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12、巴山情未了――大巴山的火塘及其他

　　谢克庆

　　噫吁兮，白驹过隙，往事如烟，

　　乘着清风，驾着薄雾，飞上了九霄云天。

　　将多少酸甜苦辣，抛洒在通江河畔？

　　有多少个夜里神飞意驰，梦回巴山？

　　2007年4月的一天，忽有原东风林场的老知青皮永诚打来电话，说欲回林场去看看……问我可否一同前往？

　　一句话，打开了记忆的闸门：那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那绝壁上的手爬崖；那与狼群相搏的惊险场面，那风雪之夜的火塘边……

　　在大巴山当了七八年农民，晚饭后睡觉前这段时间，绝大多数光阴，是在火塘边消磨的。火塘记住了我们的欢笑和伤痛，也见证了我们的奋斗和迷茫。

　　一

　　1966年1月的一天，临睡前的夜空很平静。半夜里我突然惊醒了，只听到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从我头上三尺高的房瓦上呼啸而过。木楼房在狂风的摇撼下微微晃动，柱梁接榫处一阵阵吱吱嘎嘎的呻吟。风裹挟着寒冷，拼命地从木板墙缝、瓦缝中挤进来，吹透薄薄的被子，我不由得再一次将被子扎紧些。房后的山林发出动人心魄的咆哮。我几乎立即想到两句诗：半夜朔风山林哮，几度疑是乾坤摇。

　　脚下的寒冷使我再次醒来，起身一看，被子上竟有一层厚厚的积雪！四周白晃晃的，亮得刺眼。推门出去，见除了对面那架陡峭的大山上有几大片黑石壁因太陡站不住雪外，仿佛整个世界都被一床巨大的白绒绒的厚被子盖住了。时辰还早，天色灰蒙蒙的尚未大亮。风小得多了，那雪却漫天飞扬。也许同样被冷醒了，渐渐有人起床，踏着院中半尺厚的积雪去厨房打水洗脸。

　　不断有人去打探怎么还不吃饭。终于，炊事员喊吃饭了。但紧接着又说：柴烧完了，差点饭都煮不熟。于是场长宣布，饭后全体出动，去塘湾扛柴。

　　早已砍倒的青树横七竖八地堆在塘湾沟边的陡坡上，被冰凌冻在一起，深深地埋在雪堆下。我们几个跑在前头的男生用手扒开厚厚的雪层，把碗口粗的青树干一根根拖出来，掀到沟里。然后，力大扛大的，力小扛小的。多数人都累得一头热气，握住树干的手指却几乎冻僵了。

　　很快，整齐的柴垛出现在厨房后的檐下；很快，烟囱又升起了袅袅炊烟；很快，火塘里又燃起了跳跃的火焰。

　　雪还在下。晚饭后，院坝里已积雪盈尺。山林中不断传来“咔嚓咔嚓”的脆响，那是树枝不堪大雪重压折断了。目力所及之处，灰蒙蒙的天和白茫茫的地连成一片，像一个混沌未开的世界。

　　在重庆根本没经历过这样的寒冷，寝室薄薄的木板墙，四面透风，冷得似乎比野外也好不了多少。大家都往烤火房跑。

　　烤火房是夹在保管室和厨房及女生寝室之间的转角房，房中还立着根粗木柱，是名副其实的“多功能厅”――还兼有饭堂、会议厅、文娱活动室的功能。烤火房中……除挤着放了四张吃饭的大方桌外，最显眼的设施，就是那个大火塘（川北有些县也称火坑）所谓火塘，就是在地上挖个方坑，四边以条石围住，用来生火取暖。农民都是一家一个火塘。我们这个“家”太大，故火塘尽量挖得大些，边长约四尺。为利用火塘的热量，火塘旁挖有两个窖，用于贮藏红苕萝卜之类。取窖中之物时，须兴师动众地搬开桌凳，由两三个力气大的男生合力揭开盖在窖上的大石板，故这间房还兼有贮藏室功能。

　　林场的同学几乎都围坐在火塘边，火塘边的四条矮长凳早挤满了。原本放在饭桌边的高长凳也摆放到第二排，坐了许多人。

　　塘火很旺，但也免不了有催人泪下、使人咳嗽的烟。且那烟时时随风改变方向，一会儿使左边的人泪流满面，一会儿又把右边的几个赶得慌忙向后躲闪。

　　柴块的搭放很有技巧，首先应保证中空，“人要实心，火要空心”嘛。架在上边的柴块还要疏密适当。过密则不利通风，烟更浓；过疏，风倒是通了，但柴块之间相互烘烤、协同燃烧就差了。但无论怎样搭放，刚加入的湿柴块都要经历冒烟……烘干、燃烧的过程，要在烟熏中等待。总有性急者等不及，总有人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传火手（知青们先是说“烧火”，被老场员们讥笑：“我家烧火烧不燃，你家烧火是祖传！”原来“烧火”竟是很丑的怪话，特指老公公和儿媳妇通奸）

　　……故火钳总被争来夺去。有抢不到火钳的，干脆直接用手抓起柴块摆放起来。

　　并不大的烤火房聚了这么多人，闹闹嚷嚷的。有人见白红蓝（爱称白鹤）正咯咯地清理喉咙，便大声提议：“白鹤，唱首歌噻，唱最拿手的！”见有人请唱歌，白鹤很高兴，却故作谦逊地推让一番。有人逗他：“白鹤，你不唱，卢宾宁就唱了哦！”白鹤便不再推辞，站到房间烟熏不到的那边，那儿已让出一小块地方。

