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

第二节 首部署名的作品

　　1828年4月以后，巴尔扎克在债务缠身的情况下又重新拿起了笔。其实，在他经商的几年里也未中断过写作，只是主要精力不放在上面。而今，写作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巴尔扎克期望，一方面通过写作挣钱来还清债务、维持生活；另一方面，通过写作来实现艺术家的崇高使命。

　　1828年，巴尔扎克从争钱夺利的商场上被摔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的时候，他陷入了极度的悲哀和无所适从之中。

　　债主凶狠地逼债，法警半夜三更来敲门，母亲喋喋不休地抱怨，他一刻也不得安宁，他再次感到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未来的路如何走？

　　这种迷茫、困惑以前他也有过。10年前处女作夭折，父母供给的资助到期，而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担忧，但那时没有外界对他施加的过大压力，心境要比这时坦然得多。而现在他只感到心灵的负荷太沉太重，他感到自己几乎要爆炸了。

　　他闭门不出、独自思索，经过了好几天的心理调适，巴尔扎克内心里潜藏着的那股生命活力，那动摇不了的最根本的乐观精神和勇气恢复了，他自信地看到商战中他的惨败，主要是天才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不是他缺乏能力的表现。他要写作，他要履行10年前的誓言，他要用他的笔描绘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他要成为无人匹敌的大作家。

　　10年磨一剑，他已经积累了10年，苦苦地等待了10年，他要把10年来观察、分析、体验、思考、想象到的一切全部写出来，奉献给法国，奉献给欧洲，奉献给整个人类。

　　在巴尔扎克看来，艺术家的崇高使命就是要“使事物改观”，“使人类力量获得新的发展”，他下决心要在文学上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了。

　　巴尔扎克这时还没有出名，还没有到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去光顾的机会，还没有受到奢华生活的过分引诱，所以，他尚能过淡泊、宁静的简朴生活。他除了把卧室、起居室、小浴室做了力所能及的布置以外，对他的书房，他把它弄得像一间囚室。在这间囚室里，唯一的装饰品就是壁炉架上醒目地立着的那尊拿破仑石膏像。

　　在当时的欧洲，不少人都对拿破仑十分崇拜，一些伟大的人物都赞颂他，普通的法国人把他看成永恒的皇帝，永远进取的征服者，法兰西民族的一根精神支柱。

　　纵然拿破仑自己也认为他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他的儿子不能代替他，就是他自己恐怕也代替不了。但在当时欧洲的文学界，特别是那些诗人，如普希金、拜伦、贝郎瑞及稍后一点的年轻的莱蒙托夫等人都为他写过流芳百世、激动人心的诗篇，把他自觉地描写成一位高居于世界小小老百姓之上的威力无比、命运非凡的大人物。

　　当然诅咒、抨击拿破仑的也大有人在。不论别人怎么评价拿破仑，也不管历史会对他作怎样的结论，反正巴尔扎克最崇拜的人物就是拿破仑，他心中的那个年轻的将军、皇帝和征服者。

　　巴尔扎克崇拜拿破仑，甚至对自己的母亲早年曾得到过拿破仑的垂青，两人有过一段罗曼史也津津乐道，引以为荣，还引起过他的狂热的幻想。

　　他曾经拿自己和父亲反复比较、对照，觉得和父亲有不少相似的气质，永不枯竭的活力、顽强的意志、好投机冒险等，都可谓一脉相承。

　　有时，他又怀疑自己血脉里流的不是父亲弗兰苏·巴尔扎克的血，而可能是科西嘉人拿破仑的血，否则，他们两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相同的内在的东西：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想象力，意志坚强，不屈不挠，孤傲，自高自大，藐视别人，总之都具有征服者的气质。在他们看来，地球就为他一人而运转，世界也为他一人而存在。

　　巴尔扎克久久地看着拿破仑的那尊石膏像，脑海中不断翻腾着这位征服者建立的一桩桩丰功伟绩：挥戈跃马，打了40次大胜仗，征服了欧洲，征服了封建势力；颁布拿破仑法典，成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民法的楷模；收拾国内混乱的残局，建立法兰西帝国，体现出无与伦比的政治才能；与教皇签订《政教协约》，使一股反动势力竟变成为自己统治服务的驯服工具。

