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闹心。不知是怎么了，手机接二连三接到归属地显示为广东的骚扰电话，拉黑都来不及。
如今，我几乎每日三省吾身：我是不是在广东留下了爱情的结晶？是否曾欠下某位广东朋友的债务？然而思前想后，确实没有。
这不禁让我想起网络上对反诈工作的某种调侃：实名制推行已十年，电信诈骗却不减反增，骚扰电话依旧络绎不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作为一个普通民众，我确实感到困惑。
近日，律师周筱赟在银行提取4万元现金时，被银行工作人员详细询问资金用途，并要求查看流水记录。周律师认为此举侵犯个人隐私权而拒绝配合，最终银行选择报警处理。
这起事件经网络发酵后迅速登上热搜榜首，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主流媒体纷纷予以关注报道。
如果说这还只是金融服务领域的个案，那么另一则新闻则更显离奇——有民众反映，在江西使用异地身份证办理电话卡时，除常规的工作证明、社保证明外，竟还被要求提供营业执照、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合同，甚至需要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这两起事件看似孤立，实则共同揭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在“反诈”这面正当性旗帜下，一些行业和部门正在将防范措施异化为对普通民众的普遍性怀疑。
原本旨在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反诈工作，在某些执行层面却演变成了“宁可错查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过度防控。
说起反诈工作中的过度防控、层层加码现象，没有最离谱，只有更离谱。我再举个奇葩例子。
去年5月，温州文成县人民医院一名职工遭遇电信诈骗损失4.9万元，当地卫健部门随后就祭出“连坐式追责”：包括对受害人扣罚1000元绩效，涉事医院罚款10万元，并取消评优资格。
还远不止于此，该县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更叫一个离谱，不仅要求各单位确保电信诈骗“零发案”，若党团员被骗的，不仅自身要接受处罚，所属支部还要被取消评优评先资格。
这叫什么逻辑，被骗的人本来就够闹心了，还要被当地处罚。你们不去追讨被骗财产，不去抓诈骗分子，却将被骗的按在地上打上几板子，这种反诈手段真是闻所未闻，令人啼笑皆非。
这种责任转嫁的治理思路、技术依赖背后的能力缺失，所暴露的已不仅是懒政思维，而是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当每一位取钱的储户都被预设为潜在洗钱者，每一位办卡用户被视为可能的诈骗犯时，这种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不仅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更侵蚀着社会的基本信任基础。
全民反诈的初衷，是通过提高公众防范意识，构建群防群治的社会防线。如果把全民都当作潜在诈骗犯来对待，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可能引发民众的抵触情绪，削弱社会协同治理的基础。
当普通民众在办理正常业务时屡屡受阻，当合法权利因过度防控而受到侵害，这种“防御性反诈”已经背离了保护人民的初心。
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智慧反诈，而不是懒政反诈；是精准反诈，而不是全面设防。
全民反诈的真正含义，是发动全民参与防范诈骗，而非将全民视为防范对象，这是最基本的界限与底线。
总之一句话，不要再打着为你好的旗号，为难群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