　　他先“啊，啊――”地定了音，昂首挺胸，右手一挥，作势要唱，却一下停住，笑着说：“口干了，口干了！要喝口水。”众人的目光，监视他走进厨房。有人悄悄跟至门边，见他左手握瓢舀起冷水喝了一两口，右手顺势将水掬了些在乱蓬蓬的头发上，用五指捋了又捋，尽力使其平整些。回到人群中，故作矜持的白鹤将目光透过房顶，把四周的群山巡视了一遍，收回目光，再将眼前的听众巡视一遍……似乎找到了感觉，重新昂首挺胸，一句颇为高亢响亮的歌声直冲云天：“大鞭子一甩嘎嘎地响也――”同时右臂高举，食指指天，急速在头顶划了一个小圈，好像手中正持有驾车的长鞭。“一挂大车下了冈也――”左手虚握拳向前平伸，拳心朝下，肘部微微伸缩，全身也随之抖动，似正手握缰绳驾驭烈马。抑扬顿挫的歌声在扬鞭催马的动作中声震房顶：“今年咱送公粮排了个头一行，化肥农药新农具，满呀满车装。”当唱到“掌鞭的队长也――我的亲家也――”卢宾宁、皮永诚等好几个人一齐跟着唱起来：“我的亲家也――！”其中赵柳村不是唱，是在喊。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透过门缝及山墙缺口，见那雪还在懒洋洋地飘。夜渐渐深了，不知什么时候，塘边只剩下彭小凤、付国良和我。林场没有书报看，没有广播音乐听，人在寂寞之中，特别需要情感的交流。

　　付国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故去了，跟着唯一的哥哥生活。他读初中时哥哥也故去了。他初中与我同班，高中同级，独自住在七中鱼塘边一间小屋内。那小屋像丹麦童话中七个小矮人住的小屋那么小。我几次去找他，见那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各种极简单的物件摆放得恰到好处，显现他做事极是细心有条理。他拿着火钳……一边漫不经心地把柴块翻来覆去地摆弄，一边讲着自己童年的故事：夏日乡间的下午，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领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一条小溪里摸鱼虾。夜里，一个瘦弱的身影打着火把，后边跟着一个更小的身影，在水田里捉青蛙。第二天一早，兄弟俩一起拿到乡场上去卖。他沉浸在对亲情的无限眷念中，语调缓慢低沉，火塘边气氛有些压抑。为冲淡沉闷的气氛，我抢过话头，表情夸张地说……自己对孩童当中的“十八般武艺”，如何样样精通。其实所谓“十八般武艺。”

　　……不过是些爬树凫水滚铁环，鹞子翻叉蛇抱蛋之类的雕虫小技，是流行在儿童中的游戏。我讲起来绘声绘色，有时还即兴表演，讲到故事精彩处，火塘边响起三个人轻松愉快的笑声。

　　彭小凤是我们林场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生日最好记，与共和国同龄。她说起话来心直口快，天真无邪。她说小的时候，和五六岁的弟弟如何争玩具，边讲边交替装扮着自己高兴的表情和弟弟生气的模样。脸绷不住了，一下朗声大笑，满脸孩子似的灿烂笑容！我和付国良也忍不住笑了。其实她就是个孩子，还要两年才有选举权，若按时下的法规，是个非法的童工。记得那年上山下乡准备离开重庆时，因出发前的一些杂事，带队的刘老师让我到她家去过三次，第三次是帮她提行李。她的母亲显得年轻漂亮、知书识礼。去了几次，也熟悉些了。她见我是个热情正直懂礼貌的大男孩，便很自然地嘱咐我：“要照顾我们小凤哦。”我当然连声答应。其实彭小凤虽年幼，却行事乖巧、活泼大方，也并非看上去那么娇弱。她几乎和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融洽，愿意帮忙的人很多。我一向乐于助人，但因有那句承诺，心中便有一点责任感，使我关注她更多一点，相处也要多一点……有机会照顾时我更尽力些。可照顾什么的时候并不多。记得有次从黑石窖往回背黄豆捆，途中要经过危险的独木桥、手爬崖。在捆的时候，我暗暗把该她背的那堆豆秆中抱一大抱捆到我背的豆捆中，使她背的那捆轻些。这么一个娇小的女孩子，离开父母，独自到这穷山恶水的地方来，真不容易啊。

　　夜深了，再次加入的柴块也化成了红红的木炭。那炭块也慢慢由大变小，终于一齐化为灰烬。房内便渐渐被黑暗和冷气笼罩，对面坐的人也看不清眉目了。初时火塘中的灰还很烫，在黑暗中发出隐隐的红和热，但很快就隐没了。用火钳轻轻翻动，黑暗中又有几点极小的火星闪烁。

　　二

　　1966年夏末的一天，下大雨了。午饭后因为没法上坡，全体知青就在火塘边召开民主生活会。所谓民主生活会，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发言者通常先不痒不痛地说说自己的不足之处，今后如何改正云云，批评别人才是重点。当然领导有时也顺便表扬好人好事。

　　我们几个是知青中的主要劳动力，大凡重活累活脏活都跑不脱。这不，上午引水还被淋成了落汤鸡，就等着受表扬吧。

　　会上说些什么，早忘记了。突然有段话当时如雷贯耳，至今记忆犹新。女同学崔古炫大声说：“他们改锯的几个也太吃得了，四个抵我们十个！扣一样多的口粮款太不公平了！要改正！”