　　还有拿破仑最崇拜的那些意志坚强的征服者，如征服世界的亚历山大，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与重建者恺撒、奥古斯都、查理大帝等也一一地在他脑海中映现出来。特别是拿破仑成名之前的默默奋斗、苦苦等待，使他与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距离拉近了，他不由得由过去仰着身子去看拿破仑的姿势，改为平视了。

　　巴尔扎克被拿破仑的雕像及他的历史伟绩和身世所吸引，很久都不能回过神来。他想，拿破仑就是激励我前进的一股动力，那凝眸逼视的样子难道不是对我的挑战？英雄只有找英雄挑战，是绝不可能找懦夫去挑战的。何况他自幼就立志当伟人、做英雄人物，他曾经拍着前额像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诗人安德烈·舍尼埃那样对自己说：“这里面有点东西！”

　　这点东西他要把它拿出来，展示给世人，像拿破仑把自己的才华、智慧拿出来，叫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样。有朝一日，巴尔扎克也要在法国建一座炫耀光荣和辉煌的凯旋门！

　　巴尔扎克常常在心中为自己编织美好的梦想，后来他借《驴皮记》中拉法埃尔·瓦仓丹的口说：

　　我绝不愿要一个在他的梦中没有给自己编桂冠，没有为自己的雕像建台座或者占有几个殷勤的情妇的青年人做朋友。我嘛！我常常想自己是将军，是皇帝，也曾是拜伦，而最后，什么也不是。在人类事业的顶峰上神游过之后，我发现还有无数高山需要攀登，无数艰难险阻需要克服。

　　这种巨大的自尊心在激励着我，又绝对相信命运，我想一个人要是在和纷纭的世事接触之后，不让自己的灵魂给撕成碎片，就像绵羊通过荆棘丛时被刷下羊毛那样轻而易举，那么他也许会成为天才，正是这一切挽救了我。

　　为进一步鼓舞自己的斗志，实现心中的梦想，巴尔扎克面对拿破仑的雕像写下了一行气势磅礴的应战宣言：

　　我将要用笔完成拿破仑用剑所未能完成的事业！

　　这是多么宏大的誓愿！被认作法兰西英雄的拿破仑尚未完成的业绩，他将把它完成！这是由内心发出的一股暗劲。有了这个劲头，才会有《人间喜剧》。也可以说，有了这个劲头，就有了《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要成为真正的巴尔扎克了。一个真正的巴尔扎克将要横空出世。

　　当拿破仑用他的剑锋杀出一个帝国之前，他也是屈居在巴黎的一间小阁楼里的。然而他用他的武力并没能征服欧洲。而巴尔扎克，用他的鹅毛笔，用他的稿纸，却要征服整个世界了。事实证明，他正是拿着他的武器，完成了拿破仑所没有完成的业绩。

　　巴尔扎克把这行字字千斤的宣言，工工整整地抄在纸条上，粘贴在拿破仑雕像的剑鞘上，不断地勉励自己全力以赴，直到有那么一天，也跟拿破仑一样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到达事业的巅峰。

　　巴尔扎克为自己的雄心壮志而深感自豪、骄傲，犹如得胜回朝的拿破仑，这时候，世界上的一切全没放在他眼里。他在空荡荡的书房中兴奋地走了好几步，直到自我平静了一下，才坐到桌子旁边来。

　　如果说以前的《克伦威尔》的创作是练笔的话，如果说和人家合伙写小说也是练笔的话，如果说近几年来的经商活动是学手艺的话，那么，30岁时，巴尔扎克的学徒期限满了。

　　他对社会有了深刻的了解，他对生活中的各色人物有了相当的认识，他对于如何去描绘这些人物和生活，也有了成熟的笔力。

　　现在，他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了。除了经商他才能不够以外，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才能可以说是纵横驰骋了。

　　巴尔扎克意识到他已经是自己的主人了，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不能再像20来岁时那样不珍惜自己的名声了。

　　为了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为了真正成为一名征服世界的作家，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

　　这种责任感，首先就是要亮出自己的姓名。借用假名，只能为自己的粗制滥造找到保护伞，靠了它，只能写出三四流的流行小说。

　　他决定和这种做法一刀两断，亮出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旗号。让这个名字督促他写出好的作品，也让那写出的好作品为这个名字增光。

