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运动开始，进步就成为西方的世俗信条。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始终秉持这样的信念：未来必将超越当下，正如当前超越过去。这种乐观的信念不仅仅体现在文化或制度方面，更是全方位的：一切都会更好。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中，损失无处容身。#观点 如果政治继续承诺无止境的改善，它将助长幻灭情绪，并增强那些因期望落空而蓬勃发展的民粹主义。但是，如果民主国家学会表达一种更加矛盾的叙事——一种承认损失、直面脆弱、重新定义进步和追求复原力的叙事——它们反而能获得新生。https://t.co/5kyteJTucr
—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chinese) October 17, 2025
到了今天，这种文明信仰正受到严重威胁。在欧洲和美国，损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状况。它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塑造集体视野，渗透到政治、知识和日常生活的主流中。问题不再是能否避免损失，而是那些将想象力牢牢系于“更好”和“更多”的社会，是否能够学会承受“更少”和“更糟”。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21世纪的发展轨迹。
最触目惊心的是环境方面的损失。气温上升、极端天气、栖息地消失以及整片区域的毁灭，都在侵蚀着人类和万物的生活条件。比目前的破坏更具威胁性的，是对未来浩劫的预期——这种情绪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气候悲伤”。此外，减排策略本身也会带来损失：我们必须告别20世纪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曾被誉为现代进步的标志。
经济的变化也带来了损失。曾经因繁荣而闻名的整片区域——美国的锈带、英格兰北部煤田、法国小镇、德国东部——现在都陷入了衰退。20世纪中期那种向上流动似乎是自然规律的乐观情绪，已被证明是历史的特例而非常态。事实证明，那只是一段历史插曲。去工业化和全球竞争将社会分裂为赢家和输家，大部分中产阶级正目睹自身的安全感不断消逝。
与此同时，欧洲已经成为一个老龄化的大陆。人口结构变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退休年龄，而年轻群体的比例继续萎缩。随着活力感的丧失，很大一部分人——以及他们的家庭——面临着深切的失落体验。一些人口锐减的农村地区已经成为老年人的据点。
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公共基础设施普遍衰弱。美国的教育系统、英国的医疗服务和德国的交通网络都承受着压力，这引发了人们对自由民主制度维持自身能力的怀疑。住房短缺和荒唐的价格机制——尤其是在大都市地区——让大部分中产阶级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和对社会地位下滑的恐惧。
然后是地缘政治的倒退。冷战结束后，人们曾期待自由民主与全球化将势不可挡地推进，但这一预期已然破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国的威权主义自信以及多边机构的退缩，都表明曾经被认为不可逆转的自由秩序正在受到侵蚀。一种历史逆转的感觉隐约出现：取代持续民主化进程的，是竞争与暴力的卷土重来。这也是一种损失，不是物质财富的损失，而是信心和安全感的损失。
当然，损失对现代社会来说并不新鲜。然而，它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因为现代精神假定的是活力与进步。现代世俗的进步宗教倾向于排斥损失。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都以不断创新和增长为前提；自由主义政治承诺不断提升的福祉；中产阶级的生活建立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我实现的扩展期望之上。现代社会的理想是从不失去。这种否认正是西方现代性的根本谎言。
然而，这种隐瞒已经不可能了。损失成倍增加并引发关注，而对进步的信心正在动摇。一旦社会不再相信未来必然会更好，损失就会变得更加严重。谁也不能保证它们只是短暂的插曲；很快，它们开始变得不可逆转。这构成了当今危机的基础。由于损失的体验与永无止境进步的现代承诺相矛盾，普遍的怨愤情绪随之蔓延。
在这种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不难理解。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民粹主义政治都在利用人们对衰退的恐惧，并承诺复兴：“夺回控制权”或“让美国再次伟大”。民粹主义引导人们对已消失之物的愤怒，但只提供复苏的幻想。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应对损失？除了民粹主义政治和对进步的天真信念之外，是否存在其他选择？
一个答案是有复原力的政治。这种策略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虽然负面事件无法避免，但相对的保护是可能的。其目标是加强社会韧性，减少其脆弱性——加强卫生系统、保障全球安全、稳定住房市场、捍卫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复原力政治接受损失，但力求让社会至少能规避部分损失。
第二种策略是将损失重估为潜在收益。特别是在生态领域，出现了一种新观点——某些损失可能会带来解放而不是贫困。化石燃料驱动的生活方式究竟是真正的进步，还是伪装成进步的毁灭死胡同？放弃这种生活方式会不会带来更丰富、更少狂热、更可持续的生活形态？在这里并非否定进步，而是重新定义进步，将其转移到幸福和可持续性的新坐标中。
第三个策略涉及西方社会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关系。如果经济和生态损失主要在穷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边缘人等特定群体中积累，而其他群体安然无恙，就会产生深刻的问题。为了公平起见，对收益和损失进行重新分配是必要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项政治任务。
即便如此，复原力、重新定义和再分配并不能完全消除损失。工业现代化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质化的中产阶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可能回到气候变化之前的世界，也不可能回到上世纪90年代西方主导的单极秩序。
那么，必须有一个最后的策略：承认和融合。借鉴心理疗法理论，这种方法认为既不应该否认损失，也不应该将其绝对化。否认会产生压抑和怨恨；执着则会令人无能为力。整合意味着将损失编织到个人的生活故事和集体的叙述中，让它变得可以忍受，而不是轻视它。
对自由民主制来说，其影响是决定性的。如果政治继续承诺无止境的改善，它将助长幻灭情绪，并增强那些因期望落空而蓬勃发展的民粹主义。但是，如果民主国家学会表达一种更加矛盾的叙事——一种承认损失、直面脆弱、重新定义进步和追求复原力的叙事——它们反而能获得新生。
睁大眼睛直面真相，接受脆弱，并将损失纳入民主的想象，实际上可能是民主活力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曾经梦想着消除损失，现在就必须学会与之共存。如果我们成功了，就标志着我们向成熟迈进了一步。这可能会成为一种更深层次的进步。
