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围棋名将、被称为“棋圣”的聂卫平，于 14 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寿 74 岁。 图： 新华社
据《新华社》报导，中国围棋名将、被称为“棋圣”的聂卫平，于 14 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寿 74 岁。新华社在发布消息后，外界注意到其报导规格与待遇明显高于部分近年去世却低调处理的高阶官员。X《蔡慎坤》指出，聂卫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儿时旧识，年长习近平一岁。在习近平正式接班、确立权力地位之前，聂卫平因围棋成就声名显赫，经常公开出席活动并对时事高谈阔论，偶尔也会提及习近平，语气曾带有调侃意味。随着习近平“定于一尊”后，聂卫平不再公开评论习近平，并曾私下流露对早年玩笑言论的后悔。
据 X《蔡慎坤》消息，早年媒体曾多次报导耿飚、习近平与聂卫平之间的围棋渊源。据悉，耿飚担任军委秘书长期间，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学习围棋，习近平因此找上童年好友聂卫平请教。然而，聂卫平事后回忆，他当时并未指导习近平，直言对方希望快速提升棋力，自己则担心其水平不足而婉拒。
聂卫平去世之所以引起海內外热议，是因为聂卫平之前在《围棋人生》中提到习近平和刘卫平都是文革时期的“老红卫兵”。聂卫平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在我的一生中，曾经遇到过四次险情。第一次还是在1968年，几月我记不清了，那时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分化成好多派，有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联动、逍遥派等等… pic.twitter.com/6yJHhk3WjL
— David Tsai/蔡慎坤 (@cskun1989) January 17, 2026
此外，聂卫平与习近平也曾一同前往韶山，以“毛主席的红卫兵”身分朝拜。两人曾就读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聂卫平过去接受韩国媒体访问时回忆，文革期间，他与习近平、刘卫平三人因家庭背景相似而结为好友。聂卫平的父亲是科学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为革命元老，两人父亲在当时均遭打倒。刘卫平则是空军上将刘震之子，其父同样受到政治冲击。三人名字中皆有“平”字，因此被同学称为“三平”。
聂卫平回忆，当时北京中学红卫兵派系林立，各派之间冲突频繁，他本人属于较为消极的“逍遥派”。习近平与刘卫平原就读于因“高干子弟学校”身分而被解散的八一学校，后转入二十五中。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三人在校内处境相近，经常结伴行动，也逐渐与校外老红卫兵来往密切。聂卫平并提到，一次三人前往三十八中学参与所谓“辩论”活动，却遭遇对方有组织的突然袭击，场面混乱。事后回忆此事时，他与已身居要职的习近平曾感叹，若当年逃得不快，后果难以想像，并形容彼此为“患难之交”。
转载自X：
David Tsai/蔡慎坤 @cskun1989
聂卫平去世之所以引起海內外热议，是因为聂卫平之前在《围棋人生》中提到习近平和刘卫平都是文革时期的“老红卫兵”。聂卫平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在我的一生中，曾经遇到过四次险情。第一次还是在1968年，几月我记不清了，那时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分化成好多派，有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联动、逍遥派等等，各派之间经常发 生一些“派仗”。我本身属于逍遥派，对那些活动基本上不参加，最多是凑个热闹。这时我们班分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刘卫平，他们原是八一学校 的，后八一学校因所谓“高干子弟学校”被解散，他们才被分到我们二十五中。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他爸爸当时可是有名的大“黑帮”。刘卫平是刘震上将的儿 子，他爸爸也因和林彪有过节，受到林彪的迫害。当时不论搞什么活动，一开场都要敬毛主席万寿无疆，敬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敬毛主席时刘卫平跟着喊，敬林副主 席时他就不喊，他觉得林彪是个坏蛋，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没人敢这样，所以都觉得他太“傻”了。而我爸爸也是“黑帮”，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们成了 好朋友，我们三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人家就称我们“三平”……。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 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但是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这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在他们俩的影响下，我的感情明显地转向老红卫兵了。
什么是“老红卫兵”？毛泽东当年的秘书在《戚本禹回忆录》中有非常清晰的回答。文革初始，以“革命干部子弟”（简称“革干子弟”）为主体，以红五类出身为条件，在北京各学校率先组织成立了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 这批以“革干子弟”为主体的、率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骨干成员，后来就被他们自称为“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支持红卫兵后，大批狂热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即被引向社会，对着“地、富、反、坏、右、资”等所谓的“黑六类”，乱抄家，乱打滥杀，以暴力在北京制造他们的“红色恐怖”。
戚本禹回忆说当时的北京王府井的东风市场那里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做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他们到处乱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别人抓起来。我叫他们把所有关着门的小房间都打开,我进去一看,真是惨无人道,里面被非法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在墙面上还有用活人身上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在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
当时我还看到有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的人在一起,我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所以我又去了那里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看到我,紧张得不得了。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派出所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他说,是的。他们是按照市里的指示才这样做的。听说是市里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派出所的一个同志还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也看不惯这些所调的"老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叫火葬场来车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烧掉了。査都没法査。
文革初期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回忆说：1966年的8月下句,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他们在大兴县的好几个公社里,把一些地富反坏右都抓起来拷打、审问。还以防止"阶级报复"为由进行斩草除根,把他们的妻室、子女,有些还是小孩子也集中起来。许多人当场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没死的,都被驱赶到一个大坑里,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们问当地的干部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都是些红卫兵模样的人来指挥当地的一些基干民兵搞的。在他们(红卫兵)来之前,市里还有人打电话来作了关照, 所以大兴县公安部门的人给提供了户籍材料,有的也有当地的警察带路……。这件事,不止是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公社都这么干的。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从我们自己下去所了解到的,还有文革"快报组"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打人、 杀人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万里等人从市里给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万里本来是彭真领导的北京旧市委的人,可他并没有随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为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我们把万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红卫兵"组织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单,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的情况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上了。在听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老红卫兵"们的罪行汇报之后,毛泽东和江青说了战国时"触龙说赵太后"的典故。毛泽东当时还说：如果弄得不好，这些干部子弟将来很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