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14、天赐姻缘

　　唐生伟

　　人世间男婚女嫁，夫妻一场，实在是一种缘分。我十分相信姻缘，我的婚姻就是一场天赐良缘。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我的婚姻有着某种传奇和惊险。

　　缘分

　　1964年8月，我辞去了富顺县市管会的工作，成为第二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我有三个妹妹，父母就我一个儿子，当时真舍不得我离去。临出发的前夜，我突然发起了高烧，睡在床上起不来，带队的请来医生，给我吃药打针，知青办的领导来看我，劝我不要去了。但我意志坚定，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农村去，炼就一颗红心。

　　第二天早上，竟然烧退了，病好了。上午九点钟，知识青年上车起程了。县市管会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在欢送的队伍里，我父亲也赶来送行。领导对我说：“下去好好干，多来信，三年后又欢迎你回到市管会来。”

　　当天到达筠连，首批知青就迎了上来，热情地给第二批知青提包包、拿东西，欢迎新战友。原来认识我的知青说我是知青工作组的同志，是送第二批知青的。我说不是，我是来当知青的。工作组的同志证实了这一点，大家才信了。

　　第二天，蒿坝公社党委书记杨永贵对陈县长说，水龙大队周支书要求分几个知青组过去，那里缺少文化。陈县长召集知青组长开会，说水龙路距蒿坝40华里山路……很贫困，缺少文化知识，动员愿意去的报名。当时我们组和周祥熙组、张润生组踊跃报名，表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三个组买来大红纸，写了决心书，又在街上借来锣鼓，敲锣打鼓给党委送去。我们的愿望实现了，终于到四川省南部的筠连县蒿坝公社的水龙山落户了。

　　水龙的周支书非常高兴，他把我们三个组的知青当成了宝贝，他亲自回去组织人到公社来迎接我们。这里是川滇交界的苗家山寨，汉、苗杂居的农村，风俗文化与城里有不小的差别。迎接的队伍来了，他们打着锣鼓，吹起唢呐、芦笙，热热闹闹地来了。我们组落户水龙三队，迎接的除了一些男子汉外，还来了好几个农村姑娘，我热情地递烟敬茶，男子汉接了，姑娘们却不好意思，只是笑。我的大红木箱子被一个小姑娘绑在架背上，我说：你背得起吗？她笑笑说，背得起。

　　下乡之前，我在富顺城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下乡后，我们感情却逐渐疏远，具体原因实在难以解说清楚。她虽然多次来信，我最后还是觉得我们之间没有这个缘分，断绝了和她的关系。女知青中，也有追求过我的，我觉得不太合适……也放弃了。母亲疼爱儿子，也为我介绍过女朋友，因为没有感情，也没谈好。

　　毛主席“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号召，成了我终身结缘的思路。

　　说也奇怪，落户第一天给我背大红木箱的那个姑娘，倒成了我心中抹不去的影子……她叫周善容，年轻漂亮，聪明贤淑，对人总是笑眯眯的，穿着很朴实，不怕吃苦，显得很勤劳，是生产队女孩中的一把劳动好手。她上进心很强，敢同男子汉比高下，总是当生产队排头兵，样样活儿干得很出色，老是跑在男子汉的前面。

　　她是众人夸奖的好姑娘。

　　就是这样一个好姑娘，因为她父亲有文化，教过私塾，当过半年伪保长，尽管家庭出身贫下中农，但由于父亲的影响，许多政治活动不让她参加。我认为对她来说，太不公平了，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嘛。于是我亲自找到大队支书和主任说，让她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支书、主任同意了，她从此也从“黑九类”中解放了出来。在宣传队，我教什么歌、什么戏，她一学就会，表演十分出色。记得在跳《毛主席的光辉》、《北京的金山上》这些舞蹈时，她比谁都跳得好。我对她更增加了几分爱慕之情。

　　有次到云南楠木公社宣传回来，漆黑的夜晚，我们打着火把往回走，突然雷电交加，天上下起了暴雨，火把灭了，全靠闪电寻路。大家都忙着回家，我像落汤鸡……全身湿透，摸着黑路一步一步翻山越岭，艰难地行走着，心里也有些害怕。这时耳边不停地传来温柔的呼叫声：“唐老师，你慢慢走，跟着我的人影走，小心摔倒哟。”我这时才发现，其余人都跑得无影无踪了，唯有她在前面为我领路，我好感激哟！终于，她把我送回公房住地，细心叮嘱我要换去湿衣服，不要着凉了。这也是我一生难忘的事。后来，我们到公社开会，一去两三天，她就同另一个姑娘给我看家。由于住在一个生产队，家又隔得很近，经常一起劳动、宣传，慢慢地就产生了感情。