　　她说要改正的是我们四个在黄草坡改锯的人。怎么回事呢？还得从头说起。

　　那是不久前的事。为了支援公社粮站建设，更主要是为了收入现金，林场要为粮站改几十方椽子。我和谢文宦、韩凯、白鹤四人，被派到黄草坡去改锯。

　　时逢盛夏，正午，林中一丝风也没有。一时兴起，四个人，两把大锯斗得难分难解，挥汗如雨，便一起脱光上衣和长裤，只穿了一条内裤。送午饭来的女同学赵胖竟无声无息地穿出密林，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那时，我们一派书生气，平日无论多热，小伙子们至少也要穿件破背心，从未打过光巴胴。也许根本没有料到几个小伙子会全都穿得这样少，赵胖一下愣住了，涨红了脸站在那儿，一时手足无措。我们正斗得物我两忘之际，忽觉眼前一亮，恍惚中见一个穿红花短袖衬衣的姑娘站在面前！也许是热，也许是羞，她胖乎乎的圆脸上挂几粒汗珠、飞两朵红霞！赵胖其实远算不上胖，丰满而已。忽觉绿色的山林中万籁俱寂，还真有点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境！几个人便也一齐呆呆地望着她，好一阵才猛然回过神来……慌忙穿上背心和长裤。为掩饰窘态，嘴快的韩凯忙说些诸如“一个人走林子怕不怕”、“送的啥子好吃的”之类的废话，手快的我忙接过她的背篼和提在手中的半桶菜汤。背篼里是一个搪瓷盆扣着的大搪瓷盆，我揭开一看，哟，冒冒的好大一盆洋芋干饭！还有一大碗青菜。我们的胃口好极了，一阵狼吞虎咽。记得很清楚，那一大盆干饭，估计要七八斤米加七八斤洋芋才煮得出来，最后只剩下几个光洋芋在盆底滚来滚去。

　　半个多月，我们四个人改了几十方椽子，给林场换回近千元人民币。那个年头，那可是笔不得了的巨款！是林场年终分配现金的大头。

　　你说，我们劳动强度大，肚中又缺油水，饭量自然大些，怪得着我们吗？叫我们怎么改正？

　　那次火塘边的民主生活会，最终变成一场激烈的争论和争吵。原先被一团和气的表象所掩盖的各种问题，一下暴露出来了。真是“槽内无食猪拱猪”呵。看来，乌托邦似的林场内部矛盾重重。

　　时间到了1967年年初。一个寒冷的冬夜，许多男生照例围着火塘洗脸洗脚。几乎所有男生都只有一个搪瓷盆。先当洗脸盆，去厨房大铁锅里舀了半盆热水，端到火塘边。洗了脸，拧干洗脸帕拿在手中，把脚伸进那热水中去，洗脸盆变成了洗脚盆。

　　不久前林场进行了年终决算，我们的劳动日值两角九分五厘钱。我们中体力最强的，劳动一天，初时记八九个工分，后来会耕田犁地了，最多也就九分七八。劳力弱点的记七八分，更差的只有六七分。十分算一个劳动日，我们多的做了三百多个劳动日，少的也有两百来个劳动日，那差不多是天天出工了。可扣除口粮款后，最多的分了不到三十元钱。

　　火塘边很自然地议论起年终分配。有人大惑不解地说：“恁个辛苦地劳动了一年……怎么才分了七块钱？还买不到穿烂了的那身衣服和那双鞋呢。”我调侃道：“不少不少，如果换成日元，就是一千元了。”韩凯一算，嚷道：“啥子哟，一日元才当我们七厘钱？不可能不可能！”于是韩凯和我为人民币与日元的比值争了起来。本是好朋友的我俩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打赌，说错了如何，对了怎样，最后却毫无结果。没有权威裁判，更没有图书馆可查资料。记得两三个月后，我竟从一张偶然得到的《参考消息》上看到答案。忙拿去给韩凯看……他却说：“《参考消息》上说的，不作数。”

　　三

　　有一次出了个事故。

　　好几个人围着火塘取暖。我坐在长凳的一头，光足踏着自制的木板拖鞋，鞋跟轻踏在塘边石上。两手各拿着一只刚洗净了的袜子，一边与同伴吹牛，一边专心地烘烤着袜子。

　　这是双很舒适耐穿的尼龙袜。那时尼龙袜很贵，花了二元八角钱，用去一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夏天不必穿，春秋舍不得穿，冬季天冷才穿。而今过了大半年，足跟部磨出个小洞。我要在临睡前把袜子烤干、补好，明天才有穿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衣服的肩背部，裤子的膝部都很容易磨穿，我和大多数男生都学会了自己补疤。有的补得好些，有的手艺则很孬，那颜色不同的补丁东拉西扯的使衣裤变了形。有的男生补不好，就厚着脸皮找女同学帮忙。有些人也可能是“别有用心”，是在找机会相互接近吧。但为了避嫌，这种补衣之类的帮忙通常正大光明地在火塘边进行。那时恋爱似乎是不允许的。也有一两个小男生人缘既差，又懒，常穿着有破洞的衣裤。就这点而言，还比不上农村小伙子，他们有家，有母亲或女人。

　　火塘边还有好几个人和我一样，在烤袜子，烤解放鞋，还有烤衣服的。有的懒得拿着，于是塘边插了几根小棍，挂着要烘烤的鞋袜之类。尼龙袜易烤干更易烧坏……我正小心地翻烤袜子，不防长凳另一头的人忽然起身离去，长凳猛地翘了起来……我一下失去重心，木板鞋飞了，不知怎么右脚竟一下伸入炽热的火塘灰中，火塘边顿时响起几个女生的惊叫声。我爬起来一看，足底皮厚没什么，足背红了一大片，霎时冒起了几个大泡。若是现在得马上去医院。当时条件太差，仅打盆冷水浸了一阵，擦了些菜油。使旁人惊奇的是，我几乎本能地把尼龙袜举得高高的……袜子一点也没受损！

　　脚有伤上不了坡，手还闲不住。这天，管家“存半”便安排我和不知什么缘故也留在家里的“圣人”去办米。“存半”当然不是真名，她叫程姑琳。她年龄和我们也差不多，却极具中国妇女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美德。凡收获的粮食蔬菜，她必优先考虑怎样妥善贮藏，细水长流。故大家戏称她为“存半”。记得那次过春节，她竟变戏法似的搬出了各种平日难得一见的零食：葵花子、南瓜子、核桃……板栗子，甚至还有几大捧晒干了的枣子！火塘边的方桌上，一时还真有点琳琅满目，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一点点贮存起来的。

