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以来，胡安六次前往香港看电影，雷打不动地，每一次访港他都要前往油麻地电影中心巡访，看看有没有新片，买票坐进去，五年以来，作为一个常居长三角的人，他在香港的电影院里共集出八十多张电影票根。
“有机会能看到一些平常无法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我定是不会错过这种机会，”胡安这样说。
和胡安有同样想法的观众并不少，在中国电影爱好者聚集平台“豆瓣”、以及生活分享平台“小红书”上分享前往香港看电影的经验。“小红书”上的“香港电影”这个话题，被前往香港看电影的讨论所占领，截至目前有150多万条帖文，7.84亿浏览量。大部分帖文都在近半年产生。
电影从业者亦对BBC中文表示，行业内早已注意到今次大陆观众跨境看电影的热潮。
小红书上，甚至有影迷专门为跨境到香港看电影的影迷群体免费制作票夹，上面写着“乜大陆冇电影睇咩?”，背面则印刷一个巨大的“有”字，配合一些影射中国电影审核制度的“鬼才知道为啥要有特供情节的《诡才之道》”。
正反两面的自嘲来自长期流行于中国互联网的电影市场迷思。“乜大陆冇电影睇咩?”来自2023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则趣闻。当时，一个影迷在豆瓣上记录说，她丢失了港澳通行证，于是前往警署报案。警察问她来香港干什么，她说看电影。警察遂难以置信地问：“大陆没电影吗？”
这句质疑快速蹿红中国互联网，转载此条趣闻的微博帖文就收获近七万条点赞，“大陆没电影吗”这个词条至今依然存活，到今年7月还不断有新帖贡献到此词条下，嘲讽由于分级制度缺失、审核制度的长期存在所导致的中国电影市场萎缩——这个并不是体量不大，只是由于选择缺失而导致畸形坡脚的古怪市场。
还有票夹上写着中国导演娄烨提出的“二流观众——他们根本看不到应该看的东西”——这句话被文艺爱好者广泛引用，用以影射中国电影创作者在追求艺术表达和过审之间摇摆的境遇、审核制度以及分级制度缺失之下所导致的观众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今年中国在《哪吒2》上努力造势、多次延长其在映时间以争取更多票房以创造一个奇迹，这两年中国电影的票房依然大跌，整体票房非常平淡。
以中国影视行业比较注重的国庆档为例，据灯塔研究院数据，今年国庆档以18.35亿票房收官，日均票房2.3亿元，平均票价36.64元，近五年首次降至40元以下。从近十年的数据来看，今年国庆档票房仅高于2016年的15.9亿元和2022年的15亿元，与高峰期，即2019年的44.7亿元对比下滑明显——即便有经济背景不好的影响，亦难掩院线内容匮乏带来的票房疲软。
这几个票夹忠实反应了前往香港看电影的大陆影迷心情：他们希望在香港弥补在大陆影院所无法做到的自由观影以及更好的观影体验。
大陆院线电影的选择并不多
此前BBC中文就有报道，2019年初起，撤档就成了高悬在中国影视行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业内人士叫苦不迭，指审核制度从剧本立项即开始介入，公映许可证发放到最终上映更是层层加码，每一步审核关卡都越发严格。撤档、不过、再改，这些折磨整个影视行业的手法让中国本土的影视行业战战兢兢：画面不能有红色的血、不能有大量裸露画面、脏话需要剪掉、要去政治化。
中国影人制作影片送奖海外电影节亦难逃审核。
引进片的情况也并没有更好。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一个海外电影从制片发行公司选片、进口、到上银幕见观众之前同样需要经过审查、获得大陆电影公映许可证，即龙标——在配额制度下，中国电影局每年允许引进放映的进口片本就数量有限，影视公司、发行公司为了保障自己的收益，会在数量限制下优先引进叫座动作大片，这导致中国观众在电影院里能接触到的引进片种类就极为受限，还有一定概率是剪辑版。
审核制度贯穿在大陆放映的所有影视，即便是产于半个世纪前的老片依然难逃送今日之审核体系的命运。
