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行三万步，躲进分拣仓的年轻人

分拣员，和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一样，共同撑起了城市里“随叫随到”的生活。不同的是，他们的劳动始终发生在封闭的仓库里，是消费者们最难以接触的一环。这份工作上一次被互联网广泛讨论，是因为能够“日行3万步，带薪减肥”。

标签之下，属于这份工作的真实日常是什么？那些走进仓库的年轻人，为什么选择留下，或最终离开？带着这些好奇，我走进了一家分拣仓，体验了5天分拣员的生活。

两分半的循环

对于一个新人分拣员来说，两分半是他们最熟悉的时间刻度。

线上即时零售赛道，“30分钟送达”几乎变成了一条基准线。分拣员便是这倒计时的起点，平均需要在3分钟内分拣、打包完成，剩下的时间才属于配送骑手。

每一单的时长因商品数量而不同，少则几件，要求在90秒内完成；多则几十件，系统会放宽到八九分钟。作为新人，一般不会被派到超过30件的“大单”，因此，刚刚踏入这行的年轻人，最常面对的情况，是在两分半里拣完20件左右的商品。

分拣员，和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一样，共同撑起了城市里“随叫随到”的生活。不同的是，他们的劳动始终发生在封闭的仓库里，是消费者们最难以接触的一环。这份工作上一次被互联网广泛讨论，是因为能够“日行3万步，带薪减肥”。我开始好奇，这份藏在无数订单背后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今年10月份，我走进了一家分拣仓，开始体验被无数个“两分半”切割的生活。



▲日行万步的分拣仓库。图 / 每日人物摄

每个分拣员都会领到一个PDA条码扫描器，在这里，它被叫作“枪”。“枪”一响，新的两分半就开始了。

第一声“铃——”响起时，分拣员就必须一边将袋子套上手腕，一边快步走向分拣区。仓库按温度被划成四个区域：中温、冷藏、冷冻和常温。中温区堆放着果蔬，也是每一单的起点。

每张订单的路径，几乎都遵循着一个固定的闭环：从中温区开始，依次穿过冷藏区与冷冻区，最后抵达常温区，再返回中心的打包台。仓库总面积约有8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小学操场的大小。

但身在其中，感受到的却是拥挤与逼仄。几十列和顶棚一样高的货架，在仓库里紧密排列着，把整个空间切成了无数个细长的“小隔间”，大多数货架间的距离只够一个人通过。

一张订单往往覆盖四个温区的商品。这意味着在两分半内，分拣员不仅要在800平米的空间里跑完一个大圈，更要在密集的货架迷宫中，完成无数次急促的穿插与折返，“多的时候能跑四五万步”。

但走路并不是最累的，分拣员需要将商品不断丢进手臂上的袋子里——一个萝卜2斤，一棵白菜5斤，每单拣下来往往达到十几斤。如果遇上成箱的桶装水，4桶就要40斤。商品散落在货架的各处，需要频繁地蹲下、踮脚、爬高。如果将这些动作折算成健身，相当于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的负重训练。



▲分拣员们需要在狭长的货架迷宫中负重前行。图 / 每日人物摄

找到商品后，先用“枪”扫描库位码，再扫商品码，放入袋中，一个货就拣完了。理想情况下，假设一单有15件商品，每件用10秒钟，时间其实绰绰有余。

但现实是，两分半内要完成的不止是分拣。客诉是站点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一次投诉就会扣10元，在某些平台甚至高达20-30元。商品缺漏、过期或者品质不好都会成为客诉的理由。因此，每拣一件货，都必须仔细检查保质期和外观，盒装果蔬还要拆盒查看。仓库监控无处不在，老员工会提醒：“必须要有对着监控反复查看的动作，不然会挨说。”

脑子也要一直思考，手里捡着这件，眼睛和思路已转向下一件的位置，规划着最短路线。

“铃——”倒计时1分钟的“枪声”再次响起，得跑起来了。

所有商品分拣完成后，需要打印小票，再到打包台封装，最后按下“打包完成”的按钮，计时才会停止。否则，“枪声”会再次响起。如果超时，音响立刻大声播报。

仓库一直都是吵闹的，尤其是工作日的下午三点后和周末，这些属于爆单的时段。高峰期，休息和请假不被允许，就连上厕所时间稍长，都可能被点名。

爆单期间，除了十几名全时分拣员，仓库还会安排几名半班兼职分拣员，近20支“枪”的“铃——铃——”声接连不断。分拣完毕，外卖打印机的语音提示和出票声立刻跟上，单多时，十几台打印机同时作响。副站长拿着喇叭在一旁催促：“手里有‘枪’的跑起来！”为了维持这种节奏，动感音乐被全天播放，试图用鼓点加快所有人的脚步。