　　如果说，10年前的巴尔扎克想从事文学，仅是为了从固定的像磨盘一样循环、枯燥运转的职业的厌倦中解脱出来，以另一种方式去获得荣誉、金钱、爱情的话，那么这时候的巴尔扎克发誓献身文学，却是经过了生活的长期锤炼，他的人格、才智、思维已完全成熟，要去充当征服者，做拿破仑第二了！

　　1828年，在巴尔扎克的一生中，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

　　正是这一年，他决定以自己的真实姓名跻身于已有众多的一流作家的法兰西作家群中。并且，他要和那些世界第一流的作家见见高低。

　　巴尔扎克决定，不仅要与他们媲美，而且，要超过他们。他在一本新书的序言中曾经充满自信地写道：

　　作者不愿把自己限制在一种叙事体的风格之下，因为在那种风格里，事实是使人昏昏欲睡地排列着，而动作则一步步地展开。而在今天必须用人人都能了解的方式描述。这种方法，已被若干天才的作家追寻了多少年，现在作者也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

　　作者在本书中，试着把一个时代的精神重现出来，并将历史上一桩偶然事件赋予生命。他宁用活的口语而不用官书式的记录，宁写战争本身而不写战争的报告。而且，他采用了戏剧式的动态以代替史诗体的叙述。

　　早在两年前，巴尔扎克就有个创作构思。而其实，巴尔扎克的目标早已确定：还是仿效大名鼎鼎的司各特和新近刚崭露头角的美国小说家库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

　　不过，与10年前不同的是，他不再写时下人们已经不感兴趣的什么悲剧，也不是自己不熟悉的异国他乡的什么《克伦威尔》，而是一本小说，一部将为本国同胞所喜闻乐见的本国故事。其内容是写法国大革命时期于洛等共和党人前往旺岱地区镇压舒昂党人叛乱时发生的一则爱情悲剧。

　　所以要选定这一故事，巴尔扎克有如下三点考虑：

　　首先，这是一个国人关心的热门话题。眼下，波旁王朝复辟已届15个年头。由于王公贵族的倒行逆施，这政权早已是天怒人怨、摇摇欲坠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新的革命已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鉴古可以知今，人们回首、关心大革命时期的往事已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次，尊敬的柏尔尼夫人由于她家庭的特殊背景，对这段时期史实、故事乃至逸闻趣事知之甚详，向他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材料。

　　最后，这是至关重要的，他本人已为此做了两年多的准备并且已写下了一个题名为《英雄好汉》的小说初稿。

　　如今，巴尔扎克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了。他认识到，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凭空想象、闭眼涂鸦，必须对旺岱战争的环境与历史有从感性到理性的把握。

　　然而，真要将这篇小说写好，困难不少。他毕竟不大了解这段历史，毕竟不大了解旺岱地区和那里的布列塔尼人。为什么旺岱地区会成为法国贵族谋图复辟的老巢？为什么布列塔尼人会心甘情愿充当贵族的炮灰？当时平叛的具体经过是怎样的？他需要真实的、生动的细节，而这些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

　　过去，巴尔扎克写中世纪故事可以驰骋想象，胡编乱造，而这次则使不得。旺岱战争离现在不过30年，许多目击者和参加者尚健在，不允许你随意涂鸦。否则，就难取信于人，自取灭亡。

　　并且，巴尔扎克深感叙述的文体至关重要。是用教科书的按部就班、平淡无味的叙述模式或浪漫主义的夸张笔调，还是另辟蹊径呢？成败在此一举，不可掉以轻心。

　　好在拿破仑时代刚刚过去，好多当年参加过“革命军”与朱安党人打过仗的人，现在仍然活着。

　　巴尔扎克从图书馆里借来当时人们的回忆录，研究军事报告，对任何微小的显得无足轻重的琐事也不轻易放过。研究并阅读了两三个月，能找的资料都找了，巴尔扎克仍不急于动笔，他决定前去朱安党人活动的场所捕捉第一手资料。

　　他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决定动身去旺岱地区做实地考察。他好不容易总算打听到有一位当年与舒昂党人打过仗的共和党老军人叫德·彭梅瑞尔的男爵还健在，并且现在正隐居在当年旺岱叛乱的发生地富热尔。