2007年，斩获当年威尼斯影展最佳电影的三级片《色，戒》上映，和香港观众所看到的完整版相比，大陆公映版删去了7分钟裸露剧情。为了观看完整版《色，戒》，根据BBC中文当年消息记录，大批大陆观众在国庆黄金周期间涌向香港。
这样的跨境观影潮在20年后重回市场。
除了经典文艺片、如最近的大卫林奇常规放映、亚洲国际电影节放映之外，《鬼灭之刃》、《链锯人》等被大陆观众戏称为“不可能在中国上映”的商业片亦吸引很多中国观众专程前往香港观影。
今年8月起，在抖音、快手、微博、小红书上，分享如何在香港影院购票观看《鬼灭之刃》的贴文动辄收穫过千条互动。“去香港看更多电影、去看自己爱看的电影”逐渐成为部分中国观衆的共识。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吴国坤对BBC中文表示，这样的跨境观影活动在香港这座电影城市一直都有发生。对于大陆观众来说，影院的选择并不多，来香港参加电影节或者特别放映在跨境越来越便利的情况下会更为常见。这样的观影行为亦有利于反哺电影产业。
过去两年时间里，香港逐渐出现影院倒闭潮，小型放映空间亦在缩减。2021年，港府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引入国家安全的考量因素，《时代革命》、《忧郁之岛》等片亦因为这个考量无法在香港影院里与观众见面——但依然，对于苦大陆院线电影审核、配额制度之久的中国观众，香港依然是他们最近的热爱之选。
香港观影：选择，价格
在接受BBC中文采访的大陆跨境影迷、以及小红书的讨论帖子里，“有观影氛围”和“选择更多”是影迷最常强调的两点。
胡安说：“即使香港新的电检制度上路，香港能上映电影的种类、尺度都是中国内地电影院无法比拟的。即使考虑到我在内地参加过的那些节展，他们仍无法媲美香港电影节。比如许鞍华的《诗》，在中国的放映机会寥寥无几，即使同为内地电影，万玛才旦的遗作《雪豹》在香港电影节上映的应该仍是更接近导演意图的版本，字幕为繁体，观影时就能明显看出内地版本将会做哪些改动。”
此外，胡安多次强调他觉得香港发行和出品商在选片上“很有品味”，电影节俱乐部周末常规放映、电影策展都有不错的表现，对于影迷来说是很好的体验。
肖张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在学校期间，他五次专门为了看电影前往香港——一个小时的车程，对于他来说完全没有压力。他会挑选放映更集中的时间段前往香港，比如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或者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德国电影周、LGBT电影节、亚洲电影节或者法国电影周期间赶往香港。在他的印象里，哪怕是抵达影院后再打开购票窗口，也总会发现有他想要加入片单的新片上映——对于大陆观众来说，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自由电影海”。
“以前我专门去北京电影节，想去抢《悲情城市》，你加价找黄牛都抢不到，但在香港，人家每周都放映。还有许光汉的那个《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一个男同片，你都不能想象在大陆上映，更不要说在银幕上看，但你只要一到香港，买张票就进去看了，”肖张说，他回忆在一次入境过关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把他拦下填问卷调查，其中问到他来香港的原因是什么，选项中“参加文化消费、电影节等”，肖张说那种作为影迷“被看见、被赋权”的感觉无法比拟。
实际上，香港政府确实在推动发展电影旅游产业，根据地方媒体报道，在2019年和2024年，香港政府分别向电影发展基金注资10亿和14亿港元。
“爱看电影这件事居然是政府在支持，他们在认真干、很重视啊，”肖张觉得很惊讶，自嘲称自己在大陆看这些电影颇像“过街老鼠”：找不到片源、有“看盗版”的道德压力，还容易被另类眼光打量。