喧闹中还偶尔夹杂争吵。为了按时完成，分拣员有时会提前点击“打包完成”，这时配送骑手的倒计时就启动了。于是，经常有骑手挤在打包台边，对着还没封好的包裹大吼：“能不能快点啊！”——时间的争夺，在这一刻具象化。

除了这些即时的冲突，更持久的是身体在日复一日中积累的磨损。熬过最初几天，新人都会慢慢换上一身相似的行头：耐走的鞋，棉质的裤子，以及一双塑胶手套。

频繁出入冷藏和冷冻区，棉质裤子必不可少，速干的面料，只会冷得更快。但感冒是逃不掉的，连续跑上一个小时，开始流鼻涕，持续两三天，就感冒了。老员工说，大约得熬上一个月，身体才能适应这种冷热交替。打包台对面的货架上，专门有一层放着员工的水杯、抽纸和感冒药。在接单的短暂间隙，常有人快步走过去，擦掉鼻涕，再吃药。

与分拣同步进行的还有理货。补货的商品常被临时堆放在本就狭窄的过道里，奔跑中稍不留神就会被货框绊倒。摔一次就是一次淤青，有时还会磕掉一块肉，有老员工说，“以前还有人把小脚趾砸折过”。

手上的塑胶手套，外面最好再套一个剪掉拇指和食指的棉质手套，方便扫描器触屏。否则一天下来，反复开箱、取货沾上的灰尘与摩擦，会让指尖很快干裂。偶尔有人忘记戴手套，隔天手指就布满了小伤口，“碰一下就疼，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受伤的”。



▲分拣时必须戴手套，否则很容易受伤。图 / 每日人物摄

躲进分拣仓

每到冬天，是分拣仓新人最多的时候。他们大多很年轻，背景各异，却面临着同一种处境，被更“正式”的工作拒之门外，需要一处能快速容身、短期攒钱的地方。分拣仓没有门槛，不问过往，成了他们共同的“庇护所”。

他们之中，有人原本在送外卖，天冷了，便躲进仓库做分拣，等天气转暖再回到街头，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在两种体力活之间迁徙；也有人单纯为了攒一笔过年钱，临近年关，再不挣点钱，就得空手回家了。

某一天下午，仓库里一下来了六七个人，问了问，是清一色的05后。在这里，称呼都带着亲切，年纪小的女生被叫作“妹妹”，男生是“弟弟”。

“弟弟”李建东只有19岁，是这批新人里“最机灵的小孩”，逢人就叫“哥、姐”，流程一教就会。他原本在苏州送外卖，这次经朋友父亲介绍，来北京在分拣员和外卖员中选一个。“天太冷了，”他说，“还是干分拣吧。”



▲分拣仓。图 / 每日人物摄

他和两个朋友合租在仓库附近的老旧小区里，三个人挤一间次卧，每晚分摊一百多元房租。对他而言，来北京还带着一点“闯荡”的意味，算是“去外面混一混”。

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混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于这些过早走入社会的年轻人，体面又稳定的工作机会，越来越难找了。过去那种靠吃苦耐劳就能在城市立足，甚至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正在变得渺茫。

曾经有人从吉林坐了一夜火车来北京，原本她在老家学化妆，听人说“大城市遍地黄金”，想来试试赚钱。可来了之后，工作没着落，只能先去送外卖，天冷了又转进分拣仓。才一个月，她的“掘金梦”就淡了：“我看（赚钱）也就那么回事儿。”

新人里还有一个女孩，叫郑晓晓，今年20岁，个子小小的，蹲下身去比装着4桶水的箱子大不出多少。她总把“没招儿了”挂在嘴边。问她为什么来做分拣员？“没招儿了，其他的工作也找不着。”为什么现在急着找工作？“没招儿了，快过年了，总不能还向家里要钱。”

