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长江岳阳段江面宽阔，鱼翔浅底。但在7年前，这里化工企业林立，粗放的生产方式给长江生态带来隐忧。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宜昌市和荆州市、湖南岳阳市以及三峡坝区等地考察时表示，“要下决心把长江沿岸有污染的企业都搬出去，企业搬迁要做到人清、设备清、垃圾清、土地清，彻底根除长江污染隐患”。
此后，多省沿江城市为破“化工围江”，治“长江病痛”，陆续出台相关整改计划。
众多沿江城市中，位于湖南东北部的岳阳市怀抱洞庭，北依长江，南纳三湘四水，拥有163公里长江干流、1600余平方公里洞庭湖水域及280余条河流。作为化工重镇，岳阳市有35家沿江化工企业须搬迁和关闭，占湖南省的41.2％，其也因此成为湖南省破解“化工围江”的重要战场。
“岳阳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生态保护压力日益加大，传统的粗放型增长路子只会越走越窄。”岳阳市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各级各部门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决不上“高污染、高消耗”的项目，坚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如今，这座江城怎么样了？
绿色化工新格局
岳阳绿色化工高新区内，中石化湖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称“湖南石化”）己内酰胺产业链上的设备正在稳定运行。
“我们在2023年12月搬到了绿色产业园，并实现生产的全线贯通。整个园区化工企业聚集，水电气供应完备，上下游关系密切，也便于污染物的集中处理，生产和治污成本大大降低。”湖南石化己内酰胺部党委书记罗凌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湖南石化由原巴陵石化、长岭炼化合并组建而成。其中巴陵石化己内酰胺产品链老生产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末，逐渐与岳阳市中心城区连成一体，毗邻洞庭湖，距离长江最近只有800米。
“己内酰胺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降解薄膜、医疗器械、高端服装、汽车轮毂等领域。在老区时，生产用水量很大，污水处理后要排到洞庭湖，进而影响长江水质，且旧的工艺和设备有时大气排放也不达标，影响空气质量。”罗凌宇说。
沿江而设的化工企业不止湖南石化一家。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李天威此前曾表示，我国的化工企业有临海、临江、临湖等“三临”布局的特点，这跟化工产业用水量大，排水量大，原材料及产品运输方便有关。
多年来，长江沿岸化工企业密布，废水、废气、废渣排放污染问题突出，沿江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曾经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严重影响长江水环境水生态，透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在此背景下，2020年8月，岳阳市获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明确将破解“化工围江”难题列入示范区建设三大示范方向之一。
同年，岳阳市印发《岳阳市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方案》，要求对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化工生产企业开展风险评估，2020年重点关闭退出落后产能和安全环保不达标的化工生产企业，引导化工生产企业通过调结构搬迁到沿江1公里范围外的合规化工园区，鼓励企业跨区域异地迁建，坚定不移到2025年底完成搬迁改造任务。
最终，这项工作提前两年至2023年完成。“2023年年底完成搬迁以后，我们连续通过卫星图斑等各种方式，对沿江一公里范围内区域进行摸排，确保没有新增的化工企业，确实做到了沿江化工企业的清零。”岳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原材料与消费品工业科科长罗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艰难的“让路”
“生产”为“生态”让路的过程并不容易。
根据当时的风险评估结论，在岳阳市35家沿江化工企业中，19家市场前景好、产品技术含量高的生产企业搬迁进入合规化工园区，而另有16家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的企业则需要关闭退出。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卢奕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岳阳市通过工艺审查、危化品清单梳理，及梳理沿江环境敏感点（如水源保护区、居民区）分布数据等方式，识别沿江化工企业潜在风险源，督促其制定应急预案。通过应急预案、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划分企业安全环保风险等级，分级制定了管控方案。
“企业搬迁和关停动辄涉及上千人，如果处理得不完善，很容易给社会稳定带来风险，这是最头痛的问题。”罗吉说。
他提到，为提升企业家对“搬改关转”的配合度，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多次协调会。“那些可以进入合规的化工园区进行转型的企业，还好说一些。最为难的是一些本来就运转不畅、经营不好的企业，它们面临的是关停，很多人需要另谋生路。”
