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汉初三杰

第16章 首席智囊——张良(3)

　　汉王四年（前203）八九月间，是楚汉战争发生转折的阶段。双方在广武相持数月，僵局一时无法打破，由于韩信、彭越的进攻和牵制，项羽后方屡屡告急。战争的主动权实际上已经不在项羽一方。刘邦派遣辩士游说项羽，楚汉达成了罢兵合约。双方约定：以鸿沟（今河南荥阳东南）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属汉，鸿沟以东归楚。作为合约的内容之一，项羽同意释放汉王的父亲和妻室。在约定达成之后，项羽即如约释放了人质，并引兵东归。项羽已经准备接受分治天下的局面了，战争是否能够至此而结束？据说，刘邦也有守约撤兵的打算，但是，张良、陈平却提出了毁约追击的建议。他们认为如果错失这一消灭项羽的良机，将来必定后悔莫及。刘邦当然没有必须守信的意识，他接受张良、陈平的建议，废毁合约，挥兵追击正在撤退的楚军。背信行为在战场上最为常见，“兵不厌诈”本来就是兵家规则。张良毁约追击的建议，直接导致了后来项羽被消灭的命运。从“兴汉”的角度考虑，自然是正确的战略决策。

　　但是，战场胜负往往是瞬息万变。刘邦在毁约追击项羽的途中，曾经与齐王韩信、建成侯彭越约定时间合击楚军。追及固陵，韩、彭之兵却没有如期到达。项羽被激怒了，他回军反击，汉军大败。汉王刘邦只好再度转入局部防御战，深沟高垒，坚壁不出。刘邦深知以自己的直辖军队，还是无法战胜项羽。他满腹惆怅地请教张良：“诸侯兵不从，为之奈何？”张良认为韩信、彭越不统兵会战的原因是在拥兵观望，他对刘邦分析：“项羽败局已定，韩信、彭越的封地并未明确，他们不领兵参战，自有他们的道理。君王如果与他们共分天下，可使他们立即参战；君王如果下不了实地分封的决心，楚汉的胜负还是很难预料的。”张良建议刘邦立即与韩、彭约定：在战胜项羽之后，封立彭越为王，将睢阳以北至谷城的土地，都分封给他；齐王韩信也进一步得到实利，封地除了故齐旧地之外，新增从陈向东直到大海的广大区域。这样，韩信的故乡淮阴一带，也归属于韩信所有。刘邦完全按照这一建议行事，派出使者，明确划分韩、彭的分封地域，二人欣然从命，领兵前来参加大会战了。张良劝刘邦以封地为诱饵，笼络韩、彭参战，使得项羽的败亡不可避免，但同时也揭示出此前韩、彭二人确实有借敌自重、要挟君主的嫌疑。在灭项之后，韩、彭二人不得善终，与张良的利害分析对刘邦产生的心理影响大有关系。此是后话。

　　在随后发生的垓下之战中，神勇无敌的项羽之所以战败，除了韩信凭借优势兵力，施展其军事天才指挥布下“十面埋伏”，使得楚军疲于奔命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张良抓住了楚军将士在苦战之中特别眷恋故乡的心理，令包围楚军的汉军将士以楚语高唱楚地歌谣，诱发了楚军的求生念头因而大量逃亡。所以有“八千兵散楚歌声”之说。“四面楚歌”对人心的瓦解作用，我们只要看一下项羽本人的反应，就可以明确无误地得到确认。“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听闻汉营楚声都心神不定，更何况一般楚地将士？张良做楚歌吹散项羽八千子弟兵的说法，自古流传，当有所本。

　　三、定汉奇策

　　在西汉正式开国之后，张良继续以“帝师”的身份，为了稳定汉家天下，而贡献着他的聪明才智。略述其概要如下：

　　第一，助成娄敬迁都之议。

　　汉初开国，以洛阳为都城。齐人娄敬以戍卒身份建言，劝说皇帝建都关中，刘邦听后，犹豫不决。刘邦身边的大臣大都是函谷关以东地区的人，大多主张依然建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洛水，它的阻固也足可以凭借。”在刘邦征询意见时，张良说：“洛阳虽有这些险要，但它的地域狭小，不过方圆几百里，土地贫瘠，四面受敌，此地并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地区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山、蜀山，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饶，北有畜牧资源的便利，三面险要可以固守，独用一面向东控制诸侯。诸侯安定，黄河、渭水可转运天下粮食，西上供给京师；若诸侯反叛，顺流而下，足以供给军需。这就是所谓的铜墙铁壁、物产富饶的天府之国。娄敬的意见是正确的。”出于对张良战略思想的信任，再加之张良的这番话，把利害关系讲得非常透彻，于是，刘邦当天就决策，定都关中。