其实，分拣员这份工作郑晓晓早就听说过。她曾在社交软件上搜索，几乎都在劝退：“日行三万步，实在太累了。”那时她心里很确定：肯定不干这个。可现实没给她太多选择。

她七月份刚来北京，暂时住在朋友家，三个多月，一直没找到工作，直到十月末，手里的存款见底，只剩下几百块。

郑晓晓也试过别的路。最初想跟朋友去美容院，但每天通勤要一个多小时，只干了一天就放弃了。她还应聘过收银员，“人家没看上我”。她后来琢磨，问题可能出在额头上那块指甲盖大小的“白斑”。去年冬天，她得了甲流，村里的诊所没治好，转到镇上连挂几天点滴才好，病好后额头上慢慢“白了一块”，连粉底也遮不住。她还去问过服务员的工作，“聊过也不搭理我了”。没有人明确告诉她失败的原因，但她自己猜，这些活儿大概都对样貌有要求，“多半就是因为这块斑”。

每一次被拒绝时，郑晓晓心里都会冒出一个想法：“实在不行就去干分拣。”

下定决心的时刻，是在中秋节。那时郑晓晓手里只剩下1000块钱，原本想回家，摸摸口袋又觉得“不好意思”。节后不久，朋友过生日，她连份像样的礼物也买不起。更让她心慌的是，她一直骗父母说自己在北京有工作，“再瞒下去，感觉要瞒不住了”。哥哥每月要还车贷，偶尔会找她借几百块周转，她怕再不工作，“没钱可借，就露馅了”。

那一刻，分拣员从一个“绝不考虑”的选项，变成了“累就累点吧，至少要人”。



▲图 / 《未知的首尔》

和郑晓晓一样，崔远帆也是在辗转多次之后，将分拣员当成了自己最后的选择。

23岁的他，已经做了快两个月的分拣员，原本，他对工作有过一个朴素的标准：最好能坐着。这个标准甚至影响了他的专业选择，读大专时选了计算机，因为觉得“以后的工作肯定是坐着的”。毕业后他才发现，对口的岗位每月只有几千块，扣掉开销，根本攒不下钱。

他习惯用最直接的方式找工作：上街溜达，或者熟人介绍。刚毕业那几年这方法还行得通，他干过汽修、送过外卖、也做过房产中介，总之，“只要想找，一般都能找到”。但这两年，机会肉眼可见地变少了。他想重回房地产行业，却发现现在的销售只有提成、没有底薪，“估计赚不到什么钱”。他又到写字楼附近转悠，抓着人就打听工作，一个多月只问到一个疑似做企业贷的活儿，他感觉“好像是灰色地带，有点危险”。

后来，他路过文化园里的分拣仓，听见里面的人说“干得好能拿一万多”。尽管和他“坐着工作”的初衷完全相反，但在反复碰壁之后，这成了一个他能抓住的、最实在的选择。

分拣仓里还藏着另一些年轻人，他们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钱，更像在寻找一个能暂时安置自己的地方。



▲分拣仓更像是避难所。图 / 视觉中国

还在读大专财务专业的李淼，原本也想找一份对口实习，但投简历石沉大海，即便有回音，实习工资也低得难以维生。朋友说分拣仓的工作很好找，她就来了。但真正让她留下来的，是这里“社恐友好”的工作环境。

从小时候起，李淼就格外内向，读书时不和不熟的同学说话，出门会紧张到“不知道手该放哪儿”。她曾尝试做超市收银员，结果只干了一天，“人太多了，直接跑路了”。

但分拣仓的环境完全不同。这里几乎不需要任何社交，每天只需按单拣货、扫码、打包，全程可以一言不发。休息时，只有干得久的老员工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年轻人大多就找一处角落，窝进货架里，独自玩手机。李淼经常坐在货架的最底层，四周堆满成箱的牛奶和啤酒，远远看过去，就像货品的一部分。

还有一位白天在医院实习、晚上赶来分拣的女生，因为实习没有工资，只能靠夜班兼职维持生活；另一个刚做了母亲的00后，深陷产后焦虑，试图通过工作转移注意力，却因无法照看孩子而更加不安，总是出错，被副站长批评。还有两个真的在分拣仓减肥成功的女孩，离职后又去了健身房打工，“钱也赚了，肥也减了”。