　　定情

　　女知青吴椒玉见我们很般配，主动为我们牵红线。但善容在她几岁时，父母就为她包办定了终身，男方是一个比她还小三四岁的小子。受封建婚姻影响，他们从来不见面，就是相互躲着，全由大人说合。善容本来就不愿意这门亲事，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敢反对。通过一些社会活动，她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许多，加之吴老师说合，她非常愿意和我结为连理。一天晚上，姑娘小伙们来到我住的公房厢房竹楼上听收音机，她也来了。听完后，人家都走了，她被我留下来和我谈心，双方情投意合。她送了我一条白线手工编制的白飘带，非常精致，我送了她一双红棉袜和一张花手巾，算是定情物吧。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她怕父母久等……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竹楼。

　　这件事她向她的父母说了。父亲也不反对，但他是“四类”分子，是阶级斗争批斗的对象，生怕别人说他用美女腐蚀知青，罪名承担不起。

　　后来，这事儿传出去了。他父亲唯恐出什么乱子，就叫女儿去云南她大哥那儿躲一躲。临去云南时，善容跑来找我，说明了父亲的意思，我为她撑腰壮胆，叫她不要去。可是她拿父亲没法，还是去了。她走后，几天不见她的面，我心里不免时时思念和着急。

　　那天我去中心校开两天会，回来见我住的角楼板壁遭到破坏，进屋一看，室内东西被盗窃一空。我着急了，以为是有人为我和善容的事捣蛋。这时公社韩书记。

　　武装部李部长和大队会计冯廷学、党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熊付兴来了。当晚召开全队社员大会，会上分析案情，强调指出这是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要一查到底！第二天天刚亮，发现被盗的东西全部被丢在山坡上，大家急忙帮着抱回来。逐件点物清理，发现少了70元钱和140斤粮票。早饭后，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又组织召开了社员大会，经过分析和排查，会上点了富农分子儿子的名字。重压之下，这人只得承认了罪过，从公房厕所的石板下拿出了钱和粮票。

　　过了两三天，熊付兴邀请我去他家。他是一个苗族，对人忠厚，办事认真，我应邀前往。

　　刚走到苗寨洞坪上，就遇见了苗族教师韩宗成夫妇。他们一见到我，就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的老婆在熊支书家等你。”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了这一喜讯，有些害羞脸红了。到了熊支书家，他热情向我招手，请我进火炉房里喝茶。

　　一进房，果真见到了我思念已久的恋人。我们双方叙说了别后十多天的内心话。

　　当晚，熊支书准备了丰富酒宴，为我们祝贺敬酒，也就算为我们订婚了，我们有说不出的感激。

　　第二天在支书家吃过早餐，双双把家还，拜见她的父母。父母见了我们非常高兴……特意为我们做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希望我们恩恩爱爱，建家立业，白头到老。

　　她的二叔、三叔、幺叔知道我们订婚的消息后，都为我们高兴。二叔的儿子周善伦和我耍得最好，还特意邀请我去他家。他家在羊子坪，坐落在很高的一个大山坡上。记得那天下着鹅毛大雪，满山遍野一片洁白，道路很难行走，但为了爱情……哪怕刀山火海也敢闯。来到善伦家，嫂子送来了热茶和洗脚水，我烫了一个舒服的脚，用完晚餐，善伦叫善容到他房间里同我们畅叙，情深意切，我感激万分……

　　抢亲

　　就在我们准备回富顺过年的时候，一天天还未亮，周大姐叫醒了我。看到她着急的样子，我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她慌慌张张地对我说：“唐老师，你快跑，郑家抢亲的来了，他们人多，要打死你！”我急忙起床，穿好衣服，不慌不忙洗了脸……端了一盅水带上牙刷，故意走到公房那边抢亲的人看得到的地方刷牙。

　　抢亲的那伙人约有四十余人，个个手持木棒，气势汹汹，高声叫喊：“就是他，把他拉过来，打死他！”

　　刷完牙，我慢步走向公房，边走边唱：“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当我一走到公房，就上来几个山野汉子抓住我的双膀，其他人手挥木棒不停吼叫……“捆起来，打死他！”此时此刻，我大声告诉他们：“我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派来的，谁敢动我一根毫毛，法律就要枪毙他！”拉我双膀的山野汉子急忙松了手……论理说道：“你违反婚姻法，捆你到我们云南黄河公社去！”我说：“违反婚姻法的是你们，你们搞包办婚姻是犯法的，我们是自由恋爱，不犯法。”这时又有几个人上前拉我，女知青吴椒玉慌了手脚，急忙上前阻挡，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我说：“她是女知青，怀了孕，你们推倒她，是犯罪！”此时熊支书、冯会计、韩老师闻讯赶来，善容也露了面，他们的媒人上前抓住她，叫人把她拖起走……我跑上前去，不允许他们抢亲。我说：“她已经是我的人，谁敢动她，我就同谁拼了。”

