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东林党争玩味无穷

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派别，一般说来，东林党人是由一些比较有抱负、关心国计民生、头脑比较清醒、政治态度比较开明、个人品质也较为正直廉洁的士大夫组成。他们不尚空谈，主张躬行实践，过问政治，以求经世致用。他们认为“自古未有关门闭户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要求士大夫走出书斋，进行救世活动。特别是早期的东林党人，更具有一定的社会正义感和政治改革的主张，其中不乏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他们目睹政治的腐败，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势将危及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抨击贪婪奸诈的太监，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

著名的东林党人顾宪成认为士大夫应该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他在讲学时说：“在朝为官，志不在君父；在地方为官，志不在民生；闲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这些都是君子所不能做的。”这些话被传为一时名言，顾宪成及其同志被誉为“士林标准”。

曾任翰林院检讨的东林党人姚希孟，反对“加派”和滥征商税，他上奏疏说：朝廷滥征滥派，使财赋根本之地“十室九空”，百姓忍受着“竭泽而渔”的痛苦，若不减轻人民的负担，势必要招致大水冲溃堤防一样的危险。

明神宗“好货成癖”，派出许多矿监、税监，到处搜刮财货，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东林党人李三才担任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期间，就曾揭发税监陈增的罪恶，裁抑其爪牙，捕杀其党羽，并且冒犯天颜，上疏批评神宗说：“陛下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子孙，百姓也恋妻儿。那为什么陛下你要拼命地聚敛财宝，而不让小民满足一升一斗之需要呢？为什么你要延福万年，而不让小民享受朝夕之欢乐呢？”他要求神宗罢天下矿税监，并指出利害关系说，如果固执不改，“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你守呢？”东林党反对矿税监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政权，但是也反映了工商业者限制封建掠夺的要求，对资本主义萌芽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天启年间，一些东林党人更是不畏强暴，与阉党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派缇骑到江南等地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曾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当时，苏州居民聚众达数万人，群趋殴打缇骑，将其当场击毙。巡抚报告“吴人尽反”，并逮捕了为首的颜佩韦、周文元、杨念如、沈扬和马杰等五人。这一事件说明，东林党人反对宦官阉党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当时城市居民的普遍支持和同情。对于日益隳弊的官僚机构，东林党人也力图严肃吏治，这也符合下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愿望。不过，由于门户之见，激烈的政争牵住了东林党人大部分的心力，不少人变得傲慢、褊狭和难以容人，逐渐丧失了过去力图整饬朝政的壮志。他们与其他党派在政见上的差别日见其微，澄清吏治的愿望不仅没有收到实际效果，而且还使得晚明的政治形势更为腐败。东林党人当政后，一是起用了一大批被贬的党人，让他们控制军政、监察和人事大权；二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宣、昆党，利用“京察”的机会，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政敌逐出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党争不已使明代后期缺乏起码的政治是非标准，吏治就成了谋取私利、排斥异己的手段，不仅使得东林党人在政治上无所建树，而且也给晚明的社会、经济和军事等诸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晚明的朋党混争加速了明朝在政治上的腐败，也使得原本已十分复杂的政治形势更趋严峻。随着党派纷争愈演愈烈，到崇祯年间，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东林党人越来越显得束手无策，他们整日袖手空谈，交章攻讦，汲汲于毫无原则的门户之争。当时，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呈星火燎原之势，东北的满族势力也咄咄逼人。东林党人对于政局虽然喋喋不休，但往往持论甚高，筹边制寇，却并无实着。激烈的党争，使得原已衰败不堪的国家机器愈益难以正常运转。