　　第二，献策封雍齿以安群臣。

　　大行封赏以酬谢功臣，是关系到稳定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大事。其中因为涉及确定名位和利益分配的实际问题，因而得到了朝廷官员的高度关注。如何才能让各位感到公平和高兴，实实在在让刘邦伤透了脑筋。刘邦谨慎地按照分批封赏的原则进行。在已经分封了大功臣二十多名之后，其余的人“日夜争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刘邦一时委决不下，只好放缓了封赏的进程。当时，刘邦住在洛阳南宫，从阁道中望见将领们常常几个人聚在一起悄悄议论。刘邦说：“他们在说什么呢？”张良以危言耸听的方式说：“陛下还不知道吗？这是在图谋造反呢。”刘邦说：“天下刚刚安定，为什么要谋反呢？”张良说：“陛下以平民身份起兵，和这批人共同夺取天下，如今陛下已经贵为天子，但所封赏的都是您所亲近、喜爱的萧何、曹参这些老朋友，而所诛杀的都是您平常所怨恨的人。如今军中官吏计算功劳，以为天下之地不够封赏，这班人担心陛下无法全部封赏，又害怕受到猜忌犯有过失而遭到诛杀，所以就聚在一起图谋造反。”刘邦担心地问道：“那该怎么办？”张良说：“陛下往日最憎恨的人，并且是群臣都知道的，是谁？”刘邦说：“是雍齿。他和我有旧怨，曾多次困辱我，我有意杀他，因他功劳多，所以不忍心。”张良说：“现在赶快封赏雍齿，借以昭示群臣，他们看到雍齿先受封赏，对自己受封就会坚信不疑了。”于是，刘邦摆设酒宴，高调宣布封雍齿为什方侯，并急速催促丞相、御史论功行赏。群臣在参加酒宴之后，都高兴地说：“雍齿尚且封侯，我们这些人就更不用担心了。”群臣在一起聚谈，不见得一定是因为封赏不明确而图谋造反，但是，张良的顾虑肯定有现实的依据、潜在的危险。只要我们注意到刘邦立即采纳他的建议，并且在群臣之中，确实产生了预期的效应，就可以断言，此举对维护汉初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意义重大。

　　第三，建言礼聘“四皓”稳定国本。

　　刘邦晚年，想要废黜太子，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为嗣君，成为事关政治大局的问题。有很多大臣先后谏诤，依然不能使皇上明确改变态度。吕后为此而惶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提醒吕后说：“留侯张良善于出谋划策，深得皇上信任。” 于是，吕后派建成侯吕泽去恳请张良设法相助：“您经常做皇上的谋臣，如今皇上天天想要改立太子，您怎么能够高枕而卧呢？”张良回答：“当初，在战乱之中，皇上多次处在危急之中，幸而采用了我的计策；现在天下安定，皇上因为私爱要改立太子，这是至亲骨肉之间的事情，即使有一百个像我这样的人又有什么用呢？” 吕泽强行要求说：“您一定要出个安定太子地位的主意。”张良缓缓说道：“此事无法以言辞相争辩。我想到了皇上所不能招致的四个人。这四人是高年长者，因为皇上怠慢轻侮读书人，所以逃避山中，做隐士而不做汉臣。其实，皇上很尊敬这四人。现在如果确实能不吝惜金玉璧帛，并且请太子亲自写封书信，以谦逊言辞郑重致意，备好舒适的座车，派善于言辞的人前往敦请，他们可能会应邀而来。如果他们来了，要当做贵客招待，让他们时时随太子上朝。皇上见到他们，就一定能够对太子有很大的帮助。”于是吕后令人带上太子的书信，用谦逊的言辞、隆重的礼仪，去迎接这四个人。这就是著名的“商山四皓”。四个人到后，太子待以贵客之礼。