　　“真理往前半步就是谬误”。“存半”有一次却也“存”出了问题。秋末，我们收获了许多好吃的大萝卜贮藏在窖里。进入冬季后，饭桌上蔬菜越来越少。同学们多次要求：窖里有那么多萝卜，为什么不拿出来吃呢？“存半”却说：“慌啥子慌！恁个长的冬天才刚刚开始，没得菜吃的日子还长得很哩。”坚持现在没到吃萝卜的时候。不料等她认为到了可以吃萝卜的时候，大家搬开火塘边窖上的大石板一看，表层的萝卜已经生出两尺多长的芽，完全空心了，下面的已完全烂了……大家心痛得好一阵埋怨。她当然也难过极了，眼睛红红的，当场掉下泪来。

　　话题还是回到办米。所谓“办米”，就是把谷子“办”成能下锅煮饭的米。办米至少有四步：砻、风、舂、筛。又要技巧又费力的过程就不说了。我这人生来命苦，这类手上活常常是一看就会。舂米我不惜力气，筛米则技术娴熟，办的米又白又熟，“存半”很满意。

　　交了差，也很疲乏了。我随便擦把汗，和“圣人”坐在院边石板上休息，悠闲地等着去黑石窖的大队收工回来。远远看去，对面那匹向南延伸过去的大山，像一帧静止的画。夕阳的余晕，把青绿的山的上半部涂上明亮的金色。好像大山后面有双巨手在拉动一块巨大无朋的金色幕布，只见那金色的幕布向山顶滑上去，很快消失了。远远的，出现了一些隐隐约约的人影，人影渐渐连成了一条细绳，那细绳时断时续、时隐时现，在画中缓缓游动。因那细绳的游动，彰显出那山的峥嵘和路的蜿蜒。我站起身，挥动双手吆喝，长长的吆喝声在山谷回荡。细绳中有人挥手响应。

　　虽然看到了，也喊应了，那队人真走拢还要很久，我坐下和“圣人”继续聊天。

　　也许是汗流多了没地方畅快地冲洗一下的缘故吧，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故乡重庆的两条大江。我讲起了那年暑假畅游嘉陵江的得意往事。正发大水的嘉陵江，浩浩荡荡、奔腾咆哮，处处是变幻莫测、暗伏杀机的急流旋涡鼓涌。艺高人胆大，我与一个同伴从磁器口下水，在滔滔洪流中顺流直下，经高家花园、石门、红岩嘴……直到化龙桥才慢慢收水靠岸。说到兴起时，不禁手舞足蹈、得意忘形。

　　“圣人”叫邹在柏，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秀发齐耳。性格有些内向，说话多轻言细语。有时笑也努力地抿着嘴，颇有笑不露齿之大家闺秀风范。因古文好，有时又冒出一两句之乎者也，遂被戏称为“圣人”。记得有一天晚饭后，也是在火塘边，大家天上地下瞎吹。不知谁说到毛主席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又扯到辛弃疾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皆是何等的气魄。“圣人”一时兴起，极认真地说近来她也填了三首词，并当众背诵。如今“圣人”见我说得热闹，也渐渐话多起来。她动情地讲起小时候妈妈给她缝衣服的事。她说，妈妈缝的衣服好像总是大些。略一停顿，“圣人”忽然很郑重地说，她还穿着三岁时妈妈亲手给她缝的背心，问我信不信？我说三岁时穿的背心，现在怎么穿得？不信不信！她见我怎么也不相信，急了，一边申辩一边还顺手掀起衣角，以示正穿在身上。余光一瞥，那好像是件深色的马甲之类。

　　话题不可避免地扯到将来想干什么。提起将来，我和“圣人”的心情不约而同都沉重起来，刚才的兴致一下飞到九霄云外。我站起身，茫然四顾，不由想起李太白的诗句：“拔剑四顾心茫然。”许久，遥望南天，一缕低沉缓慢的男低音飘荡在山谷的风中，那是在知青中传唱已久的歌：

　　离别了山城已不知多少年啊亲爱的故乡，

　　望了又望眼前总是一片凄凉和渺茫。

　　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故乡的面貌？

　　什么时候才能和亲人欢聚在一堂？

　　唱着唱着，我发觉自己眼中已有泪花。不知何时“圣人”也低低地跟着唱起来。

　　并不算太笨的我和“圣人”想来想去，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在这里挖地怎么能大有作为。沉默许久，胡乱设想了几种可能后，我有些丧气地对“圣人”说：“其实扫马路也是不错的职业。你想，那扫帚有好重嘛。当然是去扫重庆的马路。”“圣人”告诉我：“回重庆去当看门人也可以，最好是图书馆的看门人。”她说：

　　“可以随便看好多书。”若干年后，她终于可以去重庆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随便看好多书”了。不过不是以图书馆看门人的身份，而是以大学教师的身份。

　　四

　　1967年3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们的火塘边来了两个颇有些神秘的客人。为什么说颇有些神秘呢？理由有三。首先，那是两个陌生人。他们也不认识我们林场的任何一个人。不像以往的来客，多是林场某人的同学朋友之类。其次，两人的举止也有些奇怪。挎包中明明有什么却藏藏掖掖地不痛快地拿出来。看得出，他们刻意避开场长和任何老场员。最后，两人的言谈更不寻常，他们是来串联的！

　　在这之前，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也知道些文化大革命的消息。都说大城市里的大学生们不上课了，干些游行、贴标语或到处串联之事，离我们远得很。那两个人却把文化大革命拉到了我们身边。

　　傍晚，场长和老场员都回家去了。在火塘边，只有我们知青了。他们从挎包里拿出那卷神秘的东西，那是一卷传单。他俩从中抽出几张递给我们。传单的刻板和油印都很不专业，字倒看得清楚。就着火塘中晃动的火光，见那传单抬头赫然一排大字：告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同胞书。内容大致是列举了社办林场的若干弊病，号召全体重庆知识青年行动起来，砸烂社办林场。特定于3月12日，全体重庆知识青年到县城参加大会，商议砸烂社办林场的事。落款是“1079战斗团”。

