法。”

　　6月26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有条不紊，摆事实，讲道理。

　　他先回顾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都是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

　　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作出选择呢？周恩来提出三个条件：

　　一、“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反攻。

　　二、“群众条件，人口较多。”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大批扩大红军。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20 万人，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

　　三、“经济条件。”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皮等，都不容易解决。

　　因此，他的结论是：懋功、松潘、理番这块地区的地域虽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

　　应该向什么方向前进？周恩来明确指出：应该去“川陕甘”。

　　他对周围的形势进一步作了分析：

　　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的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至于到那里后是否还要扩大地区，要在到达那里后再决定。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目前要迅速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这样才能向西北突破。一定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自己不要被敌人所牵制，不要因之妨碍我们的机动。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克服。

　　周恩来的报告让坐在一边的张国焘挑不出毛病来，他理屈词穷，只好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同时又摆出各种困难，他说“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胡宗南部有20 余团兵力，即便到达那里也站不住脚”。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

　　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他指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

　　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

　　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声夺人。

　　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 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

　　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与会人员都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陷于孤立，只好表示赞成。

　　周恩来根据与会者的意见作结论。他说：各位同志都是同意的意见。我们的战争方针当然是进攻的。过去在路上也讨论过，但那时是无后方的运动战。现在不同了，要转入反攻，建立根据地，进入更广大的地区同敌人战斗。从两个主力会合至到达预定地区，口号是赤化川甘陕。各部队要行动，行动应迅速。

　　按新的战略方针迅速行动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从战争的角度来看，迅速突然的行动，可以使敌人无法很好地组织抵抗，无法采取防止突然袭击的措施，这样就可瓦解敌人的意志，使敌人惊慌失措，达到打败敌人的目的。

　　经过3 天讨论，会议记录在最后写道：“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28 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决定》并且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建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但事实上，张国焘是反对这一北上方针的。其原因如徐向前所指出的：

　　作为第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看不到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对当时的形势做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我国荒僻的西部地区青海、新疆或川康等地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苟安一隅，逃避斗争。

　　对于这场北上与南下之争，张国焘在1938年5月6日发表的《敬告国人书》中有一段话，虽然美化自己，但也佐证了这场争论的确实性：

　　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