胡安说，在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他连续两年向主办方反映同一个问题，但至今仍未改善。他还曾多次遇到不专业的放映：上影节的一些场次在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延迟一小时放映，片方也没有任何解释。
肖张亦盛赞香港作为电影之都给影迷创造的观影空间。他很喜欢购买电影节周边，在香港，他不需要像在大陆一样先顾忌“这是否政治敏感”、“能否出街（佩戴出门）”，从帆布包到印章，专属于影迷世界的台词语录、海报、小像均有，每一个电影节展位和影院附近都有官方售卖——他笑称“总算没有版权压力在了”。
回忆此前在上海念本科时，肖张也曾奔波于上海国际电影节：但如今票价逐年上涨，如今均价已经在90元人民币以上还没有优惠；各个电影院之间相隔甚远，影迷需要花很大力气安排时间通勤赶场——这些在香港都并不存在。
“在香港买票，我都不说学生票20块钱有多么优惠，就算不是学生，大额购票也有可观力度优惠，这些我在大陆都不会遇见，在这里，你感到自己是一个平常影迷，而不是被市场虎视眈眈的韭菜，”肖张这样说。回忆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他购入18张电影票，折后仅花费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如果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这个价格仅够他购入五张电影票。
胡安还指出，他认为内地的院线和节展是个系统性的问题，供给侧无法提供好电影或者发现一次次被骗，自然观众就不想进电影院，影院赚不到钱电影院就会缺乏维护，观影体验就会越来越糟糕。
“人们确实有娱乐的需要，所在的环境让大家不太愿意考虑别人的感受。在中国电影院里看电影这件事情真的和新闻自由、审查制度、电影分级等一系列积重难返的问题相关，我对短期之内有什么改善不太抱希望。”
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肖张买了多张电影票赴港看电影
地下放映
其实在专程赶赴外地看电影之外，大陆影迷在疫情后面对并不多元的院线选择，逐渐有了另一种选择：地下放映。具体表现为一个地区的影迷聚集起来，十几人到上百人不止，他们聚集在咖啡店等公共空间、甚至和地方影院进行合作，小范围播放大家喜爱、且在大陆院线难以播出的影片，比如谢晋导演的《芙蓉镇》、娄烨导演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小津安二郎导演的《东京物语》等。
胡安亦对BBC中文表示，疫情期间，他也有参加一些观影团的活动，自己也曾组织过观影团，疫情期间曾有小范围播放《诗人》、《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之类。
最初，这些小观影团氛围极好，大家互相用热情带动、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胡安来说，这些小范围的观影活动给一些无法在大陆发行的电影一个见到更多观众的机会，对于观众来说也很必要——如果没有这些观影团的存在，观众们只能在当季并不多的热门电影中选择自己并不那么想看的片子。
这些电影爱好者自留地亦让胡安结实志同道合的朋友，哪怕是观影团活动结束之后，他们依然保留了良好的关系往来。
“这些朋友让我更了解电影，带我更了解电影史和影史上的那些重要导演，能和他们一起讨论电影，我觉得我确实运气不错，”胡安这样说。
但不久后胡安意识到这些小范围观影团缺乏管理且“乌烟瘴气”，君子游戏终难长久。胡安回忆，曾有同行将小观影团行为举报到电影局，互相扯皮：一些人指出某个观影团虚假宣传、 拒不退款；一些人指出某个团团长为人不行。
更之后，商业行为开始涌入，各个观影团之间开始利用不同的周边、或者赠予的周边数量来吸引观众，这背弃了观影团同好交流分享的初衷。此外，艺术联盟放映站的地方站长、或者imax粉丝团的团长等竞争去和更接近行业的“核心人士”社交，尝试去获得更多正版周边——这样的竞争让他觉得有些厌倦。