　　来人极为健谈，满口新名词，也许可算“文革”中通江县知青中的先知先觉者。

　　原来他俩一个是通江知青，叫马朋（化名。应本人要求，隐去真名）另一个是巴县知青，叫范根红。两人是重庆三中高64级的同学。年初，两人回渝探亲，接触了“文化大革命”。想到重庆知青在大巴山的艰难处境，一时雄心万丈，觉得要为改变知青们的命运干些什么。两人联络了几个志同道合的知青（有通江县春在林场的，还有巴中的、万源的，姓名都记不太清楚了）弄了台油印机，辗转回到通江。在离县城近的春在林场安营扎寨，竖起“1079战斗团”的旗帜（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个人便是一个“团”）他俩解释了“1079”的含意：“1”像扁担，“0”似背篼，“7”如锄头，“9”若粪瓢。即“1079战斗团”是知识青年自己的造反组织。由马朋主持，范根红执笔，几个人夜以继日印刷了几百份《告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同胞书》。怎么送到全县那么多知青手中呢？当时唯一可行的送达方式竟和古人一样，背在背上，跋山涉水，用双脚走去！“1079战斗团。”

　　的人分成若干组，一组去县城，找掌权的县武装部长，争取集会得到批准。还要与“安办”及造反派沟通。另几组，负责把《告同胞书》送到全县的每一个林场……林场分布在县境内的崇山峻岭之中，由一个林场到另一个林场往往要翻山越岭走几十上百里，餐风宿露、忍饥挨饿是免不了的。他俩的任务本是去县城与上层沟通，因东风林场在全县知青中具有号召力，故他俩先到了我们林场。

　　东风林场全是重庆七中的应届毕业生，算办得好的。当时我们内心深处，已对前途充满忧虑和迷茫。更有一些林场由于种种原因，连吃饭都成问题。也许知识青年们天真地认为，砸烂了社办林场，才有可能改变现状，甚至可能回重庆去。不是有句名言叫“不破不立”么。加之静极思动，听到说全县知青都到县城开会，肯定热闹。还可见到平日很难见到的在其他林场的朋友、同学，故无不踊跃。

　　3月12日一大早，我们林场的知青几乎倾巢出动。虽说服装不可能统一，但有一样装扮却很一致：每人都左肩斜挎一个林场统一做的小红书包，右肩斜挎一个也是林场统一买的仿军用水壶。小红书包内装几本32开的小册子，其中“红宝书”是必备的，另外还有《十六条》之类。从我们林场到通江县城有两条路。一是从梁上走，号称九十里。二是经浴溪口到县城，先走五十余里小路，再走17公里公路……两者相加也有90里，好像差不多。但公路长度比较真实。虽说是公路，又绝无车坐，故通常情况下，都走梁上。

　　我们三十多人一路急行，刚过午便来到县城外。有几个负责联络的知青远远看见……便高兴地跑到城外迎接。看到我们统一的小红书包和水壶，他们兴奋地夸我们阵容整齐，认为又到来一支主力军。肚子早饿了的我们涌进一个小食店，每人吃了四五碗小面，空碗在桌上叠了很高。林场治保委员、好出头露面的韩凯和知青副场长皮永诚两人，便跟负责联络的知青去了。

　　后来韩凯告诉我们，他们去了大会筹备组（好像是邮电局旁的空房，谁也记不清了）去的有一中三中的、七中的，总之，县内较有影响的林场都有人去了。有人宣布到的人都是大会筹备组的。在讨论大会宗旨时却争论激烈，一些知青认为社办林场不利于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这是可以说得出来的理由，当然有点言不由衷）要砸烂。另一些则担心知青太弱小，在一起还可相互照顾，分散后的生存有问题。但有一点看法基本一致，即对知青们的艰难处境不满，普遍对前途感到忧虑，遂迁怒于社办林场这一组织形式。虽明知纵然砸烂了社办林场，也很难拿到户口回重庆，也要先砸烂再说。韩凯说：“1079战斗团”的确很有本事，还找来墨和纸，知青们一齐动手，裁成小块，写了很多标语，如“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等，大家拿到街上去贴。

　　大会筹备组的去开会，我等无官一身轻的便结伴闲逛。小小的县城这天很热闹，到处遇到成群结队的知青，小食店、小商店的生意也因此好了许多。整个县城很有几分节日气氛。我们一路走，一路看，碰到久别的朋友、同学，免不了惊喜地打招呼，摆几句龙门阵。不觉来到电影院下边的丁字路口。这地方路边比较宽阔……有许多人围成了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圈，圈内传来歌舞声。我们几个停下来，挤进人圈内去看热闹。一个风华正茂的女知青正用普通话报幕，那人我认得……叫叶雷，是哪个林场的忘记了。随后，音乐声中，穿着还算整齐、短衣外都束有绿色军用皮带的八男八女，踏着整齐的步伐边唱边跳，从人圈缺口舞了进来。

　　歌词极短，只有两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舞蹈动作也很简单，上肢以前手下探、后手高扬为主；下肢则是用力跺脚的踏踮步和快碎步。舞者反复颂唱，不断变换队形。

　　凡唱到“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时，皆加重语气放声高唱，双手上举作颂扬状。挥手踏足之际，动作整齐有力，颇有气势。叶雷和她妹妹叶锋也在舞者行列中，两姐妹舞姿最好，说不定小时候进过少年宫的舞蹈训练班。我们几个正看得出神，忽然有个姑娘从人群中挤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到圈外人少处，很兴奋地对我说：“唉呀，谢克庆，来得太好了！帮个忙要不要得？”我一看那姑娘很有些面熟，一时竟想不出她叫什么名字，也不好意思当面问，只好笑着连声答应。原来她们马上要表演舞蹈《北京的金山上》，本应有舞者八男八女，有个男生却因故突然上不了场，缺了个空不好看。不知怎么知道我歌唱不好却会跳舞，要我临时顶替。我有些为难地说：“我会跳这个舞，可能和你们的编排不大一样哦。”她笑着说大致都差不多，并马上示范了一遍。她让我站后排：“没得关系，跟上节奏就行了。”由几把二胡和几支笛子组成的乐队奏起了前奏，我跟在后边就匆匆上场了。那些舞蹈动作都是我很熟悉的，不过编排程序略有些变化罢了。我仓促上阵，倒也动作舒展潇洒，表情大方自然。下场后，那个女生跑过来对我说：“太好了！谢谢你哟，没人会看出你是临时顶替的。”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林场的。

