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财办传来消息，计划在2026年继续提高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延续了近年来持续上调的趋势。
国家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从制度实施初期的每人每月55元，经过七次调整后提高至2025年的143元。
仅从调整频率与增幅来看，城乡居民养老金标准确实实现了稳步增长，但一旦把这个数字放到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中，其实际保障力度便高下立判。
2022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人员（以农村老人为主）月均待遇仅 204.7 元；
而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分别达到 3148.6 元、6099.8 元，两者差距高达十余倍。
再看 2024 年全国低保标准，城市、农村分别为每人每月 798 元、594 元，均是同期城乡居民养老金的 2 倍多。
这意味着，数以亿计的农村老人，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体面生活。
如今，我国已建成覆盖超 10 亿人的世界最大养老保险体系，这一成就值得肯定，
但不能忽视的是，这张保障网内部的待遇差距依然显著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偏低，
早已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容忽视的突出短板，更是亟待补齐的 “民生欠账”。
当然，每当讨论这个话题，总有一种声音会说：“他们年轻时没怎么缴费，现在凭什么要求高额养老金？”
这种看似“权利与义务对等”的逻辑，却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段历史。
对于中国的农民而言，他们并非没有为自己的晚年“缴费”，只是形式不同。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以“三提五统”、高昂的农业税、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乃至每年无偿的义务劳动，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最基础、最坚实的原始积累。
这可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下，由农民群体构建的“隐性社保体系”。
所谓的“视同缴费”，说到底是对一个群体历史贡献的承认。
那么，农民那半个世纪真金白银、血汗交织的付出，为什么就不能被“视同缴费”，换来一份更有尊严的晚年保障呢？
这并非一个可以被轻易搁置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是一个至今仍在拷问我们社会良知的现实议题。
还有人会说，农民群体基数太过庞大，每人涨20元已是当前财政的极限了。
但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妨来算一算。
就不说涨20元了，咱们就大胆一点，我们按每年每月提高100元，一年增加1200元来算。
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约为2.5亿，其中农村人口占1.3亿左右。
假设每年每人增加1200块钱的财政补贴，大概是1560亿元。
按照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4574亿元，这笔支出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0.56%，说多也不算多。
再看看社保的财政补贴。
2022年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01522.98亿元，其中财政补贴收入23682.17亿元，占比也不到6.6%。
发现没，政府不是没收入，财政也不是没补贴，而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
因此，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钱从哪儿来”，而在于“钱往哪儿去”——也就是财政资源的分配结构问题。
在每年数万亿的财政社保补贴中，占总退休人数比例不高的群体，却分配了相当大比例的补贴资金。
拿21年的对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来看：
目前约2000万人领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台面上机关事业单位的平均月养老金是6484元（2021年数据），养老替代率在80%到90%。
但是拿走了约39%的财政补贴，其余的才是给更广大的企业职工养老和城乡居民养老的补贴。
这清晰地表明，我们并非没有能力去填补农村养老的洼地，而是现有的分配机制和改革动力存在着梗阻。
话语权更强、本已受益的群体，往往缺乏推动变革的意愿。
如果不改革现在的分配结构，人口结构上移以后，未来少数人依旧会拖垮财政，但这口锅怕是又要丢在芸芸大众身上了。
反正数据不透明，到底谁拿走了最大比例的补贴是太难查了，现在看来肯定不是每月只有100\~200的1.3亿农民，也很难说是缴纳几十年的普通企业员工，不清不楚反而更容易浑水摸鱼。
中央财办近日明确 2026 年将继续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一信号无疑积极向好，但社会各界对上调力度的期待显然更为迫切。
事实上，“一定时期内将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提升至低保水平” 已形成广泛社会共识。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今年3月便在演讲中明确提出相关目标与时间表，原话如下：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上月也建议，用 5 年时间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每月 1000 元。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则在多个场合呼吁，两三年内先将农民养老金提至每月四五百元，十年内逐步升至 1000 元。
用两三年时间把农民养老金提高到每个月四五百元，十年之内提高到1000元，这是目前专家学者的普遍共识。
我们不能谈承担、谈贡献的时候，就想起农民，而谈收入，谈福利的时候，就忘记农民。
老龄化这个深坑是要填上几十年的，老龄化趋势在这里，不用多说，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是大家一起填坑，还是一些人为另一些人填坑，想来这才是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