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德国之声中文网）作为日本右翼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外界虽然普遍预期中日关系可能趋于恶化，但恶化来得如此之早，以如此方式被高市本人亲手点燃，仍出乎绝大多数人的判断。11月7日，高市在国会答辩中声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日本在台海冲突中可能采取武力介入。这番言论随即点燃中国的强烈反应。从反应的速度、覆盖面到强度看，它显然不属于例行的外交摩擦，而是在短时间内触动了中国政治体系中多条高度敏感的红线，并触及中日关系深层结构矛盾的临界点。

过去几天里，中国对高市的批判力度丝毫不减。外交系统连续发声，并罕见以“奉示约见”的方式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这一措辞在中日外交史上几乎从未出现过，它本身就意味着事件已被北京认定为准政治危机。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等核心喉舌密集刊发强硬措辞的评论性文章，警告日本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误判形势。社会层面，文旅部与教育部也先后发布提醒，要求游客和留学生“近期避免前往日本”。军事上，海警明显加强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力度，解放军宣布在黄海举行实弹演训，演训位置靠近日本方向。

北京显然还会有进一步的施压动作。所有迹象都指向一点：北京不会轻易放过日本，除非高市以某种形式收回她的言论——但目前高市及日本政府均明确表示不会收回。

有人或许认为，高市是在回应一个“假设性问题”——正如她事后解释的那样，她并不是要武力保台，而是强调台湾稳定关系到日本的海上航道安全。如果中国武力封锁台湾将影响日本的能源运输和对外贸易，日本因此必须有所反应。然而，北京显然不会接受这种解释。在北京的理解中，高市以首相身份所发表的言论，是对中国内政的赤裸裸干涉，而且她的表述在四个方面跨越了中国最不能触碰的红线。

高市一句话同时踩中中国的四条红线

第一道红线：挑战“一中原则”，暗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触及核心利益

外界往往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视为日本保守势力的惯常表述，但高市这次的说法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明确、更具“国家立场”性质。首先是她的首相身份——以往安倍、麻生这种发言均是在卸任后；其次，她是在日本国会这样一个国家权力场域表达，而不是在党内会议或媒体访谈。

这番话对北京来说包含两层政治含义：

其一，她公开否定1972年中日建交的政治基础。中日联合声明及此后的四个政治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高市的言论完全背离这一立场，在北京看来，这是对“一中原则”的直接挑战，已超出外交分歧的范畴。

其二，她表明日本将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由“可能协助美国”变为“主动介入”。若日本将台湾视为自身“存亡危机事态”，其法律后果等同于允许自卫队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武力行动，阻扰中国的统一。这在北京的战略判断中，不亚于日本对台政策的根本性转向。

从中国的反应来看，高市触及的是中国对台政策的核心关切，而不是表面层的观点冲突。

第二道红线：激活侵略史的集体记忆，引发北京对日本军国主义回潮的警觉

高市不是简单重复“台湾有事”的口号，而是将其提升至“存亡危机事态”的层级。这个表述在日本国内具有明确的军事动员含义，也非常容易唤起中国社会和政治层面对日本历史的敏感记忆。对北京来说，历史记忆不是情绪包袱，而是现实政策的一部分。

日本当年发动七七事变以及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都以“国家存亡受到威胁”为借口。高市此番说法在中国舆论中迅速被等同为“日本右翼借台湾问题重新包装旧的战略动员框架”，强化了中国的疑虑：以高市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是否正在设法重启武力干涉中国事务的道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从而在中国统一台湾时，不惜武力保台，和中国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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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北京并非情绪化反应，而是基于现实政治格局的判断。过去几年，日本右翼确实不断通过台湾议题突破“战后体制”限制，高市既是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也一直采取行动推动日本与台湾的政治接触：主动会见台湾政要，高调授勋谢长廷，上台后立即发表如此刺激性的涉台言论。北京因此相信，高市的言论是蓄谋战略布局的一部分，而非即兴发言。

在这样的框架下，北京所警惕的不是一句话本身，而是日本可能正在酝酿一套“借台湾问题解禁自卫队，实现国家正常化”的路线图。

第三道红线：在习近平面前承诺稳定，回国即挑衅，被视为蓄意背刺和政治羞辱

这一点外界极少讨论，北京更不会提，因为涉及习的政治权威，但实际上是最能解释北京如此激烈的一个原因。

在釜山中日峰会上，高市向习近平作出承诺——希望稳定双边关系，坚持1972年的建交立场。但回到国内才一周，她便在国会发表了与承诺完全相反的表述。对中国最高领导人而言，这种“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的行为不仅是外交上的无诚意，更触及政治权威本身。

“奉示约见”这一外交措辞正可说明问题的敏感性和严峻性。

在中国外交体系中，这意味着交涉指令来自更高层级，甚至是习近平本人，而不是外交部的正常业务操作；这类词汇一般只在领袖认为“必须挣回面子”的事情上才会出现。

对任何中国领导人来说，外国领导人这样前后不一的言行，在中国政治语境中等同于对最高领导人权威的挑战，而对拥有高度权威的习近平，对其个人政治尊严的触犯尤其不能容忍。北京对高市的愤怒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这种“背刺”的反应，而非单纯的政策分歧。

第四道红线：破坏中国对外威慑的示范效应，推动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

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根本目标，是保持问题的“可控性”，并防止其被国际化。如果日本首相在国会层面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北京却反应温和，那么西方国家必然会认为，可以用类似语言突破“一中”政策的限制。

实际上，英国议会部分成员已经多次提出类似表述；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盟体系，都有可能将日本的做法视为“可模仿的范本”。这正是北京最担心的局面：台湾问题从当前的中美间角力，变成广泛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多边对抗。未来西方国家甚至个别非西方国家也可以按这个方式公开支持台湾，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就会被踩破。

北京绝不可能容许日本成为“示范效应”的源头，因此必须强硬回应，以阻断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链式反应。

北京的反制力度大概率不会下降

对高市本人而言，她可能认为自己只是延续日本政府数年来在涉台议题上的立场。但她似乎忽略了政治语言的效果取决于三个关键变量：说话者是谁、在哪里说、在什么国际结构下说。她既是日本首相，又是在国会发言，且是在刚向习近平作出承诺的背景下发表这番言论，同时日本右翼势力正全力推动所谓“国家正常化”。结果便是，她一句话同时踩中了中国的主权红线、历史红线、政治权威红线和战略红线。

任一条红线都可能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应，四条红线叠加，北京的回应只会更为系统、更为坚决。

未来几周，北京的反制力度大概率不会下降，而会继续升级。若高市坚持不收回言论，中日关系将很可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陷入一个难以逆转的新阶段。

接下来真正值得观察的，不仅是北京的反制动作，还包括日本国内是否会因高市的冒进而出现政策层面的分歧。如果日本内部的安全政策路线因此右移，中日关系的长期走向可能比目前所呈现的更加复杂。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