湖南省设置了专项资金，根据企业的设备拆除情况、员工情况，进行相应的补助。“如果企业配合我们尽快尽早搬迁改造，获得的资金支持额度会相对更多些。我们也支持关停企业的员工到合规园区就业，为他们找出路。虽然不能完全补平企业和个人遭受的损失，但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支持。”罗吉说。
此外，对于包括湖南石化在内的己内酰胺产业链转移这一个项目，岳阳市动用了债券等各种金融手段，拿出了110亿元的资金。“这是一个承担了很大压力，也很有魄力的行为，到现在这110亿元对于市财政还是一个很重的包袱。”罗吉表示。
对于企业来说，搬迁过程同样不易。2018年11月，湖南省与中国石化、岳阳市与原巴陵石化签署了己内酰胺产业链搬迁与升级转型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产业链搬迁工程。
湖南石化搬迁项目部三级协理员旷志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18年起，原巴陵石化就开始针对新园区的选址、技术方案等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论证。“选址需要根据危化品生产的特点、交通运输的条件、供电条件，以及产业链配套的下游企业进行讨论。此外，我们能够采用哪些新的技术，新设备目前在国内的制造能力如何，新原料能否在市场波动区间保证经济效益等，这些难点问题都经过了反复论证。”
搬迁必然给企业带来阵痛。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生态环境部原总工程师兼水生态环境司司长张波说，近几年沿江化工企业的集体搬离带来的启示是，生产活动需给河湖留出一定的缓冲距离。“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很多企业直接开在江边上，码头建得也比较随意。企业建起来了，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做出很大的贡献，相应地也就加快了城区建设和人口集聚，现在要退出成本就会比较高，代价也会比较大。”
此外，化工企业搬迁后的遗留污染土地治理，也同样艰难。遗留土地多含重金属或有机污染物，污染持久性长、治污成本高、清理难度大。卢奕良表示，岳阳市共有53个地块需在2027年年底前完成管控和修复任务，占全省治理任务的31.17％。“土地治理初步概算需要15亿元，目前主要困难是资金缺口较大，需积极争取国家‘两重’‘两新’项目支持。”
生态与生产同路“并行”
事实上，对于化工产业而言，厂区搬迁和绿色转型也是一条必须走的路。
旷志刚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不搬迁，将面临发展难题。“想在老园区拆除旧装置，重建新技术、新设备，从环境保护和安全的角度来说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企业的发展已经受限了，搬迁虽然是个挑战，但也是一个机遇。”罗凌宇也表示，在国家对排污等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果达不到要求，企业将会面临停产，所以必须进行技术的绿色升级。
在罗吉看来，搬迁的19家企业，借此机会实现了技术、装备和产品的升级，大部分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也有极个别的企业搬离以后损失很大，但是他们也积极寻求策略，找到相关的其他项目进行合作，组建了新的企业。”
搬迁后，湖南石化通过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同时实现了绿色化转型和产能提升。罗凌宇说，湖南石化在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减少50％、外排污水总量减少70％的基础上，园区的占地面积减少1/3、生产成本降低20％，己内酰胺年产能由过去的30万吨，翻倍提升至60万吨。
“化工企业如果想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等方向努力，这将成为一个生存与灭亡的问题。”罗吉说。
过去在讨论整治“化工围江”时，大家都会说起城市经济发展因此经历的阵痛。但罗吉表示，35家“搬改关转”的沿江化工企业，在全市两三百家石化企业的大盘子里，产生的经济损失并不算大。“此外，我们采取了‘先建后拆’原则，把企业的生产断档期压缩到最短。”
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吴传清看来，为破解“化工围江”难题，多省关停了一大批不符合安全环保要求的化工企业，“适当的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绿色技术创新，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实力，虽然可能短期内产值下滑，但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升经济韧性，有助于实现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
此外，岳阳市水利局副局长朱敬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沿江化工企业的迁址，岳阳市还对长江岸线进行了一系列修复工作，包括关停非法砂石码头、拆除和提质改造沿江码头泊位、关闭整改超标排污口、整治中心城区黑臭水体等。
“长江岳阳段共设置了5个国、省控水质考核断面，2018年之前还会出现Ⅲ类、Ⅳ类水质的情况，但现在已经连续7年保持Ⅱ类水质，江豚稳定栖息种群数量稳定在160余头。”卢奕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