　　张良献策让太子请出“商山四皓”为辅佐，确实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最后刘邦放弃了改立太子的意图，就是以太子“羽翼已成”为理由的。事见上述。张良、刘邦所共同器重的“商山四皓”，在盛名之下，是否有相应的政治才干呢？史书上记载的一件事，使后人有理由敬重他们的政治见识。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英布起兵反，刘邦有病，准备派太子统兵前去征讨。“商山四皓”商量说：“我们来的目的，是准备保全太子。如果太子领兵，事态就危险了。”于是对建成侯吕泽说：“太子领兵，有功也不会提高地位，无功就会从此招致祸端。况且和太子一起去的各位将领，都是和皇上一起平定天下的猛将，现在让太子统率他们，无异于以羊统狼，他们都不会愿意为太子出力，太子无功而返是一定的了。”为了消弭此次危机，四皓建议：赶紧请吕后找机会对皇上哭诉：“英布，是天下猛将，善于用兵，如今的各位将领都是皇上的同辈人，却让太子统帅，他们终究不肯为太子所用，况且英布一旦听说太子统兵，就会无所顾忌地向西进兵了。皇上虽然患病，也可勉强乘坐卧车，只要皇上亲征监督将领们，他们不敢不卖力。皇上虽然辛苦，但为了妻子儿女也要强打精神。”于是，吕后找个机会按照四皓的意思对皇上哭诉一番。刘邦说道：“我也想到了，这小子本来就不值得差遣，还是老子亲自出马算了。”于是刘邦亲自统兵东进，留守群臣都送到霸上。张良当时有病，强打精神前来送行，对刘邦说道：“我本该跟随皇上，实在是病得太厉害了。楚人勇猛敏捷，希望皇上谨慎行事，不要和他们正面硬拼。”接着提议让太子做将军，赋予太子以统一指挥关中军队的权力。刘邦感慨张良的思虑周全，一概批准。在皇帝御驾亲征的特殊时期，张良为太子所争取的实际上是“监国”的特权。刘邦特意叮嘱：“子房虽然病重，强撑病体也要打起精神辅佐太子。”此时叔孙通已经做了太傅，刘邦特命张良代行少傅之职。此种处理方式，显然有利于巩固太子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四皓”与张良之间不论是否有所协商，实际效果是配合默契。由此可见，“四皓”确实有政治远见。他们无愧于张良的器重与推荐。

　　张良在开国之后，功成身退以求自保，但是皇帝首席智囊的身份使他不能超然于政治之外，他不得已介入立储之争，献计请出“商山四皓”，最终得以避免了废长立幼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

　　四、“愿弃人间事”

　　刘邦在著名的“南宫论功”中，坦言能战胜强敌项羽，全依赖“三杰”，其尊重感激之情是由衷的。但曾几何时，韩信以“谋反”之罪被灭三族；萧何百般谨慎，仍难逃牢狱之灾；赖以打天下的“三杰”，唯有张良未受刘邦的猜忌和迫害。其中原因，不在于私交的深浅，而是张良最懂得君臣相处之道，尤其是开国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关系的微妙精奥。于是，他处处谦退自抑，最后干脆以出世的姿态，表明他无意于在政治上稍争长短。这成了他最有效的自保方法。

　　天下初定，在分封功臣时，文臣武将们为争功邀赏，直闹得沸沸扬扬，而张良却恬静谦让。高祖刘邦为筹谢张良的运筹决策之功，让他在富饶的齐地，自选三万户的大县做封邑。张良则回答：“我第一次与陛下相会，就在留县，这是上天把我交付给陛下。陛下采用臣的计略，时常奏效，这都是天幸。把留县封给我，为臣心愿已足，不敢领受三万户的封邑。”刘邦即封张良为留侯，封地只有一万户。张良辞谢大县而自择小县，其见识已为武力功臣们所不及；他选择留为封邑，又以纪念与刘邦的初次相会为理由，把他的谋略多中，说成是上天佐佑刘邦开国，这就使得刘邦对他更为赏识。韩信以自请册立为齐王而埋下杀身之祸，张良则以选择留县而自安其身，两相对照，更显示出张良知所进退，避祸有术。

　　在定都关中之后，西汉政权已基本稳定，张良认定该是自己从权力中心隐退的时候了。他早就宣称信奉道家之学，此后即开始修炼导引之术，避谷修行，杜门不出，长达一年有余。摆出了不问世事、专心修炼做神仙的姿态。

　　随着宗室、功臣集团与外戚吕氏的矛盾日益尖锐，张良决意退出是非之地。他公开宣称：“凭着三寸之舌成为皇帝之师，封地万户，位居留侯，这是布衣百姓所能达到的顶点了，我张良于愿已足。愿弃人间事，只想追随仙人赤松子学道求仙。”于是，留侯张良苦修辟谷、导引轻身之术的消息，传遍了朝野上下。以至于吕后都出来劝解：“人生一世间，转眼即逝。何必如此自我摧残！”强制张良正常饮食。

　　由于张良在巩固太子地位方面，提出了关键性的建议，吕后和太子把他视为恩人。这也保证了张良在汉高祖刘邦去世前后的政治变动之中，未曾受到冲击。高皇后二年（前186），张良病逝。结束了他充满了智慧和传奇的一生。朝廷赐谥号“文成侯”。张良以谋略盖世的帝师形象，而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