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劳东燕11月30日发了一条关于“治安处罚记录封存”的微博，紧跟着下面接了2万3000多条评论，评论中质疑声和谩骂声不绝，评论区彻底沦陷，以至于微博平台都看不下去了。
@劳东燕2004：
北大法学院的赵宏老师是我的朋友，之前一直在为治安处罚纪录的封存鼓与呼。对个人的治安处罚纪录进行封存，本身是国家层面做出的决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法律界的共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天舆论的攻击焦点突然转向赵宏老师个人，而且专门指向所谓的吸毒史，甚至“赵宏教授吸毒史封存法案争议”成为微博的热搜词。这种标题党的做法，存在严重的误导倾向，对持不同观点者展开有组织的围攻更是下作。
需要指出的是，治安处罚纪录封存不是议题或者议案，而是正式通过的法律规定。之前《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时公布过一审稿草案，本来就向社会公众征求过意见。尤其是2023年9月那一次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关注度特别高，立法机关收到超过10万条的修改意见与建议。
退一步说，如果人们确实认为相关规定有问题，在立法已经通过的情况下，合理的反应是不是应该向立法机关提出呢？比如，建议立法机关对某些特殊类型的行政处罚纪录做例外的处理，这才是真正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专门围攻某位赞成立法规定的学者，是觉得她/他欺负得起吗？ 还是希望由此形成寒蝉效应，让专业人士在公共领域彻底噤声？
不管赵宏老师是不是我的朋友，我都是持这样的观点。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做表态，必然会将攻击引到我这里。好在，我也不是第一次被围攻。要是惧怕被围攻的话，我早就退出公共领域了。
以下是一位朋友私信发给我的文字（已获授权公开），也代表我的看法。
当制度讨论被情绪裹挟：我的观察与反思
围绕治安处罚纪录封存的争议，本可以是一场普通的制度讨论：法律如何平衡个人权益与公共安全？记录的公开或封存应当遵循怎样的比例原则？这些都是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然而最近的舆论方向却出现了异变——焦点从制度本身，偏离到对某位学者的集体攻击，甚至将并不存在的“吸毒史”包装成舆论标签。这种转向，让人作为旁观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公共讨论的生态。
一、制度议题如何被情绪叙事吞没
治安处罚纪录封存不是一项突然出现的“议案”，更不是某个学者的“提案”，而是经过完整立法程序、征求大规模社会意见后确立的法律规定。在一个成熟的公共讨论环境中，争议应该指向制度的逻辑、价值与实施路径；但在当前的舆论场，制度却迅速被“人格化”处理，被简化为“某个人的主张”。
这种扭曲的叙事方式有一个典型特征：把复杂的制度问题转化为对具体个体的道德审判。制度的合理性可以讨论，立法的过程可以争辩，但当讨论者被简化为“靶子”，制度争议就彻底失去了内容，只剩下情绪的宣泄。
二、为何舆论更愿意攻击个人，而不是讨论制度？
对制度提出质疑，需要理解法律条文、讨论逻辑、提供替代方案；而攻击个人则简单得多，只需制造一个足够“刺激”的叙事，就能迅速吸引围观者，并调动大量的道德情绪资源。
从旁观者视角看，这种现象背后至少有三层原因：
1. 复杂制度无法立即引发情绪，但个人故事可以。制度是抽象的，讨论门槛高；个人则具体、生动，更容易被情绪化叙事塑造。
2. 集体攻击是低成本的社会行为。在匿名舆论中，围攻某个学者几乎没有代价，相比之下，真正研究制度、提出替代方案的成本太高。
3. “替罪羊机制”在舆论中反复出现。当大众面对无法改变的制度时，情绪常常会寻找一个看得见、够“软”的对象来承载压力。制度无法被骂，于是就有人被推上靶场。
这种机制的危险在于，它使公共讨论变成了一场“谁更容易被攻击”的竞赛，而不是“哪种制度更有道理”的讨论。
三、当专业者被压制，受损的是整个公共空间
一个健康的公共讨论环境，需要敢于表达的专业者，需要能够支撑讨论的知识结构。但在舆论一次次将制度讨论转换成个人追打后，专业者会逐渐沉默，而公共空间会迅速被情绪和谣言填满。
这意味着我们越来越难以获得关于复杂议题的真实讨论，而更多只能看到化繁为简、带情绪色彩的版本。长期下去，社会讨论的质量会不断下滑，公民理解问题的能力也会被削弱。
在这样氛围下，坚持理性几乎变成了一种“高风险行为”。而这本身就说明了当下面临的困境：当情绪成为审判者，专业知识就无法发挥作用。
四、公共讨论需要的不是猎巫，而是规则
治安处罚纪录的封存当然可以争论，制度也从来不是绝对的。但制度讨论的前提，是让对制度有不同理解的人能够安全地表达观点。