天启年间，鉴于辽东战事吃紧，明廷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不畏艰险，抚恤辽民，调兵遣将，兴修城堡，整顿军纪，使“守备大固”，辽东转危为安，但因遭权要排挤，罢任听勘，由袁应泰继任。袁虽精敏强毅，善于治政，但不谙兵法，完全是个外行，到任没多久，便失掉辽阳、沈阳等七十余城，明廷大震。熹宗无奈，起用熊廷弼为经略，但又擢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熊廷弼力挽狂澜，调兵募兵，召集残兵，加以训练，赶运粮草枪炮军械，到当年（1621，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十二月，已集聚大兵十四万，形势迅速好转。可是明帝却轻信骄傲、怯战、不会用兵的王化贞，冷落熊廷弼。王主速战轻进，熊主固守持久战，双方争论激烈。明帝以大兵十三万委王化贞，熊只领兵一万，成了一个虚有其名的经略。努尔哈赤知“经抚不合”，于天启二年大举进攻广宁，王化贞狼狈逃窜，熊廷弼随之入关，后金军大胜，攻克广宁、锦州等四十余城。广宁失守后，辽东的形势更加紧张。当时正值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得势时期，内阁首辅是叶向高，而王化贞则是他的得意门生。东林党人出于朋党考虑，对之事事加以袒护。而熊廷弼则因早年隶属于东林党的政敌之一——楚党，并在御史任内曾经排斥过东林党人，故而深受东林党人的嫉恨，故二人之间的矛盾很大，王化贞处处与熊廷弼作对。辽东战败后，明廷把熊、王二人逮捕并追究责任。东林党人偏袒王化贞，不顾熊、王二人责任的轻重，力主一并处死。特别是邹元标、魏大中等人，对于熊廷弼更是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熊廷弼无奈之余，只得乞救于与东林党对立的阉党。他托了内阁中书汪文言，答应给魏忠贤四万两银子，其后却筹不出，又得罪了阉党。努尔哈赤而东林党人看到熊廷弼为阉党所嫉恨，马上又改变初衷，上疏申救其冤。这又让阉党以为熊廷弼与东林党人早有瓜葛，于是更加紧了对他的迫害。阉党诬陷熊廷弼贿赂东林党人，犯了失守封疆的大罪。天启五年（1625），熊廷弼终于被杀，头颅被传送到九边示众。对此，后人吟咏道：“长城自坏不知惜，九边传首血凝碧。”其实，类似于此因党争而受祸的边防将领，又何止熊廷弼一人！

明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是功高权重的资深朝臣，他素来与首辅叶向高等人关系密切。他见辽事危急，自请督师，以原官督山海关、蓟、辽、天津等处军务，筑城堡，汰冗兵，练士卒，缮甲仗，买马匹，军备大整，成效显著。魏忠贤因孙承宗功高望重，欲拉为己党。承宗嫉恶如仇，拒不应命，并欲面奏熹宗，劾除忠贤。魏忠贤因此恨之入骨。魏忠贤对其拥兵关外深怀忧忌，遂想方设法陷害他，不久，孙承宗也就成了党争的牺牲品。天启五年（1625）十月，阉党借柳河明军小败，极力参劾孙承宗，孙承宗被迫去职归里。

抗金名将袁崇焕威振辽东，令金兵闻风丧胆，为大明王朝立下赫赫战功，本应重赏，不料却遭到魏忠贤排斥，指使其党徒进行弹劾，袁崇焕只好上疏乞休，于天启七年罢归。后来，明廷虽然被迫起用袁崇焕，但由于魏忠贤余党进谗言陷害，加上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致使袁崇焕于崇祯三年（1630）被杀。袁崇焕袁崇焕之死，可以说也与明廷内部的树朋结党有关。“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绝矣”。

在内有农民大起义、外有金兵入侵的严峻形势下，崇祯帝和大臣们不思整顿朝政，解决危机，反倒斤斤计较党派利害得失，陷入无休无止的内部斗争中。特别是从抗金的军事形势来看，自辽、沈、广宁失守到熊廷弼、袁崇焕诸人被杀，可以说完全是当时政治腐败的结果，著名的将领熊廷弼等人成了东林党人和阉党相互攻击的牺牲品。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自毁长城，其遭受灭亡的厄运将不久矣。从这个意义上说，朋党混争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