　　巴尔扎克赶忙给男爵写信，告知自己的创作计划，要求前往采访，急切而坦诚地请求德·彭梅瑞尔先生原谅他由于自己经济拮据而只好冒昧地在男爵家里食宿云云。

　　老人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给他发了邀请书。接到信，巴尔扎克立即带着有点寒酸的行李，穿一套简直可以称得上褴褛的衣裤，挤上了一辆公共马车，坐上了一个最便宜的座位。即使这样，他也坐不了全程，只得中途下车，用他的短腿走完这旅途的最后路程。

　　当他风尘仆仆、满身汗污地出现在那位老战士的门口时，竟被认作是一个流浪汉了。

　　德·彭梅瑞尔夫人还将当时巴尔扎克登门时的情形记录了下来，她写道：

　　他是一个矮个儿青年，体态粗壮得很，由于衣服不合身，显得更甚如此。他的帽子十分可怜巴巴，一旦他摘了帽子，你看到他那富于表情的脸孔时，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净。

　　此后我看到的只是他的脸孔了。没有见过他的人怎么也想象不出他的脑门是个什么样子！开阔的前额，看上去亮堂堂的，金棕色的眼睛，未言先语。

　　他鼻子方厚，嘴巴很大，老是咧着大笑，毫不注意他那参差不齐的牙齿。他蓄着浓浓的小胡子，留着长可垂肩的头发。

　　在那时候，特别是他初到之际，总的来看，他有点儿瘦，好像没有吃饱似的。通观他的态度、姿势、举止和说话的方式，他非常善良、天真和坦率，你一看到他，就不能不对他产生好感。

　　但是，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脾气总是很好，好得使别人都受到了感染。

　　巴尔扎克原打算在男爵家至多住两个星期，谁知却待了两个月。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他虚心求教，详细询问，耳听手写，忙得不可开交。

　　他收集和捕捉到的许多动人情节和具体细节令他兴奋不已。为了如实写出当年德·韦纳伊小姐深入敌巢卧底的冒险之行，他还特地按她当年的行路图走了一遍。

　　正因为巴尔扎克掌握许多真实生动的素材，使得这部小说成了他文学生涯的一个真正起点。

　　至于叙述文体，巴尔扎克则是别开生面。正如他在《最后的朱安党》导言中所写的：

　　几个有关人士出场，规定作者必须严格准确地描绘出他们的外貌，而且只允许他有画家的那份激情；那就是很好地展示肖像，布光显得自然，极力使人相信人物是活的。但是，对“准确”这个词需要解释一下。

　　作者并不认为这意味着承担了干巴巴地罗列事实的义务，以便表明直到何种程度上，人们可以使历史达到成为一具每一块骨头都细心地编上了号码的骨架。

　　时至今日，历史在其书页中展现的重大教益理应变得家喻户晓。按照几年来一些天才人物遵循的这一体系。本书作者试图将一个时代和一个事件的精神实质写进这本书中去，宁愿写争论，不要写纪要，宁愿写打仗，不要写战事公报，宁愿写戏剧，不要干巴巴叙述。

　　这番话是巴尔扎克对自己创作方法的最早表达。在巴尔扎克看来，“准确”不意味着死扣历史，为要写出“一个时代和一个事件的精神实质”，不妨可以写得生动些、丰富些，不必胶柱鼓瑟、刻舟求剑。

　　与日后成熟时期的创作理论相比，这番话说得比较含糊，不那么确切，不那么精练，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已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的创作之路，即现实主义之路。

　　在写作期间，巴尔扎克忘掉了一切。他忘我地全神贯注地工作，几个星期之后，他写出了小说的最初几章，寄给巴黎的出版商拉杜什。

　　拉杜什对于发现天才有着如堪舆家般的良能，他立即预言巴尔扎克有成为伟大作家的希望。他的信心，虽然最初可能是诚笃而恳挚的，却不幸地写出一种唯物的形式。

　　他决定在这本他认为将来一定受欢迎的书上“下本儿”，并且知道巴尔扎克无力拒绝，便给他1000法郎作为这本尚未写完的小说的版费。

　　在贫困的情况下，巴尔扎克自然没有选择的余地。虽然他从前不费气力地胡乱写几本书，口袋里就能装1500～2000法郎，而在他目前的情形，却不能拒绝一笔1000法郎现款的出价。