　　表面看来，白天的气氛非常平和，我们哪里知道，一场阴谋正在暗中策划着。

　　大约下午三四点钟，全体知青到电影院旁的广场集中，大会正式开始。广场上还有许多打着巴山派旗帜的造反派，也许是巴山派和知青都是想相互利用，便同台表演了十来个小节目，可算知青的同盟军。

　　表演很快结束了。大会主持人说：“请1079战斗团的一号勤务员讲话。”我一看……一号勤务员正是来过我们林场的马朋。马朋正宣讲《告同胞书》，才讲了一半……有个男知青急步上台，附耳说了句什么，两人便匆匆下台去了。知青们处于亢奋之中，闹闹嚷嚷的也不知缘由。过了好一阵，终于有人站出来组织我们游行。

　　时近黄昏，谁也没顾得上吃晚饭。我们以林场为单位，四人一排，顺着县城的大道前进，一路兴奋地喊些诸如“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砸烂社办林场”之类的口号。天黑下来，显然是电压不足，街边稀稀拉拉的路灯很勉强地发出不明不白的光。我发觉昏暗的公路两边站满了人，也许大半个县城的人都来了。有些人显然不是来看热闹的，那些人在谩骂，做出挑衅的动作。更有似乎训练有素的壮汉，几人一组，突然逼近我们队伍，对某人抵近审视一番后又退去……知青人数其实不多。当时通江县有重庆知青一千七百余人，除去各种原因未到的，那天到县城的也就一半左右，其中五成还是女生。现在又拉成长长的队伍，处在人家的两面夹击之中。那些人有备而来，又吃饱了饭，以逸待劳。知青们则远来疲惫，连晚饭也没吃。这时“同盟军”也不知哪儿去了，形势极为不利！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有个不认识的男知青突然躲进我们林场的队伍中，神色有些慌张，他悄声说有人要抓他，同行一小段路后他又突然离开，钻入另一段知青队伍中。前后不断传来有知青被突然袭击、被拉出队伍带走的消息，气氛更加紧张。

　　我虽不免也有些紧张，内心却因遇到这样强烈的刺激而无端的兴奋自豪起来，颇有点当年五四运动的革命青年那种英雄气概！知青们相互告诫提高警惕靠紧些，把有可能被抓的知青夹在队伍中间。

　　在县城那条最大的沿江大街上，在两旁越聚越多的人墙中，知青们的游行队伍缓缓向前移动。猛然间喊声四起！前面大街两侧的巷道中，突然冲出数十面红旗，狂挥乱舞的旗子下，数百青壮男人呐喊着蜂拥而出，把去路堵得水泄不通！知青们游行的队伍一下混乱了，混乱中听到有人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男知青到前面去……冲过去！我和许多男知青一下热血沸腾，呼喊着奋力向前跑，冲到了队伍的最前面。那里已是两军对垒，短兵相接。知青们裹成一团拼命往前挤，企图从层层叠叠的人阵中冲出一条路来。叫声骂声口号声响成一片。人们面对面、胸贴胸地你推我掀。路灯稀少，灯光昏暗，不太看得清阻拦对垒者的面貌。但有一点却很清楚，对方持有数十面大大小小，写有什么战斗队、什么造反团之类的旗子，而知青们是没有旗子的。混乱中忽听有人大叫：“把他们的旗子抢了！”我正和一个持旗者贴胸相撞，闻言便一把抓住他手中的旗杆往下压！持旗者根本来不及反应，旗杆已到我的手中！我正想回身伸手去扯杆顶旗子，早被我身后的一个知青一把扯下塞入怀中去了。我扔了光竹竿，打算再找一面旗子，四处张望，只看到一些光竹竿，一面旗子也看不见了。两支队伍相拥相交处的十数面旗子，刹那间多半已落入知青们手中，剩下的被他们自己藏了。若讲贴身肉搏，在人数相当的前提下，那些人根本不是知青们的对手。他们有家有室，知青们无牵无挂，正一身肾上腺激素分泌旺盛之年，值一股怨气怒气胸中乱窜之际，两军相逢勇者胜嘛……其实，至今我也没弄明白，那些与我们作红蓝两军演习对阵的兄弟们是些什么人。

　　感谢那些对垒者，因作为男子汉的我，至今仅止一役。

　　经此一乱，阻挡者们破坏游行的目的已达到，已作鸟兽散。知青们也没了游行的兴趣，多数便慢慢地集合到一起，找到一个比较背风的地方坐下歇气。记得那是一条短短巷道，石板路的尽头处是一个什么院子，青砖柱，弧形黑门楣，两扇黑色大木门紧闭着。巷道两旁，一边是几尺高的条石砌就的墙基和更高砖墙，另一边是一排低矮的临街房屋，也门窗紧闭，黑灯瞎火，了无人声。数百人随地坐下……把那条短巷塞得满满的。阳历三月十二，还在数九之末，川北山区夜里很冷。