如果一个学者因为解释法律条文、表述自己的专业看法，就可以被随意污名化，那这不仅是对个体的伤害，也是对制度讨论秩序的破坏。
我更关注的不是某位学者是否被攻击，而是这种攻击方式本身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否正在习惯用最粗暴的方式处理分歧？
▪️我们是否正在放弃对复杂问题的耐心？
▪️我们是否正在让公共讨论退化成情绪的竞技场？
当制度讨论被猎巫式的舆论替代，公共理性就开始枯萎。
相信很多人不愿看到公共空间不断滑向情绪主导、事实退位的方向。制度可以争论，学者可以批评，但舆论不应通过造谣和污名来“解决”分歧。基本的诚意和规则，总该守住。
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某项法律本身，而是正在以怎样的方式讨论它。
如果讨论的方式错了，任何议题都会走向失真。公共理性需要被守住，而不是被情绪淹没。
12月1日，劳东燕又发微博说，从上条信息发布后，至少收到平台五条提示信息，说她的微薄评论区投诉增加，建议她管理评论区，设置必要的限制。
当然，劳东燕没有接受来自微博善意的提醒，作为一位学者兼公共知识分子，劳东燕觉得有不同意见可以理解，应该允许人们表达，考虑后没有设限制，但注明如果辱骂太多，不排除之后采取相应限制。
有位读者在劳东燕教授的微薄评论区贴上这样一则中肯的评论：“自然处罚记录封存是经立法程序作出的决定，不论赞同与否，都应该围绕制度讨论，把制度的争议变成对某个学者的‘标签化追打’，这种操作不是讨论问题，而是制造稻草人。既不会澄清问题，也无法推动任何建设性讨论。”
“这种氛围本身就说明了制度讨论的贫瘠——很多人不是在审视规则，部分舆论也并不是关心制度如何改进，而是在寻找一个可以集中宣泄的对象。情绪可以汹涌，立场可以不同，但这样的舆论操作不是讨论，是在示范怎样把公共空间搞烂。如果公共空间越来越习惯用这种方式处理分歧，那么，以后任何专业意见都可能被情绪或谣言吞没，失去理解复杂议题的能力……”
有人表示了理解，但是这样的理解在评论中显得那么单薄，这样试图用道理去说服更多人的帖子，非理性的谩骂者是完全听不下去的，他们的声音差一点把有限且理性的声音给淹没。
想起今年上半年，劳东燕在接受陈鲁豫的《岩中花述》播客对谈的时候，坦然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困惑。在节目中她说，她的困惑感来自于：“怎么这么浅显的问题都看不明白？”
诸如11月30日的这条微薄下面，很多人对吸毒和毒品犯罪并没有分清就开始骂人，进而上升到人身攻击，这样的例子教授在微博上一定没少见过。
当然，劳东燕也说她不会因为辱骂或者讽刺而有恐惧感，毕竟作为一位资深的法律工作者，杀 人犯她都见过不少，这种骂人还能比杀人犯更恐怖吗？但是，简单的事别人却听不明白，会让她产生深深的无力感，让她对这个社会重新进行认知。
之所以聊起这个话题，是因为11月26日，我的公众号发表了一篇：40年前入学的本科生退休金一文引来了更扎心的共鸣 其实，这篇文章中的内容大多数并非出自我自己的表述，而是摘录了上次同主题的一篇文章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读者留言，我做了一个大概的归类，拿来与更多的人分享。几天来收到了300多条留言，加上留言后面的回复加起来，可达几千条，其中不乏一些令人不堪甚至恶毒的谩骂声。
骂得实在不堪入目，我就删一删，因为设置了留言自动公开，清一清，免得平台看到我管理不好留言区把我的文给删了。如果你就事论事来讨论，里面夹杂着谩骂我也能理解，完全不看内容纯属发泄的骂声，我只能让他有多远gun多远，而且，这些人大多数是一锤子买卖，他根本没有关注我，就是来宣泄一下就走路，像个臭虫放了一下气。
《岩中花述》中劳东燕说，在公众平台发表自己的观点，不指望去说服那些完全不同观点的人（这个语气里透着无奈），但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服一些中间立场的人。更重要的是，当我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并不想要说服谁，我只是觉得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我这种观点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而这种观点也值得倾听，这就够了。
看到这里，我想，如果持相同或者相似观点的人都来表达，是不是又多了一份力量？
当人们习惯于用最粗暴的方式处理分歧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好好说话变得越来越难。尽管如此，公众号的写作者，依旧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骂声再盛。
但愿更多的人一起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骂声少一点，再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