　　然而，让出版商拉杜什恼火的是，巴尔扎克从前写流行小说，都是急就章，一部长篇，往往用不了个把月。可这次写《最后的朱安党》却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如加上酝酿和写作初稿用去的时间，前后整整3年。

　　这一回，他发现非得常常去提醒巴尔扎克不可，他有点不高兴了。而巴尔扎克总不肯把稿子交出来，除非他自己认为满意才行。

　　然后，跟着来了更多的耽搁的缘故。当稿子最后从这位推三阻四的作者那儿费劲要出来，而且排好了版的时候，那版样却带着无数处修改更动的地方被巴尔扎克送了回去，以致还得重新付排。

　　拉杜什火了起来，说他由于这些无尽无休的删改，以致时间金钱蒙受损失。然而巴尔扎克还是从容不迫。一种艺术家的责任感已开始确立起来。

　　出版商怪巴尔扎克何以变得如此拖拉，如此磨蹭，可巴尔扎克怎能不“拖拉”，不“磨蹭”呢？这可是他投身创作10年来第一次署上巴尔扎克大名的！

　　他第一次感到对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应负何等的责任，他决定要使这个名字不朽。他一生负债累累，经济事业不顺，这一切都没引起他多大的关心，而对于这次书稿的质量，对于书稿的一改再改，他却从未马虎过。

　　由于巴尔扎克的反复修改，他付给他的排字工人以更高的酬金。这些酬金，常常就是他自掏腰包贴补的。他的稿酬收入，往往也因此而减少。但他都不愿因此而放弃他的修改。这一惯例，大概就是由这时候开始的。

　　“10年磨一剑”，巴尔扎克用了10年的时间实现了它。当初以为只要两年即可走完的路。决定性的一步终于迈出了，姗姗来迟的《最后的朱安党》宣告了巴尔扎克创作生涯的真正开始。

　　终于，在1829年3月中旬，巴尔扎克的第一本以严肃态度创作的小说《最后的朱安党》出版了。

　　在书的正中，巴尔扎克工整地署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序幕由此拉开。

　　在《最后的朱安党》这部小说里，体现了巴尔扎克的共和主义理想，强烈地显示出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而全书的艺术水准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对于故事场面的展开，技巧显得十分成熟，军事细节写得活灵活现，尤其是全书的布局和连贯性更体现出了他的大家手笔。

　　巴尔扎克做到了该书序言中所说的，“再现一个时代精神”和“将一桩历史事件呈现于眼前”，而且做得极为成功。

　　但是，当时巴黎的文艺界和批评界，被一些庸俗文人所垄断，因此大家对这部作品反应十分冷淡，批评界个别的声音传出来，也仅仅是刺耳的指责，说巴尔扎克的这一作品是“风格上的越轨”。

　　而且，当时法国读者的欣赏口味也还未能迅速跟上来，他们没有办法立刻接受一个陌生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他们觉得这部小说巴尔扎克没有以前写得好。在一片批评之声下，致使这本书在头一年仅卖掉444本，远不如《汝纳勋爵》或《圣·沃般》的大作好销。

　　为此，巴尔扎克一度感到十分沮丧、气馁。如果是过去小说工厂的作品只卖掉444部，他不会太叹息，可《最后的朱安党》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啊，这部小说绝非剪贴拼凑而成的。这部小说是他精心设计、巧妙安排的杰作。他不知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为了这本书，他失去了丰腴、红润的脸庞；为了这本书，他放弃了与柏尔尼夫人相聚的时光；为了这本书，他得罪了待他不薄的朋友；为了这本书，他损失了那极其难得的法郎。

　　这部书简直就是他至爱亲人，这部书就像是他身体会聚的精华所在，可是它却没有人欣赏，没有人喝彩！这是让巴尔扎克非常恼火的事情。

　　在巴尔扎克深感懊丧的时候，柏尔尼夫人及时给予他以鼓励，她说：“干下去，亲爱的，人们从四面八方看着你，但并不高叫着赞美你。”

　　巴尔扎克从这激励中恢复了信心，增添了勇气。他自己后来也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天才的意志，没有那种超人的耐性，在命运的摆弄使你同目的隔着一段距离的时候，你不能继续向无限的前程奔波，那就不如趁此放弃。对于社会，永远都是那样，它先要看到你辉煌的成绩，才肯承认你的本领。因此，巴尔扎克调整了心态，轻装上阵，一鼓作气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