　　刚才冲锋陷阵，热血沸腾，汗水湿透了贴身的衣裤。现在精神一松弛，被那冷风一吹，便全身发冷。已近午夜，还没吃晚饭的肚子叫唤起来，知青们不免有些沮丧。这时有个个头一米七多点、面部棱角算得上俊朗的男生，激动地从人丛中站起来，几步跨上那大门前的台阶。他大声说：“我们唱首歌，好不好？”也不等回答，他右手一挥，大声唱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立即得到全体知青的响应，雄壮的歌声顿时响彻川北山区这个小县城的夜空：“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那听过唱过千百遍的旋律……是那样亲切动人，那歌词也写得太好了！大多数男知青眼中泪光闪闪！女知青们开始是边唱边抽泣，后来有的便号啕大哭起来！像我这个一向以男子汉自居的人也不禁热泪滚滚！谁说男子汉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领唱者的歌喉很高亢雄浑，在那么多人的歌声中，还能分辨出来。听旁人说，他是陈河林场的，叫冯廷贵。

　　我们在哭声中歌唱，我们在歌声中怒吼！我突然发现，一旁的墙基石上阴刻着“赤化全川”四个斗大的字（这里不是指刻在当年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大门左侧墙基石上的那四个字，那“赤化全川”四个字要大得多，至今仍在。显然，在1967年时，同样的标语在县城内不止一处，县境内就更多了）那是1933年闹革命的红军留下的。今天，非但全川，连全国也早就赤化了，我们又在这“赤化全川。”

　　四个大字旁闹革命。整个夜晚，不断有知青自告奋勇地上去现场表演。我们唱啊……跳啊，忍着饥饿和寒冷，直到天亮。

　　回林场的路上，同伴们七嘴八舌地说起昨晚的精彩场面。当我说到夺下对手旗杆……杆上的旗子却被后面的人抢去了时，有人从怀中掏出了那面写着某某某造反团的旗子，得意地展示给大家看。大家一起高兴地笑了起来。

　　后来，在火塘边，那面旗子被撕成条条，做成红袖箍，发给了大家。

　　这就是通江县有名的“3・12”知青大会。

　　五

　　“3・12”后不久，传来消息，才知道事情大概。原来抓人的不是造反派的武斗队……而是混在造反派中的公安局的便衣！原来这次知青集会没得到掌权的县武装部长的认可。而开会通知一旦发出，山高水险，要发出更改通知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了。于是，知青们的集会“非法”召开了。他们要抓组织者。这才想起，那天开会时，一号勤务员话未讲完，就匆匆下台去了，原来是得到了公安局要抓他和其他组织者的消息，急忙躲避了。

　　“1079战斗团”的勤务员们被通缉了。勤务员们东躲西藏，不敢回自己林场。大约到了四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又有个讲话（中央文革小组经常讲话）“正确对待红卫兵小将。”通缉一事，这才不了了之。

　　也许因为3月12日的大会未达目的，特别是游行被别人冲散了，知青们内心躁动着愤懑和压抑。“3・12”大会的组织者们顺应这种感情，冒险策划了第二次大会。

　　为表示是“3・12”的继续，时间特意选在6月12日，即后来通江知青称之为“6・12”的全县知青大会。

　　6月12日下午，几乎全县的林场都有知青到了县城，人数估计和第一次差不多。因为是开会，知青们汇聚在电影院，坐满了前面的二十多排座位。主持人和勤务员上台讲话。由于没有扩音设备，更由于从大会尚未真正开始起，就有一拨一拨的人从大门进来，发出各种喧嚣。讲话者虽声嘶力竭，但连坐在前几排的我也未能听清讲了些什么。来捣乱的人不断涌入，挤满了所有的过道。也许是吸取了上次旗子被夺的教训，这次没有一面旗子进场。他们大声喊叫，起哄，喝倒彩，气焰十分嚣张。知青们极力忍耐着。会是开不下去了，改宣传毛泽东思想，唱毛主席语录歌总可以吧。于是前排有十来个女知青应主持人的召唤走上台去。女知青们眼含热泪：“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还没唱几句，来搅局捣乱的人有的从舞台两侧的梯子冲上去，更多的一窝蜂地从三四尺高的舞台前沿爬上去，一瞬间便挤满了整个舞台，把唱歌的女知青赶了下来。几乎同时，只听哗啦啦一阵乱响，电影院所有的大门一齐大开，更多的人狂呼乱叫着蜂拥而入。那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知青们愤怒已极，热血上涌！突然后面有几个知青在齐声大喊：“东风林场的，上！东风林场的，上！”赵柳村看了我们几个一眼，带头站起来。我和屈家易、唐龙、鲁锋、白鹤、彭小凤、涂玉萍、龙礼等也站起来，匆匆整理一下装束。也许是见我们中有人没戴当时最时新的军帽，后面有人喊：“接着！”空中飞来两顶军帽，是个男知青扔过来的，也不认识。来不及说什么，我跳上座位，伸手一一接过。往自己头上扣了一顶，第二顶随手递给了同伴。后来这顶军帽我视为宝贝，还在正面绣了个红星。离开通江时，很郑重地送给了生产队一个喊我舅舅的小男孩。过道已被搅局者们挤满了难以通过，前边的知青忙起身让出座位，我们从一排排坐椅上跨过去，来到尚未被占领的舞台与第一排座位之间的那小块空地上。屈家易在前，两手在胸前虚握，好像正举着一面红旗。其余四个男生四个女生，男左女右，两人一排，以行进步伐在那一小块空地上转圈。我们边走边唱：“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是当时最流行的语录歌。全场的知青们顿时群情激愤……也一齐起身大声合唱。刚刚胜利占领了舞台的造反派们，站在那儿一时没了对手，有些尴尬。只听有人一声令下，又纷纷怪叫着从台上跳下来。真的很像神话剧《西游记》中那些从乱石堆上跳下来的小妖怪！台下这块我们正在表演的空地，眨眼间便被挤满了。肢体接触不可避免地在一刹那间发生了！猛见有同伴被那些人又拖又掀地弄出门去，我正打算冲上去帮同伴的忙，不料有一只手猛地从身后揪住了我的衣领，往后就拖，要把我摔到地上！揪紧的衣领勒得我一时透不过气来。左右又有人袭来，伸手抓我两臂。说时迟，那时快，顺那后拽之力，我左脚立即后退一步，一是以支撑失去重心的身体，二是避开左右夹击之人。同时左臂横格，借势向左后猛一拎腰，转过身来成左弓箭步，一招便将抓住我衣领的那只手打开！这一招有个名目：白鹤亮翅。紧接着我右掌借长腰蹬腿之势，在那只手的主人前胸击了一拳！这一招也有名目：黑虎掏心。这一拳用了七八分劲……倒不是我是什么武林高手，功力到了可收发自如的境界，实在是四周都挤满了人，使不上劲。余光一瞥，见那人生一张微胖的白脸。“白脸”凭空挥了挥双手……痛苦扭曲的脸上嘴张了张，因电影院里太闹了，他喊了句什么也听不见。只见他踉跄着向后倒去。他们人太多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扭身从人缝中钻出舞台旁的大门。