像“厂”一样运转

某种程度来说，分拣仓像是一种开在一线城市里的“流水线工厂”。

与工厂常位于郊区或工业区类似，为了节省租金成本，大多数分拣仓都藏在城市的深处。

它们有的在商场的地下二层，地上是欧式装修的商场，地下则是600多平方米的前置仓，楼上的商户甚至都对此一无所知；有的在城中村边附近的矮楼里，隔一条街，就是大片的平房；还有的在老旧商场的地下，夹在底商麻辣烫和重庆小面之间，只留出一道窄缝似的招牌。

我所工作的这个仓库，位于一个文化产业园的深处。通往它的路上，平整的柏油路面逐渐出现碎石补丁，自行车骑过去会不受控地颠簸。

几百米的窄巷里，挤着两家不同平台的仓库和一个快递驿站。送货卡车时常堵在巷中，快递和货物只能被就近摞在车旁，几乎占满所有空间。人们只能从货物与车厢的缝隙间侧身穿过，巷子最深处，十几辆外卖电动车挤在一起，簇拥的中心就是分拣仓库的大门。



▲分拣仓库外日常会停止许多辆电动车。图 / 每日人物摄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前置仓在大城市的深处生长出来，“厂”的数量在迅速增加。像进厂一样，成为一名分拣员也几乎没有门槛。

在任意一个招聘软件上，分拣员都是最容易找到的岗位之一——永远在缺人。这些招聘大多由外包公司代理，签约后通常没有社保，只有少数平台会与部分分拣员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

入职几乎毫无门槛。应聘者只需向外包招聘员提供身份证和联系方式，就能直接安排面试。招聘方往往会提醒：“只要说自己能长期干，一般都能过”，工作时长似乎是唯一的筛选条件。实际面试则更加简单，站长不问来历，也不关心你能做多久，几乎没有任何筛选，登记信息后就直接开始试岗。带教的老员工常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能记住位置就行了。”

每个分拣仓的结构都像一套标准化的流水线：一个站长，两个副站长，两三个水产员，八九个理货员，以及数量最多的十几个分拣员。在整条链上，分拣员是最累的，要全天候一直跑，因此，也是人员流动最大的岗位。一位干了五年多的老员工说：“年轻人能坚持一个月就不错了。”



▲像流水线一样运转的分拣仓。图 / 每日人物摄

这里的薪酬模式也带着鲜明的“工厂感”：按件计费，每拣一件在1毛钱左右，日总量超过一定数量后单价会略微上涨；有的平台则按商品种类算，不管多少件，每种商品3毛多一点。多跑多拣，才能多挣。

分拣仓的工时制度，常让李建东想起之前进厂的经历。那时他在手机零件的流水线上，上半个月白班，再上半个月夜班，不断轮换，“身体真受不住，”他说，“刚要适应，又得换。”夜班最难熬，有回凌晨三点，他握着工具刀直接在工位上睡着了，刀掉下来砸到脚面，他一下惊醒，“刀子锋利点就能扎进去了”。

更让他害怕的，是那种“脑子被吃掉”的感觉。每天13小时重复同一个动作，下班后回宿舍就睡觉，几乎不与外界交流。不到一年，他发现自己反应变慢了。每当有人和他说话时，他没办法立刻回话，往往要顿一下才行，“大脑得再想一遍”。

正是这种记忆，让李建东在分拣仓前犹豫过。他的两个朋友试岗当天就走了，“因为太像厂里”。他自己则注意到一些细微差别，这里需要记住不同商品的位置，脑子似乎还在转。但他也清楚，一旦所有位置都记熟，动作成为肌肉记忆，眼前这条在两分半内循环的固定路线，会不会又变成另一条“流水线”？他还不确定。

事实上，每一个走进分拣仓的新人，无论背景如何，都会很快感知到一套无形的规则：分拣是停不下来的。明确的制度只是辅助，真正驱动这里高速运转的，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竞争感与愧疚感。

愧疚几乎无时不在。吃饭、上厕所、休息的时间过长，都会让人不安。仓库的角落有一张小桌，能供三个人同时吃饭。吃饭是轮班制，没有严格时限，但早班的人先吃，后面的人自然等着。这就让排在中间的人不敢拖延，“别人还等着呢，别耽误人家”。一顿午饭，通常不会超过半小时，就继续回去工作。

更直接的压迫感来自仓库正中央的显示屏。上面实时滚动着每个人的拣货数量、时效、被投诉次数，甚至连“空闲”与“接单”状态都一目了然。监控摄像头遍布各个角落。在这种全方位的注视下，新来的年轻人几乎不敢停下，“搞不好什么时候领导就找来了”。