　　这时大队干部把他们叫到一边，通过算账、调解，赔了他们订娃娃亲的彩礼，这场风波才算得到了平息。

　　第二天，亲友们送来了山货，亲切祝福，我和善容告别父母，终于双双踏上了返家的路程。回到家里，父母和妹妹们都非常高兴，大舅和舅娘全家也从南部县来了，全家人一起团团圆圆过了年。1968年正月初四，在父母和亲友们的关怀下，我们正式办理了结婚证，举行了婚礼。

　　情歌

　　知青跟当地青年的婚姻，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种种原因，成功并圆满的其实很少。袁光荣，是我们同一天落户老君山麓水龙五队的知青，他同周祥熙、陈从惠、张佑仁、邹绩志一个组。他是个孤儿。他到齐心村知青农场后，常到我这里来玩，性格很开朗。我见他这个人本分老实，就同善容商量，给他介绍一个山村姑娘，当上门女婿。他们见面后，双方一见钟情，完全同意，女方父母要求要“三回九转”，按封建礼节办理。这一来可能伤了他的自尊心。后来招工，由于他出身好，又是孤儿，被自贡大安盐厂招收为工人。从此，这门亲事也就罢了。

　　跟我要好的知青还有张润生，他和我同天插队。有一天我们赶场归来爬坡到半山腰时，已累得口吐青烟，寸步难行。突然，我们看到路边有座茅草屋，高兴起来……准备讨口茶喝，歇脚纳凉。进屋后，一个穿着素雅的姑娘请我们坐，给我们一人送来一大碗凉苦丁老杆杆茶，一股清香的茶味扑鼻而来。喝下整碗苦丁香茶，顿时觉得全身轻松。我们向姑娘道谢后，离开茅草屋又上路了。出门不远，张润生突然高声感叹“嘿！太美了，茅草屋里出西施。”这时我才深深感到，这位山村姑娘确实非常美丽。但后来一打听，这位美人已经是名花有主了。

　　漫长的农村生活平淡而艰辛，那时的生活确实苦，买什么都凭票，计划供应，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我和善容结婚后，她年年都要喂几头大肥猪，除了卖，就是杀来自己吃。她除出工挣工分外，还要打猪草，做家务，带孩子，晚上等孩子睡了，还要打缝纫机，太辛苦了。当时杀猪要毛猪票，我的二叔（岳父的弟弟）是个杀猪匠，他一字不识，但办事很认真，不见毛猪票不给你杀猪。

　　有一次，我挖好了土灶，三水锅里的水都烧涨了，他来了不见毛猪票，说什么也不杀猪。没办法，我上街花了50元钱买了一张毛猪票，他见了后，才给我们把猪杀了。等杀完猪，吃了年猪肉，我又将买来的毛猪票卖了，收回了花去的50元钱……周祥熙和刘亚丽结婚后，也喂了一头大肥猪，想杀来过年，带些回富顺老家去……但没毛猪票，杀不成。我们想了一个办法，请来我的叔伯舅子周善伦（会杀猪）来到高桥四队周祥熙住地，等夜深人静后便开始杀私猪，几个知青一起牵出猪……捏住猪嘴，不让叫出声。杀完后，打整出来，砍成一块一块的，当场弄了些来吃，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说笑，好开心哟。

　　有次我到社员周吉科家推包谷，推累了，就到他家火炉边歇气。只见他家几个孩子围坐火炉边，数九寒天没衣穿，光着身子烤火，个个满脸满身是黄黑黑的灰土……火炉上烤着一些粑粑，那时我肚子也有些饿了，就试探着问娃娃们：“这是什么？能吃吗？”大一点的孩子约有七八岁，望着我笑着说：“是仙米粑。”我真觉得奇怪，他们过的是神仙日子哟！那大孩子又开口了：“你吃一个吧，不要咬久了，咬久了就是沙沙。”我就顺手拿起一个，热乎乎的，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我问孩子们，这是什么做的，他们说是白泥巴。我惊了，山区的泥巴也能吃！大孩子又开口说话了：“家里早就没有粮食了，我们只能吃仙米粑，要少吃点，吃多了拉不出屎。”我感到心悸，骇然不知所措。

　　对比之下，在这样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我的一家之所以活得像个人，完全是爱的支撑。在此，我深深感谢我的这段天赐姻缘，感谢我的夫人――周善容。我把我1968年正月初四为她写下的《山乡情歌》，录在这里，以飨大家。

　　妹妹穿双绣花鞋，

　　腰间系条红飘带。

　　瓜子脸蛋白又嫩，

　　抿嘴一笑逗人爱。

　　哥哥下乡远方来，

　　插队落户登讲台。

　　哥哥爱妹好勤快，

　　妹妹恋哥长得帅。

　　哥哥妹妹情意长，

　　就像高山金凤凰。

　　敢破封建结连理，

　　恩爱夫妻受赞扬。

　　作者简介

　　唐生伟，1942年出生。大专文化。1961年在四川富顺县市管会工作，1964年志愿申请上山下乡落户四川筠连县蒿坝镇水龙村。在农村从事教育工作15年。1979年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历任副乡长、乡长、巡司区文化干事。1992年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受训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