　　天色已近黄昏，附近有几盏昏暗的路灯。

　　电影院侧面的广场一片喧嚣，人流如潮水般涌来卷去。五分清醒、五分癫狂的人们或五七个，或十几个，或三二十人，刚聚合成一团，突然又轰然散开。辩论的……争吵的，吵急了挥拳要打的，打不过了奔逃的，狂呼乱叫着追赶的，什么都有……或唾沫飞溅，或怒目圆瞪，或掀衣挽袖，或捶胸顿足，怪相百出。但纵观全局……多以“文攻”为主，“武卫”为辅。

　　和那些人辩论毫无意义。东风林场的同伴都冲散了，很难集合到一起。广场边正是回林场的山路。我找到两三同伴，与浴溪林场的几个知青同路，迎着暮色茫茫的崇山峻岭，心情沉重地离开了县城。

　　几个月后，我们慢慢了解到下面的故事。

　　“6・12”那天，坐在靠前座位的我们林场的同伴和我一样，从舞台侧门出去，到了广场上参加辩论。而坐在后边的约半数知青被困在电影院的座位上，一两个小时后才得以从正门出去。被激怒了的知青们又举行了游行，估计我们那时已离开县城了。沿途却有造反派横加阻拦，最后竟被逼进了县武装部大院。马朋和两个勤务员去和武装部长对话，当时形势已非知青集会的组织者们可以控制的了……据说最后有人乘乱砸开弹药库大门，抢走了枪支弹药。

　　就在第二天黎明，城南河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那是平昌造反派向通江造反派进攻，是真正的枪战，是通江县城第一次武斗枪战。据说通江造反派早就探知平昌造反派要来进攻，而平昌造反派是有枪的。

　　因在6月12日这天发生了抢枪事件，比“3・12”那天仅仅是“非法”游行严重多了。抢枪事件被县武装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因此，“6・12”大会好像也“顺带”被定了什么“性”。

　　“6・12”后很长一段时间，通江县境内，主要是县城内弥漫着敌视知识青年的气氛。好心的场长和老场员们一再地劝我们待在林场，不要外出，特别是不要去县城，怕我们遇到危险。到处都在传说公安局正在通缉知青集会的组织者。大约过了半年，我们林场才有几个女知青大着胆子去县城办事。回来说，县城几乎所有的旅社都拒绝接待知青，后来有个小旅社听说是东风林场的，态度才好了些，她们才不致露宿街头。

　　在更长的时期内，据说“一号勤务员”的档案被记了一笔，这一笔可不得了，以后凡是“好事”都轮不到他。幸好有当年也是三中的尖子生、同样因家庭问题而无缘大学、一起下乡的红颜知己，陪着他度过那漫长的艰难岁月。

　　40年后的现在，当我经过千方百计的找寻，得以登门求证“3・12”和“6・12.”

　　时，成天坐在电视机前，很少出门的他顿时双眼一亮。他说：很高兴有人记得“3・12”和“6・12”。却不愿多说。我说：“难道你不认为那是你生命中的一个亮点么？”他默认。却一再叮嘱，不愿姓名出现在文章中。

　　结束语

　　社办林场撤了，树倒猢狲散。先是插队。后来，招工的来了，投亲的、嫁人的。

　　办病残的走了，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其实，我们哪是什么“仙。”

　　……在全国数以千万计的知青中，我们1964、1965这两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的，竟成了被政策遗忘的可怜虫。后来许多关于落实知识青年的政策文件中，这两年下乡的知识青年最好的也就是“参照执行”罢了。

　　却看青春何在，旧貌换了新颜。原本应是美好的青春年华，却因时代的原因，变成了刻骨铭心的苦难。但也劳我辈筋骨，磨我辈心志，我辈从未放弃努力！虽不一定个个都有什么大任小任天降，却也坦然行走于天地之间，足矣。

　　而大巴山与知青们的青春已融化在一起，想起青春，就想起了巴山。多年来，我们与通江的联系不断。我自己就给巴山的乡亲打过电话，写过信，寄去过钱和衣物。我们林场先后有陈代林、杨茂超、皮永诚等多人多次返回通江。2007年5月，更是集合了十几个老知青，一路跋山涉水，穿过当年走惯了的黄草坡，爬上陡峭的龙洞沟。摘几片当年种下的茶叶，抓一把掺和着青春的汗水，甚至鲜血的泥土在手，真是感慨万千！更使我吃惊的是，一个并不是林场老场员，当年我也不认识的人，见面竟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年龄和我相仿的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

　　“唉呀！你是谢克庆！啷个头发都白了？那阵你身体好好哟！会拉手风琴。”看来当年在公社开大会时，和那些农民兄弟掰手劲，在牛儿沟的戏台上演出时拉手风琴，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难忘大巴山！难忘大巴山的火塘及其他！

　　作者简介

　　谢克庆，男，1965年高中毕业于重庆七中。同年9月下乡到四川省通江县兴隆公社聂家沟林场。后毕业于泸州医学院，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