▲位于仓库正中央的显示屏。图 / 每日人物摄

出走与迷茫

几乎每个走进分拣仓的年轻人都清楚，这里只是一个暂时的落脚点。但下一个清晰的目标在哪里？没人能回答。

当然，也有试图在这里停留的人。仓库里有一条模糊的上升路径：从分拣员转到理货再到水产岗，积累经验后成为副站长，再跳几次槽，或许能当上资深副站长，那样就能签正式合同、有社保了。但算清这笔账需要时间，而很多人等不起。

崔远帆就认真算过。入职前他听说月入能过万，干下来才发现，自己每月只能挣五六千元。除去房租水电，剩下三四千，“还得吃、喝，基本不剩什么”。他估摸着，要熬到副站长，至少得忍受几年这样的收入，而即便真升上去，薪水也不过7000元左右，“还不如一个能跑的分拣员赚得多”。这笔账算明白后，他很快选择了离开。

更多是被疲惫劝退的年轻人。分拣仓的工作是排班制，早班从6点开始，晚上7点结束，最晚的一班，上午10点开始，晚上11点结束。李淼和朋友合租在城中村的一间房里，同睡一张双人床，但几乎不会“碰面”。朋友上早班，而李淼经常上晚班，每天朋友上班时，她还在睡觉，等她深夜到家后，朋友已经睡了。



▲分拣员在分拣仓一角吃饭休息。图 / 每日人物摄

为了抓住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她下班后总是立刻洗漱，然后瘫在床上刷手机，有时直到凌晨四点。只睡几小时又要爬起来工作，走在仓库里“像踩在棉花上，轻飘飘的”。干了一个多月后，她打算离职，计划回老家准备专升本，“以后找个更轻松的工作”。

分拣仓里，大多数人都是一边计算，一边观望。留不下的原因很具体，钱少、累、看不到头。而留下的理由，往往只是因为“还没找到更好的去处”。这种清醒而短暂的停留，成了这里的年轻人里最普遍的心态。

这种“干不长”的预期，甚至改变了他们对社保的看法。王伟在一个前置仓做主管，他发现，现在许多年轻人反而抗拒签劳动合同、缴社保，因为那意味着“被拴住”，而他们想要的，是“说走就走”的自由。

事实上，不止在分拣仓，这群年轻人对任何一份工作都难以产生长久的打算。郑晓晓高中辍学后就走上社会了，她盘算过，自己能做的无非是客服、服务员、奶茶店员这些“很底层的工作”。她的计划是把它们都做一遍，“这样不管以后哪个工作要经验，我都有了”。在她看来，一份工作干满一年“已经算久了”，上学至少还有个盼头，“可上班简直是一望无际啊”。她需要用不断转换来对抗那种“一望无际”的重复。

频繁更换工作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的不确定。对于许多像郑晓晓一样，早早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最根本的困惑往往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



▲图 /《请和我的丈夫结婚吧》

郑晓晓心里有一本沉重的家庭账。她有个哥哥，这意味着父母将来既要为哥哥准备房子，又要攒下一笔彩礼。“没问过具体要多少，但对种地的爸妈来说，肯定特别难。”她自己当初每学期学费就要近6000块，吃穿用度都要钱。再想想自己的成绩，就算继续读书，也只能上个民办大学，学费又要一万多，“太浪费钱了，（再上学）也无所谓了”。

工作以后，郑晓晓又有些后悔，如果当初上了大专，“至少会有一个专业，能有一个方向”，而她现在找不到任何方向。

北京也没有给她带来想象中的“闯荡感”，反而加深了她的无措与自卑。很多时候，她甚至不敢出门找工作。她觉得这座城市与自己格格不入，楼太高，街太宽，而每一栋写字楼里都坐着“上过大学的人”。走在街上，她总觉得周围人有种“说不出来的气场”，脚步又快又稳，“他们都知道要去哪儿”。只有她，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为了避开这种无处不在的“气场”，她一度害怕出门，把自己关在屋里，“过得像老鼠一样”，睡到下午起床，打打游戏，刷刷短视频，一天就过去了。她的决定大多出于“一时兴起”，没有长远的计划。但有一件事她似乎慢慢能确定：今年回家之后，“明年可能不会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