“但不论如何，这样的观影团仍然集中在一、二线大城市，以及观影团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胡安这样回应。
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建有电影资料馆，常规放映修复片，对于很多大陆影迷来说，这是不可或缺的日常“精神补给”。
肖张也在这些资料馆的粉丝群里，他极为经常看到管理员要求“不允许出票给其他人”、“仅限本人”参与等，强调不允许外宾出现、也不允许在社交平台公开放映关键信息“如组织方”。
肖张笑说：“放电影搞得像地下党接头。”
但值得注意的是，哪怕是这样小规模、小心翼翼的观影放映活动，依然非常限定于资深影迷之间，为了规避审核、逃避“被查”，普通民众非常难以得知这些放映信息，放映方也对普通观众持有怀疑态度。即便仅在一线城市才有像样、成规模的地下放映，这些影迷群的身分审查依然长期存在——即便是为了避免被举报。
那么对于更多大陆影迷来说，去香港直接购票看电影，是难以被取代的、更自然的选择。
但对于香港来说，《国安法》的出台对于放映来说也是震摄——关于本地、中国持有批评意味的影片亦难再进入影院，观众可以在影院看到关于全世界所有政体的议论、纪录、对暴行暴政的控诉、对恶政的批评，但唯独不会看到关于本地的讨论。这种晦涩隐忍的态度亦逐渐蔓延到香港影院。
2019年之后，纪录“反送中”游行的影像资料颇多，亦吸引大量大陆游客观看——只是和大陆场景相似，这些影片亦只能通过地下小规模放映的形式与观众见面。近六年来，香港的审核制度逐渐加强，昔日轻易能租到的放映场地变得稀少，关于这些影像资料的放映从地下转为更地下，甚至绝迹。
为什么需要影院观影？
吴国坤指出，香港在70年代时即有一些非官方的民间放映、观影组织出现，后来逐渐演变为电影制作小组等，他们去拍摄了一些独立电影，拿去参加电影节，这在当时是一股风潮，吴宇森导演亦曾参与这些非官方组织——对于香港来说，这些放映会极大促进了本地的电影发展。
吴国坤还提出，在影院观影的体验对于影迷来说是无可替代的。这不仅是一个无干扰的电影欣赏环境，观众可以完全进入电影的世界。如今，影院还提供了一个体验式的过程，让影迷完成了从个人到集体的转化过程，一个人进入集体参与了观影活动，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离开自己的手机、电脑屏幕，重新回到大众的机会。
胡安也表示，如果是在家看电影，自己会忍不住去按暂停、然后去做点别的事情。但是在影院里，播放这个行为无法被打断，精彩的电影一次性放完，他能感受到电影制作人的心路历程和脉搏。
肖张会去影院再看一遍自己看过的经典电影，因为“银幕的感觉是没办法被替代的”。他还认为，影院这个空间本身对于影迷来说就是一个“神龛”，只有在一个尊重电影的地方，才能不断吸引热爱电影的人加入、来来往往。
他曾在香港电影节期间遇到许久未见的朋友，收到别的陌生影迷的小礼物馈赠。
他记得一次在百老汇电影中心，一个白发长者坐在他旁边的座位看了不到20分钟就离开了。散场时他在门口再次遇到了这个长者。
“我才知道他可能是坐在楼梯上、或者站在门口看完了全场，因为再走进来就要打扰到别的观众了。在影院，你能感受到大家在互相尊重，这种感觉是无法比拟的，”肖张这样说。
此外，肖张明显感到在香港的观众普遍更“尊重银幕”。迟到、接电话、睡觉、摄屏等常见于大陆影院的行为在香港甚少出现。
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位于上海的观众都会被遭遇“出警”事件的影院素质震惊：有观众将咖啡直接倒在迟到观众头上，还有人因为有人小声交流而去肉搏“教训”对方——胡安曾多次遇到不文明观影、以及为了制止不文明观影行为而大打出手、最终亦影响全场观众的行为。
“在香港看电影也不是完全不会碰到不文明行为，一来会有工作人员主动纸质，二来我没碰到大声出警的情况，我碰到唯一一次是有人狂拍前面的人凳子，叫他不要看手机了，”胡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